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戰爭的決定過程：蘇中朝的作用

朴明林

　　建國後的1949年3月，金日成在提出具有強烈的統一意志的國土完整論之後，第一次訪問蘇聯並與斯大林舉行了會談。當然，金日成訪蘇經過了北韓內閣的決定和對方的邀請。1北韓一提出訪蘇要求，斯大林便表示同意。21949年1月17日，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向金日成通報：蘇聯政府已同意在2月份接受北韓的正式代表團。31月17日蘇聯同意訪蘇這一點意味着，至少在此之前，也就是說在1949年新年賀辭剛剛提出國土完整論之後，（金日成）便提出了這一要求。蘇聯方面剛一表示同意，金日成和朴憲永便於2月5日向什特科夫遞交了一份關於訪蘇時簽訂協議所需內容的文件，4並於2月19日召集內閣會議，確定了同蘇聯政府討論的問題和準備向蘇聯派遣的代表團成員。在這次內閣會議上，做出了準備與蘇聯簽訂條約以及有關貸款、技術援助等方面內容的決定。5在此之前的2月14日，什特科夫提出建議：代表團的訪問日期最好定在2月末或3月初。6在國家成立僅僅6個月後，派遣以首相為團長的最高領導層大規模代表團出訪，是引人注意的。陪同金日成出訪的有副首相朴憲永、副首相洪明熙、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鄭俊澤、教育相白南雲、郵電相金正柱、財政副相金贊等人。金日成一行於2月22日離開平壤，3月3日到達莫斯科。7剛剛到達莫斯科，代表團便於3月5日同斯大林進行了會談。會談中談到了經濟協作問題、技術援助問題、貸款問題、軍事援助問題等等。比如金日成說，為了恢復舊工廠、設計新工廠、調查地下資源，需要技術援助和貸款，還需要簽訂一個派遣蘇聯專家的文化協議。

　　斯大林問：有沒有語言上的不便。金說：“沒關係，有翻譯。”接着又決定了借貸和償還的具體方法以及貸款的數額（2.12億盧布）等。��

　　根據新公布的資料，這一天斯大林與金日成、朴憲永還進行了秘密會談。由於白南雲的回憶錄中沒有下面這些對話內容，因此可以認為參加這次秘密會談只有金日成和朴憲永二人，而排除了代表團的所有其他成員。1這次秘密會談談到了軍事問題，他們討論了建立海軍的必要性、駐韓美軍的規模、南北韓的兵力對比、對援助飛機的許願以及有沒有向南韓派遣間諜的問題。只是當斯大林提出派遣間諜的問題時，不是由金日成，而是由朴憲永作了回答。

　　會談時，金日成就“南韓的軍事進攻和只有用武力才能解決統一問題”聽取了蘇聯領導人的意見。對此斯大林回答說：“在不能確保北韓軍隊對南韓軍隊具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不能輕易採取進攻。”他還提到了美軍仍然駐紮在南韓的事實以及蘇美之間關於三八線的協議。

　　斯大林強調說：“北韓對南韓的進攻性軍事行動，只有在反擊南韓侵略的情況下才能採取。”2在這次訪問中，蘇聯和北韓之間簽訂的最重要的協議是3月7日的“朝蘇經濟文化協議”。3什特科夫在給金日成和朴憲永關於同意邀請訪蘇的答覆中，已經向北韓領導人說明：南韓可能會利用蘇朝友好條約的簽訂進行北韓要使南北分裂永久化的宣傳。所以，蘇聯政府恰恰在這個時候與北韓簽訂友好條約，從時間上來說不太合適。對此，金日成和朴憲永表示不安，於是建議如果不能簽訂這一條約，則可簽訂對北韓的秘密援助條約。但最後他們同意了“目前不適宜簽訂友好互助條約”的觀點。4據此內容可以看出，是金日成和朴憲永首先提出簽訂蘇朝友好互助條約的，而蘇聯方面予以拒絕。從“俄羅斯外交部文件”中重新整理出來的另一份資料則認為，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曾兩次建議簽訂蘇朝友好互助條約，但是為了避免對蘇聯造成南北韓永久分裂的指責，蘇聯未予同意。5這就是我們在後面將看到的斯大林式的後退策略或隱蔽策略。��

　　當時，蘇朝之間除了“蘇朝經濟文化協議”之外，還簽訂了1949—1950年蘇朝之間關於易貨貿易的協議、貸款協議、技術援助協議、派遣留學生和文化交流的協議等等。6但是，研究者們至今尚未發現他們認為存在的秘密軍事協議或雙邊防禦協定之類的文件。事實上，這種認識的提出已經有很長時間了，而且在正式場合幾乎已成為定論了。然而，認為在這次訪問中簽訂了秘密協議只是一種推論和猜測，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聯繫韓國戰爭來考慮，如果在這一時期簽訂了秘密軍事協議，那毫無疑問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我們對這個結論是否定的，這也為上面提到的“俄羅斯外交部文件”所證實。據蘇聯其他的公開文件，直到1961年7月，才在“蘇朝經濟文化協議”的基礎上簽訂了“關於蘇朝友好協作及互相援助的協議”。以此來看，根本就沒有過秘密軍事協議或雙邊防禦協定之類的東西。7

