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法家和縱橫家不聞有攻擊名家之舉，把名家的衰亡也算在法家和縱橫家的頭上，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人才有限，人才鴻溶於某一流，其他流就會趨於枯歇，見機晚者，不免為涸轍之鮒。用法家之言與縱橫家之策干諸侯，既可以白衣而至將相，人才大都湧入法家與縱橫家之流自在意料之中。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法家代表人物都源於名家，而名家代表人物如惠施、如公孫龍子，也都直接參與政治和外交活動，皆證明此假設其實不假。

就這種意義而言，不僅名家亡於法家和縱橫家，儒、墨等其他流派的式微，也皆同法家和縱橫家的興旺不無關係。比如，荀子之學本以儒為宗，而漸去儒。學兼名、法的韓非為荀子之弟子，即其證。雖無學術著作傳世，而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言行兼法與縱橫的李斯，亦出荀子之門，是又一證。

儒家雖不興於先秦，卻興於漢，且一興而越兩千年不衰，其影響更延及外邦而至令今世有超越中國的儒家文化區之說，這一點，則為道、法、名、縱橫等各家所遠不能及。故談中國文化，鮮有不從儒家談起者。柞里子雖敢於不從眾，也不能忽略而不言及之。

但凡談儒，大抵從孔子談起，繼之以孟子，因而時至今日儒家與孔孟之道幾成等同語。實則原本並不盡然。比如，孔子曾對弟子子夏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對“小人”口誅筆伐不遺餘力，“小人”而可以為“儒”，足見孔子絕不以儒為己有。（有人將此“儒”字解釋為“老師”，不敢苟同。說見下文）不過，孔子不自視為“儒”，不等於別人也這樣看。比如，與孔子同時的晏子，就直以“儒”視孔子。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而兼以“儒”自居者，大約自孟子始。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是直以“儒”稱孔子的學術。“墨”指墨子，見前，此不復贅。“楊”指楊朱，“楊”亦作“陽”，未知孰是。楊子主利己，墨子主兼愛，二說爭鋒相對。“逃墨必歸於楊”，或可以物極必反解之。“逃楊必歸於儒”之說，則不知何據。不過，雖有晏子、孟子之流視孔子學派為“儒”，這種觀點在先秦未見得為人所共識。比如，《莊子》就不用“儒”，而以“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稱孔子之徒。

孔子為魯人，孟子為鄒人，《莊子》以“鄒、魯之士”呼儒家，大有視儒家為一種地方性的學術流派的意思。在儒家廣為流傳兩千年後的今天，很難想象儒家曾經只是一種地方性的學術。然考之以史實，則極可能如此。首先，自孔子至孟子，以儒學名世者，均集中在鄒、魯，齊三國(其疆土大致相當今天的山東省)。其次，漢興之後，徵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失，曾廣徵儒家經典、訪求儒家耆舊；而能傳儒家經典者僅見於鄒、魯、齊，民間所獻之儒家經典亦皆從鄒、魯、齊出。此外，儒家之學，以孔子刪定的古代典籍為基礎。晉代盜墓者從戰國魏王墓中發掘出一批竹簡，因出土地為晉之汲郡(今河南汲縣)，亦通稱為“汲冢書”。汲冢書所記載的內容與孔子所刪定者多不合，倘若以汲冢書的記載為據，則儒家所稱道的先王、聖賢，都不過是昏暴賊亂的君不君、臣不臣之流。如此，則儒家奉為治國之至道的所謂王道，就會因缺乏歷史的依據而無從建立。與儒家學說根本矛盾的汲冢書既存在於齊、魯、鄒之外，既被視為珍寶而成為諸侯王的陪葬品，儒家學說之難於通行於齊、魯、鄒以外的地區，自不在話下。

