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上文之所以說孔子在後世之為聖人或為罪人，皆因有《論語》流傳，是因為《論語》是唯一既可靠又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孔子言論的文獻。說“可靠”，因為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至於其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其實卻很難說。如此這般說，原因有四。

其一，《論語》不是孔子自己的著作。

其二，《論語》並未經孔子本人過目認可。

其三，《論語》並非成於直接聆聽孔子教導的弟子之手，而是成於再傳、甚至三傳、四傳弟子之手。《論語》自古相傳為孔子弟子所輯，自唐代柳宗元始疑之。

柳宗元撰《論語辯》，論斷《論語》實成於曾子的弟子。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既不予孔門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高足之列，又曾被孔子指為遲鈍，想本是下才，卻因宋儒的吹捧而名聲大噪於後世。柳宗元的論據有二。論據之一，《論語》中提到曾子之死。曾子在孔子弟子之中年最少(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尚有四人較曾子稍小)，至曾子死時，孔子弟子大都早已不在人世。《論語》既記載曾子之死，則勢必出自孔子再傳弟子之手。論據之二，《論語》中但凡提到孔子弟子時，一概直呼其名姓或直稱為子某，如顏回、子路、子貢皆是。唯獨於曾參和有若例外，尊稱為曾子和有子而不名。傳說有若因貌似孔子而在孔子死後一度被孔子弟子尊為師，因不能如孔子料事如神而遭罷絀。柳宗元據此傳說而解釋《論語》為何尊稱有若。至於曾參之有破例之尊，則舍《論語》出於曾參弟子之手外，別無解釋。

竊以為傳說有若因貌似孔子而被孔子弟子尊為師云云，如同兒戲，絕不似有德有才有識如子貢、仲弓、原憲、子夏、子張、冉求等孔門高足所堪為，其說之不足信甚明。曾參以孝顯，傳孔子的孝道，著《孝經》；而《論語》首章《學而》所載有若的言論恰好也是在談孝，由此可見，曾參與有若或同為孔門以孝為專業者。倘如此，則《論語》出自曾參弟子與有若弟子聯手的可能性甚高。不過，出自曾參、有若弟子之聯手，並不一定等於成於曾參、有若弟子的聯手，再下一代、甚至兩代弟子參與編輯的可能性頗高，因《論語》定本之出，年代頗晚，說見下。

其四，《論語》成書之年，大都以為在戰國。然《論語》之名不見諸先秦諸子之任何着作。司馬遷《史記》所引孔子言論雖多與《論語》合，亦不曾提及《論語》之名。由此可見，成書於戰國之說難於成立。恐定本《論語》之出，實自孔子故居夾壁發現所謂《古論語》始。如前所述，《古論語》之所以稱之為《古論語》，是因為其文字為先秦的古文寫就。先秦古文在漢初識之者已寡，故但凡用古文寫就的書籍，皆須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改寫之後方能通行於世。這情形多少有些類似把甲骨文改寫成今日之簡體字，誤釋誤書，在所難免。

說“比較系統”，是同其他零星摘引孔子言論的書籍，如《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史記》等相比較而言。究其實，則並無“系統”可言。比如，《論語》雖有篇章的劃分，其劃分只是任意為之，與內容了不相關。談“仁”的言論並沒有匯集在一起而構成一篇《仁論》，談“君子”的言論也沒有匯集在一起而構成一篇《君子說》；《為政》篇既談“為政”，也談“孝”，《顏淵》篇既記載與顏淵的對話，也記載與其他弟子的對話。各篇雖有篇目之名，其篇名只是取每篇第一句的前兩個或前三個字為之，不僅與內容無涉，有時甚至於意不通。比如，《論語》第一篇名之曰《學而》，只因本篇第一句是：“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與“而”兩字連文，於意一無所取。這種取各篇第一句的前兩個或前三個字為篇名的方法，在先秦諸子之中，僅為《孟子》所效仿，其餘各子的著作，如《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其篇章劃分和篇章命名皆與內容相呼應，與現代書籍無異。由此推之，孟子或者見過《論語》，或者甚至參與編輯其事，因欲以孔子繼承者自居，故其自撰《孟子》時刻意效仿之，只是當時所謂《論語》者，尚無“論語”其名，故《孟子》中不曾言及之。