　　然而，“蘇朝經濟文化協議”在名稱上雖然是經濟文化方面的協議，但並不是簡單地限制在這些方面，而是像蘇聯的正式文件上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在一切方面都有可能進行協作的協議”。1白南雲把協議簽訂的這一天描述為“在朝鮮民主建設史和世界民主發展史上永放光芒的日子”。2這說明與蘇聯簽訂的協議在北韓初期的歷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這次訪問之後，金日成顯得更加信心百倍。大概是因為與斯大林簽訂的援助協定成為他實現統一，至少是與南韓競爭的堅實的後盾。1949年4月7日，金日成一行回到平壤。3金日成在離開蘇聯之前宣布：由於這次訪問帶來了經濟援助和對北方的支持，“不僅進一步提高了朝鮮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且“將對加強遠東的和平和安全做出貢獻”。4他在平壤下車時又講道：“所有這些協議，在我們民族歷史上真正開始了新的一頁；它將更加提高我們共和國的國際政治地位，給新生的共和國的繁榮發展帶來無限的前途。”5從這個講話中我們可以認定，北韓和蘇聯雖然為了避免受到指責而沒有簽訂“蘇朝友好互助條約”，但是可以看出，北韓從蘇聯所得到的援助決不亞於簽訂那樣一種條約。��

　　自從拋棄了“在已確定的地區內鞏固社會主義”的戰略，把注意力轉向全國性革命，即提出國土完整論及三個月後立刻訪蘇並與斯大林會談以後，開始發生了巨大變化。對於1949年春開始出現的變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推測：一是軍隊實力的增強；二是南北韓兩個共產黨（南朝鮮勞動黨和北朝鮮勞動黨）的聯合，以便最大限度地擴大韓國的共產主義力量並動員起整個社會；三是積極地構思、提出和促進對南方的統一政策。這三方面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目標上都是相互一致的。先看兵力的擴大，這主要表現為活動在滿洲的朝鮮義勇軍部隊的回國。毋庸說，擴大兵力的最大來源就是在中國軍隊中的朝鮮族士兵。中國軍隊中的朝鮮族士兵是應北韓的要求而回國的。��

　　1949年5月中國革命還在進行時，中國和北韓便已開始就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朝鮮族士兵的歸國問題進行討論了。1949年4月21日跨過長江以後，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已在眼前，於是朝中兩國達成了歸國問題的協議。根據當時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的金日成所說的情況，金日成派遣自己的心腹——國家安全副相兼朝鮮人民軍文化部部長金一到中國。金一同毛澤東、周恩來、高崗、朱德一起進行了協商。6金一見到毛澤東一次，而同周恩來、朱德一起協商了四次。當然，金一訪華的目的在於協商解決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師團所屬朝鮮族戰士的回國問題。毛澤東同意，在三個朝鮮族組成的師中，讓布防在離中朝邊界很近的牡丹江、長春地區的兩個師立即回國。而剩下的一個師因正在南方參加與國民黨的戰鬥，無法立即回國。

　　根據當時的協議，從1949年7月到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66師和第164師回到北韓。7他們分別構成人民軍第6師和第5師。在戰爭期間，他們成為北韓軍隊的主力。��

　　在與金一的會談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強調：“在任何時候，金日成都應該做好進行游擊戰或持久戰的一切必要準備。”毛澤東說：“一旦形成持久戰的局面，日本有可能站在南朝鮮一邊，但蘇聯和中國同北朝鮮相鄰，不必怕它。必要時，為幫助朝鮮，中國可以派遣軍隊。”毛澤東還說：“金日成沒有必要在近期內進攻南朝鮮，理由在於從全局考慮，國際形勢對我們不利，而且中國共產黨正在同蔣介石的軍隊作戰，無法幫助平壤。”毛澤東還勸告金一說：“採取決定性的行動，要等到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完全掌握政權的時候。”8這是說，發動戰爭只有在中國內戰結束以後才有可能。毛澤東的提議是，直到中國共產黨完全掌握政權以前，不要採取行動。在這一點上，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的認識實際上是一致的。從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就金一訪華向斯大林所作的報告來看，毛澤東的看法與以上所述相��

　　毛澤東提醒北韓：“一旦南朝鮮向北方侵略，一定要予以反擊，並要從思想上武裝黨和軍隊及人民。”毛澤東告訴北韓：“如果敵軍占優勢，為了保存軍隊實力，就要犧牲部分領土；等待有利的條件，再包圍和消滅入侵的敵軍，這是上策。”他還說：“美軍撤退後，如果日軍不進來，則不要進行向南方的進攻”，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因為一旦北韓進行南侵，那麼麥克阿瑟有可能迅速將日本軍隊和武器投入到韓國，而中國主力部隊正在長江以南，無法迅速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援助。根據這個報告，中國人認為，到了1950年初，當國際形勢有利的時候，北韓進行南侵就是可行的。到那時，如果日本軍隊進入朝鮮半島，中國也能夠迅速地投入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本軍隊。然而，毛澤東又向金一說，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同莫斯科協商後才能解決。1

