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高潮中的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建成時，北京市除北京飯店、民族飯店、前門飯店、華僑大廈外，它的建築設備算是比較好的。所以開館伊始，1964年國慶節，京西賓館就接待了阿爾及利亞、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巴基斯坦、緬甸等六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和來自其他34個國家的61個專業代表團，並接待了當年10月20日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東北、中南、解放軍三個代表團和大會的260多名工作人員。

　　京西賓館屬於軍隊編制序列，歸屬總參謀部管理局領導，強調安全保密，有嚴格的警衛措施，故多受黨、政、軍、群機關青睞。京西賓館建築的目的，主要為軍隊內部接待及外賓服務，以後又發展為為黨、政、軍召開各種內部會議服務，即為政治活動服務，根本排除商業行為。

　　京西賓館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維繫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於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不斷升溫，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京西賓館成了備受外界衝擊的焦點。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按說維護軍隊的穩定應該是黨的高級領導層的共識，然而，林副主席認為，有些領導機關過分強調軍隊的特殊性，壓制民主，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於是鼓動軍隊也要搞“四大”，要造反。這樣，不但軍隊各機關形成了觀點不同的兩派組織，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黨委對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先揪斗院校的各級領導幹部，再揪斗當地軍區的領導幹部，進而上北京，衝擊國防部大樓，衝擊軍委辦公的京西賓館，尋釁鬧事。京西賓館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 　　

　　一 　　　

　　文革開始，在毛澤東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最高指示”引導下，在官方輿論宣傳的鼓動下，一場打、砸、搶、抄、抓、關、殺的“紅色恐怖”降臨中國大地，並很快從社會轉向黨內。

　　一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風，迅即刮遍全國，開始了一場對黨的高級幹部殘酷的迫害運動。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長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批鬥；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被揪出來，游斗示眾；

　　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閻紅彥在經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後，心煩意亂，口乾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飲而盡，熄燈上床。當造反派衝進他的臥室後，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死在艦隊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批鬥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傷32處；

　　與此同時，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方志純等，統統受到批判、游斗示眾，乃至關押。他們在得到中央保護後，1967年春天都住進了京西賓館。

　　由於黨的高級幹部反對無政府主義，堅決反對在軍隊搞“四大”，在1月19日召開的軍委擴大的碰頭會上，就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隊高級領導幹部同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陳伯達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且拍了桌子，這就是著名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2月份，因為幾位老帥、副總理反對對黨的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同中央文革發生了同樣激烈的鬥爭，這就是所謂的“大鬧懷仁堂事件”，即以後被稱為“二月逆流”的“事件”。

　　1月28日，總參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顧軍委“不許衝擊京西賓館”的決定，為了給總參管理局領導人施壓(京西賓館為總參管理局的下屬單位)，包圍賓館，封鎖出入口，還檢查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進出的車輛。致使在賓館開會後的周總理、葉帥、聶帥無法離開賓館。王新亭副總長嚴責賓館領導出去做工作，讓他們撤走。

　　我當時是賓館負責接待工作業務的副主任，分管會議、客房、餐廳各科，責無旁貸。因為同是總參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認識，我就向他們說明軍委的決定，並暗示他們的行為搞不好會“闖禍”，撤走為好。對方雖然高呼“砸爛楊軍戈的狗頭！”但也怕事態鬧大，還是決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紅二司要強行把接見他們的王恩茂同志從賓館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憤，被我館工作人員和家屬制止。

　　2月5日，駐京文體單位“紅色造反者”堵住賓館出入口，強行檢查進出車輛，他們抓人的目的沒有達到，就把我館警衛科長抓走。

　　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來了六七百人抓他。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衛戍區部隊把造反派阻攔到賓館外面，使他們抓人未成。於是這幫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來越多。我們及時調整和加強了京西賓館的警衛力量。許世友同志看到形勢不好，就把住在京西賓館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及張希欽(據本文作者所知是張震)等同志組織起來，把京西賓館的開水壺集中在七樓(據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樓)做“水雷彈”，把電梯關閉，準備在造反派衝上樓時，用開水壺往下沖。許世友自己隨身帶了槍，他是準備自衛的。對造反派的防範工作準備好後，許世友同志用電話報告周總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元帥，並請轉報毛主席。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總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是敢說敢做，立即讓我跟徐帥到京西賓館做許司令的工作。與此同時，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做造反派的工作。我們到了賓館，見了許世友司令員。他見徐帥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沒有周總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可能發生人命案。

