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孔子於公山不狃和佛兮之召，固然未嘗不曾動心，然皆不成行。未成事實的原因，史無記載。或者正因有子路之流拿孔子自己鼓吹過的忠信理論相詰難，令孔子難於下台階；或者孔子之動心，乃一時之衝動，退而思之，難於有成而打退堂鼓。

孔子一生有過幾次更好的機會，亦皆陰差陽錯而未有結果。孔子三十五歲時，魯國發生內亂，孔子居齊避難。齊景公有意用孔子，因晏子的作梗而作罷。晏子，名嬰，齊國名相。與管仲齊名，史稱管晏，想必是因《史記》合管、晏為一傳而來。晏嬰的功業與言論實均遠出管仲之下，然因“二桃殺三士”的故事為小說和戲劇所渲染，所以晏嬰在民間的知名度恐怕反而在管仲之上。

晏子反對孔子的理由，用晏子自己的話來說，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儒家之流，滑稽而不守法；傲岸不群而不服從；居喪無節制、厚葬以至破產，不可依之以為習俗；四出遊說、借錢，不能委之以國政。… 如今孔子講究穿戴，把一舉一動都搞成繁瑣的禮節，幾世不能窮其學，畢生不能通其禮。陛下想要用孔子改變齊國的風俗，那不是以小民百姓的利益為先。”
為孔子所敬重的同輩中人屈指可數，而晏子居其一。孔子其人其道，卻不為晏子所賞，怪哉？

上文提到《漢書．藝文志》把《晏子》列為儒家，今以晏子的言論觀之，顯然絕不會以儒自居。不過，徵引這段話的目的，並不在於指出《漢書．藝文志》的歸類失誤。除交代孔子在齊不遇的原因外，徵引晏子此語的目的，乃出於指出儒在先秦的形象絕非如在後世的那麼“溫良恭儉讓”。說“儒在先秦的形象”，是因為晏子對儒的評價在先秦不乏共鳴，並非晏子一己之見。比如，老子對孔子的臨別贈言，雖遠較晏子所云含蓄婉轉，其譏儒家所崇尚者為不切實用之學，則並無二致。又如，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與晏子“不可軌法”之論，如出一轍。

不切實用，尚可以以高調目之。至於滑稽不敬、違法亂紀、遊說行乞等等，則不僅頗難同任何堪稱高者，比如，高明、高超、高尚、高雅、高風、高蹈、高致、高義、高寄、高人、高士、高才等等發生聯想；也恰好是儒家道德理論所鄙視者。難道晏子的指責為誣衊？考之以史實，並非如此。比如，孔子自魯至衛，衛靈公問孔子在魯國俸祿(相當於今日所謂薪水)多少，孔子說米六萬斗，於是衛靈公也給孔子米六萬斗。孔子在魯國任職，領薪水理所當然，在衛國無所事事而拿乾薪。自然難免於遊說行乞之譏。孔子不止一次帶領弟子、隨從數十百人往來寄居齊、衛、陳、宋、曹、蔡、葉、楚等國，費用從何而來？想必皆如在衛之“行乞”。史僅載衛靈公予孔子米六萬斗，想是因其待遇特別優厚，故特別標出。因為關係沒處好而討不着的時候也有，比如，所謂“在陳絕糧”，就是一例。

後世往往視四處遊說為縱橫家的特點，儒無予焉。考之以史實，則儒家實開遊說風氣之先。比如，當孔子之時，縱橫家尚未出世，而孔子早已奔走於齊、魯、陳、衛、宋、鄭、楚等國。下至戰國，除道家之外，各流各派均汲汲於遊說，而尤以縱橫家為甚，故儒家之遊說反為其所掩。其實，戰國時之儒，亦未嘗不遊說。比如，孟子之奔走於齊、魏、滕即其證。然儒家雖為遊說之祖，其遊說之形象漸趨淡化以至於無形，竊以為並非偶然。遊說之本意，僅指週遊以推銷其學說，自縱橫家出而漸漸變為翻雲復雨、曲意迎合、無一定之見、唯進取是圖者所專有。儒家雖亦遊說，然而大都固持己見，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後世不以遊說者目之。孔子在齊國因晏子之阻撓而不得志之後，接連在魯、衛失意，均為堅持儒家的原則所致。

