李大同：懷念老徐

【原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徐祝慶，因病醫治無效，於2022年元月6日凌晨4時25分在北京去世。徐先生千古！】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經轉移；所以今晨聽到老徐去世消息並不意外。心裡祝願他走好。

老徐是個好人。

老徐和我前後腳進入報社。他是復旦大學中文系67屆的老大學生，1978年10月報社復刊前，從人民日報調過來的；我則是1979年7月進入，是報社復刊後招聘的第一批駐站記者。老徐在本報退休，我也一樣，等於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同事。

記得老徐先是在經濟部當編輯，然後很快成為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我則是在地方記者、機動記者和編輯的軌跡上，兩人幾乎沒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後來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輕同仁很有些畏懼他。李方曾經說過一個貌似笑話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湊巧電梯里只有老徐和他，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老徐搭訕，氣氛瞬間有些尷尬，電梯運行時間顯得格外長。李方終於忍耐不住了，沒頭沒腦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一臉狐疑。這個場景讓我們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來大約是1984年，這時老徐已經是副總編輯，分管科學部。我則客串科學記者，為科學部打工。這一年電腦的漢語拼音輸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電腦天才林才松與漢語拼音的發明者周有光先生聯袂完成的。我進入采訪，費了牛勁兒，才算基本搞懂關於電腦的基本知識，周有光先生關於要害是“詞輸入”的講解真是深入淺出。

盛夏，那時連電扇還買不起，我大汗淋漓窩在家裡寫這篇報道，及至最終完成時已經超過萬字。這是我的第二篇萬字長稿。第一篇萬字報道是鍾沛璋任總編輯，老鍾在簽發稿件時有一句留言，“請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見那時文字還不夠成熟。這篇稿件寫作時我感到比較自如了，最後一節甚至產生了節奏感。不過這麼長的稿件通過率甚低，因為題材和文字都得壓得住一個整版。

稿件送老徐過審，沒過一個小時辦公室就把稿件送回來了，老徐已經簽發，發稿單上啥批示都沒有，翻開看，竟然一個字的改動、刪節都沒有。這麼輕易一稿過關是我沒想到的，很不好意思，於是在送工廠發排前自己又仔細修改了一遍，刪去一千多字。稿件迅速在一版頭條發表。這麼多年過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稱，這是記錄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輸入法上重要貢獻的唯一一篇詳細報道。

1985年，我開始擔任科學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頂頭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們開始熟悉起來。1986年9月末，我們開始了一場極大的冒險，將“11位大企業負責人對當代青年知識分子做出基本否定評價”作為一版頭條消息發表了。這條報道引起青年知識分子極大的不滿和反彈，反彈意見我們同樣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識分子與青年知識分子兩軍對壘的輿論局面。下一步怎麼辦？只有摸着石頭過河，開始隔空對話。第一組對話文章按慣例放在一版，後續轉二版。對話欄目需要有個欄題，老徐建議叫“關於知識分子之我見”。晚上我將改定小樣送總編室夜班時，覺得老徐的欄題不夠打眼，於是給夜班留條，說老徐的欄題是什麼，我建議用“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擬的欄題，自然，這是請示老徐後的結果。

我和老徐都沒有想到，這場大討論竟然持續了100天，並且始終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國巨大的反響和高度關注，甚至人民日報在討論進行到一半時也發出專論予以肯定。這期間的每一篇對話稿都是我編好後送老徐審後發排，在他辦公室，我對他想刪掉的每一句話討價還價，他想更穩妥一些，我則想更有鋒芒和沖擊力，最後我們總是互相妥協。

這場貨真價實的對話，從一開始的互相不理解和指責，到各自反思自身的弱點，再到共同思考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涉及到了關於知識分子幾乎所有方面的問題，潛台詞當然是要大力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

但86年年底，政治氛圍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甚囂塵上。我們馬不停蹄地加快刊發節奏，由原來兩天一期改為一天一期，終於，在12月30日，對話錄刊出了最後一期——這是這一天一版上，本報唯一的新聞產品，其他均為新華社通稿，其中一條是《北師大少數學生違法遊行有人煽動》；還有一條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對話錄最後一篇仍在強調知識分子要有科學精神和獨立的科學品格。版面語言已經不合時宜地顯示衝突。

半個月後，胡耀邦被迫辭職。那叫黑雲壓城啊，有高官說“對話錄壞透了！”報社按上方指令，將對話錄所有文章復製成三套材料，分送中宣部和團中央審查，看起來在劫難逃，我只能坐以待戮。又過了兩個多月，有關方面下發的《報刊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集》裡，經查閱，本報竟沒有一條入選。很快聽到兄弟報社喊冤，說比起中青報的“自由化”，我們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笑死我們。雞蛋裡沒有挑出骨頭來，老徐把關有方，否則我大概率會栽進去。