§62

除《論語》之外，集中記載孔子言行的著作有《孔子家語》、《孔子三朝》、《孔叢子》、《孔子集語》等。今本《孔子家語》為王肅偽作，說見前，此不復贅。《孔子三朝》見於《漢書．藝文志》，作七篇，早逸，其中一篇見漢人戴德所編《大戴禮記》。《孔叢子》不見於《漢書．藝文志》，首由王肅引用，故大都亦疑為王肅假託秦末孔子後裔孔鮒之名而偽造。《孔子集語》為後人編輯散見各書的孔子言論而成，真偽難辨。此外，漢人戴聖所編《小戴禮記》中亦引用不少孔子言論，有的見諸《論語》，文字或略有出入。其不見諸《論語》者，來路不明，亦真偽難辨。故欲探求孔子學術思想，舍《論語》之外，實無可取。

今本《論語》在篇章劃分上繼承《魯論語》，共分二十篇，每篇約五、六百字，全書總共一萬二千言上下。以字數計，不過是本極不起眼的小冊子。然而，這本小冊子恐怕是就全世界範圍而言，自有讀物以來以至於今，讀者最多的非宗教著作。近百年來讀者劇減，像過去那樣把這一萬二千來字讀得滾瓜爛熟的人恐怕是根本沒有了，過目全書者恐怕也是屈指可數。究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隨着政治制度的變遷，《論語》不再是從政者必讀的政治教材。其二，隨着白話文的興起，《論語》同其他一切文言作品一起成為廣大讀書人所讀不懂的書。柞里子小時候讀《論語》，不甚了了。爾後偶然翻閱，雖有“溫故而知新”的感受，但絕無必讀的緊迫感。直到僑居海外有年，不止一次碰到從國內來的精英大談西方文化的“己之所欲，施之於人”云云如何高尚美好，並因而一頭栽入基督教的懷抱，方才領悟到：如果不想看到中國文化淪為基督教文化的附庸，則精選一部份《論語》作為中學語文教材，實為當務之急。

除《論語》之外，儒家經典之作首推《孟子》。據《史記》，《孟子》是由孟子與其弟子萬章等人合作而成的。孟子(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名軻，騶人，騶同鄒。鄒國為魯國之近鄰。不過，孟子之生距孔子之卒整九十年，與孔子搭不上直接的關係。《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之孫，曾師從曾子，門人也就是弟子的意思。據此，則孟子當是孔子的四傳弟子，或者說是曾子的第三代門人。《論語》既由曾子弟子經手，《孟子》亦復由曾子第三代門人所撰，可見曾子對後世儒學的影響至深。孔子學術不由孔子所稱道、所倚仗的大弟子如顏淵、子貢、仲弓、子夏等發揚光大於後世，卻由孔子以為魯鈍之曾參而發揚光大於後世，實為儒學歷史上莫大之諷刺。《史記》稱《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稱《孟子》十一篇。今本《孟子》只有七篇，與《史記》合。後人大都據《漢書》十一篇之說而疑惑有四篇失傳，於是有“小人儒”在明代偽作所謂《孟子外書》四篇以充其數。竊以為《漢書．藝文志》之“十一”，乃為轉抄《史記》“七”之筆誤。中文書寫本作豎行而不作橫寫，“七”與“十”下加“一”極易混淆。據柞里子讀《史記》和《漢書》的經驗，但凡兩見於《史記》與《漢書》而文字略有出入者，十之八九為《漢書》轉抄《史記》時致誤。歷來考史者卻多從《漢書》而不從《史記》，替《漢書》作注釋者，於《漢書》謬誤不通之處，也大都曲為牽強附會之說以疏通之而不據《史記》予以糾正，皆不可解之至。