§46

據《史記》，孔子五十六歲時在魯國“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大司寇”，大約相當於今日公安、檢察系統的最高負責人。“懾行相事”，就是代理總理職務的意思。此事發生在公山不狃以費叛不久。費為魯國（實屬季孫氏而不屬魯君）之一城，孔子尚且不嫌小，以為說不定可以以費為根據地而得志於天下，如今既得以執魯國之國政，其令孔子興奮不已，自不待言，故孔子“有喜色”。不料，孔子的喜形於色，又讓弟子抓到了把柄。弟子為誰？史佚其名，說不定又是子路也未可知。弟子問：“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說：不錯，是有這說法。但是你難道沒有聽說過“樂其以貴下人”嗎？

孔子當真是以居高位而禮賢下士為樂嗎？柞里子不作如是觀，司馬遷也不如此這般想。何以知之？如果司馬遷不以孔子的回答為遁詞，當會記載一二禮賢下士的事例，或至少就此打住，告一段落。然而，《史記》緊接着的下文卻是：“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以貴下人”云云風馬牛不相及焉。不言而喻，孔子之喜形於色，顯然是因有機會實踐其治國的理論而起。少正卯如何亂魯國之政？史佚其實，不可得而知，料想是反對孔子以儒家的道德觀移風易俗。文化大革命時有過一段批孔插曲，少正卯被樹立為遭殺害的進步分子，自是無稽之談，不值得一駁。不過，少正卯也不見得就是亂臣賊子。不信者不妨設想：倘若晏嬰是魯國的大夫，用上文徵引的那般語言反對孔子，遭誅殺的難道不會是晏子？

史稱：孔子執魯政三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失遺”。男女有別是否為一種進步姑置勿論，道不失遺於古今中外皆為美談則無疑焉。如果史冊的記載屬實，那麼，可見孔子的儒學未必一定為不切實際之高調。魯國既是孔子的父母之國，又是儒家奉為聖人的周公之封地，倘若孔子能憑藉魯國而一匡天下，於孔子、於儒家，當是再好不過的事。可惜好景不長，壞事的又是齊人，不過這一回與晏嬰無涉。據說齊人看到魯國在孔子的領導之下一片昇平而恐慌，以為魯國如此則必霸，既霸則比鄰魯國的齊國必然首先被吞併。於是，有人主張割地求和。有個姓黎名鋤的人比較聰明，說何妨設計使孔子之道不行，俟計謀不成再割地不晚。計從何出？齊選美女八十人，載歌載舞，贈予魯君，魯君於是終日觀歌舞而怠政事。真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由此觀之，三十六計云云，實當以美人計為第一計才是。於是，孔子那原則性極強的弟子又忍不住跳出來。子路對孔子說：您該辭職不干啦！孔子說：魯國即將舉行郊祭典禮，如果典禮結束之後，國君把祭肉分賜給大夫，我還可以留任。郊祭，指祭天地，因典禮在郊外舉行，故名。北京的天壇、地壇，均設於內城之外，正緣此傳統而來。結果魯君在郊祭之後竟然不曾分賜祭肉，於是孔子辭職去國。

為什麼孔子把不分賜祭肉看得比怠於政事還重大？如果不是想找個藉口留下不走，就是如晏子所說，講究一些繁瑣無謂的禮節。禮節是否繁瑣無謂，見仁見智，孔子不在儒家視為重大的原則上讓步，於此可見一斑。

孔子去魯之衛，適逢衛靈公當國，也就是上文提到照魯國的俸祿、白送孔子大米六萬斗的衛靈公。如此優待孔子，有人看了眼紅，於是挑撥離間孔子與衛靈公的關係。孔子恐獲罪，離開衛國。路過匡時，被匡人誤為匡人的仇敵，幾遭不測。又返回衛。衛靈公有夫人名南子，南子派人對孔子說：但凡不以同衛君結為兄弟之交為恥者，都同我見面。我希望能會見您。孔子辭謝，駕不住南子堅持，遂作了一次禮節性拜訪。男女授受不親，是儒家講究的禮節，於是，子路又給孔子臉色看。孔子對子路賭咒發誓，以示絕無其他用心。孔子既得南子這條內線之助，衛靈公又復親近孔子。不久，衛靈公與南子同車共載，招搖過市，召孔子乘坐在副車內緊跟。衛靈公讓孔子緊跟，想必意示親密。然而孔子卻以為羞，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去衛，把執衛政的一線希望給丟了。柞里子讀史記至此，忍俊不住。心想：難道孔子想叫衛靈公與孔子同車，讓南子坐副車緊跟不成？可見老子、晏子以儒家崇尚的道德為迂腐，實不為誣。

