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文

在環繞地中海生活的人類世界裡，公元前五世紀幾可說是“雅典的世紀”。其時的雅典貿易發達、經濟繁榮，在制度和文化上是“希臘的學校”、政治軍事上不僅是海上的霸主、並以提洛同盟為基礎，營造了一個儼然像一個“雅典帝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聯合體。而這一切都是在雅典和其他城邦及國家的關係中展開的，其興衰與其他邦國的關繫緊密交織在一起。這篇筆記即欲從這種邦國之間的關係來觀察雅典的興盛與衰落，而尤其是衰落。

雅典的興盛

雅典最鼎盛的時期可以說是在兩次戰爭之間：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紀之初的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爭；另一次是公元前431年開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差不多一直延續了三十年，到那個世紀末才結束。

在第一次希波戰爭中，對希臘人說來，戰爭的性質是反侵略，當時希臘的諸城邦相當團結、同仇敵愾，包括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當時最強，後來成為宿敵的城邦也是緊密合作、聯手作戰、接受共同的指揮。在這場戰爭中，雅典應該說是起了積極主導的作用，它不惜自己的城邦被占領和蹂躪，以弱抵強，終於使希臘人取得了對波斯人的勝利，而戰爭的結果則使雅典的實力和影響力大大擴張，奠定了日後“雅典帝國”的基礎。而第二場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性質卻可以說是一場希臘世界的內戰，很難說戰爭的雙方：雅典聯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那一方是正義的，是被侵犯的，戰火燒遍了幾乎整個希臘世界，不僅各城邦之間互相進行戰爭，許多城邦內部也發生了內亂，它的持續時間也相當漫長，最後的結果是雅典的失敗，而勝利者也差不多精疲力盡。簡單地說，雅典是崛起於世紀初的第一場戰爭，而衰落於世紀末的第二場戰爭。

雅典不僅在兩次戰爭中唱主角，而且在兩次戰爭之間的數十年間，在經濟文化和社會政治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最高峰，展現了輝煌的成就。這種成就表之於物質和外觀上的如迄今都讓人嘆為觀止的帕特農等神殿，以及其他各種優美的建築和雕像，衛城的建築師姆奈西克里（Mnesicles）和伊克蒂諾（Ictinus）；雕塑家菲狄亞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因此而永垂不朽。後世尤其近代以來出現過比它們遠為宏大的建築，但問題在於它們常常只是建築、或者藝術的仿效，而在雅典這裡則是首創。

不過，雅典更重要的可能還是那些似乎並沒有留下什麼可見遺蹟的人的成就，是那些在精神和人格、制度和文化上深深影響了後世的人的成就。比起物的成就來，更應受到重視的是人。那些最值得推崇的物的成就，也正是因為它們是人的精神的表徵。我們可以看看雅典造就了什麼樣的人，在這一百年間，僅僅在雅典人中間，在哲學方面，就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政治家、軍事家中有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利斯提德（Aristeides）、福爾米翁（Phormio）；戲劇方面有三大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以及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歷史學家有修昔底德、色諾芬等。

另外還有一些外邦人，他們雖然不是雅典人，但他們是在雅典取得他們的主要成就的，是雅典吸引了他們，給了他們某種精神和文化氛圍，給了他們以培養和展現自己才華的條件，他們也正是在雅典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在這些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也是雅典造就了他們。這些外邦人恰恰是在雅典展現他們的才華和取得他們的成就，也許比雅典本地人取得成就還更能說明雅典的興盛：雅典能夠以其作為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優越的條件，吸引全希臘乃至希臘以外許多最優秀的人才到它這裡來。這些外邦人中有：思想家、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普羅塔哥拉、特拉敘馬庫斯、高爾吉亞、希庇阿斯、芝諾（以及後來在柏拉圖學園中學習的亞里士多德）；詩人伊翁（Ion）；醫學家希波克拉底；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等。

如果我們再放長眼光到公元前五世紀前後的兩個世紀，則雅典人中還有著名的政治家梭倫、克利斯梯尼；演說家德謨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哲學家伊壁鳩魯等。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雅典人口的數量，它在最盛期包括農村地區也只有30多萬人，還不如我們現在的一個中等縣份，就不能不同意羅素所言：“無論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後，從來沒有任何有同樣比例的居民的地區曾經表現出來過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這種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1] 在上述列舉的人名中，有些是僅僅只要有一個在其故鄉的上空閃耀，人類就應該對這塊土地記憶猶深和深深感激了，而我們在雅典目睹的卻是燦爛的群星。[2]

