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 寫在“統獨之於兩岸民眾之我見”之後

阿唐

atangwriting@yahoo.com

日前，阿唐一個不忍，拋出了自己的統獨觀念--“統獨之於兩岸民眾之我見”一文。此前，儘管阿唐已經做好了此帖可能為兩岸人民共擊之的心理準備，等到反對的浪潮真的鋪天蓋地地席捲而來之際，還是不禁內心惴惴，欲哭無淚。

沒奈何，俺也鼓足勇氣，模仿仁人義士的一聲斷喝：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接着拋灑俺的理念。

一 統獨之爭與愛國主義

目前，有一種輿論瀰漫在台海兩岸。在大陸，凡不支持統一的人，似乎就有賣國的嫌疑；在台灣，凡不支持獨立的人，似乎就有賣台的嫌疑。

暫且不論上述觀念是否正確，單單就有關統獨的觀點而言，兩岸的分歧何其之大也！

不追求統一，就真的是賣國賊，軟骨頭，甚至是上海人嗎？有人撰文質問阿唐，你是否是怕老婆的上海人，不然你的骨頭為何如此的軟弱？

我的回答是，1) 我不是上海人，我也不怕老婆；2) 上海人不一定都怕老婆，怕老婆的上海人不一定都是軟骨頭；3) 高聲叫囂為統一而不惜一戰的人不一定敢真的走向戰場，審慎地看待兩岸統獨的人不一定不愛國。

阿唐的確沒有走上過為國而戰的戰場，但是阿唐的老父卻經歷過韓戰的洗禮並且榮立戰功。以家族傳承而言，還算是有資格說一點愛國的言論。

二 統一是有關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嗎？

如果坐視台灣獨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將受到極大的危害，西藏，新疆和內蒙必將步台灣後塵而獨立，連鎖反應將置中國於四分五裂的危險境地。

在邏輯上，似乎這是一個必然的推論。

　但是，中國的確放棄過自明朝起就為中國有效管治的西南邊陲的江心坡地區及南坎，似乎並未引發任何後續風潮，而且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並不知曉。

這幾片土地約相當於台灣的一倍，在1960年中國與緬甸劃界時被放棄。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去檢索確認。

可能有人說，中國當時放棄在緬甸的領土，是為了消滅在這片土地上經營的國民黨殘餘軍隊(見柏楊著作《異域》)，再說，台灣之於中國的重要性也是西南蠻荒之地所不能比擬的。

以阿唐的理解，大是大非的問題，應該是一個原則問題，意味着沒有價錢可講，不存在孰輕孰重的探討餘地，無論以任何理由放棄自己的固有領土，似乎都是有餑清論。因此，此一時彼一時的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引伸一步，如果領土完整是一個國家對外交往不可逾越的底線，那麼前不久簽訂的中俄和中越邊界協議，都是不可能通過的，因為中國同樣放棄了一些一貫宣稱擁有的領土。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從來都是相對的，是國家實力和國際關係的具體體現。

三 “二二八”中台灣人也殺了外省人，單單譴責國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不錯，在早期的騷動中，的確有外省人被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軍隊介入的口實。

正如16年前的北京春夏之交的騷動中，同樣發生過軍人被殺及焚屍的現象，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不能成為軍隊開槍鎮壓的理由。手執武器組織起來的軍人是國家的重器，其職責是在對外戰爭中保家衛國，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把槍口對準自己手無寸鐵的子民。

四 台灣民眾真的與統獨關係不大嗎？

不錯，在很大程度上兩岸的統獨實質上是中美之間的角力，台灣的力量影響不大。

但是我們因此就可以忽略台灣人的感受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試想，如果台灣人民也願意統一到一個中國的旗幟之下，美國能擋得住嗎？

因此，大陸如果真的想要把台灣統一過來，必須先學會去尊重對方的想法，打消台灣人民對統一的顧慮，用心思去傾聽他們的心聲，而不是靠武力恐嚇來達到嚇阻台灣獨立的目的。

孫子云：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是為至理。

五 台灣的回歸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台灣獨立，並與美日緊密結盟，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也不一定是負面的影響，關鍵在於中國與美國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如果中國與美國是尖銳對抗的敵對關係，台灣當然就是對方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橫亙在中國的大門口上；如果中國與美國是既合作又對抗的夥伴關係，台灣的作用實在不大，最多是牽制中國對美國多做一些讓步而已。