§47

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孔子之於衛，卻堪稱一失而再失，以至於三失。孔子第二次去衛之後，先後僑居曹、宋、鄭，皆不得志，又返回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大喜，郊迎。”顯然又是一次機會。然衛靈公志在強兵，問孔子兵法。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次日衛靈公再見孔子時，抬頭望飛鳥。孔子自覺沒趣，遂再去衛而往來於陳、蔡之間。俎與豆，均為祭祀用的器具，所謂俎豆之事，也就是祭祀典禮的意思。衛靈公問兵法，孔子不懂兵法，老實說不懂，無可指責。在說不懂兵法之前，先來一句於祭祀是內行，則純屬多餘，無怪乎衛靈公次日再見孔子時心不在焉。

孔子去魯，因祭祀；這回去衛，又因祭祀。信鬼神，則重祭祀不足怪。據《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曾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如此，則孔子不信鬼神甚明。既不信鬼神，何以對祭祀如此鄭重其事？百思不得其解。姑置之，以待高明。不過，由此揣測，晏子指儒家不節制喪禮，厚葬以至破產之說，恐怕也不是誣衊。

孔子在衛時，先得佛兮之召，欲行而不果。事見前，此不復贅。繼而又想去投奔趙簡子。趙簡子當時執晉國之政，晉為堂堂大國，趙簡子又非叛徒，所以孔子想去投奔趙簡子，無人阻難。孔子將西渡黃河，聞竇鳴犢、舜華二人遭趙簡子誅殺的消息，臨河感嘆而止。這一回，不是因祭祀，而是怕同竇鳴犢、舜華一樣，被趙簡子當絆腳石而死於非命。然亦有費思量處：佛兮與趙簡子是對頭，孔子既想應佛兮之召，又想依託趙簡子而興，飢不擇食以至於斯歟？

趙簡子不曾召孔子，故孔子之想去晉，實為一相情願之舉，談不上是機會。孔子最後一次機會在楚國，楚召王迎孔子於陳，將以七百里地封孔子，卻為楚國令尹子西所阻。令尹，楚國官名，相當於中原各國之相。子西的反對不像晏子那樣從理論出發，而着眼於實際。子西問楚召王：“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楚王答：“無有。”子西問：“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楚王答：“無有。”子西又問：“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楚王答：“無有。”“將率”同“將帥”。子路是否真是將才，以後事觀之，頗不見得，然當時必有勇冠三軍的名聲。子貢、宰予均為孔子高足。宰予才幹如何，無可佐證。子貢則大有縱橫之氣，其翻雲復雨、左右逢圓的口才，似乎更出蘇秦、張儀之上。子西三問而令楚王泄氣。於是，子西進而指出：孔子志在恢復周禮，楚王本來的爵位不過男爵，楚國本來的封疆不過五十里。如果真讓孔子得勢，楚國怎能為堂堂方數千里的大國？於是，楚召王打消任用孔子的念頭。是年秋，楚召王死。孔子失去依靠，不得不去楚而再之衛。在衛賦閒兩年而返回魯國，時年六十有五。從此死了從政之心，退而著書立說。

在應楚召王之請之前，孔子彷徨於陳、蔡，極不得意。弟子一度有離心，孔子自己似乎亦自信不足。於是召子路、子貢和顏回，問以同樣的問題：“《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匪”同“非”，“兕”，“犀”之屬。“率彼曠野”，奔走於荒野之意。提問之前，先引《詩經》做個比方：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卻奔走於荒野，比喻行動失據，處於不該處之地。然後進入正題，問：難道我的“道”不對嗎？我怎麼會淪落到這地步呢？孔子發言提問，動輒引《詩》，大約以為如此可以有所啟發。倘若換作莊子，想必會把詩句換作寓言，言辭或古樸不如，意趣卻更新鮮，故《莊子》直可作文學讀之。