　　毛澤東與金一的秘密談話說明了什麼呢？聯繫起1949年3月斯大林與金日成、朴憲永的會談，這就說明在1949年3月和5月之間，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朴憲永之間針對朝鮮的統一問題或北韓發動統一戰爭的問題，有過三次間接性的談話。換句話說，金日成在與斯大林討論過朝鮮統一問題以後，便把金一派遣到毛澤東那裡，同毛澤東討論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移交部隊的問題，一個是就統一的問題徵求意見。在與金一的談論中，反映了毛澤東的三個重要看法：其一，如果南韓進行北侵，則實行反擊，這是上策；其二，由於中國尚未實現統一，而且國際形勢不利，所以發動戰爭為時尚早；其三，他勸告朝鮮人，一切行動都要經過與莫斯科商量以後才能進行。……實際上這個時候還沒有具體的作戰決定。4月28日金日成要求什特科夫向斯大林轉交一封信，其內容是要求蘇聯到1949年5月為止幫助北韓軍隊完成機械化和簡單的技術裝備，到9月為止完成航空技術裝備。這表明至少到1949年9月，他們沒有具體的作戰計劃。2這時，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為首的北韓-蘇聯決策者最關心的事情當然是美軍撤退的問題。6月10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說：“美軍實際上正在從朝鮮撤出，估計到6月15日左右其總部便會離去。”還說明：“由於美軍的撤出，要以武力統一朝鮮南方的自由行動便有了可能。”最先公布美軍撤出消息的人出乎意料地竟是最強烈反對撤軍的李承晚，這是典型的李承晚式的提前公開爭論的辦事作風。在北韓領導人和什特科夫看來，美軍撤出就好比是拆除了支撐南韓政府的支柱。什特科夫提到了北韓方面有關南韓正在三八線附近布署兵力以及在美軍全部撤出的消息公布三天前，南韓將對北韓發動進攻的情報。他還報告說，李承晚對共產主義者發動大規模進攻的計劃到6月11日將已經形成，並會在二三周內付諸實施。什特科夫的結論是：“南韓現在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3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早在這以前，蘇聯已經明確得到了美國撤軍的消息。2月16日，駐日盟軍司令部的蘇聯代表庫馬茲傑列維揚科將軍同麥克阿瑟會晤時，麥克阿瑟已通報了美國關於從南韓撤軍的決定，以及大部分美軍已經撤離南韓的消息。4月份什特科夫又將美國撤軍時間的消息通報給平壤。4這使我們看到，美國撤軍的消息對於蘇聯，特別是對於北韓有多麼重要。��

　　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將北韓軍隊的戰鬥準備情況詳細地向莫斯科做了匯報。他講述了設想在南韓軍隊進攻時北韓的兵力布署和準備的情況，隨後主張蘇聯應迅速供應武器。他還向莫斯科報告說，一旦南韓對北韓發動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應立即派往北韓。57月14日，駐平壤的蘇聯大使館向莫斯科報告了對兩名南韓軍俘虜的審訊記錄。

　　其內容是：南韓準備在解放紀念日8月15日對北韓發動全面進攻，李承晚把“祖國陣線的和平統一方案看作是北韓的最後通牒”。李承晚認為，自從祖國陣線的和平統一方案被南韓拒絕之後，莫斯科可能已向北韓下達了在8-9月發動進攻南韓的命令。所以李承晚政府可能已做出了在7月搶先發動進攻的決定1然而，這些情況並沒有發生。��

　　1949年的春天和夏天對於北韓來說既是危機又是機會。它不知道在美軍撤出和中國情況改變的情況下，李承晚會採取怎樣的閃電行動。北韓經常宣傳南韓將侵略北方，但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而是美國的撤軍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機會。據一份情報報告，早在1947年美蘇合作時期，北韓政府就已經做出估計，一旦美軍撤出，就會很容易使南韓共產主義化。2在美國撤軍後，蘇聯千方百計不再給它以介入的機會。7月13日，什特科夫擔心在政治宣傳上留下被人攻擊的把柄，建議莫斯科撤除蘇聯在清津地區的海軍基地和在平壤、咸興的空軍指揮部。對此，維辛斯基表示同意。��

　　金日成和朴憲永在提出和平統一方案的同時，也進行了軍事滲透，以這種方式來改變其戰略。進入7月份，美軍各方面的情報中接連出現北韓將試圖對南韓進攻的報告。據有關消息，7月下旬，人民軍第505部隊接到了如下命令：“在飛機撒下傳單後，朝鮮空軍將與海軍一道向仁川實施聯合攻擊。在仁川登陸的這支特種部隊中還包括有坦克。漢城將會在三日內被占領。”37月25日，又有情報說，金日成親自向人民軍將領作了“到8月15日一定要解放漢城”的演說。4還有消息說，在北韓向南韓進攻時，將使用從中國回國的部隊。但是7月份又有北韓將領說，北韓不會侵略南韓，如果南韓進攻北韓的話，將讓他們前進到三八線以北約12公里的地方，而人民軍將會從兩翼對南韓軍隊進行夾擊。5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民軍將領的設想同1950年北韓發動侵略戰爭時南韓軍和美軍制定的作戰計劃竟完全一致，特別是同1950年3月南韓部隊下達的秘密防禦命令完全一致。6

