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致命的失誤” 肯奈斯·麥卡西 [英國]

日軍犯了一個錯誤，即幾乎直到戰爭結束，他們都一直低估了美軍的戰鬥力。就連想象力豐富，有着與西方人直接交往經驗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不例外。為此，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像德軍1942年11月第一次與美軍交戰，根本沒把眼前的對手放在眼裡一樣，日軍也從未把美軍放在眼裡。無論是1941年日軍攻占菲律賓，還是眼下在菲律賓進行的防禦戰都是如此。即使美軍把日本海軍打得落花流水，日軍也自認為他們比美軍更勇敢、更頑強，因而對美軍的輕視仍是絲毫未減。8月7日，當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圖拉吉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簡稱瓜島)登陸時，日軍司令部不僅對美軍精銳的兩棲登陸部隊(該部隊為進行登陸作戰已精心準備了20多年，現在終於被派上了用場)知之甚少，而且也根本沒把這支部隊放在眼裡。因而在美軍登陸後的數月里，只是一批又一批地派出些戰鬥力較差的部隊去驅逐入侵的美軍，結果使戰鬥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毫無取勝希望的消耗戰。於是他們又轉而把矛頭指向其兵力有限的海軍、空軍及陸戰隊，指責他們在後續補給幾乎斷絕的美軍面前竟陷入了激烈的廝殺而不能取勝。

　　在這次戰鬥中，日軍對瓜島的多次增援使美軍的戰艦和飛機遭受慘重的損失。但雙方兵力、裝備對比懸殊，日軍最後還是被擊敗。當時，雙方都沒有載有戰鬥機的航空母艦助陣，參戰的只是戰列艦、巡洋艦、驅逐艦和陸基飛機。起初，經驗豐富的日軍使美軍屢戰屢敗，尤其是在夜間戰鬥中。然而，兩個日軍未曾料到的決定性因素，導致了日軍最後戰敗。第一、美艦在所有可利用的空間都配製了自動火炮，織起一道日機幾乎無法突破的防空火網。這不僅構成了一道堅固的火力防禦屏障，阻止了日軍慣用的低空突擊，而且還能迅速擊落突入火網的日本陸軍、海軍航空兵飛機。也就是說，即使日軍飛機突破火網進行攻擊，也幾乎不可能逃脫。這促使日本人採取了自殺戰術。日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駕機直接撞向目標，就是想確保自己無法逃避的死亡不至於毫無價值。第二、雷達在對目標的搜索和測距方面顯示出了巨大成功。“華盛頓號”戰列艦在黑暗的夜色中，在8，400碼之外就發現了日軍戰列艦“山城”號，並在8分鐘內連射75發炮彈，其中有9發命中目標，擊毀了該艦。這對雷達發展水平還落後數年的日軍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

　　日軍由於後續力量匱乏、補給不繼，迫不得已撤出了瓜島。由於一開始雙方力量就有差別，所以最後戰敗，撤出瓜島也在情理之中。隨着戰略主動權的易手，美軍在各方面都占據了優勢，而且這種優勢還在不斷增長。更重要的是，被美軍所左右的訓練有素的日軍指揮官，由於犯了比美軍更大的錯誤，因而使美軍的優勢更加明顯。當然，雙方都犯了一些錯誤，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在全球第一大洋這個浩翰的海疆作戰，通信受阻、誤會迭出、意見不一等等自然難以避免。此外，日軍各級指揮官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手下的士兵部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沒經過多少軍事訓練，素質較差，因而各級指揮失當、作戰不力時有發生。但日軍高級指揮官由於兩個根本性失誤，導致了比美軍更大的損失。一是長期以來一直低估了對手的實力，二是由於忽視了一些技術上的關鍵因素而導致的失誤。

　　從根本上說，優越感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日軍精英集團之中。這曾使他們有勇氣使用在技術上占有優勢的兵力通過卑鄙的偷襲來進行戰爭，而且也使他們不謀而合地從不考慮(有時甚至視而不見)敵人也許有能力戰敗自己這類概念和跡象。雷達的使用，使夜間擊沉敵艦成為現實。這其實早已顯示出雙方力量不平衡的端倪。更令日軍不安的是，由美軍具有獨立生存作戰和實施遠距離攻擊能力的兩棲部隊，在推進過程中繞過或壓制日軍堅固設防的區域，集中兵力奪取要點，通過一系列的協同作戰一舉突破日軍的島基線式防禦體系，矛頭直逼日本帝國的心臟。儘管這種迂迴戰術在陸戰中非常普遍，但作為—種海軍戰術，日軍卻沒有預見到其發展潛力和巨大威力。由於日本的工業無力保障日軍實施這樣的戰術，因而日軍便把它排斥在對敵未來企圖的種種預測之外。日本根本不可能製造出如此眾多的精良登陸艦船，或者像美國造船廠和修船廠那樣大量源源不斷地提供後勤保障裝備。而且，即使預見到美軍會採取兩棲大縱深突破和“蛙跳”戰法，日軍也很難對付美軍的這種戰術，一旦其生死攸關的航母艦隊被胡亂消耗殆盡。事實上，即使沒有中途島的失利，日軍也會最終把自己的航母力量揮霍一空。日本人在謀略中的失誤，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歸咎於某些個人的頭上。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日本的社會和軍事體制教育並迫使舉國上下都把訴諸武力當作實現日本擴張野心的更能激發榮譽感的最佳途徑。然而，由於自己選擇的道路異常艱辛，日本人為了追求榮譽，往往令人作嘔地習慣於對陷入困境的人棄而不顧，哪怕是最勇敢的日本軍人。

　　日軍榮譽觀的急劇膨脹，不僅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且還導致了許多反常行為和相互矛盾。例如，飛行員應攜帶降落傘去執行飛行任務，以便在飛機被擊落時，能保護具有專業技能、極為寶貴的飛行員(他們的生命)。但當時在日軍中普遍流行着這樣一種觀念，一條船的船長應與該船共存亡。這其實是英國一個古老傳統的翻版：這個傳統要求船隻遇難時，船長應最後離開將要沉沒的船隻。英國這個傳統實際上在一些方面完全是出於救生原則的考慮。船長最後離開船，是為了儘可能指揮船員保護船隻，營救人員。但這個傳統被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扭曲了。日本的大部分海軍高級指揮官，據說有90%，因而毫無意義地戰死在海疆。他們都是曾在海軍服役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人才。這使日軍喪失了海軍的精華。當時，投降的確被日軍鄙視。這種觀念可追溯到早期的武士道精神，但在現代社會裡，沒有哪個工業化國家肯浪費其最優秀的具有專業技能的人材。所以這種觀念實在不值得稱道。無疑，日本正是由於受其過時體制的影響而加速了自身的死亡。另外，在日軍嚴令禁止投降的情況下，盟軍發布了無條件投降的聲明，這又加劇了日軍拒不投降的信念，從而使成千上萬的日軍註定將毫無意義地戰死在疆場。而這些人原本可以不做這種無謂的犧牲，並為日本的未來做出貢獻。

　　美軍及其盟友卻從未犯過這樣的錯誤。儘管他們為實現一個意義重大的目標，都作好了付出一定傷亡代價的準備。但西方的政治、經濟及人性觀念緊緊約束着其指揮官，不允許他拿士兵的生命進行冒險。一旦出現問題，不管是由於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還是由於採取了錯誤的行動，那種不顧手段是否正確而盲目堅持的傾向都會受到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