§48

孔子首先問子路。子路說：“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大概是我不夠仁吧？所以我不受信任。大概是我不夠智吧？所以我不能通行無阻。”話雖說“我”，實則指孔子，意思就是說孔子自己的修養尚不夠，所以方才淪落到這地步。子路雖或迂，卻直爽得可敬可愛。孔子聞此語而大為激動，說：是這麼回事嗎？要是夠仁就必然會受信任，怎麼還會有伯夷、叔齊？要是夠智就必然通行無阻，怎麼還會有王子比干？商朝末年有諸侯曰孤竹君。伯夷、叔齊分別為孤竹君之長子和少子。孤竹君廢長立少，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而逃，叔齊相與同逃。周滅商，二人恥為亡國奴，雙雙絕食，餓死於首陽山。比干為商紂王之叔父，因屢諫紂王，被紂王剖心而死。伯夷、叔齊和比干都是儒家尊奉的聖人。

子路出，子貢入見。子貢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您的道太高深了，所以這世界容您不下。您何妨低姿態一點。”子貢不愧為外交家，語氣婉轉而意中要害。孔子不悅，說：君子只能修道，不能以取容於世為務。子貢呀，你要是不修道而只想取容於世，你的志氣太小了。

子貢出，顏回入。顏回說：“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您的道太高深，所以這世界容不下您。不過，您努力推行，不為這世界所容又怎麼樣？不容，這才顯見您是君子！道不修，是自己的丑，道既大修而不受任用，那是國君的丑。不容又怎樣？不容，這才顯見您是君子！”孔子聞言欣然而笑，說：“顏家的孩子呀，你可真不錯。要是你有錢，我來當你的管家。”對於孔子不遇的原因，顏回的分析與子貢相同；對如何處理這不遇，顏回的選擇卻與子貢迥異。顏回的話，聽起來頗有一些像馬屁。不過，古今中外會拍馬屁的人都亨通，顏回卻一生窮困潦倒，故定然非馬屁精無疑焉。唯其一生窮困潦倒，故孔子接下來的那句話，可當笑話聽，否則，就大失體統了。

史稱孔子弟子三千，道高者七十有七人。又稱孔子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設教，其四科之高足分別為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子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史記》合七十七人為一傳，然其中四十二人僅有名姓，其餘三十五人，大都亦事跡不可考。竊以為孔門弟子之中，值得標榜者，實僅子路、子貢與顏回三人，故孔子面臨一生最大的危機之時，只聞召此三人問話，非偶然也。

子路，姓仲氏，名由，字子路，亦字季路。魯國卞人，少孔子九歲。少好勇鬥狠，頭插公雞毛，腰掛雄豬頭，向孔子挑釁，孔子服之以禮，從此儒服請為孔子弟子。為人耿直不阿，孔子時嫌其魯，只以升堂弟子許之，未視之為入室者。然此僅就學識而言，若就個人關係而言，子路與孔子實最為密切。孔子一舉一動似皆在子路觀察之下，並時有問難，非不入室者所能辦。前文屢言及之，此不復贅。孔子認為子路的才幹足以為千乘之國管理賦稅，楚召王以為楚國的將帥才幹均出子路之下，而子路卻只有機會先後為魯國權臣季氏和衛國大夫孔悝的主管。魯、衛皆小國，不足以當千乘之號，況為魯、衛大夫的家臣，更微不足道，想是大才而小用之。然以子路之死觀之，卻未見得為如此。

子路死於衛亂，所謂衛亂，簡言之，始於衛靈公太子與靈公夫人南子之不和。太子恐獲罪，逃亡他國。靈公死，太子之子得立為衛君。太子不甘寂寞，潛入衛國發動政變，趕走其子，自立為衛君。時子路為孔悝主管而孔悝為參與太子政變的主要人物之一。政變發生之時，子路在外，聞訊而入。塗遇孔子另一弟子子羔，勸其勿入。子路不聽，說：“食其食者不避其難。”譯成今日之白話，即：“吃人家的飯，就不能避人家的難。”子路搶入城，欲縱火攻太子與孔悝。混戰之中子路的帽帶被人砍斷。子路說：“君子死而冠不免。”於是，用帽帶勒頸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