20年後，在一次社慶茶話會上，老徐感慨地說：“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就是放到今天也不過時。”今年已經是對話錄35周年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聊天時，聽我說當年關於對話錄有一個壓箱底的詳細記錄，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後，一位快八十歲的四川老編輯說，我沒看幾頁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幾次發熱流淚„„這些討論，今天也發不出來！

1987年年初，老徐開始任總編輯。我轉任學校教育部主任。上任頭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門同事去參加國家教委全國工作會議的新聞發布會，回來後我問有什麼新聞，答曰教委說不要發任何報道。到場記者們生氣，問那叫我們過來干啥？回答說你們可以報道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

我一聽就火了，寫言論罵他！我立刻抓起電話向老徐匯報此事，說要寫一篇言論批教委。如果換一個總編輯，多半會讓我不要沒事惹事，可老徐只是遲疑了一下，“說些什麼呢？”我說寫好你看。言論中我援引了剛剛結束的十三大閉幕式上，趙紫陽總書記面對一群國外記者，把酒縱論天下事，毫無躲閃與做作，展示了中國政壇新風的例子，痛批“國務院某部門”的僵化與保守，標題就叫《不許發布新聞的新聞發布會》。老徐認真看過稿子，改了一兩處，簽發，第二天竟在一版顯著位置刊登。

原以為教委會打上門來問罪，沒想到過了幾天沒動靜，反倒有不少國務院部委打電話來問是不是在批評他們。又有一天，總編室的同事告訴我，一個“革命家”級的老同志受某部長之請，來問究竟批的哪個部門。原來紫陽總書記看了這篇評論，說“是哪個部門，查一下。”我說怎麼教委沒打上門來。

與國家教委的正面衝突，發生在1988年4月。這一年年初，學校部獲得一個線索，中國人民大學布告欄上，出現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人大的教育管理體制和學校決策的民主程序提出尖銳批評。我立即請記者部支援一個文教記者，再加上兩個部門編輯共同采訪。采訪前主題我已經很明確，這是一個權力體制問題，是中國的“官場病”。結果第一稿出來後，被這個文教記者寫成什麼學校的競爭機制問題。我當即槍斃。這位記者不服，要求分管副總編輯裁決，結果這位副總不發表意見，直接把稿件上交給老徐。那天我上班剛進辦公室不久，老徐就拿着這摞稿件進來了。我問他“看了？”老徐把稿子扔在桌上，吐出四個字“不知所云！”

我請記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門兩位同事二次采訪寫作。前後折騰了四個月，我終於拿着萬字小樣在編前會上得意洋洋地說，“這篇東西已經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過去仔細看過，點頭認可。第二天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刊出《傾斜的金字塔》。據傳人大每個班因為只有一份本報，由一個同學朗讀，大家靜聽。一位微信群友、當年正在人大讀研，說這篇報道“把我們轟得靈魂出竅。”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面調查披露行政權力如何膨脹、擠壓教育的重頭報道。人大校方當然氣急敗壞，因為記者之一正是人大畢業。真正震怒的，應該是國家教委主要負責人，因為報道中說，當大學校長們抱怨學校自主權太小時，這位“主要負責人”不以為然地問，“你們要什麼權？”這等於點名批評了。

不知道教委是怎樣與本報上級團中央交涉的。見報當天晚上，報社值班副總編輯接到團中央分管書記的電話，嚴令報社今後所有涉及國家教委的報道，必須事先經過教委審稿。這報紙還怎麼辦？

第二天，老徐看了電話記錄，據說“臉色鐵青”地立刻給團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說了什麼，總之我在任學校部主任期間，沒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審稿。大概在老徐的強硬態度下，事情不了了之。老徐把壓力扛住了，沒有向下傳導。

由於密切的工作往來，共同語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間建立起一種近似朋友的關係。我們兩人的辦公室都在六層，老徐經常踱進來，一起抽支煙，聊聊有什麼好書甚至有什麼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鬆，幾乎無話不聊。我真沒把他當作是報社的頂頭大咖。這一年我被任命為學校部主任兼科學部主任，據說是報史上的唯一雙部門主任，這當然表明了老徐對我的高度信任。