台海統一，如果在過程中觸發了中美戰爭，我個人不看好中華民族能夠火中涅磐；如果在統一後，引起美日對中國迅速崛起的強烈反制，我個人也不看好兩岸整合後的實力可以抗衡西方世界的一同打壓。

台灣的回歸與否，實在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定因素。我們的復興之路應該是，對內而言，是凝聚國民的向心力，普及教育，淨化吏治，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機制；對外而言，是融入國際經濟循環體制，以儘可能柔軟的身段，淡化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差異所帶來的疑慮，建立起中華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和平向上理性負責的形象。

六 統獨之爭的聯想

目前網上關於統獨之爭的主流聲音似乎是，如果身為大陸人就一定要搖旗吶喊“為了台海統一不惜一戰”，否則就是沒有骨氣的漢奸賣國賊，人人得以誅之？！

感遭如是，忍不住要大放厥詞，談一談由這次的統獨之爭引發的聯想。

1) 多一點寬容

總的來說，我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缺乏思想寬容精神的民族之一。

2226年前，阿唐的老祖宗統一了中國本部(即目前中國疆域中去掉東北，西北，西南的部分)，其幅原之遼闊及人口之眾多，世界上只有大致同時期的羅馬帝國可以相比擬。

為了統治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秦始皇繼續採用在民風淳樸的秦國施行多年的嚴律峻法，對全國實施高壓的軍事管治。至鋼則易折，結果，二世而亡。

漢承秦業，汲取秦亡的教訓，相當長的時期里，採取了不同於苛秦的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懷柔政策，從而緩解了社會各階層的緊張關係。同時，在思想領域裡，漢代雖然沒有走到秦代的“焚書坑儒”的極端程度，可是卻推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起自於春秋戰國時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大爭鳴時期，至此正式結束。顯然，這是與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相適應的一種思想文化政策。

從此，在中國長達2000年的封建統治中，除了蒙元時期，尊儒基本上成為歷朝歷代的國策。

有一種觀點認為，2000年前中國龐大帝國的極權統治，是一種早熟政治的形態，套用一句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就是，上層建築遠遠高於其經濟基礎的發展。這種早熟政治的代價就是，對自由思想的鉗制。

世界歷史上，這種對思想領域的禁錮行為，只有中世紀歐洲的教廷可以相互比擬。但是因為歐洲是多國林立，治權與神權分離，古希臘古羅馬的思想火花得以星星點點，不綴不滅，最終在工業革命到來之際，燃燒成燎原大火。

中國長期以來對思想禁錮的結果，就是思維的單一性和同一性，缺乏寬容精神。思想領域裡的任何異樣的火花，都被視為異端邪說，遭到一致駁斥和壓制。

2) 大一統的代價

2000年以降，中國本部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統一的狀態。為了管理如此龐大的疆域，中央政府採取了官僚體系與社會士紳相結合的統治結構。

舉例而言，政府的基層權力機構的最底層是縣一級，這一級的官僚是由政府任命，吃國家奉祿，大致的編制是幾十個人，所管轄的人口從數萬到數百萬不等。最高長官是知縣，他肩負縣長，法院院長，檢察院院長，財政局局長，民政局局長等職務於一身，旁的不說，單是刑事案件的偵查訴訟審理判決和實施，就能把他給累死。可是事實上，知縣們做的優哉游哉，好像也不比現在的公僕們更忙。

為什麼？因為不在政府官僚機構編制之內的士紳階層，不僅在基層教化人民，而且事實上排解了大多數的民間糾紛。

所謂的士紳階層是由退休的官僚，有功名的讀書人和家道殷實在地方有影響的地主組成的，他們實質上構成了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基層單位。

士紳階層憑藉傳統的習慣和道德的威望，教化鄉民，排解糾紛。而知縣的職責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上訴法庭，負責重大案件的審理以及士紳處理不公的覆核。