雅典的興盛可以追溯到這樣一些過程和原因：雅典人所居住的阿提卡地區原先散居的各部落的統一，使雅典成為一個規模適度的大城邦；公元前594年梭倫的立法和改革不僅緩和了當時趨於激烈的社會矛盾，避免了社會動亂，而且為後來的經濟繁榮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礎；前六世紀中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依靠其權威和強力即保持了社會穩定，又貫徹執行了梭倫改革的方針；而前508年左右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和憲法基本上確立了後一世紀雅典的全面和徹底的民主制格局；到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又一直不乏明智而堅強有力的領袖，尤其是伯里克利富有遠見的領導。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在這一、二百年間是經歷了由貴族寡頭（少數統治）、僭主（用不合法手段達至的君主制或一人統治）到民主制（多數統治）這樣一個變化和發展過程的。而在這樣一個制度巨變的過程中，卻竟然沒有什麼劇烈的社會動盪和流血，這就保存了這個社會的元氣和活力，使之能夠一心謀求城邦內部的發展、有難時則全力對外，包括打贏對波斯人的戰爭。[3] 這可能是有賴於雅典的改革者在一開始就有一種平衡和節制感，一種不走極端、力求中道的精神。[4]

從社會力量上說，在近一個世紀裡，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夠充分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獲得一種尊嚴和榮譽感，就自己的所長展現自己的才華。希臘人又有一種在各方面都追求卓越德性（arete）的精神。雅典的輝煌成就就是在這種“各盡所能”中創造的。而這不僅要歸功於多數民眾，也要歸功於少數貴族。正是這少數人順應時勢，主動促成了向民主制的改革，並成為了民主制的領袖。民主是需要領袖的，不僅它的建立需要領袖、它的維持也需要領袖。而對於轉變中的雅典來說，一種健全、繁榮和持久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領袖，與其說最好來自民眾之中由暴力和陰謀權術來產生，則不如最好從能夠傳承優秀文化、保持一種基本的德性、責任感和榮譽感、同時又不乏同情心的貴族在和平競爭中產生。雅典民主的實際歷史也正好就是這樣，初始締造、推進、捍衛和領導民主的、從梭倫、克利斯梯尼到伯里克利，大多數是貴族世家出身。[5]

這一切又發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時，即發生在貴族尚未腐朽、而大眾又尚未驕縱的時候。正如基托所言：“從歷史的角度說，一種高級的文化必定起源於一個貴族階級，因為只有這個階級才有時間和精力去創造它。假如它固守貴族特性，且時間過長，那麼它會先是很精緻，後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貴族階級在完成了其社會功能之後仍不肯退出歷史舞台，它就會成為禍害。在政治領域，雅典占主導的共同意識，接近梭倫、庇西特拉圖和克利斯悌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貴族－—大體上說－—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體，而其本質特性卻依然充滿活力；以後兩代雅典的優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個突出的例子。”[6]

但不僅是這些領袖很優秀，而是雅典人在整體上也足夠優秀。[7] 這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的興起，而是整個民族的興起。同時，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興盛——而不僅僅是強盛——必然也是精神的興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時代肇始時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恆的荷馬，是他教給人們以心靈的習性，這是一種在任何一個社會階層的人身上都能發現的不可或缺的貴族氣質，它要求將質置於量之上，高貴的鬥爭高於單純的目的達成，榮譽先於財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豐富、政治體制相當嚴密和完善，堪稱是人類天才所能創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們的經濟、軍事實力也非常強大，問題是：為什麼雅典還是沒有打贏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什麼人才濟濟的雅典這麼快就走向衰落？這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另有原因？

戰爭的起因

在這一節中，我們首先遇到的問是：雅典人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嗎？它是不是國家體制的衝突？或者只是國家利益的衝突？責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還是在斯巴達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擴張性？是混合寡頭政制的斯巴達還是民主制的雅典？

從戰爭的直接起因來看，雅典人比斯巴達人更不想要戰爭，可是，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過提洛同盟的方式來更好地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但我們稍稍從長遠和深層的觀點來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就會發現雅典人可能要負有更多的責任。戰前數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而斯巴達人是處於守勢。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希臘各城邦間的戰爭確實是規模相當小。[9] 而波斯的威脅還保持了希臘人的某種團結，雅典人的帝國主義和擴張傾向漸漸把希臘城邦引向了一場大戰。