《史記》把傳孔子之學者匯集為一編，名之曰《儒林列傳》，顯然是祖孟子之說。《漢書．藝文志》卻把後世尊為儒家經典的《論語》單分為一類，不與儒家合流，而與孔子同時的晏子之作《晏子》反在儒家之列。《晏子》亦作《晏子春秋》，時人多疑為戰國時人輯晏子之言而成，非晏子本人所作。即使如此，並不妨礙視《晏子》所記載的言論出於晏子之口，況且漢人並無此疑心。可見下至漢代，儒家的定義尚不清晰，未能一概以孔子之道概括之。

§42

不過，視儒為孔子之道，視孔子之道為儒的觀點，畢竟業已流行兩千年有奇，分辨其當初並非如此，並不等於應當另闢溪徑而談儒。換言之，既談儒，還是得從孔子談起。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關於其身世，《史記》有如下記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人挽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譯為今日之白話，就是：“孔子生於魯國昌平鄉陬鎮。孔子的祖先是宋國人，叫孔防叔。孔防叔生孔伯夏，孔伯夏生孔叔梁紇(名紇，字叔梁)。孔紇同姓顏的女人亂搞而生孔子。(孔子母)上尼山祈禱而生孔子。… 孔丘生而孔紇死，葬在魯國都城之東的防山。因為孔子的母親隱瞞真相，所以孔子不知父親的墓地所在。… 孔子母親死，孔子為慎重起見，把母親葬在一個叫做五父之衢的地方。□鎮上有個叫挽父的人，他母親把孔子父親的墓地告訴孔子，於是孔子合葬父母於防山。”

據此，則孔子之為私生子當無可置疑。可偏有一批“小人儒”，唯恐如此會玷辱孔子的形象，故多方曲為之說。首先動手腳而且手法比較高明的，是偽造《孔子家語》的王肅。《孔子家語》本有其書，見《漢書．藝文志》。然原書早逸，現傳世者，為三國曹魏時學者王肅自稱從孔子第二十二世孫手中獲得之古本。王肅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多與當時的學術權威鄭玄不合，為壓倒鄭說，遂捏造古本以支持己見。王肅偽造的《孔子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

譯為白話，即：“梁紇娶魯國施姓之女為妻，生了九個女兒。梁紇的妾生子孟皮，孟皮腿有毛病，於是求婚於顏氏女名徵在者。顏氏尊父親之命與梁紇成婚。”王肅作偽的目的既在於與鄭玄一爭高下，替孔子的身世整容只是附帶的一筆。然即使從這附帶的一筆中，也可窺見王肅作偽手段高明之一斑。高明之一，不想方設法曲解“野合”之說，直截了當抹殺之。高明之二，先說孔梁紇之原配生女若干，再說其妾生子有病。貌似瑣屑無關之談，實則為再娶顏氏之說製造動機。高明之三，捏造顏氏名字，亦貌似瑣屑，而實則有意為之，以加強其真實度。高明之四，再娶顏氏之時，其原配死歟？休歟？迴避而不言。再娶之顏氏，妻耶？妾耶？亦迴避而不言。迴避而不言，非王肅想不出個適當的解決方法，正為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地所在以及其母隱瞞真相云云留下餘地。最後點明顏氏之嫁孔梁紇，為遵父命。意在畫龍點睛，迂迴攻擊“野合”之說。這一筆卻無疑是敗筆。自古迄近代，正常之婚嫁，未有不出於父母之命者。特別標榜之，唯恐忽略，正見其別有用心，與“此地無銀三百兩”如出一轍。

比王肅笨的，多從曲解“野合”入手。比如，唐代為《史記》作注釋的司馬貞和張守節均企圖把“野合”解釋為男女年齡相差懸殊的婚姻；後者更據王肅偽造的《孔子家語》“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之說而斷言孔梁紇與顏氏成婚之時已過六十四歲，尤其荒謬。現代還有人企圖把“野合”解釋為“在野外媾合”，於字可通，甚至極可能是事實，不過並不能因此而令人信服這是司馬遷所謂“野合”的本意。

