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重寫抗戰史

鄧康延

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衛國戰爭。可是，中國國軍抗戰英雄的戰後遭遇，卻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在二戰所有的戰勝國中，其情其狀，獨一無二。

曾幾何時，戴笠、張靈甫、湯恩伯等等在抗戰中聲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陸成了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歷史教科書也這樣一代代地告訴大陸的孩子們。

如今，上海的陵園裡可以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也已修葺開放。儘管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甚至顯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但往好里想，無論如何都算是一種進步。

可這不夠。

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面臨着如何紀念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挑戰。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的恢弘氣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過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也決不會是在悄無聲息中過去。如何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實際上是在向世界顯露當今大陸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簡單的排場之大小問題。六十年一個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長，黨爭的硝煙越來越遠，因此，對令人信服的歷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斷強烈。
　　
實事求是地書寫抗戰史，冷靜、客觀地評價抗戰史，解決歷史教科書在闡述抗戰史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可迴避。這是對人們良心和胸襟的考驗。

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無論是一百還是二百，都已表明戰將傷亡慘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火中，軍人傷亡達三百餘萬人。無論政見如何，和在山西遼縣殉國的八路軍左權將軍一樣，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的名字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任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被歪曲。任何遺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國恥。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歪曲和遺忘並沒有不存在。戰犯問題就是耐人尋味的個案。

1981年，抗日名將杜聿明病逝。大陸官方悼詞稱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可這位昔日抗日疆場上馳騁殺敵的戰將後來卻成了“戰犯”。這並不只是杜聿明一個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澤東開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戰犯的名單。僅僅就其中的軍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岳、衛立煌、傅作義、何應欽、胡宗南、湯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將。

杜聿明先是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裡曾先後關押過900多名JP戰犯和溥儀等71名偽滿戰犯，同時也關押過354名國民黨戰犯。在這所監獄，一些為抗戰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戰將，跟JP戰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後的大陸，抗戰過的國軍將士和他們的親人，甚至遠沒有JP戰犯那麼幸運，他們有的被鎮壓了，有的則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在大陸的戰犯管理所里，一共關押過1062名JP戰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於起訴，釋放回國；另外45名也沒有一個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釋放回國。

可是，直到現在，改造國民黨戰犯還被當成正面宣傳。比如，杜聿明、黃維就是經過不斷努力才“改造”過來。最後杜聿明就說自己“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而黃維最後則說出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當大陸在宣傳改造成功的時候，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對他們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什麼強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該有戰犯這個詞。

然而在大陸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政治和解和社會重建，似乎內戰的血還沒有流夠。因此也就有了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JP戰犯和被當成戰犯的中國抗戰將士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尷尬。美國有過內戰，卻沒有戰犯。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不曾處罰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最好例子。在這場戰爭中，共有62萬人喪生。這意味着大約每60個美國人里，就有一個死於戰火。照常理來說，總得有人為這場殘酷的戰爭負責。事實上，仇恨也沒有隨着戰爭一起結束。在有些人眼裡，叛亂者應該受到嚴懲。然而，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畢竟不是一回事。美國內戰沒有產生戰犯，也沒有一兵一卒在未來的歲月里因為“歷史問題”而遭到清算和迫害，勝利者更沒有用筆墨掀起一場醜化運動以便將反叛者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聯總統傑斐遜．戴維斯1889年去世，活了81歲。副總統斯蒂芬斯則戰後不久就被佐治亞選為聯邦參議員，死後墓碑上居然還刻着“一心為公”，他生前沒有被人改造，死後也沒有誰去鞭屍揚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殺，美國也沒有因此瘋狂，來一次徹底乾淨肅清南部殘餘的斬草除根運動。1870年，李將軍則長眠在了華盛頓學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裡，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聯軍裝。

一個知道區分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國家是幸福的，一個理解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陸的內戰，卻不如此。不僅有法律的懲罰，還有道德上的貶低。那些曾經為衛國戰爭灑過熱血的國軍將士，因為參加過內戰，就被描繪成匪、賊、寇。比如，吳強在長篇小說《紅日》的“修訂本序言”里就有這樣的字眼：“張靈甫這個匪徒，……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為了傳之後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醜惡面貌，……”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這位抗日名將屍骨無存，並不奇怪。但這卻是一種恥辱的不奇怪。