這種情況連雅典人自己也不諱言。伯里克利在推進雅典帝國時已經預感到與斯巴達必將有一戰。他在戰爭爆發後坦率地對有些動搖的雅典人說：“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真的認為放棄這個帝國是一種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們已經不可能放棄這個帝國了。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過去取得這個帝國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 [10]修昔底德說：“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1]至於雅典的敵人則更有一些“誅心之論”，例如敘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說：“在反抗波斯的時候，雅典就不是為了希臘的自由而戰爭，希臘人也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而戰爭；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國來代替波斯帝國，而其他希臘人作戰的結果不過是換了新的主人。”[12]

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戰爭結束後，為了防範波斯人，組織了一個海軍同盟，其總部設在提洛島（Delos）。幾乎所有愛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該同盟，它們要貢獻一定數額的船隻和人員，或者用同等價值的金錢來替代。這一共同防衛的同盟的性質後來卻發生了一些變化，雅典使之漸漸成為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帝國，它把同盟的總部和金庫從提洛遷移到了雅典，而商業上發生的爭執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決。它開始不是為了共同防衛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的城邦而動用同盟的金庫。而且，它開始強迫一些城邦加入，並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為此它進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這樣，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國的轉化，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恐懼、猜疑和怨恨。希臘世界出現了分裂：一邊是人們公開稱之為一種“暴政”的雅典帝國；另一邊是由斯巴達和一些支持斯巴達的城邦組成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國在海上稱霸，而伯羅奔尼撒同盟則稱雄陸地。前者主要由愛奧尼亞人組成，後者為多里安人的集團；雅典人愛好在其同盟內部實行的民主制，伯羅奔尼撒同盟則偏愛貴族寡頭政體，或至多能容忍那種有限的民主制度。當時在希臘存在着一種普遍的看法，雅典對其名義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權進行了難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這種看法使斯巴達出來充當希臘諸邦的“解放者”。[13]

總之，雅典人勢力的擴張最終引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這雖然不是他們所情願的，但他們還是對此有準備的。但除了這種戰前的擴張，在戰爭期間，雅典人還冒險地又做了一次致命的擴張嘗試：向西西里大舉派遣遠征軍，正是這一遠征嚴重斫傷了雅典的元氣。

一個現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擁護者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會容易產生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內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的擴張？內部民主與外部擴張是矛盾的嗎，還是可以並行不悖？換言之，一個“民主的帝國”是不是邏輯矛盾？一個“民主的帝國”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擴展？

民主擴展也許有兩條途徑，或者說兩個選擇：或者是接受一種平等的邦際民主，這很可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體的現狀；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類似於雅典那樣的民主制度，而這可能意味着干預其他城邦的內政。這兩種選擇是難於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擴展看來不會是雅典人考慮的問題。雅典尤其不會選擇前者，而它推進其他城邦的民主看來也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壯大自己的力量。希臘各城邦內部的特別緊密，無論是雅典那種民主政治的緊密、還是斯巴達人那種平等生活的緊密，看來並不有助於希臘城邦的團結而建立一個希臘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劇各個城邦的分裂。

至於內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實行的那種非常徹底的直接參與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擴張和帝國主義政策——哪怕僅僅是出於明智而非道德的考慮，這就要看它內部的人民是怎樣的人民了，因為決定權確實是在人民的手裡。如果它沒有富有遠見的引導，如果它沒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觀念，由內部民主煥發出來的活力看來不僅無法阻擋其擴張，反而會加強這種趨勢，何況雅典民族本來就是一個最有活力的民族。熱烈主張遠征西西里的亞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說，“我認為一個本性是活動的城邦，如果改變它的本性而變為閒散的話，會很快地毀滅它自己的。”而大多數人的這種過度熱忱的結果使少數實際上反對遠征的人害怕別人說他們不愛國，因此也就不作聲了。[14]

這樣也就民主地鑄成了導致雅典失敗的大錯——侵犯遙遠的西西里島上的另一個民主國家敘拉古，雅典自此開始在規模大致相等的兩條戰線上作戰，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這個民主國家敘拉古給打敗了。[15]實際上，在和雅典進行戰爭的城市中，也唯有敘拉古與自己性質最相似，民主的敘拉古也領土廣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頗似雅典人：勇敢、進取、能迅速抓住戰機和擴大戰果，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就在自己的家門口作戰，是保家衛國（雖然他們對臨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脅和擴張），所以他們和雅典人作戰也最為成功。