　　周恩來總理對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十分關心，2月7日零點，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1967年2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發布通告，對京西賓館實行軍事接管。通告廣貼賓館各出入口。

　　當天下午4時，周總理委派秘書周家鼎對京西賓館軍事接管問題進行了檢查，總理指示說：“接待室不能設在大樓，可以設在東小樓(即現在東大樓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備好。未經許可不能進入賓館，不但前門不能進，後門也不能進，一定要管好。”

　7月23日，軍委辦事組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治委員蔡炳臣、武漢市人武部長巴方亭等人秘密住進京西賓館，要求賓館“絕對保密”，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我們那時已經知道武漢發生了“七·二○”事件，理解為什麼應當“絕對保密”。除主任(老紅軍)、吳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長、警衛科長外，沒有告訴任何人，對客房、電梯服務員，也作了“絕對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衛局奉總理指示，直接派遣賓館警衛科長李生同志去機場迎接。24日凌晨三點半鐘，他們乘大轎車到達賓館。從大樓東門(此門長期關閉，沒有使用過)進入賓館，乘坐賓館東部平時為客人送飯的電梯上到九樓東半部入住，九樓東頭會議室作為他們的臨時餐廳，不去餐廳用飯。等把客人安排好後，已經是凌晨五點多了。

　　那時北京正在修地鐵一號線，採用掘開式施工法，整個復興路形成了一條又深又寬的大溝，進出賓館只有一座臨時搭建的木架橋可以南北通行。大約六點左右，忽聽北面橋上人聲鼎沸，上萬人從橋北向賓館衝過來，高呼着“打倒陳再道，打倒鍾漢華！”的口號，我問沖在前面的人：“你們要幹什麼？”回答說：“我們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陳再道！”我心想，這事“絕對保密”，他們肯定並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鎮靜地說：“笑話，陳再道在武漢，你們來京西賓館抓得什麼陳再道？！”那人反駁我說：“你別騙我們，首長說了，陳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賓館。”

　　人所共知，“首長”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樓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轉移到哪裡，但苦無良策。電梯服務員見狀出主意說：“楊(副)主任，別着急，先上電梯，我開到兩層之間，把信號關閉了，是不會被人發現的。”此法絕好。就這樣把陳、鍾二人藏起來後，我就急急下到一樓。

　　一樓大廳正在激烈的對陣，造反派人多勢眾，奮力往裡沖，口中念念有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但因賓館預先作了防禦準備，除了值班人員外，大部分職工也都趕到，加入到“抵抗”隊伍，戰士、職工拼命阻擋當面之“敵”，一樓大廳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統的，他們人多勢眾，沖不進大樓一層，就把地下室窗戶玻璃打碎沖入地下室。

　　當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時候，警衛部隊在大廳兩側通往地下室的東、西門，各派一個班防堵，死死抵住門，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沖。但終因力量懸殊，最終被造反派沖開，進入大廳。

　　此時，一個驚人的情況報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廳的屋頂，從那裡可以跨入三樓客房317、319的陽台，雖然一樓大廳通往樓上各層客房的門被關死，但經過這兩套客房穿堂而進，可以走向任何一層樓，進入任何一個客房。更嚴重的是，造反派此時互相傳遞着一個信息：說陳再道中等個子，圓臉，長有麻子，外號“陳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陳再道。我一下子驚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同志，他的長相與陳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錯當陳再道施暴，問題可就嚴重了。後來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秦基偉同志一見造反派，就向他們亮明身份“我是秦基偉”，並且和藹地勸說造反派要守紀律，要文斗不要武鬥。

　　傅崇碧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幾千人衝破了門外的警衛線，有幾百人衝進一樓，情況非常緊急！

　　很明顯，如果陳、鍾、牛等被揪走，就會死在造反派手裡。當時，我正隨着周總理等人在**城樓上陪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緊急時刻，周總理寫了4條，前兩條是：一、陳、鍾、牛是毛主席請來的，不能抓；二、京西賓館是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接見各省、各大軍區領導幹部談問題的地方，不能沖。