這種官員人數與其管轄範圍的不成比例，導致其管理方式的模糊性和簡單化。

例如，人口和田畝的準確數字，一直是困擾歷朝政府的一個難題，這還是與征賦納稅直接相關的國計民生的大事情。

因此，為了便於簡單管理，大部分的朝代都採取了禁錮農民於土地的政策，嚴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無形中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公元後前1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國憑藉大一統的社會組織，整合起全國的經濟力量，疏通江河，開鑿運河，抵禦游牧民族的侵略，保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國本部經濟文化的發展空間，遙遙領先於世界上同期的其它國家。

後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國的大一統所付出的代價一一顯現：固步自封，鉗制思想，歧視自然科學，對外來文化和思潮採取不問不睬的態度，閉着眼睛高唱泱泱華夏一統千秋，對外關係上滿足於天朝朝貢制度。結果就是，同時期發生在西方的文藝復興，資本主義萌芽和地理大發現，在中國本來也是有機會發生，卻坐失良機，任憑風水之輪轉往西方。等到西方列強前來扣關，老大中國表現出來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困惑，實在是慘不忍睹，隨之而來的種種屈辱和不幸，時至今日仍然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揮之不去。

3) 大一統的困惑

大一統的正面意義，除了前文提到的公元第一個千年對中國經濟的整合效應之外，大致上可能還有保證了中華文明的一致連續性，此外，還有什麼呢？

中國的兩千年統一史中，也穿插了幾個分裂時期，漢後的三國魏晉南北朝，唐後的五代十國，固然由於頻繁的戰亂帶來了社會生活的動盪，但是也大大地促進了思想的進步和人才的流動。

以三國時期為例，基本上沒有發生君王對臣子的大規模殺戮行為，不是不想，是做不到，因為還沒等殺，待宰之人已經跑到敵國去了。於是，為了延攬人才，各國君王不得不爭着禮賢下士。

有宋一代，君王對讀書人極為禮遇，終其一朝，未曾濫殺一位士大夫。此固然與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有關，然宋朝時代中國本部未能統一，大敵當前，容不得皇上恣意妄為，未嘗不是一個重要原因。

而統一的明朝，朱皇帝前後誅殺功臣及其親友達數萬人之多，開國元勛近乎一掃而空。其後更是動輒在朝堂之上，公然脫下朝臣的褲子打板子，令斯文掃地一至於斯。

當然，也有人撰文說，中國之所以在200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維持了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是有其必然性的。如自然地理的相對封閉性，周邊文化的相對落後，整合中國本部的經濟力量對縱貫全境的大河治理的需要，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不相重疊等等。如此說來，大一統的命題確實是中國人的一個困惑。

4) 全民皆兵同仇敵愾的誤解

很久以來，我的思維中都存在一個誤區：中國本部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對抗中，屢戰屢敗的原因在於，漢奸太多，民風軟弱，倘若全民皆兵，同仇敵愾，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每一個中國人就是吐一口吐沫不就把侵略者給淹死了？！因此，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慨。

等到書讀得多了，正統觀念在各種信息的蕩滌之下，漸次淡薄，我發現自己的觀點實在有待商榷。

首先，希望一個農耕民族全民皆兵是不現實的，一個相對周邊國家高度發達的農耕國家，其社會分工已經極為明確和細緻，握鋤頭的手去拿兵器，實在是生疏的很。

其次，長期以來的中庸教化，都是讓子民們做順民，向溫良，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喚起他們心中的野性，變得民風強悍起來呢？

再次，國家過大，君國不分，草根百姓們實在難以湧起對國家認同的忠貞感。而同時期的游牧民族則很容易地凝聚在規模小得多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周圍。

又次，冷兵器時代，游牧民族在與農耕民族的對抗中，具有天然的優勢。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決定了其全民皆兵的特質，上馬兵，下馬民。其落後的生活水平練就了其吃苦耐勞的品質，對後勤的依賴極小。長年的部落間的衝突，造就了其高度的機動能力，靈活的戰爭藝術，呼嘯而來，絕塵而去。對於以步戰為主的中原農耕民族，贏了追不上，敗了逃不了，因此，中原文化對於游牧民族的戰爭中，以守勢為主，實在是有其不得不為之的苦衷。

