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的獅子都遭殃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對保護文物出過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間曾發布一系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各省、市、縣亦循例將當地主要歷史文物納入重點保護的名單。但如今周恩來卻也趕起革命時髦來。他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38〕

　　這一來，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瀋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39〕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紅衛兵掃四舊，視石刻為封、資、修的產物，肆意毀壞，今存甚少。”〔40〕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如今，那對獅子成了周恩來所說的“封建產物”，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當夜，省城太原發去電報，說是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保護文物古蹟。但是太遲了，殘破的獅子已被拉走，扔進了臭水坑。〔41〕

　　◇“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閒工夫養花擺花。”〔42〕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頭腦機靈的周恩來馬上表示贊成毛的意見，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中共打天下時的總司令朱德不認為有必要像周恩來那樣迎合毛澤東。他照樣伺弄他的蘭花。可是“紅八月”中的一天，他從外面回到家裡，發現他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他的蘭花，便將剩下的蘭花悉數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貴蘭草。該寺的蘭草全被毀掉，包括幾年前朱德訪問故鄉時贈送的蘭草。與朱交流過蘭草栽培技藝的和尚僅從紅衛兵手中奪回一隻花缽。〔44〕

　　長春不少人養植君子蘭，全城的君子蘭都被拔，毀成泥。僅少數人養植能手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甚至藏進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蘭未得絕種。

　　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每座樓前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個樓的南區，花草還得為這些無產階級新貴服務。而北區的花草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被革了命。兩年後北區要重新接待外賓時，兩座樓前的花圃里卻分別是無產階級的菠菜和玉米。緊急調動一個班的戰士一一鏟掉，然後再到處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無一處能找得到花。幸虧天壇公園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資產階級，樹木也不夠革命。杭州郊區望江山療養院院長熱心種樹，全院都是濃密的樹蔭。他不愛革命，就愛種樹，被指為“種樹院長”，關押批鬥。不久屍體從富春江里撈起，無人知道他被打死還是自殺。

　　◇各地孔廟無不遭殃

　　還在文革之前，“四舊”已屬被破之列。王陽明（公元1472—1528）

　　在世時，曾委託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歷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當局平毀無遺。〔45〕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46〕山東萊陽縣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 “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大小寶塔被炸毀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48〕

　　浙江三門縣文峰塔被炸毀。〔49〕山東萊陽縣文筆峰塔，“塔身總高約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毀沒。” 〔50〕江西崇義縣文峰塔，當地《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如今被指為“四舊”而拆毀。〔51〕

　　意大利有個“比薩斜塔”，湖南武岡縣也有個斜塔。該塔由磚砌成，七級呈八面角錐狀，各級檐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台樓閣、樹木花草。古《武岡州志》記載：“泗洲塔……在東門外，宋元豐元年建。”算來已有九百年歷史。該塔不僅歷史比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如今人們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藥，就一下子轟倒了它。從此再也沒人為武岡斜塔為什麼斜而不倒而費腦筋。〔52〕

　　◇被毀的文物古蹟數不清

　　全國人民一起來革命，毀壞的古蹟多得如蘆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長的故居。明代文學家、畫家兼書法家徐文長（徐渭）在紹興的故居“青藤書屋”四百年來不廢修繕，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陳姓書屋主人將它捐給國家，以求永遠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蹟。徐氏一生除做過一陣浙閩總督的幕僚，為蕩平倭寇出謀劃策外，不曾當過官。如今也被指為“反動封建文人”，“青藤書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欄則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聞訊先轉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復。

　　紹興還有個蘭亭。“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因東晉書聖王羲之這篇《蘭亭集序》，蘭亭成為文化人心中的聖地，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古蹟。景仰者去蘭亭流連憑弔，一千六百年間從未斷絕。如今因王生時曾任右軍將軍，名列”帝王將相“，王墓被砸不說，蘭亭亦被殃及而毀壞。

　　江蘇人砸了文學巨著《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吳氏誕生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弔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是“四舊”

　　，因此吳氏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吳是全椒縣人，一九五九年，當地政府建立了吳敬梓紀念館。如今文化要革命，吳敬梓故居也沒逃得脫。〔54〕後來有人到全椒，向縣委書記打聽吳敬梓故居訪問，縣委書記竟然問：“吳敬梓？

　　哪個公社的？“

　　安徽滁縣琅琊山腳有個醉翁亭。“環滁皆山也。”這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首句。這篇文章經另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琅琊山腳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紅衛兵認定歐、蘇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山東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齡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講毛澤東思想，可知是個反動權威。紅衛兵找不到什麼“四舊”來破，只好鞭他的屍。