　　我趕到京西賓館時，里外一片混亂，人聲鼎沸，大約上萬人，衝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總理的4條，造反派仍然不聽。

　　我很快回到**城樓上，把情況報告給周總理。……我根據我們的警衛幹部提供的情況，報告周總理：“衝擊京西賓館之事，謝富治、戚本禹他們很清楚。”周總理讓立即把謝富治、戚本禹找來，嚴厲地批評他們說：“衝擊京西賓館，抓陳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給你們兩位。陳、鍾、牛出了問題，你們去向毛主席交待！”

　　謝富治、戚本禹看到周總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就在**城樓上給(在)京西賓館造反派頭頭通電話。他們的電話很管用，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賓館處理善後時，在賓館辦公室接了總理給他打來的電話。總理嚴厲追查陳再道等到京情況，是什麼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議“不要追查了吧”！顯然，不是什麼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衝擊京西賓館的。果然，總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實造反派並不是無條件撤出京西賓館的，他們要傅司令員承認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是“革命行動”，傅崇碧同志答應了他們的條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員申訴：“他們是進攻的，我們是防禦的，如果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我們奮力阻擋他們豈不是……”傅司令生氣地反問我：“你說應該怎麼說！”

　　這批造反派撤出賓館，三軍造反派幾萬人很快又圍繞京西賓館遊行示威，並對準京西賓館不間斷地高呼“打倒陳再道！打倒鍾漢華！打倒牛懷龍！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徑少說也得有三米，據說這是專為從廈門向金門廣播設計製造的，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把窗戶玻璃震得嘩嘩響。

　8月19日晚11點30分，杭州一司等19個造反組織200多人，突然襲擊，砸碎樓門玻璃，沖入樓層進行搜查。

　　大約8月上旬，擁陳(錫聯)反宋(任窮)的遼寧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遼革站)在京西賓館警戒線外安營紮寨，要揪宋任窮同志。當時陳、宋都住在賓館，他們既要揪宋，又不能傷及陳，以表示揪宋與陳毫無關係，因此只是虛張聲勢，不敢妄動。

　　但這畢竟是賓館安全一大隱患，大意不得。賓館大廳常有一個排守護門廳，夜間就地和衣而臥，一有動靜，可以隨時投入“戰鬥”。

　　遼革站數天“蹲點”，把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窮住在幾層幾號，什麼時候衝擊最好，走什麼路線，用什麼方式進入室內，用什麼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詳細計劃。

　　鑑於賓館防守嚴密，他們就先設法麻痹賓館對他們的警惕。8月18、19、20連續三天，他們敲鑼打鼓進入賓館東警戒線內，聲稱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賓館演出，麻痹了賓館對他們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兩點，遼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攔，突然發起衝擊，把大樓衛兵推開，衝上六樓619房間，砸碎門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進入室內，整個行動十分神速。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窮同志用繩子從六樓陽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應劫走。

　　一樓大廳被驚醒的戰士立即跟隨造反派上樓，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進入客房內並把房門鎖死。戰士們看到門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啟發，也採取同樣的辦法想進入房間，但遇到房間內造反派的抵抗，他們用力把戰士往外推，後面的戰士卻奮力把前面的戰士往進推。經過幾個回合，房間裡的力量對比不斷變化，戰士們終於有可能把房門打開，一擁而入。宋任窮同志被解救。

　　周總理得悉遼革站衝擊賓館抓人後，嚴厲地批評遼革站，並指示軍委辦公廳：“今後對衝擊京西賓館處理要嚴格。打了人要賠禮，打了東西要賠償。”並指示賓館“要抓緊對幹部、職工的思想教育”。總理對“京西賓館接連發生問題沒有對策”表示不滿，指示門口“應該有一個排”。並且指示賓館立即修圍牆。

“八·二一事件”也驚動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

　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副司令員吳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車到京，要賓館派人去車站迎接。賓館指定辦公室幹部汪書琴同志辦理。