戰爭初期本來是雅典最強盛的時候。一個國家在它最強盛的時候，往往卻是它最危險的時候，因為這也是它最驕傲的時候，而驕傲使人盲目。它開始想滿足自己對於遙遠的土地的夢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斷遙遠地方的事情遠不如它判斷近處的事情。結果民主沒能制止戰爭，戰爭則反而很可能摧毀民主。在雅典我們實際上就看到了這種情況。戰爭後期，在內部開始有相當多的雅典人自己人對民主不滿，結果他們發動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會議統治的政變。從蘇格拉底、柏拉圖、色諾芬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對民主或者說極端形式的民主有某種程度的批評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遠見的領袖可能會避免許多災難。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剛剛開始他們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爭不久，他們就失去了他們的領袖。伯里克利在戰爭開始後兩年半即染瘟疫而死。伯里克利曾說過，如果雅典人善於等待時機、保持他們海軍的強大，不在戰爭中去擴張帝國的領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內部發生危險（諸如內訌），雅典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但後來雅典人卻幾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錯誤。伯里克利能夠不逢迎群眾，他“能夠尊重他們的自由，同時又能夠控制他們。是他領導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導他”。他能夠提出反對他們的意見。”“所以雖然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16]而他的後繼者如大眾民主派領袖克利昂演說言詞極具煽動性也不乏勇氣，卻缺乏遠見而一味狂熱主戰，包括主張殺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亞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華卻缺乏操守，結果多變而得不到信任；尼西阿斯有操守卻又失之於過分謹慎乃至懦弱。結果他們都喪失了對於公眾事務的富有遠見的領導權。民眾變得驕縱了，他們的意見容易受他們的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們演說的人的言詞和感情所支配，於是時而會表現得反覆無常。雅典人在決定是否與科西拉人結盟，是否殺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時，都是緊接着就推翻了先前的決議。他們也日益失去對領袖、將軍們的信任，對他們產生疑懼，這種疑懼和不信任雖然自有其必要，但超過一定限度也會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們不再能容忍失敗和失誤——哪怕是暫時和偶然的失敗，甚至勝利中的失誤。他們很可能會出爾反爾——正是這一點導致尼西阿斯在最後反而不肯順從大多數士兵的意志從西西里撤軍而造成人員的重大損失。[17]

但即便雅典有傑出的領袖，民主有合理的運作，雅典政治的邏輯是否仍然會使雅典走向衰落——即便不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也會在下一、兩場戰爭中走向衰落？這裡的關鍵是希臘城邦之間的殊死戰爭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內部的直接民主是否並不能使自己免於一種對外部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甚至還將加強這種走向霸權的傾向？雅典在自己的內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參與政治和決策的權力，但是它並不會在外部保證希臘所有城邦平等參與整個希臘世界國際事務的決策權，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獨立和自由權。這裡的政策是明顯“內外有別”，甚至還有一種“內內有別”的——不僅奴隸、無論在本地居住多久的外邦人和婦女都是沒有公民權的。

所以，要回答在當時的古代希臘的世界裡有沒有建立一種平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可能的問題，答案看來會是否定的。甚至這個問題是否會出現在當時政治家的腦海里都是疑問。所有人平等以及所有民族平等的觀念大概得到一種後基督教的文化中才有可能。當時的雅典人確實還沒有一種所有人的、不論出身、男女和種族差別的、普遍的平等觀念。然而，即使是有了一種“內部無差別”的民主制，是否也還是會有一種“內外有別”的政策，即在國內充分實行民主和平等，在國外和在國際間卻實行某種不是平等對待的霸權主義政策也還是一個疑問。民主的道德基礎是什麼？民主是否仍然是“自私的”，仍然具有某種封閉性？甚至內部的凝聚更可能導致對外的拒斥，導致某種孤立主義或擴張主義？它能確保公正的外交政策嗎？抑或這裡主要是一個可行性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發展程度的問題，即原因主要是因為無法建立一個國際的仲裁和執行機構。而推動向這一方向的努力是否也需要一種從民主中吸取資源的道德力量？以及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否還涉及到一個人性可能性的問題？這諸多問題還都需要進一步深入和仔細的探討。我們也許對任何制度都不能有一種制度拜物教的崇拜，或者，我們必須對人類或各民族未來的制度選擇保持一種敏感和開放的態度。人類並不總是能去選擇道德上最優、或者說最公平、最平等的制度，而只能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有一種具有遠見、而又因時因地的制宜。

行動的理由

戰爭是由一系列行動構成的，這些行動包括：如何對待平民、對待投降者和俘虜，如何對待中立者、同盟者等等，這些行動涉及到戰爭本身的規則，也反映出道德和文明的水準。當時希臘人有一些共同承認的戰爭規則，如侵入他國不得侵犯那個國家的神廟；一場戰鬥之後應根據休戰條約讓敵方取回陣亡者的屍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