然而1989年4月15日，耀邦突然含冤去世，引發了一場世界級的政治風波。4月22日，在參加耀邦追悼會那天，我站在人大會堂東門大門里，望着廣場黑壓壓的十幾萬自發前來悼念耀邦的大學生，還有東門外階梯底部整整三排長達百米的軍人，百感交集。

遇上了老總編輯鍾沛璋，老鍾臉漲得通紅，氣憤地用拐杖敲地，大聲說，“怎麼能這樣對待學生？當年國民黨就這樣對待我們！”而對我刺激最強烈的，是那條白底黑字的橫幅，上面墨跡淋淋寫着“新聞要說真話！”我清楚知道世界級新聞正發生在我眼前，這將是全世界主要報紙明天的頭版新聞，而我們將一個字都不能報道，仿佛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天晚上，幾十個編輯記者沒有回家，都在等待我們幾個部門主任與總編輯們的交涉，我們強烈要求報道今天的廣場，否則我們這一代新聞人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一直到晚上十點多，老徐終於鬆口妥協，“先把稿件准備好吧！”

眾人鬆了一口氣，按我的要求，當天在廣場的人每人提供一條細節給我，我總其成為一篇廣場特寫。稿件很快完成，標題就叫“悲痛、冷靜、理智”，這已經是在最大程度規避政治風險，並且告訴大學生應保持的態度。

到夜裡12點多，經與人民日報夜班對表，明天廣場一個字都不能報。卸任老總王石從老徐辦公室出來，對我們搖頭，雙眼通紅。

然而事件在急速發酵，4.26社論、4.27大遊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接踵而來。5月初，一位部門主任動議，本報全體部主任總辭職以示抗議新聞管制。我當然不同意，因為再清楚不過，這不是一家報社的問題，是整個新聞體制的問題，徒然給本報老總增加壓力有害無益，我們應該尋求與中央主管新聞的領導對話。我的提議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對話的信件，考慮到如果僅是本報編輯記者的行為，將會給老徐出難題，還不如擴大為首都新聞界的集體行為。因此對話信件打印多份迅速送往北京各大新聞單位徵集簽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氣沖沖進到我的辦公室，關上門後大聲說：“你幼稚嘛！常委怎麼可能跟你們對話？！”

幼稚？我也來了氣，回說：“平常當然不可能，但現在可能！”

“為什麼？”老徐怒問。

“因為他們需要！”我吼道。

這是我們倆第一次發生當面衝突，談不攏，老徐摔門而去。

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5月9日，我帶着首都1013名編輯記者簽名的對話信件，和同事們一起前往中國記協遞交。我提前一天給記協打電話告知，我們明天將去遞交對話信件，希望有一位領導接收一下，收下信件我們就離開。誰想到到記協所在的西交民巷路口時，大批外國記者已在等候，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膠片攝影機也在等候，攝影師一邊拍一邊說“我也要簽名”。而記協大廳里，早已擺好了新聞發布會的架勢，兩位書記親自接待。我無奈當場宣讀了對話信件。

5月10日，北京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所有大報，都在一版刊登了這條消息；《經濟日報》在一版頭條刊登現場特寫報道；《科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信件全文；《中國日報》一版刊登了大幅現場照片；甚至當天的《參考消息》，也在一版頭條刊登對此事的外媒報道，可見中國媒體的人心所向。提出對話本身已經構成國內外重大新聞。

既定方針是按合法程序走。我們有權提出要求，對方是否接受是他們的權利。根據以往的政治經驗，接受對話要求的概率甚小。然而經驗總是會過時的。

5月11日中午，我進到辦公室，發現桌上有個大紙條，上寫：“大同，今天下午有關部門領導同志來報社聽取意見，請你務必出席。徐祝慶”。

誰會這麼快來啊？我猜是中宣部長王忍之。直到下午一點，才知道來人是中央主管新聞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太出乎意料了。

進到會議室時，人已經坐滿甚至靠牆站滿，會議室外也人頭涌涌，但在啟立對面，給我空出了座位，這是讓我做主要發言的意思。

儘管沒有時間准備，我那天還是超水平發揮。對話長達三四個小時，我們直白坦率，啟立給予非常積極的回應，甚至當場承諾，“中央將立即開始關於新聞體制改革決定的起草工作”，他指着我說，“你們這些同志都要參加。”

這次對話可以說非常成功。這是中共建政後，基層與最高層之間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對話。後來啟立秘書張宏遵先生告訴我，對話結束後在回去的車上，啟立高興地說，誰說和基層同志不能對話！對話的錄音帶曾送給耀邦夫人李昭聽，李昭聽完後說，青年報的人可真敢說話！