之所以說這些人不及王肅聰明，是因為無論如何解釋“野合”，都不能進而解釋孔母既懷孔子之後為何要跑到山裡去禱告，既生孔子之後為何要對孔子之身世有所隱瞞。故想要篡改歷史，則必須如王肅一筆抹殺“野合”，方能無後患。

耶穌如確有其人，其為私生子亦無可置疑。後世的基督徒唯恐如此會玷辱耶穌的形象，遂捏造神話，說耶穌之母感上帝之靈而生耶穌，或乾脆把耶穌說成是上帝。偽造身世、曲解“野合”的“小人儒”固然可憎，畢竟是在尋求一種合乎情理的掩蓋，較之動輒以上帝這頂大帽子捂住一切的基督教徒，所謂“小人儒”者，何妨不可贊之曰：“大哉！儒乎！”

§43

然而，即使聰明如王肅，其企圖篡改孔子身世之舉亦屬徒勞。因為孔子的身世不僅見諸司馬遷的記載，而且有孔子自己的話為憑據。

憑據之一，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譯成白話，就是：“我小時候是賤人，所以會幹許多下賤的活。”孔家為大夫，非賤人。孔子倘若非私生，必生養於孔家，亦不得為賤人而多善賤事。

憑據之二，孔子說：“吾嘗為乘田矣。”“乘田”就是羊倌、牛娃頭的意思。衡之以孔子時代的社會觀點，身為羊倌、牛娃頭，其“賤”可謂至矣，可見孔子“吾少也賤”云云，絕不是客氣話。

憑據之三，孔子在為乘田之時曾說：“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可見其為羊倌、為牛娃頭之時，心無雜念，單純如貧下中農，遠非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所能企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之所以不能安心於農村，是因為明白自己從城裡來，故未嘗一日不想打回老家去。倘若孔子知其為大夫之子，其所思，想必也不能止於“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以上引文或見諸《論語》或見諸《孟子》。《論語》的“論”傳統讀作“輪流”的“輪”，意為“選擇”。所謂“論語”就是“語錄”的意思。或以為應讀作“論壇”的“論”者，亦通，不過似無必要如此標新。《論語》為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輯錄孔子和部份孔子弟子的言行之作，其行文基本上以語錄的形式，間或有敘述。據《漢書．藝文志》，列為“論語家”的著作有十二種。直接為今本《論語》之祖者，為《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三種。《古論語》指西漢初年從孔子故居夾牆中發現者，因其文字為先秦的古文，故名。所謂《齊論語》和《魯論語》，分別得名於講述者師承派別的發源地。三種《論語》文字和編排略有出入。今本《論語》，則由東漢的鄭玄匯集以上三種《論語》而成。

《史記》“丘生而叔梁紇死”一句，語意不甚了了。一種可能是孔子生時其父已死，如此，則孔子為遺腹。另一種可能是孔子出生後不久其父即去世，如此，則孔子為孤兒。私生兼遺腹或私生兼孤兒，無疑更加深孔子被孔門認同的困難。其終於被孔門認同，極可能是因為其異母兄死而無子，舍孔子不取便絕後。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即使私生兼遺腹，也強於絕後。如此揣測，並非毫無憑據。

憑據之一，孔子字仲尼。傳統兄弟排行次第是“伯(亦作孟)、仲、叔、季”，“仲”就是“老二”的意思。可見孔子必有異母兄。憑據之二，孔子有弟子名南宮括，“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事並見《史記》與《論語》，不僅證明孔子有兄，而且證明其兄當時已亡，否則，其女之婚嫁不得由孔子代做主張。此外，只聞孔子替兄嫁女，不聞孔子替兄娶婦。雖不能視之為其兄無子的證據，至少是不存在反駁的證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列弟子孔忠之名，並無隻字提及與孔子的關係。偽書《孔子家語》妄稱孔忠為“孔子兄之子”。自不足據。)