最後，有組織的軍隊與倉促上陣的烏合之眾的戰爭，結果只有兩個字：屠殺。當然，有人會說，組織起來的民眾可以採取游擊戰襲擾戰，不正面與入侵的軍隊對抗，而是採取對其後方軍需供應線實施側擊的間接手段。不錯，在金宋對抗的初期，黃河流域的百姓們就組織起了無數的義兵與金對抗，抗戰的旗幟大概飄揚了二三十年，最後還是掩旗息鼓了。整體無序抵抗的百姓與整合一體的國家之間的對抗，前者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

多說一句，八年抗戰，八路軍的敵後武工隊就是採取的全民抗戰的路子，隱形於民眾之中，當時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是“人民群眾就是我們的萬里長城”。通常的辦法是，穿便衣，打黑槍，埋地雷，摸崗哨，完了事往老百姓家裡一藏，很像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局勢。日子久了，鬼子也急了眼，凡是懷疑藏有八路便衣的村子，如果不交出人來，就實行三光政策，以恐怖對恐怖。

這樣說，很可能又被磚頭砸得滿天包：敵我不分，是非不明。我只有一句分辨：戰爭是軍人之間的事情，沒有必要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卷進來。老百姓可以對侵略者採取不合作態度，但如果要求或者驅使每一個平民都去逞匹夫之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大概都會滅絕的。

打開中國地圖，新疆的北部有一個地名：準噶爾盆地。歷史上曾經有一個赫赫有名的準噶爾汗國，作為蒙古部族的一支，最強盛時期幾乎囊括全部的新疆及蒙古高原，與清廷屢屢對抗，時服時叛，抵抗得異常堅決。最後，滿族軍團對準噶爾實施了血腥的滅族政策，殺光了全部的準噶爾人。從此，準噶爾民族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只留下一個單純的地理名詞，在戈壁沙漠的瑟瑟寒風中憑弔曾經的輝煌。

5) 道義的慷慨與責任的沉重

自古以來，中國的政壇和思想界就活躍着一個流派--清流。他們都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時刻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抨擊時弊，指點江山，唱唱高調，在道德上的修養似乎極高。

這一股流派發展到明朝，達到其鼎盛時期，他們不顧生死與宦官作對，對皇權約束，端的是驚天地泣鬼神。

明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事件是一個典型的範例。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無子，興獻王長子(世宗)即皇帝位，下令禮臣議其生父尊號為皇考，朝臣爭論激烈。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世宗再次打算追尊其生父母為皇考及皇太後，朝臣二百餘人跪於左順門前力爭不可，因為在名分上其叔父孝宗及妻才是世宗的父母，世宗大怒，下獄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

呵呵，真的是有骨氣啊，寧願被皇帝的板子打死，也斷斷不能容忍皇帝稱其生父為皇考！可是等到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之際，明朝士大夫中的漢奸之多，歷代王朝無出其右。這就是清流們的所謂道義？

晚清的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大清得以度過太平天國之亂的中興名臣，影響中國歷史達半個世紀之久。

今天，大概沒有人會對曾國藩的道德人品提出疑問，一個嚴於律己，時時刻刻不忘修身養性的大政治家，他的道德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極大，毛澤東在信仰馬列之前，直言曾文正公是他的偶像。

但是，晚年的曾國藩捲入了“火燒望海樓”的天津教案，被清流人士罵得狗血淋頭。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百姓之間的衝突，這種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解和矛盾，因為鴉片戰爭後中國對外交往中的屢屢挫敗，在士大夫中醞釀發酵，愈演愈烈。事件發生後，在部分對西方文化心懷不滿的清廷官僚的推波助瀾的慫恿下，最後演變了火燒教堂和在街上隨意捕殺外國人的暴民事件，牽涉到了好幾個國家的公使及僑民。

曾國藩在審理此案中，頂住了朝野間的巨大壓力，基本上按當時的國際法則處理了相關的中方人員。

在接到朝廷上諭後，曾國藩就知道他惹上麻煩了。在清流輿論與國家利益間，他的選擇非常困難。他完全清楚，如果選擇站在士大夫一邊，做出有利於中方的判決，以他平定長毛的威望，輿論會把他捧上天的，朝廷局於物議，也不會把他個人怎麼樣，但是，由此引發的後果，一定就是因為清廷又一次地藐視並踐踏國際公法，遭致列強對中國的再次用兵。如果按照國際慣例及公法主持公道，難免會為人非議，朝廷基於輿論，也不會對他公開褒獎。