　　那時，賓館同車站的關係非常好，賓館接站的汽車都是開到站台上的。列車到達後，沒有在軟席臥鋪車廂接到劉、吳，卻發現他們從後面硬席車廂走來，他們被順利地接回賓館。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賓館東警戒線外人聲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賓館“還人”，說賓館把他們看管的劉培善、吳瑞山“搶”走了。

　　後來才知道，江西召開萬人“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會。一派造反派組織衝上主席台劫持了劉培善、吳瑞山，說他們支持“保皇派”，壓制“造反派”，要把他們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長解決問題。為了避免走露風聲，他們不經鐵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轉車北上。劉、吳都是經過長期革命戰爭鍛煉的老戰士，豈能甘心當造反派的“俘虜”？將要到達南京時，劉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則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當地駐軍，醫生背着藥箱，給劉培善“看病開藥”，劉趁人不備，把一個小紙團扔進藥箱。醫生回去打開一看，上寫 “我們是劉培善、吳瑞山”，醫生立即上報。南京軍區偵得他們將乘坐的車次，上報軍委。劉、吳已被劫持幾天，現在終有下落，故通知賓館去接。列車一到北京站，劉、吳就看見站台上有汽車，憑他們的經驗，那一定是京西賓館的車，在混亂中他們鑽進汽車，脫離了造反派的視線。

　　造反派畢竟是一些年青人，他們先是對劉培善“肚子疼”不加懷疑，更沒有嚴密監視醫生，而到北京站也沒有加以防範。直到走失了劉、吳，才發現前面有一輛汽車開走了，頓感上當受騙。

　　劉、吳被誰接走了，幾經周折，經由北京造反派指點，才肯定是京西賓館所為，因為京西賓館是“窩藏”各地走資派的地方。所以，他們遲了一個多小時才趕到京西賓館“要人”。

　　我在一樓西廳小賣部遇到劉政委，我說：“江西造反派隨後追來，要求你和吳司令出去接見他們，否則，不離開賓館。”劉政委笑了笑說：“我現在要理髮、洗澡，沒有時間接見他們。我已經解放了，要過正常的生活了，同他們共同生活的日子從此結束了。”

　　第二天早晨，兩個造反派把站崗的戰士糾纏住，幾十個人趁勢衝到大樓門前，見裡面嚴陣以待，只好圍聚在門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個小伙子，竟當眾撒起尿來，激怒了賓館戰士職工，雙方爭執起來。大概他們自己也覺得嚴重脫離了群眾，幾個小時以後，撤出警戒線以外。

　　就這樣雙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電話，說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賓館的領導見一次面，我欣然答應了。

　　我一進接待室的門，他們就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友好”，兩位女將立即坐在我的兩側，這種陣勢顯然藏有殺機，我立刻意識到自己上當了。

　　“是這樣”，大概是個女頭頭對我說：“我們來到賓館好幾天了，賓館既不還人，劉培善、吳瑞山也拒絕出來接見我們，我們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見見劉培善、吳瑞山。然而門前有警衛，我們自己進不去，今天就有勞(副)主任同志給我們帶帶路，去見見他們。”不由分說，左右兩位女將把我架起，後面又有兩位女將推着我就往大樓走。說話間到了大樓門前，隔着玻璃看到裡面幾十個戰士嚴陣以待，她們傻眼了。她們哪裡知道，此時賓館已經有了嚴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們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時候，接待室已經按了暗藏的警鈴向樓內報了警。無奈，他們只得撤走了。

　　大約到10月底，賓館的院牆搶修起來了，東面還修了一個“正規”的門，賓館的警衛工作環境得到改善。

　　大約就在賓館修好圍牆以後不久，廣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韋國清同志。“四二二”的戰鬥力非常強，他們衝進了大門，衝垮了大樓門前警衛戰士組成的盾牆，打碎了轉門側面的玻璃門，奮力往大樓內沖，賓館的職工則奮力抵抗，戰鬥場面十分激烈。造反派沖不進來，一些“勇士”就從人頭上往裡鑽。爬在人頭上面的是一個戴眼鏡的，於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鏡！”這一手真靈，那人眼鏡沒了，就變成了瞎子，順手把他擒獲，成了賓館的“俘虜”。戰士們把他押到一個角落，強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請罪”。一人“被俘”，後面的人再不敢出頭，而大院又有解放軍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勢對他們不利，鬥志低落，最終被我館戰士職工驅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經過重新調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賓館發起衝擊，不費力氣就沖開了大門，洶湧而入。但當其進入一半後，突然出現大批戰士阻攔，並把大門關閉起來。“四二二”進來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院內院外都無所作為。那時已是深秋，廣西人來到北京，不曾帶來禦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熱情”禦寒了。