老徐也對對話結果非常滿意，主動說，“今天的對話消息我來寫！”

然而風雲突變，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惡化了局勢，社會激憤情緒被進一步點燃。報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為體制代表，一時陷入編輯記者的空前孤立中。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所有的桌子都擠得滿滿的，唯獨食堂中心的一張大圓桌，只有老徐和小女兒兩人，沒有一個人坐到這張桌旁。這場景實在是觸目驚心，我看不下去了。

我打完飯，徑直走到老徐身邊坐下，和他說話。我驚訝地看到，老徐雙眼頓時充滿眼淚，馬上就要滾落下來，他甚至無法抬頭看我。見我這個“群眾領袖”坐過來，這張桌子很快坐滿，老徐慢慢平靜下來。這是我在報社生涯中最沒齒難忘的一幕：一個全國性大報的總編輯，在上面和下面的雙重壓力下，近乎崩潰！

風波落定。政治清洗開始。儘管對話活動嚴格遵循了法定程序，按當時的中央文件免於追究，但還是有一個常委領銜的“中央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單獨下文，定性對話活動“為動亂推波助瀾”，要求給這場對話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給與處分。

儘管黨中央接受了對話請求，並且對話圓滿成功，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天，老徐跟我的談話記憶猶新，先是給我看了“小組”的定性文件，然後，老徐攤開筆記本一字一句地讀，原來他已經寫好必須說的話，基本重複小組文件，多一個字也沒有。我聽完表示不接受，將依黨章規定程序申述。自然，這類申述從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紙面程序而已。

自此開始賦閒，大量閱讀。眨眼四年多過去，報紙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兩塊版沒人要，終於想起還有一個八十年代的大編閒着，問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條，閒得蛋疼，我還是要了，辦不下去再說。

沒有任何一家大報會這樣做，把兩個整版交給一個編輯就不管了，你想登什麼就登什麼。直至創刊號問世前兩三天，老徐才給我打電話問：“你那個版叫什麼名兒呀？”我剛好想出來，說叫“冰點”。老徐一聽就笑了，“別的呢？”我說就這一個。老徐說，你總得給我幾個可以選吧？我說就這一個，沒的選。

1995年元月5日，《冰點》特稿版就這樣登台亮相了。開山之作是報道北京僅剩的7位掏糞工，題材不能再“冰”了，卻鬼使神差一炮打響。過了個把月，老徐跟我說，好幾家報社老總給他打電話，問《冰點》這個點子是怎麼想出來的，真好。“我真沒想到讀者這麼快就接受了冰點這個怪異的名字。”他說。

說來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線以後，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自由，我直接對總編輯負責，總編輯只看大樣，真是想登什麼就登什麼，大部分時間老總看完大樣即直接付印。而只要覺得有些問題，老徐總是自己拿着大樣來找我，一邊商量一邊刪改。

1998年報紙又一次改版，這次簡單直接，每周給我四個版，愛登什麼就登什麼。我則毫不猶豫地將其中三塊版辦成言論版，這是中國媒體的最大短板——嚴重缺乏編輯部意見。

我跟老徐說我將每天刊出一篇《冰點時評》。老徐是搞言論出身，深知言論難寫，他猶疑不定地說，“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說得每天有，“要不怎麼能叫時評呢？”

《冰點時評》又是連滾帶爬地堅持住，一年干出150多篇。其中引起重大社會反應的有多篇，譬如《國旗為誰而降》，直接批評國旗只為去世的國家領導人降半旗，並不符合《國旗法》的規定；德國一列客車失事，德國即全國降半旗為死難者致哀，中國何時能為普通人降半旗？結果不久就發生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三位記者遇難。很快，中國就宣布為這三個記者降半旗致哀。這是49年以來第一次為平民降旗，顯系評論起了作用。

一個省報評論部主任給我來信，說他一篇評論被總編輯槍斃，他問老總應該怎麼改，老總回答說，好好看看《冰點時評》怎麼寫。當然也會惹禍，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給我看，一看是某政治局常委對一篇時評的批示。我沒看出是啥意思沒當回事兒。過兩天老徐見我說，你的檢查呢？我懵了，啥事兒需要檢查呀？常委的批示呀！原來只要是常委的批示，必須給中辦上報處理結果。我只好寫了一份“檢查”，老徐一看，說這叫檢查嗎？你這是辯護。算了，我來寫吧！

我又躲過一劫。

故事還有很多，一言難盡，點到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終於到了退休年齡，即將卸甲歸田。我們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報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館，集資擺酒為老徐餞行。誰也沒有想到老徐是有備而來。