《孟子》不僅在篇章命名上效仿《論語》，行文也效仿《論語》取問答的形式。不過，各篇大都集中於某一論題，上下文氣連貫而不脫節，顯然是經過精心的編排和加工，而不是像《論語》那樣的對話實錄。孟子被宋儒抬舉為孔子的繼承者，自元代更被封為“亞聖”，也就是僅次於“至聖”孔子一等的意思。實則孟子的思想和修養與孔子頗有出入，如果孟子學術的“亞聖”的地位正因其與孔子有出入(捧場者心中當然是把“有出入”讀作“有發展”)而來，則無可非議。如果以為孟子為孔子學術的最忠實的旗手，故特尊崇之為“亞聖”，則未見其可。

§63

孔孟之相出入，舉其大略而言，可以概括為四。上文已經指出，孔子雖以王道為上，卻盛讚霸道的首創者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業，可見孔子絕不否定霸道，或者說並沒有把霸道截然劃出於王道之外。孟子則對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一筆抹殺，認為一切非王道者皆不足道。此為孔孟相出入之一。

孔子之所以不否定霸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對異己的包容和欣賞。比如，孔子以“君子”稱子產，以“仁”許管仲，以“龍”譽老子等等，都是包容和欣賞異己的表現。孟子對非儒者不是譏諷就是鄙視，比如，蔑稱楚國農家學者許行為“南蠻鴃舌之人”，甚至對於孔子每每稱道的伯夷和柳下惠也不乏微詞，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伯夷狹隘，柳下惠不恭敬。狹隘和不恭敬，都不是君子取法之道。”此為孔孟相出入之二。

孔子於人性之善惡，不曾着一詞。既不着一詞，則傾向於無善惡論者。而孟子卻力主性善之說，與主張性無所謂善惡的告子反覆辯難不已。此為孔孟相出入之三。

孔子以立功立德為修身之的，故既欲從公山不狃之叛，又欲從佛兮之叛；既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之嘆，又有“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嘆；既欣賞子產的施政，又欣賞管仲的霸業。孟子雖亦曾奔走遊說於諸侯，既不遇，退而著書立說之時，卻持蔑視功業的態度。比如，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譯成今日之白話，即“君子有三件樂事，以王道一統天下並非其中之一。父母俱在，兄弟平安，這是第一件樂事。上不愧天，下不負人，這是第二件樂事。得以教育天下精英，這是第三件樂事。君子有三件樂事，以王道一統天下並非其中之一。”這話聽起來清高之至，只是不知孟子在遊說多方、一無所成之後而發此語，由衷之言歟？忿激之言歟？悟道之論耶？吃醋之論耶？由衷而悟道，則與孔子分道揚鑣矣；忿激而吃醋，則不如孔子坦誠遠矣。此孔孟相出入之四。

竊以為無論是就思想深度還是就胸懷寬度而言，孟子均遠在孔子之下。不僅止此，其見識亦遠較孔子為迂。比如，中原各諸侯國早在孔子之前就業已廢除井田制，孔子不曾倡復井田之說，而孟子卻視恢復井田為行“仁政”的首要任務。不僅止此，其言談亦遠不及孔子為謹慎。比如，孔子僅泛泛地稱頌堯舜禹的功德，不曾談及任何具體細節，因年代久遠，無從稽核故也。孟子卻不然，於堯舜禹的繼承，以及舜的家庭私生活等等，均生動而細說之，儼然如親眼目睹，而不言所據者為何。其對井田制的描述，亦不知從何而出。或皆以想像為之。

或問：既然如此，何以上文稱《孟子》為《論語》之外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答曰：因為宋儒如程頤、如朱熹之流對孟子情有獨鍾。程、朱之流不僅把《孟子》捧為儒家經典之一，使自唐以後的所謂“十二經”成為“十三經”，而且把《孟子》與《論語》以及從《小戴禮記》中分離出來的《大學》和《中庸》兩篇，合成為所謂“四書”，使之成為幼童發蒙的必讀教材。於是，自元以降，《孟子》遂同《論語》一起，不知被多少人從頭至尾爛讀過幾多回。因此，無論孔孟相提並論如何不妥，其相提並論業已為不可改寫的歷史。

雖然，《孟子》七篇之中也不乏讀來發人深省之論、擲地有聲之言，茲略舉數例如下，以睹所謂亞聖者的風采：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64