　　7月24日國家安全相崔庸健親自率領14000人的部隊來到黃海道。第二天在海州演說時，崔說“到8月10日一定要占領瓮津”。7他又命令，“為了準備對南朝鮮採取行動，在8月15日以前把人民軍兵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在三八線地區”。88月3日向內務部警備隊第三旅旅長崔賢下達了“到8月10日前占領瓮津”的命令。98月2日到8日，擔任三八線警備的最高指揮官、內務相朴一禹陪同由一位大校率領的110人的蘇聯顧問團視察了黃海道的海州和壁城。10此外，到8月份蘇聯提供的坦克已經沿三八線布署在海州地區。11由此可以看出對瓮津地區長期占領的意圖。崔庸健、崔賢、朴一禹既是金日成的心腹，又是北韓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的最高決策人。在進攻瓮津的問題上，他們的意圖就是金日成和朴憲永的意圖。��

　　據蘇聯的資料，在什特科夫夏季休假回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和朴憲永會見了他，向他強調了對南方實行進攻的計劃。8月12日，金日成和朴憲永提出，由於南韓拒絕接受祖國陣線的和平統一方案，北韓只好準備對南方進攻。並且強調說：“對南方進攻時，一定會隨之爆發反對李承晚政權的大規模人民起義。”會談中，金日成和朴憲永強調，“如果不向南方發起進攻，人民對此不會理解”。他們認為，雖然李承晚把許多親北方的民主人士投進了監獄，在南方仍然具有組織起義的能力。據什特科夫說，北韓領導人曾認為，“南韓延遲了對北方的進攻，並且似乎要在三八線修築‘馬其諾防線’。這樣，人民軍便失去了反擊的機會。

　　而斯大林又勸告他們不要另外採取行動。“1從此可以看出，1949年6—7月集中地提出和平統一的建議不過是為採取軍事行動尋找藉口。美軍情報機關曾估計：”北韓政府將作出和平統一的建議，但當這一建議遭到南韓當局拒絕時，8月15日或在此前後將會侵入南方。”2

　　在8月12日與什特科夫的談話中，金日成和朴憲永就認為，在多次的邊境衝突中已經顯示出人民軍的戰鬥力在南韓軍隊之上。9月12日在與駐平壤的蘇聯公使頓金的談話中，金日成又說：“根據在三八線發生衝突的經驗看，南朝鮮軍隊的戰鬥力很弱。”3什特科夫對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做出的反應與1950年3月斯大林的反映一樣，於是金日成又提出在三八線沿線地區——江原道三陟一帶建立解放區。也就是說，他既要占領瓮津地區，又要在另一方向上占領江原道的山林地區，實行游擊隊滲透。我們通常所說的9月攻勢就是指1949年秋季游擊隊的進攻。對於這種設想，什特科夫回答說：這種計劃只有在完成了更加充分的準備和對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以後才有可能實行。4毫無疑問，金日成和朴憲永的這種計劃就表現為1949年秋季對南韓的猛烈而持久的大規模游擊隊滲透。8月14日金日成又向什特科夫提出加強進攻南方的必要性：占領瓮津，就會使現在以三八線為界的分界線縮短120公里左右，以便實現用最小的兵力防守邊境線的計劃。59月6日，北韓軍隊命令海州地區的老百姓向沙梨院地區轉移，而讓大量的武裝部隊進入了這一地區。6由此可以看出他們進攻瓮津地區的堅定信念。對於金日成的提議，什特科夫勸告他要掌握更加細緻和全面的情況以後再採取行動。

　　回到莫斯科後，他口頭向斯大林匯報了金日成的計劃。��

　　8月27日什特科夫到達莫斯科後，直接向斯大林匯報了8月12日和14日與金日成和朴憲永會談的內容，並提出了自己對北韓領導人計劃的看法。什特科夫認為：（1）目前朝鮮半島存在兩個國家，其中南韓已經得到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承認。一旦北韓發動進攻，美國不僅將對南韓提供武器彈藥，還有可能通過派遣日本軍隊來支援南韓；（2）北韓對南韓的進攻可以被美國利用來作為指責蘇聯的宣傳；（3）從政治方面看，北韓對南方的進攻可以得到南北雙方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但是從軍事方面看，北方並不具備壓倒南方的軍事力量；（4）南韓已經建立起相當強大的軍隊和警察。由於以上的理由，他對金日成的提議持否定態度。他只是對金日成提出的在江原道部分地區建立解放區的計劃表示贊同。他還報告說，人民軍占領瓮津的計劃在軍事上是可行的，但如果南韓軍隊進行反擊，則會成為一場持久戰。7這次報告表明，金日成和朴憲永的計劃已經通過什特科夫正確而詳細地告訴了斯大林。