　　可是掘開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煙筒、一迭書外，只發現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場。

　　〔55〕

　　◇古建築慘遭扒拆

　　唐詩“漁陽鼙鼓動地來”中的“漁陽”即今河北薊縣。縣城中心鼓樓有個“古漁陽”匾。地名本無新舊，但該匾是清代官員書寫的，因而被卸下焚燒。廣州越秀山頂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駕祥雲到廣州下凡的古老傳說，當然是宣傳迷信，也該砸。只因石頭太硬，紅衛兵砸斷幾根羊角後就沒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時，對無錫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命在清漪園即今頤和園內仿建，這就是今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寄暢園內乾隆手書“雨中游惠山園”碑被砸毀。（文革後依舊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寶山縣城內，宋抗金大將韓世忠駐節之參將署門前的“江南重鎮坊”，在“破四舊”聲中被拆除。〔56〕浙江臨海縣，縣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毀。

　　河南省延津縣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莊嚴。殿閣式屋頂，脊上蹲獸造型生動。梁柱板壁，浮雕花紋通體皆畫，或為飛天仙女、誦經立僧、演奏樂伎，或為鬧梅喜鵲、報曉晨雞、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稱為花牌坊。這個被公認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的牌坊，於一九六六年“毀於紅衛兵之手。”〔57〕山東肥城縣，“破四舊” 中“近千件文物丟失；十一處古墓、二十二處古建築、十處古遺址、三十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58〕

　　任何一個大城小鎮都有販夫走卒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頭慘，過往君子聽我言 ……”京劇《玉堂春》流傳百年，“蘇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關押蘇三的監獄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監獄。蘇三案情的檔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來的說法，“解放洪洞縣時，蘇三的檔案還在呢！” 〔59〕國務院曾將關押蘇三的監獄定為應當保護的文物。但根據“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說法，洪洞縣政府大門向南開，屬“封”

　　，必須向西開。西牆外正是當年關押蘇三的那座明代監獄。“一個婊子有什麼可紀念的？拆！”保護文物和保護自己不能兩全，洪洞縣政府的書記大人祗好保護自己，拆掉蘇三監獄，將縣政府大門改向了西。雖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復，卻已不是明代建築。

　　◇焚燒家族宗譜

　　家族宗譜也是“四舊”。湖北通城縣焚毀的十萬餘冊古書中，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60〕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國年間避亂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劇團到江蘇泰州演出並尋根。北上梅氏與老家早無聯繫，但根據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譜中對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記載，梅蘭芳尋根成功，拜了祖墳。文革時梅蘭芳去世已五年，卻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本梅氏家譜也被紅衛兵燒成了灰。〔61〕

　　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女劉小蕙是上海外語學院教師，也是“抄家對象”。抄家時，她家中保藏的資料被扔出窗戶，在弄堂里燒了四五個小時，《劉氏家譜》就此永遠消失。〔62〕

　　浙江紹興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譜要被燒毀的時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歷史學家范文瀾。他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或許他那裡是安全的。他們將一套《范氏宗譜》郵寄到北京范文瀾處，他在文革中安然無恙，這套《范氏宗譜》總算保存了下來。〔63〕

　　◇“橫掃”民間文學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新疆說唱文學《江格爾傳》是民族文學的奇葩，德國近二百年前就翻譯出版，俄文版問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國的《江格爾傳》卻被抄盡燒光。說唱《江格爾傳》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

　　西藏民間故事《格薩爾》，是世界少有的長篇巨製，一百五十萬行，一千二百萬字，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間說唱《格薩爾王傳》的藝人都被鬥爭、禁止說唱。他們收藏的手抄本則一律沒收銷毀。座落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嶺國寺里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今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歷史人物的傳記，全都沒有逃過這場災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聯收集整理《格薩爾》，已編譯了八百萬字。現在，這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在“破四舊”中，“焚燒了已編印和從老藝人口中記錄的大量資料，三十四本漢譯紙型全部被送入造紙廠。”幸虧青海文聯“一位同志倉促搶救出《格薩爾》手抄本珍貴資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貴資料才被保存下來。”〔65〕「漢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搜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倖存者很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屬“砸爛單位”。“一九七二年，在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有庫存的自建會以來編印的各種民間文藝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進造紙廠。”〔66〕

　　民間音樂屬“封”。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採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67〕

　　◇文稿史料大災劫

　　許多珍貴書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毀，損失無法計量。

　　河南修武縣有個出生於祖傳世家的老獸醫李蔭香，年近七旬了。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 之稱。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製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全被付之一炬，氣得他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68〕