“兄之子”也就是“兄之女”，古代“子”為男、女兩性的通稱，不為男性所專有。現存於今日白話中的文言詞彙“男子”、“女子”，正其痕跡。不着意於區別男女，為中文之特點之一，“子”的用法並非例外而屬常規。比如，人稱代詞“它”、“他”、“伊”、“彼”、“爾”、“汝”、“某”、“余”、“吾”、“我”等等皆通指男女。時至近代，方有一幫“小人儒”生搬硬套西方語言之例，杜撰“她”、“妳”，或專用“伊”指女性，以為如此才能使中文科學化。孰料時隔不足五十年，西方興起一股譴責性別歧視的風潮，稱謂的男女有別於是被指為性別歧視之根源而頻遭撻伐。中文本來可以因其無性別而如獨鶴之立於群雞，卻被這幫自作聰明的“小人儒”所誤而亦不免於為落灘之雞，實可笑可嘆之至！

§44

司馬遷的《史記》不僅保留了孔子身世的真相，而且於孔子一生行跡的記載都平實可信，無意於根據儒家的信條而塑造聖人的形象。茲舉兩例如下(黑括號內為白話譯文)。

其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公山不狃據費背叛季氏，派人請孔子。孔子修道既久，而沒有機會，無所遭遇，不能一試其道。孔子說：‘周文王、武王以豐鎬為根據地而王天下。如今費雖小，也說不定差不多吧！’打算去。子路不高興，阻止孔子。孔子說：‘請我去的人，當然不是請我去無所事事。如果用我，我難道不能以費為根據地而復興東周！’”】

公山不狃，季氏的總管。季氏，指季桓子，魯桓公弟族、史稱“三桓”之一。時魯國公族衰，政權傍落於三桓之手。費，是季氏的都城，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名由。公山不狃以下叛上，應公山不狃之召，不無從亂之嫌。然孔子卻僅着眼於機會之難得，從亂與否並未在考慮之列。這種態度顯然與儒家主張的忠信不合，故子路企圖制止孔子。後世儒家信徒雖通達明識如東漢之桓譚，亦不能予以接受而抨擊這段記載為對孔子之誣衊。

其二：
“佛□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捏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為中牟主管。趙簡子攻范氏和中行氏，入侵中牟。佛□叛，派人請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說：‘我聽您說過：“親身為不善的人，君子不會去為他效勞”。如今佛□親身以中牟叛，您怎麼想要去呢？’孔子說：‘我是這麼說過。可是你難道沒聽說過：“真正堅的，磨不薄”；“真正白的，染不黑”嗎？我又不是葫蘆，哪能只是吊起來不被食用！’”】

這段記載的背景是晉國的內鬨。當時晉國公室衰，趙、范、中行均為操晉國政權的六卿之一。佛□之以中牟叛趙簡子，與公山不狃之以費叛季桓子頗類似。二人皆請孔子，孔子都想應召，而都受到子路的詰難，真是所謂無獨有偶。“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一句，傳統的解釋是：葫蘆能夠吊起來不動，因為無須飲食。我既須飲食，自當走動而不能像葫蘆那樣吊起來。解“食”為主動態，於意歉通，竊以為非是。如柞里子之今解，則是借“匏瓜”之不被食用，喻自己的不遭遇人主。“磨而不磷”，“捏而不淄”云云，無非遁辭，掩蓋不住汲汲於進取的心情。

這一段記載正可與《論語》：“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孔子說：‘開個價吧！開個價吧！我在等人開價呀！’”】相呼應。也與孔子評論管仲時，不以管仲不死君難為非，而視管仲的功業為重的態度正相吻合。

但凡不相信孔子會如此這般求遇合而不擇路徑，從而抨擊《史記》的記載為誣衊者，若非迂非腐，則必然是“好讀書、不求甚解”，因而不能融會貫通。子路既以為管仲應死君難，又以為孔子不當應公山不狃和佛□之召，結果正以此態度殺身。若非迂非腐，也必然是但聽孔子之言而不求甚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