　　9月份，金日成也不斷地對莫斯科提出向南方進攻的必要性。9月3日金日成讓他的秘書文一與頓金公使會談。文一詢問蘇聯對瓮津占領計劃的看法，文一說，金日成認為“如果對瓮津的占領沒有成為國際問題，那麼可以在兩周至兩個月內占領南韓”。89月11日，莫斯科指示頓金公使，就8月12日金日成和9月3日文一提出的問題會見金日成並弄清以下情況：（1）金日成對南韓軍隊戰鬥力的估價；（2）游擊隊在南韓的活動情況及其對北方的協助能力；（3）北韓首先發動進攻時南韓人民的反應及其對北方的協助能力；（4）駐韓美軍的兵力以及當北韓進攻時美軍可能作出的反應；（5）金日成對北韓軍事力量的估價；（6）蘇聯大使館對目前狀況及北韓計劃實現的可能性的分析。9遵照這一指示，頓金立刻與金日成和朴憲永進行了會談。這是繼8月會談以來的第二次會談，可以看出這次會談比8月與什特科夫的會談更加詳細，而且莫斯科與平壤儘可能對所有的問題交換意見並進行討論。

　　在9月12—13日頓金與金日成和朴憲永的會談中，10金日成強調指出，“在南朝鮮軍隊幾乎所有的部隊中都滲透有北朝鮮的重要人員”。同以前一樣，他再次提出根據在三八線衝突的經驗，南韓軍隊的戰鬥力很弱。至於說到游擊隊的活動，金日成說有近1500至2000人的游擊隊正在南方活動，而且最近有所增強。朴憲永強調南韓境內的游擊隊將會對人民軍有很大幫助，並可以通過切斷敵人的通訊和聯絡來協助北韓的進攻。朴憲永又說，游擊隊也有可能占領南方的主要港口，但在戰鬥初期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點則沒有明確地表示看法。對於北韓發動進攻時南韓人民將做出怎樣的反應的詢問，金日成沒有明確回答。但金日成說，“如果北方首先採取軍事行動，會引起人民的反感，在政治上會受到損害”，而且“只有在中國的內戰完全結束以後，才有可能在朝鮮開始戰鬥”。這個意見與毛澤東在1949年5月同金一會談時提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金日成明明在1950年6月25日首先發動了進攻，卻要強調是“北方受到了侵略”。同時也可以看到——正如後面將要指出的——為什麼金日成在1950年初提出“中國革命成功了，現在該輪到我們了”。然而，金日成在13日會談時卻受到朝鮮勞動黨副委員長、旅蘇朝鮮人許可儀的影響，一反常態地說“南朝鮮人民會歡迎北方的進攻”，又說“即使是北方首先發起進攻，也不會在政治上帶來損害”。但頓金報告說，金日成在會談中間又回到自己原來的主張上，說“一旦戰爭長期化，北朝鮮會在政治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從這種情況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在這個問題上處於一種動搖的狀態，也可以看出，考慮到人民的反應，他也非常清楚，首先發動進攻具有政治上的危險性。也就是說，儘管金日成表面上信心十足，甚至靠想象來加強自信，但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並沒有確定不疑的保證。……��

　　在13日的會談中，金日成再次提出，“在目前的情況下，既然不可能迅速取得勝利，那麼，與其發動內戰不如代之以占領瓮津半島及其東部的開城地區”。他具體地指出：向駐在瓮津的兩個團發動進攻，在此建立橋頭堡，根據情況再決定下一步行動。如果由於對瓮津的進攻導致南韓軍隊士氣低落，則繼續向南進攻；如果情況相反則固守已占領的地區，從而把南北分界線縮短三分之一。金日成說，對瓮津的進攻要等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到達後才能開始。

　　金日成雖然也承認這次戰鬥有引起一場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但他認為南韓無法在其他地區發動進攻，從而表現出對於不會擴大為全面戰爭的樂觀態度。會談時，金日成估計當時在南韓有900名美國軍事顧問和教官以及警衛各機關的1500名士兵。他和朴憲永認為，在內戰爆發時美國的作用和介入方式是：派遣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出兵、出動美國海空軍支援南韓軍隊、派美國軍事顧問團直接參戰。��

　　頓金在分析北韓領導人的提議時強調說，無論南韓還是北韓，在決策層都有不少支持內戰的人，所以金日成的計劃必定會發展為南北之間的全面內戰。他所做出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北韓挑起內戰，時機不合適。其原因在於，人民軍即使能得到游擊隊的支援，其力量也不足以迅速取得勝利。他分析說，一旦內戰成為持久戰爭，則北韓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會處於不利地位，而這時美國就會對李承晚給予很大的援助。他表示了這樣的看法：“蔣介石在中國失敗後，美國為拯救韓國政府必將採取強硬的態度介入。一旦戰爭長期化，朝鮮人民將會由於戰爭帶來的痛苦和損失而對挑起戰爭的一方採取反對態度。”頓金肯定地說，戰爭的長期化將會被美國用來進行成功的反蘇宣傳。他估計，即使是成功地實現了占領瓮津的計劃，此後不再發生內戰，但由於瓮津半島被占領，北韓會成為發動同室操戈的戰爭的罪魁禍首而遭到譴責，同時美國等國家也會加強幹預韓國事務。實際上頓金不僅反對全面性的戰爭，而且對占領瓮津這樣的局部戰鬥也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什特科夫和頓金採取的這種一貫立場，可以認為是表現了斯大林一直延續到當時的謹慎的不擴張政策。��

　　9月15日什特科夫再次向斯大林遞交了有關朝鮮半島局勢的報告。這個報告對於北韓提出南侵問題的理由做了如下說明：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實現和平統一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北方以武力進攻南方，南北雙方的人民都會給以支持。如果現在不進行武力統一，那麼統一隻會拖延，而南韓政府將會利用這段時間鎮壓左派力量，並建立一支足以北進的強大軍隊，最後使北韓的建設成為泡影。金日成似乎在期待着蘇聯和中國對他發動進攻的援助。1什特科夫的看法是：南北內戰雖然對北方有利，但如果是北韓軍隊向南韓發起進攻，則蘇聯將會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那時，美國不僅會介入，而且有可能積極援助南韓。

　　所以最好是北韓加強游擊隊在南韓的活動。他明確表示的看法是：瓮津作戰在有利的情況下確有實施的可能，不過要利用出現在三八線地區的“來自南方的挑釁”。��

　　9月24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針對金日成急不可待的進攻計劃向什特科夫下達了指示。1指示中包含了將要傳達給金日成和朴憲永的蘇聯的立場。這可以看作是斯大林本人的意見。蘇聯的立場是：重要的是，從目前國內外的形勢來看，向南方發動進攻的時機還不成熟。指示中說，對南方的進攻，既可以看作是北韓的侵略行為，又可以看作是在挑起內戰，而且美國會向聯合國大會控告北韓的進攻，從而為美國向聯合國要求允許對南韓派兵提供藉口。而外國軍隊在南韓的長期占領，最終將導致朝鮮統一的推遲。指示中還說，應當考慮到，占領瓮津半島的作戰雖然在軍事上是可行的，但是南韓會把它看作是一次全面進攻，從而會發展成為一場長期的衝突。根據蘇聯方面獲得的南韓在東部即瓮津地區開展進攻性活動的情報，要勸告他們等待解決問題的時機。這個指示又指出，既然在南韓境內開展游擊活動的計劃已經得到認可，那麼加強游擊活動就會引起人民對韓國國內局勢的不滿，從而動搖南韓的政權，這樣就可以迫使李承晚政府接受北韓提出的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方案，或者創造出足以顛覆李承晚政權的條件。��

　　蘇共中央提出的方案是：“一旦南韓發動進攻，便可以讓他們進入北韓領土之內，然後消滅南韓的軍隊，接着開始反擊，占領瓮津半島。”蘇共中央指出，這一措施會因為南韓對三八線以北的入侵而使進攻南方成為正當行動，要告訴金日成和朴憲永，不能過於看輕和平的可能性，勸告他們向南韓廣泛地宣傳祖國陣線的提議；動員在日本、美國、中國居住的朝鮮人，讓他們向聯合國提出支持這一提議的聲明。10月4日什特科夫把蘇共中央的上述立場轉告給金日成和朴憲永，北韓領導人消極地接受了這一立場。只是對斯大林提出的加強游擊隊活動的建議，朴憲永採取了比金日成更為積極的態度。什特科夫報告說，與此有關的措施已經得到執行，他接到了派遣800人（到南方）以組織游擊隊活動的通報。��

　　另一方面，在祖國陣線形成和全面提出領土完整及統一的口號之後，在南韓各地從8月份就開始下達了許多有關舉行大規模起義的命令。不用說，這是根據北韓的命令開展的。即使排除南韓的不準確和誇張的報道和情報，美軍的G-2情報部門也不斷地收到這方面的情報。

　　8月20日又有命令下達：南朝鮮勞動黨要派出80人為在8月26日舉行大規模起義做動員工作，2其他地方也接到了各地南勞黨黨員要在8月25日至29日進攻郡政府和警察機構，並奪取武器的命令。39月份又集中地下達了許多建立祖國陣線立法機關的指示，並在“宣言”中提出在9月20日進行總選舉。為了實現9月20日的總選舉，人民軍的將領將直接進入南韓。據有關情報，9月5日給南勞黨下達了如下指令：1.要為人民軍的9月進攻做好如下準備：（1）各郡黨委要準備大米200擔，現款20萬元；（2）各郡黨委要準備10萬元現款；（3）各郡黨委要派五個人向人民軍報到；2.目的是：（1）大米作為人民軍的口糧；（2）現款作為備用；（3）游擊隊作為嚮導要向人民軍靠攏。4這說明人民軍南下的指令已經下達到游擊隊和左派那裡。對南方各地在9月20日總選舉前下達了同樣的指令：於19日22時之前破壞各郡的鐵路、橋梁和道路，並將所有的武器都集中到光州和無籌山。5從對各地的指令都是一致為了9月20日的總選舉這一點來看，這些指令無疑是北韓下達的。9月份在忠州地區出現的左派的宣言書幾乎是完全重複祖國陣線“綱領”和“宣言”的內容。6總之，根據最近公布的前蘇聯檔案和美軍的情報，可以說1949年6月以後，金日成和朴憲永一直在不斷地進行局部作戰和全面戰爭的設想，並且試圖予以實施。