在大聲空議和忍辱持正之間，曾國藩作為晚清最偉大的政治家，做出了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選擇。事後，也確實被清廷從直隸總督貶回到了兩江總督。

直至最近，李鴻章才逐漸由誤國殃民的賣國賊形象恢復到其本來面目--晚清中國的中流砥柱。

近百年以來，中國人一提起李鴻章，一定會將其與晚清簽訂的一系列士大夫們認為的喪權辱國的條約聯繫在一起，因為李鴻章是其中絕大多數條約的主要談判人。野史上居然演繹出戲子在給老佛爺演戲時，伏屍死諫的故事：“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呵呵，一個國家在與外敵戰敗後，就把全部的過失和責任都推卸在負責戰後談判的一個人身上，什麼吃裡扒外的漢奸，沒有骨氣的賣國賊。試想，李鴻章在談判中，為什麼要出賣國家利益呢？難道真的貪圖了外國的什麼好處？還是屈服於外國的強勢逼迫？

今天的人們應該清楚了，如此重大的國際間的談判是不可能出現私相收授的台下交易。李二先生也不可能懼怕什麼外國蠻夷的強勢手段，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列強們在檯面上還是非常遵循國際之間的慣例公法，斷斷不會出現僧格林沁鞭打拘押英法聯軍的談判使者巴夏禮，從而導致談判破裂，英法聯軍直入北京城，演出了一幕火燒圓明園的悲劇。

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是日本指名要求李鴻章掛帥談判的。為什麼？因為當時的中國，其軍事柱石基本上維繫在李鴻章一人及其背後的北洋軍上了。中日甲午之戰，實際上是北洋一軍，抵禦日本傾國之力！

拳匪之亂，庚子之變，事後的善後還是要仰仗這位垂垂老矣的賣國賊出來收拾殘局，這位馬關條約後被貶到兩廣總督任上的年逾七旬的老翁以老病垂死之身與列強周旋，力排眾議，在保全國家體制和絕大部分主權的前提下，與列強簽署了《辛丑條約》。條約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這其中李鴻章有什麼動機有什麼理由要出賣自己的國家。

曾國藩和李鴻章，都是坦坦蕩蕩的真漢子，為了民族和國家，踏踏實實地履行了他們肩上的重擔。

6) 輝煌武功下百姓的悲哀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以輝煌的武功震懾外族的時期，如漢武帝擊破匈奴，隋唐盛世時的四面擴張，滿清的最後輝煌。

漢武帝幾度三番對匈奴用兵，打得襲擾中國本部長達幾個世紀的匈奴人遠遁漠北，在歷史上每每為國人稱讚。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漢武對匈奴及嶺南百越用兵數十載，不僅耗盡了高祖和文景二帝三朝的積蓄，而且還對本朝的百姓極盡盤剝之能事，窮兵黷武，民不聊生。武帝之後，再經兩朝方始復原。

不錯，從整個民族的榮耀角度而言，漢朝的大名威加海內，有一句名言是“犯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最後打得匈奴抱頭西竄，遠遁歐州，殘餘匈奴的兵鋒所及，導致一系列民族被迫向西遷移，雪崩效應的結果竟然導致強盛一時的羅馬帝國的最終覆亡，西方史書記載為“上帝之鞭”。

漢代傾數朝百年之力，終於把北方強鄰徹底打垮，此後，中國本部的農耕文明對漠北草原的治理依舊是有心無力，續匈奴之後，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斷地在這片廣漠的高原上興起，歷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故事：漠北南下的游牧民族與中原定居的農耕民族的衝突。

每一次漢民族的強力反擊之後，不消百年光陰，游牧民族捲土重來如故。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鼓吹不抵抗主義，而是說，窮中國百年之力對北方游牧民族的斬草除根的戰爭行為，根本是得不償失，由於自然環境帶來的生存環境的制約，雙方根本不可能完全吃掉對方，以蒙元的強悍不是同樣要保持中國本部原有的經濟生活方式嗎？