　　《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在戰爭年代作了十幾年筆記，約一百萬字，在行軍打仗最艱苦的日子裡，曾托老鄉埋在地下，保存下來。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燼。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燒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了封面、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69〕

　　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邵飄萍一九一八年創辦《京報》時，是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的導師。青年毛澤東曾數次登門拜訪，並接受過邵氏金錢上的接濟。因《京報》言論開罪軍閥，邵於一九二六年被奉系軍閥殺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飄萍，《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邵的髮妻湯修慧則按當時“地、富、反、壞、右”遣送回籍的原則，被趕回浙江金華。直到第二年湯女士致書毛澤東、毛批示同意後，她才獲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包括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畫被燒毀砸爛不說，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也抄走。該書稿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斯大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無處尋覓。〔70〕

　　江蘇省如皋縣中學的學生從老師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給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老舍請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學生的戰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學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詩壇風雲一時，曾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羅曼·羅蘭和瓦來里寫給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發現，全部被毀。〔72〕

　　一九五五年入獄的潘漢年是中共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為中共的代表與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軍談判。紅軍長征時他是紅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他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秘密談判。抗日戰爭後期，他奉命與日本、汪偽集團秘密談判反蔣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將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區。他腦子裡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開始時，他已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可是審訊者說他寫的自傳是“變天帳”，當着他的面下令燒毀。他被兩條大漢鉗住，祗能絕望地喊道：“你們不能燒啊，要燒，燒死我吧！”文稿被燒光後，潘漢年至死沒再動筆，他腦子裡的無數史料便與他的軀體一道火化，永遠堙沒了。〔73〕

　　◇自己關門焚毀資料

　　因怕惹禍而自己關門燒掉、毀棄的珍貴物品不知凡幾。畫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齊白石所贈的畫，上有齊題的幾個字：“可染弟子書畫可以橫行天下。”李氏無處藏畫，又怕“橫行天下”惹禍，只好採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這幾個字。

　　同任何外國人聯絡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到過外國的學者無不膽顫心驚。

　　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是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老同學、老朋友。

　　幾年前，他曾收到楊輾轉託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發現的簡史》。楊振寧在扉頁上題了詞：“給黃昆：紀念我們共同了解現代物理秘奧的時日。

　　當時形成的熱情的友誼沒有隨時空的隔離而消失。“現在，黃昆捨不得毀掉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楊的名字惹來橫禍，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毀掉了楊振寧題字的那一頁。〔74〕

　　曾經是名記者的蕭乾，四十年代為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頻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給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從沒複製過。在“紅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潔若被扣上一頂寫着“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機關大院的一輛平板三輪車上示眾。蕭乾身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讓紅衛兵抄出那些“外國人”的信，他們斷無生路。他無計可施，當晚看着姐姐將愛·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進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貴史料就這樣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雖已八十五歲，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會從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於是將馬的書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寫的《農業經濟學》手稿，全部連夜燒毀。而由於周恩來指示過保護馬氏，他的家後來並沒有被抄。

　　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擔任毛澤東專職醫生的李志綏有寫日記的習慣，為毛工作十幾年，積累了十幾本日記。因恐懼紅衛兵抄家，他在一個晚上將日記全部付之一炬。〔76〕

　　沈從文保存了四十年的書信存放在他大哥處，全部被燒；幾十年間康濯給孫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書櫥中，如今也交給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給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幾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對象， “不得不偷偷地燒掉”了。〔78〕

　　上海女崑曲演員岳美緹保存有上海戲劇學校校長、恩師俞振飛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開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說：“xx已上交了俞振飛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來！” 岳不得不從俞的信中挑出十餘封不會給俞惹出麻煩的信上交，將其餘的信燒掉。她記述道：“我一個人躲在二樓曬台的角落裡，劃着一根火柴，一邊流着淚，一邊把那一封封彌足珍貴的信件扔進火苗中……”〔79〕

　　曾經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政府里作過官。一九四九年底，他從澳門到北京，重回中共懷抱。周恩來給了他一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的職位。他與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號仲甫）關係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陳指定的。他收存有陳獨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間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可是“紅八月”的抄家風颳來，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朦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送進了火堆！〔80〕

　　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名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將全部“四舊”交到機關後，默默地把他多年來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爐子旁，然後點着火爐，任兒子在一旁放聲大哭，默默地將木刻版一塊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一九六二年到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一來，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鬥。他在十二月間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歷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