　　9月28日，給南勞黨下達了“9月進攻由於具體情況將推遲到10月”的指令。指令說“南朝鮮將在10日內被占領，而總選舉將在人民共和國的主持下在漢城舉行。”110月份，人民軍將進攻的消息還在傳播。根據10月份的情報報告，“9月的南北韓總選舉由於國會議員受到檢舉而無法實施”，“計劃變為由南韓的游擊隊展開協同作戰”。210月2日北韓內務部向南韓的間諜下達命令：“加強向中等城市和較大鄉鎮的進攻。”這是由於總選舉的中斷而引起的戰術變化。10月下旬又向游擊隊下達了在冬季走出山區，向平原地區進攻的指令。3正是由於出現了9月攻勢和冬季攻勢這一轉變，一年前游擊隊為開展游擊戰而上山，這次則接到了下山的指令。這樣，我們又搞清了一個一直沒有搞清的問題，即我們一直進行的關於南韓左派的9月攻勢是南勞黨自身的起義還是配合北韓進攻的行動這一爭論。很明顯，這是對人民軍南下的響應。而且我們也可以確認，的確向南韓游擊隊下達過人民軍將要南下，應積極配合這一行動的指令。��

　　什特科夫於1949年10月13日到達海州，親自調查了既有爭議又是莫斯科和平壤關心焦點的瓮津地區。4顯然，他作為連接莫斯科和平壤的紐帶，直接視察了爭議的現場，以掌握和消除莫斯科與平壤之間的分歧，並通過什特科夫來加強莫斯科對平壤的控制。1949年10月22日，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關於什特科夫大使執行總部方針情況的審議文件。他們在文件中提出，什特科夫沒有向北韓政府傳達不得對南韓採取積極的敵對行動的指示，也沒有及時報告在三八線附近發生的一切戰鬥行動，沒有如實地履行中央的方針。文件還追究什特科夫的下述責任：他延誤了四天才報告10月14日在邊境線高地發生的戰鬥情況，而且事實上允許了蘇聯軍隊參加這一戰鬥。10月27日，以葛羅米柯署名的政治局的詳細意見通過電報傳到平壤。為了答覆這個意見，什特科夫於11月1日回信解釋說，北韓軍隊在三八線所採取的積極的軍事行動是不可避免的。��

　　1月3日，葛羅米柯再次向什特科夫傳達了政治局的意見，其中包括“大使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不允許在三八線地區發生任何軍事行動的方針”的意見。還提到莫斯科已經有了要懲處什特科夫的議論，並警告絕對不允許再發生類似的行為。5我們在這裡可以發現，什特科夫在莫斯科和在平壤對問題有着不同的認識的處理方式。置身於產生衝突現場的什特科夫比起遠離此地的莫斯科，態度更加積極，也更加理解北韓領導人的決定。這如同駐韓美國大使穆喬比華盛頓更加積極地傾向李承晚而參與處理南北對峙問題。根據美國軍方的情報，實際上什特科夫與金日成和其他北韓領導人一起於7月20日制定了為實現9月總選舉而占領南韓的計劃。6由此可知，為實現9月總選舉而組織的南韓游擊戰，如8月攻勢和隨後的9月攻勢是早已被北韓最高級領導人所決定的政策。��

　　但是無論如何，金日成1949年夏季和秋季所制定的局部和全面進攻計劃並沒有實現，這可能被取消了或者是中斷了。也沒有對瓮津發起進攻，進攻瓮津的命令下達到副隊長一級，卻沒有實施。推而論之，這裡存在着三個決定性的原因。一是斯大林和蘇聯方面沒有同意；一是中國的革命尚未完成；最後是北韓尚未做好軍事上的準備。但是到了1950年，這三個條件均已具備，並且與戰爭聯繫在一起。……��

　　進入1950年，東亞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1949年秋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使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由於中國革命的成功和緊隨其後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亞洲的力量對比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中國革命成功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兩個領導人斯大林和毛澤東關係的正常化是東亞形勢變化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正是由於這一點，才形成了東亞的共產主義三角同盟。這就是說，蘇聯與北韓之間形成的基本上是從屬的關係，北韓與中國之間從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存在的長期的歷史紐帶，加上最後蘇聯與中國的結盟，便形成了東亞共產主義國家的三角同盟。聯繫中國革命的成功、毛澤東的訪蘇、蘇中聯盟的形成這一系列現象的出現及其與韓戰爆發的關係，我們還記得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有很多研究推論在毛澤東訪蘇時與斯大林在韓戰的決策上達成了某種共識。這一點尤其成為傳統派學者的一般觀點。但在1953年3月31日與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據毛澤東所說，“同斯大林會談時，並沒有談到占領南朝鮮的問題”。1�ぁ�…��

　　中國革命的勝利給金日成和朴憲永對韓戰的決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按1月19日什特科夫的報告，聯繫中國革命的成功，金日成認為“中國革命成功了，我們不能再拖延了”。

　　1月17日，在朴憲永的官邸召開的歡送北韓駐華大使李周淵的宴會上，金日成走到伊戈納切（伊戈納切夫是在蘇聯占領時期就對北韓政治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人物。他於1950年8月23日死於美軍的炮擊。2代辦和佩利申科參贊）面前說，“現在中國已經解放了，該輪到解放南朝鮮了。靠游擊隊解決不了問題”。他強調指出，南韓人民信任他，南韓人民盼望統一，而且知道北韓擁有優秀的軍隊。他又說，“想到不能辜負人民的期望，就夜不能寐”，“如果統一到來得太遲，南朝鮮人民就會感到失望”。他說，雖然1949年3月斯大林同意對南韓的進攻實行反擊，但是李承晚放慢了進攻的步伐，所以沒有機會進行反擊。3因此，金日成希望能與斯大林進行面談，以討論當前的形勢。他說，如果他本人不能會見斯大林，那麼與毛澤東進行面談也很有用，而且說毛澤東結束莫斯科訪問後，將會決定一切問題。金日成又提到毛澤東曾經在1949年5月同意等中國統一後再來幫助北韓。金日成又走近什特科夫，重複了他的想法，即“希望與斯大林會晤，商討南朝鮮的局勢以及向南方進攻的問題。這次如果見不到斯大林，則等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國就去見他。毛澤東可能會從莫斯科帶回有關這一問題的指示。三天就可以結束戰鬥，為什麼不同意我進行瓮津作戰呢？一旦進入總攻，幾天之內就可以進軍漢城了。想聽一聽斯大林的意見。”金日成的話表明他非常着急。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總是只作進攻的設想，又補充說，金日成在說些話時顯得有些激動。4��

　　斯大林接到什特科夫1月19日的電報後，於1月30日發去回電，指出雖然能理解金日成的不滿，但北韓領導人要向南韓發動進攻這樣的大事，必須要進行周密的準備，不能為此而冒大的風險。斯大林說，他準備接見金日成並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並且也準備支持他的想法。5沃爾科諾夫寫道：斯大林在接到什特科夫1月19日的電報後謹慎地向毛澤東發了一封密碼電報說，“如果確有成功的把握，那麼可以討論這個問題”，對此做出了模糊不清的答覆（沃爾科格諾夫：《斯大林》，第370頁；《星火》，第28頁；《朝日新聞》1993年6月26日）。我認為這裡所說的“毛澤東”可能是“金日成”的筆誤。因為當時毛澤東同斯大林一起都在莫斯科，所以用不着為討論這一問題而發出密碼電報。此外如前所說，斯大林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也沒有討論進攻南韓的問題。斯大林這裡談到的“金日成的不滿”，是對什特科夫報告中所說金日成由於得不到允許而十分着急的答覆。但不管怎樣，這是斯大林第一次做出同意的表示。��

　　什特科夫當天就把斯大林的回覆轉給了金日成，金日成認為這個回復意味着斯大林同意進行會談了，什特科夫確認了這一點。金日成對這個答覆非常滿意。2月4日，金日成會見什特科夫，要求他同意再增加三個步兵師，從而使總兵力增長到十個師。又要求把預訂的1951年的援助提前到1950年。2月9日莫斯科同意了這些要求。12月10日，什特科夫轉告了對金日成2月4日要求的肯定性答覆，對此，金日成多次請他向斯大林轉答自己的謝意。在斯大林做了肯定的答覆以後，便討論了武器供應和軍事援助的問題。這些討論都集中在3月份。

　　3月9日駐北韓的蘇聯大使館向莫斯科發出了金日成要求購買價值1.2-1.3億盧布武器的信函；3月14日又發出了金日成要求從1950年執行的1951年的貸款中撥出7100萬盧布用於購買三個步兵師的武器的公函。3月12日，莫斯科正式通知北韓：同意將1949年3月17日協議中規定的蘇聯向北韓1951年提供的貸款提前到1950年使用。3月17日，斯大林回信同意3月9日金日成購買武器的要求。2什特科夫於3月20日會見了金日成和朴憲永，向他們轉達了斯大林的意見。��

　　最終的同意是在1950年3月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經過政治局會議的討論，斯大林終於向金日成發出信號。對於金日成從1949年開始不斷提出的要求，斯大林一直沒有表示同意，正如美國對韓國的政策一樣，他本來的想法是制止兩個朝鮮之間的衝突。但是到1950年斯大林的政策發生了轉變。3月20日會見什特科夫時，金日成和朴憲永要求向斯大林轉達他們希望在4月份與斯大林會面的請求。金日成提出這次訪問將秘密進行，他在議題中把南北朝鮮的統一方式問題放在了首位。3月23日，斯大林電告平壤：他同意與金日成和朴憲永舉行會談。緊接着在3月24日，金日成通知：他們預定於3月30日向莫斯科出發。3於是，在斯大林最終表示同意的3月末，金日成和朴憲永在沒有任何正式和非正式報道的情況下便從平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