　　經過“談判”，“四二二”最終撤回廣西。

　　其實，造反派除少數壞頭頭外，絕大多數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們誤認為 “造反有理”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他們也是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受害者。

中央為何屢次加強京西賓館保衛工作

　　造反派到處衝擊抓人，中央軍委決定不許衝擊京西賓館

文革開始，一場打、砸、搶、抄、抓、關、殺的“紅色恐怖”降臨中國大地，並很快從社會轉向黨內。一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風，迅即刮遍全國，開始了一場對黨的高級幹部殘酷的迫害運動。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等一批高級幹部在得到中央保護後，1967年春天都住進了京西賓館。

鑑於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造反派到處衝擊抓人，1月26日，中央軍委對京西賓館文化大革命做了專門決定。決定說：“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一樣，屬於保護單位。京西賓館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軍以下部隊的辦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戰鬥組織，不搞串連，軍隊和地方戰鬥組織不許衝擊。”但就在軍委的決定通告貼出去兩個小時後，新疆農學院“紅旗造反團”企圖強行進入京西賓館大樓揪人。賓館警衛人員耐心但強制地勸阻。氣急敗壞的“造反團”塗抹了軍委的決定，大罵賓館“保皇”。

1月28日，總參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顧軍委“不許衝擊京西賓館”的決定，為了給總參管理局領導人施壓(京西賓館為總參管理局的下屬單位)，包圍賓館，封鎖出入口，還檢查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進出的車輛，致使在賓館開會後的周總理、葉帥、聶帥無法離開賓館。王新亭副總長嚴責賓館領導出去做工作，讓他們撤走。

我當時是賓館負責接待工作業務的副主任，分管會議、客房、餐廳各科，責無旁貸。因為同是總參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認識，我就向他們說明軍委的決定，並暗示他們的行為搞不好會“闖禍”，撤走為好。對方雖然高呼“砸爛楊軍戈的狗頭！”但也怕事態鬧大，還是決定撤走了。

　　造反派屢次鬧事，周恩來命令北京衛戍區接管京西賓館

2月4日，新疆紅二司要強行把接見他們的王恩茂同志從賓館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憤，被我館工作人員和家屬制止。

2月5日，駐京文體單位“紅色造反者”堵住賓館出入口，強行檢查進出車輛，他們抓人的目的沒有達到，就把我館警衛科長抓走。

周恩來總理對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十分關心，2月7日零點，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1967年2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發布通告，對京西賓館實行軍事接管。通告廣貼賓館各出入口。

當天下午4時，周總理委派秘書周家鼎對京西賓館軍事接管問題進行了檢查，總理指示說：“接待室不能設在大樓，可以設在東小樓(即現在東大樓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備好。未經許可不能進入賓館，不但前門不能進，後門也不能進，一定要管好。”

當天晚間，總理親自到賓館查看了通告張貼的情況，並指示：賓館接待室安一部直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

一天我從總參管理局開會回來，見接待室外面緊緊圍着一群人在爭執，原來是廣西造反派要把來接待室接見他們的韋國清同志搶走。韋國清同志被一個大個子緊緊扼住脖子，他的警衛參謀和我館客房助理員陳回民同志竭力幫助他掙脫。在他們的外面圍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圍着一圈警衛戰士，互不相讓扭到一起，大約相持了20多分鐘，在外圍警衛戰士的接應下，韋國清同志終於脫離險境。