以上引文大都通俗易懂，用不着譯成白話。不過，應當指出，這幾句話之所以通俗易懂，並非語言結構使然，乃是因為經常被人引用，以故面熟耳熟。由此亦可見以上徵引，並非柞里子的一己之見，乃“吾從眾”之結果。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一語或不屬此例，茲譯如左：“人與鳥獸的區別微乎其微，一般人把這點區別放棄了，只有君子方才保留着。”不少僑居美國的中國人發現美國的民風更接近於“自然”，於是心嚮往之，而疑惑中國傳統文化種種皆有違“自然”。竊以為彼所謂“自然”者，正《孟子》所謂“禽獸”者也。彼心嚮往之，以為當“去”之者，正《孟子》所謂“君子存之”者也。故特標出之，以明華夏傳統民風之去“自然”，非愚昧所致，乃價值觀念不同所致。

在以上引文中，“民為貴，君為輕”最常被人引用，而“社稷次之”四字則往往被引用者截而去之。之所以會如此，料想是因為“社稷”今不復存，故從略。就字的本意而言，“社”指土地神，“稷”指穀神。古代帝王視土地、糧食為立國之本，故“社稷”連文，往往用來象徵“國家”或“政權”。就這種意義而言，“社稷”在今天不妨以“意識形態”當之，如此，則仍有現實意義可言而不必從略。北京的社稷壇本來保存完好，卻偏偏改名為“中山公園”，不知改名者，是否視孫之“三民主義”為民國之社稷？

晚孟子近九十年而儒家有荀子出。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況，趙國人，顯於齊，終老於楚。時人尊稱之為“卿”，漢人避漢宣帝諱而改稱之曰“孫卿”。因而其傳世之作《荀子》又名《孫卿子》或《荀卿新書》。荀子詆毀孟子而自視為孔子的傳人。《史記》合孟子與荀子為一傳，《漢書．藝文志》並列《孟子》、《孫卿子》於儒家者流，可見漢人於孟、荀，並無厚此薄彼之見。然荀子不受宋儒歡迎，故自宋以降，幾被排斥於儒家之外，其名聲和影響皆不得與孟子同日而語矣。《荀子》三十二篇，末五篇大都記載孔子與弟子對話，多今本《論語》不載者，或為荀子所傳之《論語》，誤入《荀子》本文者。《議兵》與《強國》兩篇，行文作對話式，或為荀子弟子所輯錄，也未必應編入《荀子》本文。《成相》與《賦篇》兩篇，文體與其他各篇亦不合，或為荀子授徒的教材而誤入《荀子》者。其餘各篇大致可分為四類：探討哲學者有《勸學》、《非相》、《天論》、《解蔽》、《正名》、《惡性》，探討道德倫理者有《修身》、《不苟》、《榮辱》、《君子》，探討政治制度者有《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臣道》、《致士》、《正論》、《禮論》、《樂論》、《大略》，專論儒學者有《仲尼》、《儒效》。此外，《非十二子》一篇，類似《莊子》的《天下》篇，是作者對先秦學術流派的批評和總結。

綜觀《荀子》所言，其旨在發揚孔子學術甚明。比如，《荀子》以《勸學》為首篇，顯然意在模仿《論語》以《學而》為首章。《荀子》“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顯然出自孔子“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荀子》“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君子居家之所以要選擇鄉里，出門之所以要同有操行的人結伴，是因為要防備邪惡、親近正直”】，顯然出自孔子“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鄉里以仁厚的風俗為美，居家而不選擇風俗仁厚的鄉里，怎能稱得上明智？”】，《荀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剛生下來時聲音相同，長大以後舉止相異，是教育不同的結果”】，顯然出自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本相近，因所受影響不同而發生差異”】，《荀子》“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喜歡榮譽，厭惡恥辱；喜歡利益，厭惡損害，是君子和小人所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追求的方法”】，顯然出自孔子“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與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如果不能以正當的途徑得之，就不應當得；貧與賤是人人都討厭的，如果不能以正當的途徑去之，就不應當去”】。其餘文字上雖不必如此接近而意旨雷同或相互發揮者甚多，未便一一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