老徐正色說，今天這個場合，我要首先對在八九風波後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表示道歉。舉座皆驚，對一個大報總編輯來說，這樣的話在私下場合都不容易說出，何況公開道歉。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道歉而染上了一層悲壯色彩，有人喝高了。有在場同事後來說，老徐的這個公開道歉反映出他真實的思想底色，為他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完美句號。信哉斯言。

中國青年報1978年10月復刊後，迅速煥發青春，進入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先後由鍾沛璋、王石和徐祝慶掌舵，前赴後繼，大約持續了25年。老鍾主政時發表了“小廚師批評商業部長”的震動全國的報道，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打電話責問，這麼大的事兒為何不事先向書記處匯報？老鍾平靜回答：“你們不知道為好。”王石主政時發表了青海高乾子弟楊曉民一案，受到“某老”無理指責，被迫寫檢討，他跟我說，寫不出來，“頭暈腦脹，屁滾尿流”。最後還是老徐捉刀為他寫完檢查。王石此時距退休年齡還有8年，但他義無反顧辭去總編輯職務，不伺候了。老徐接任報社一把手職務達17年之久，可謂空前絕後，任內經歷了八九風波，千鈞重壓，如履薄冰，最後還是不辱使命，光榮退役。

2004年12月，報社領導層發生地震，時任總編輯李學謙去職，從人民日報社調來李而亮任總編輯。他是一個經典的黨報文化訓練出來的人，很快就與中青報文化發生了根本性衝突。這年8月，李而亮精心炮製了一份中青報編輯記者管理條例，核心條款是：上級領導機關表揚，編輯記者就有賞；上級領導機關批評，編輯記者就要挨罰。這等於是徹底取消中青報的輿論監督功能，最終使中青報變為一家奴才報。8月15日，我在報社內部網上發表了我對這份管理條例的抗訴長文。長文立即被轉到外網，引起強烈關注。人民日報老社長胡績偉前輩親筆來信，告訴我人民日報老同志都看了，非常高興，堅決支持你。

老徐儘管退休了，仍按習慣每天上班。這天我倆在走廊相遇，我問他看了抗訴沒有。“看了，”老徐說，“他搞不成了！”

此時老徐還是全國記協主席團成員，一天去記協開會回來，馬上到我的辦公室來，說是中間休息時，各大報總編輯把他圍起來，紛紛打聽抗訴結果如何，人民日報總編輯乾脆就說李而亮簡直是個二愣子，怎麼可以在中青報搞這套上不了台面的東西。僅僅一天，這份管理條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廢。

2006年1月26日，終於發生了勒令《冰點》停刊事件。此事表面上看是因為刊登了袁偉時教授批評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文章，而實際上是一場處心積慮很長時間的陰謀，因為早在12月下旬，報社幾個領導都被叫到團中央去，告知“冰點團中央扛不住了”。而他們動手的當天上午，首都各大媒體都已提前傳達禁令，不許報道冰點停刊消息。只有我們自己被蒙在鼓裡，下午還在認真組版明日冰點。晚六點多，有外媒記者電話來核實消息，我才覺得可能出事了。晚7點半，向我正式傳達停刊指令。

我立即在網上公開抗議，構成重大國際新聞。春節過後，團中央書記周強罕見帶着兩位部長到報社現場辦公。我去老徐的辦公室，問他有何判斷，“他們是想來硬的還是來軟的？”

“來軟的。”老徐想了一下說。

2月16號，沒有經過任何所謂“整頓”，報社社長向我宣布，《冰點》將在3月1日復刊。我作為主編去職。這次是提前6年結束了職業生涯。晚上回到家裡，有外國記者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外交部發言人和國務院新聞辦，剛剛都發布了《冰點》即將復刊的消息。一場官方鬧劇，一個月就收場了。我個人相信，這是來自最高層的妥協。

再次賦閒，很少去報社了。但還有老習慣，買到一些國內看不到的書，譬如張戎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邱會作、吳法憲回憶錄等，我還是專門去了一趟報社給老徐送書。老徐看完後對我說：“觀點如何可以討論；檔案材料觸目驚心。”後來又有一次老徐給我帶話，說人大新聞系前輩教授甘惜分聽說我出了一本新書，向他要書，老徐說我也沒有啊，囑我務必給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報社給老徐送書，惜乎不在，只好請辦公室轉交。從此再也沒有見面了。

如今故人已乘黃鶴去。我們這些部下也垂垂老矣。回首經年，新聞理想主義，如今安在否？

謹以這些回憶為老徐送行。一拜再拜。

2022.1.6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