因此，漢武帝的赫赫武功，在某種意義上，實在是虛幻的很哪。

7) 自我炫耀的光環

提起蒙元的武功，想起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自古以來的朝代稱謂，每一個讀過書的中國人都是琅琅上口：秦漢隋唐宋元明清。

實在是不懂為什麼蒙元也變成了中國的一個朝代？這是中國本部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完全占領，蒙古統治者們依賴的官員和軍隊，基本上是蒙古人和中亞的色目人，與中國本部尤其是江南精華地區基本無關，讀書人失去了科舉晉身之路，就把心思用來編編小曲寫寫故事上面。蒙古人不講中國話，不習中國文化，甚至統治方式也與中國的傳統差別極大，把中國人尤其是南中國人納入社會階層的最底部，根本無緣參與國家的治理，中國本部整個成為了蒙古民族及其手下的中亞官僚集團的納稅機器。

把蒙古人建立起來的大元，堂而皇之地納入大中華的朝代序列，實在是有些汗顏。試想，如果二戰的結果是軸心國勝了，中國全部為日本占領，難道日本國也成了中國的一個朝代？日本天皇也變成了大中華的什麼世祖？

更是讓人忍俊不禁的是，我們的歷史書上，把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在中西亞和歐洲建立起的幾個金帳帝國，一併納入了蒙元的版圖。拜託，蒙元只是那幾個帝國名義上的共主，它們之間的征戰殺伐，從來沒有停止過。

即便歸於一國，榮光也是屬於今日偏居一隅的蒙古國，與曾經被征服的中國本部何干？

這裡多說一句，滿清時代，中國本部也遭異族統治，不過，滿人自覺漢化了，以至於滿文化自身幾乎已經被淹沒了。因此，把滿族納入大中華文化圈，還講得通。

8) 對歷史進程的曲解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歷史教育對歷代農民起義大加吹捧，記得阿唐念中學時學歷史，對五代十國南北朝不甚了了，卻對那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倒背如流。

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被人為地拔高到近乎無限的高度，儼然成為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主角。

我們的教科書上可曾提到過歷次農民起義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以及貌似公允的口號下掩藏的血腥行為？

提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唐朝的黃巢，他率領的農民軍隊幾乎把唐朝整個推翻。黃巢是一個讀過書的私鹽販子，乘晚唐社會動盪之際揭竿而起，寫過一首流傳很廣的殺氣騰騰的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由於長期戰亂導致社會經濟崩壞，黃巢的軍隊找不到足夠的口糧，於是發明了一種巨舂，專門用來為他的軍隊製造軍糧。《舊唐書》記載云：“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明白了嗎，把周圍的老百姓抓來，扔進巨舂里磨成肉糜，以充軍糧，真的是做到了吃人不吐骨頭！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饑饉時期，“人相食”的記載不絕於史書。但是，把食人流水線化，黃巢是唯一一人。

再說一個，與李自成齊名的張獻忠。明末，張獻忠據四川成立大西國，自立為帝。不知道是否由於常年的戰爭生涯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失衡，他開始恣意殺人取樂，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和兒子也殺了，並且刻石以記：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具體殺了多少人，永遠是一個謎。但是清初四川的人口減少到如此程度，清廷不得不頒布“湖廣填四川”的詔令，填補天府之國人口的空缺。

如此種種的暴行劣跡，何來對歷史的推進作用？

9) 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思考

2000年以降，中國本部的經濟重心逐漸由關中平原向東轉移至黃河流域，又逐漸轉移至長江中下游流域。

這其中有近數千年中國氣候變遷的因素，也與人為的破壞有關。

秦在關中經營了數百年，建立了完善的水利設施，戰國時期的關中地區的農產豐富，大大高於關東六國的平均水平，也保障了日後楚漢之爭中，劉邦的後勤供輸。

漢末及其後大分裂時期，關中的水利設施屢遭破壞，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黃河流域。