　　武漢發生“七·二0”事件後，陳再道秘密進駐京西賓館

7月23日，軍委辦事組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治委員蔡炳臣、武漢市人武部長巴方亭等人秘密住進京西賓館，要求賓館“絕對保密”，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我們那時已經知道武漢發生了“七·二○”事件，理解為什麼應當“絕對保密”。除主任(老紅軍)、吳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長、警衛科長外，沒有告訴任何人，對客房、電梯服務員，也作了“絕對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衛局奉總理指示，直接派遣賓館警衛科長李生同志去機場迎接。24日凌晨三點半鐘，他們乘大轎車到達賓館。從大樓東門(此門長期關閉，沒有使用過)進入賓館，乘坐賓館東部平時為客人送飯的電梯上到九樓東半部入住，九樓東頭會議室作為他們的臨時餐廳，不去餐廳用飯。等把客人安排好後，已經是凌晨五點多了。

那時北京正在修地鐵一號線，採用掘開式施工法，整個復興路形成了一條又深又寬的大溝，進出賓館只有一座臨時搭建的木架橋可以南北通行。大約六點左右，忽聽北面橋上人聲鼎沸，上萬人從橋北向賓館衝過來，高呼着“打倒陳再道，打倒鍾漢華！”的口號，我問沖在前面的人：“你們要幹什麼，”回答說：“我們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陳再道！”我心想：這事“絕對保密”，他們肯定並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鎮靜地說：“笑話.陳再道在武漢，你們來京西賓館抓得什麼陳再道？！”那人反駁我說：“你別騙我們，首長（江青）說了，陳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賓館。”

　　“首長”泄密指示造反派衝擊，京西賓館死保陳再道

我撒腿就往大樓跑，想的第—件事，就是把客人轉移到哪裡，但苦無良策。電梯服務員見狀出主意說：“楊(副)主任，別着急，先上電梯，我開到兩層之間，把信號關閉了，是不會被人發現的。”此法絕好：就這樣把陳、鍾二人藏起來後，我就急急下到一樓。

一樓大廳正在激烈的對陣，造反派人多勢眾，奮力往裡沖。口中念念有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但因賓館預先作了防禦準備，除了值班人員外，大部分職工也都趕到，加入到“抵抗”隊伍，戰士、職工拼命阻擋當面之“敵”，一樓大廳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統的，他們人多勢眾，沖不進大樓一層，就把地下室窗戶玻璃打碎沖入地下室。

當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時候，警衛部隊在大廳兩側通往地下室的東、西門，各派—個班防堵，死死抵住門，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沖。但終因力量懸殊，最終被造反派沖開，進入大廳。

此時，一個驚人的情況報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廳的屋頂，從那裡可以跨入三樓客房317、319的陽台，雖然一樓大廳通往樓上各層客房的門被關死，但經過這兩套客房穿堂而進，可以走向任何一層樓，進入任何一個客房。更嚴重的是，造反派此時互相傳遞着一個信息：說陳再道中等個子，圓臉，長有麻子。外號“陳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陳再道。我一下子驚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同志，他的長相與陳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錯當陳再道施暴，問題可就嚴重了。後來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秦基偉同志一見造反派，就向他們亮明身份“我是秦基偉”，並且和藹地勸說造反派要守紀律，要文斗不要武鬥。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賓館處理善後時，在賓館辦公室接了總理給他打來的電話。總理嚴厲追查陳再道等到京情況，是什麼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議“不要追查了吧”！顯然，不是什麼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衝擊京西賓館的。果然，總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遼革站蹲點揪斗宋任窮，毛澤東動怒再派兩個連

大約8月上旬，擁陳(錫聯)反宋(任窮)的遼寧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遼革站)在京西賓館警戒線外安營紮寨，要揪宋任窮同志。當時陳、宋都住在賓館，他們既要揪宋，又不能傷及陳，以表示揪宋與陳毫無關係，因此只是虛張聲勢，不敢妄動。

但這畢竟是賓館安全一大隱患，大意不得：賓館大廳常有一個排守護門廳，夜間就地和衣而臥，一有動靜，可以隨時投入“戰鬥”。

遼革站數天“蹲點”，把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窮住在幾層幾號，什麼時候衝擊最好，走什麼路線，用什麼方式進入室內，用什麼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詳細計劃。

8月21日凌晨兩點，遼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攔，突然發起衝擊，把大樓衛兵推開，衝上六樓619房間，砸碎門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進入室內，整個行動十分神速，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窮同志用繩子從六樓陽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應劫走。

“八·二一事件”也驚動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

摘自《炎黃春秋》楊軍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