隋唐盛世之後五代十國，中原地區成了南北往來的殺戮場，甚至黃河都被人為改道去淹沒敵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接下來的遼宋大戰，遼金大戰，金宋大戰，蒙金大戰，尤其是蒙古滅金的戰爭，同是游牧民族出身的金國抵禦的異常兇悍，每一城的爭奪都是屍橫盈野血流成河，整個黃河流域變成了血腥的修羅場，社會經濟摧殘殆盡。如果不是留在關外的金人部落延續火種，大概就不會有後來的滿清帝國的輝煌了。蒙古滅宋，除了前期在四川和襄陽的爭奪激烈之外，對江南地區的征戰卻是勢如破竹，一鼓而下，因此江南的經濟基本保全，至此，中國的經濟重心完成了最後的轉移。

論述至此，估計磚頭瓦塊已經如雨。不過，從一個很長的歷史長河的視野看過去，順勢昌，逆勢亡，的確如此。中華民族柔韌的生命之力，是中華文化得以延續繁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10) 選擇性回顧歷史

中國人大概都知道中國對日本的文化輸出，潛意識下面有一種施恩的驕傲心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現代漢語中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和術語的70%都是自日本引入的？我們今天使用的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等等詞彙，全部來自日語。

中國的古漢語是單字結構，如日，月，帝，民，火，國，城等，甚至動詞也是單字為主，如行，走，投，奔，持，呈等。這種單字結構在書面表意時，完全可以勝任，但是在日常口語中，因為大量的同音字的緣故，就不太適用了，事實上，歷來中國的口語與書面語的差別都是很大的。

近代，中日兩國先後開始翻譯西方的科學文化書籍，日本比中國起步略早。這一時期，中國的翻譯界的代表人物是嚴復，他創造了大量的新詞用以翻譯科學及人文術語，其中有複詞也有單字。但是歷史最終選擇了日本的譯法，嚴復的創造逐漸被歷史遺忘。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嚴復使用了文言體裁翻譯西方作品，過於追求文體的雅致，從而導致了字面意思的模糊性；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清大規模的赴日留學現象。

不誇張地講，沒有日本就沒有中國近代的國民革命。不僅國民革命的代表人物，如孫中山，蔣介石，閻錫山，蔡鍔等，在日本旅居或留學，就是武昌起義中的大部分中下級軍官，也都是自日本回歸的留學生。他們基本上主宰了中國政壇軍界達20年之久。

幾乎每一個中國讀書人大概都知道中英《南京條約》，這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對外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就一步一步淪入殖民地半殖民的的深淵云云。但是，大概沒有幾個人讀過有關該條約的具體條款，這裡，是其主要內容：

1．宣布結束戰爭。兩國關係由戰爭狀態，進入和平狀態。

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派駐領事，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

3．賠款。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其中600萬元賠償被焚鴉片，1200萬元賠償英國軍費，300萬元償還商人債務。

4．割地。清朝政府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5．另訂關稅則例。清朝政府將以公平的原則頒布一部新的關稅則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6．廢除公行制度，准許英商與華商自由貿易。　　

今天審視這一條約，只有割讓香港一款，損害了中國領土的完整；至於戰敗賠款，實在是天經地義；其它各款，不過是強迫愚昧的清政府遵循當時的國際通商慣例罷了。甚至百年來英治之下的香港，對於中國進步的正面意義，自不待言。

至於漢朝對于越南的用兵，隋唐對於高麗的征戰，更是一筆帶過，語焉不詳。

行文至此，似乎去統獨之爭的話題遠矣。

拉拉雜雜地說了許多，不外是想要說明幾點：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多一些寬容，少一些狹隘；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多讀一點書，少下一點結論；自己的日子要過好，別人的生活也要顧忌。

我們的教育體系的確存在着某種偏差，一個調子，一個觀點，一個角度，遮遮掩掩，以偏概全，注重傳授，輕視思考。

世界已經變了，打打殺殺已經過時了，打拼經濟是第一位的，如果中國的經濟變成了世界老大，台灣，蒙古，朝鮮，中亞，南亞還不搶着回歸或結盟？就連身在空門的達賴喇嘛都放棄了西藏獨立的主張，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脫離了中國的西藏是不可能在經濟上自立的。一個佛門人物，都知道經濟的重要和妥協的必要，我們為什麼不能把眼光放長遠一些，一定要分分鐘較量出一個高下出來，而且不惜一戰以求一逞？！

願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浴火重生，願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發揚光大，願泱泱華夏之風再次吹拂於世界之林，與兄弟姐妹民族一同攜手共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