即使張靈甫在內戰中真的是罪惡累累，但對中國來說，他絕不僅僅是罪人。張靈甫驍勇善戰，是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雖然他在對日浴血奮戰中成了瘸子，但卻從未打過敗仗。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他是軍人中的軍人。如果有一天，大陸也為抗戰英烈們建立國家英烈祠的話，裡面就應該有張靈甫一個位置，而不僅僅只是允許上海的陵園裡有他的衣冠冢。這位職業軍人沒有死在日寇的槍炮下，而死於1947年內戰的硝煙中。這是一個缺乏政治和解傳統的民族的歷史悲劇。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國將士被拋屍露骨。南京靈谷寺里抗戰殉國的國軍將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蔣介石書寫“忠烈祠”並供奉紀念湖南幾次戰役中犧牲將士的牌位，都先後被銷毀……JP鬼子被趕走了，在他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殉國者連個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陸內務部在關於撫恤工作幾個問題對陝西省民政廳的批覆中稱：“……國民黨抗日陣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內務部(58)內優字148號）。那些黃泉路上的JP鬼子，如果知道這樣的批覆，一定都會為此含笑九泉！大陸一次次對JP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麼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

當黨爭和意識形態遮蔽了真相的時候，抗戰史就會難以下筆。比如，要講到情報工作對抗戰的貢獻，就繞不開軍統。可是，在大陸過去的宣傳里，軍統似乎除了壞事，別的什麼也不干。重慶的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就曾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實，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比如，JP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殞命，就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它正式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說在內戰爆發之前就正式宣告結束。後人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局對日作戰中的功勳，而不應該因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負擔，早該卸下了。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

大陸的抗戰史需要重寫。當人們一再指責JP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時候，也不應該忽視大陸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如果說要塑造國家形象的話，怎麼對待抗日戰爭的歷史，真正事關國家形象。

在戰略上，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後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9．18事變後，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很簡單：“JP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學生都挨了頓打。事實上，喊出愛國口號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的——比如汪精衛在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前，其手下也曾發動學生要求對日作戰。愛國也離不開理性。如果只能是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後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一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就只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按照這種思維邏輯，蔣廷黻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傑出外交家、學者，就是賣國賊了！

事實上，誰都不能迴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面，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只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就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JP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面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從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着中國孤立地和JP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確立了的正確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大潰退”。俄羅斯就曾一再採取過這樣的戰略。在北方戰爭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俄國統帥都被迫決定向國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棄大片國土，以贏得時間，積蓄力量。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庫圖佐夫，他們在帝俄和蘇維埃時代都被視為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臨陣脫逃的懦夫。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3.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4.8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5.6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1000餘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據大陸1994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敵強我弱的格局下，有戰就可能有敗。只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如果只看一時一地之得失，那麼，從1937年7月7日直到JP投降，國民政府的抗戰史就只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半壁河山都丟在了它的手裡！可是，勝利是從何而來的呢？

或許有許多人都記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爾克撤退成功，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的演講中：“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我們這個島嶼或這個島嶼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入飢餓之中……”今天，我們和當時的人們一樣都知道，英倫三島上有頑強的丘吉爾、頑強的英國，進行着頑強的戰鬥。

可大陸的青年，當他們高中畢業之時，歷史教科書裡，他們讀到抗日領袖什麼激動人心的名言？他們可曾知道“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決戰……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要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是何人的言論？

巴黎屈服了，歐洲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倫敦、莫斯科還在戰鬥。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東南亞在受JP軍國主義者的蹂躪，重慶還在戰鬥。這是一個不屈的國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錯，南京是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JP要想打跨中國，必須打跨重慶。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JP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統計，空襲重慶共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可這關係中國命運的“重慶大轟炸”，在大陸卻曾是除有零星報道外，塵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慶，在飽受戰火摧殘後，勝利的中國在那裡樹立的“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紀念碑”。“抗戰勝利紀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壘”的舊址上建立的，它們都是重慶抗戰，中國抗戰的歷史見證。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頭苦幹的中國人，將盡我們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們將奮鬥到最後的勝利，或最後的慘敗。縱使大好河山，悠久歷史，都被鮮血染紅，或毀滅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憑藉着這種精神，中國迎來了抗戰的最後勝利。1945年9月2日，JP政府代表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JP投降書上簽字確認。9月3日，中國舉國歡慶，國民政府確定從第二年開始以每年9月3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50年，大陸沿襲將這一天作為法定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應該明確將這一天作為勝利紀念日。

勝利的光榮屬於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污。也許俄羅斯政府對待衛國戰爭勝利的方式，值得大陸借鑑學習。雖然俄羅斯已經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並不抹殺蘇聯衛國戰爭的歷史意義。2001年俄羅斯慶祝蘇聯衛國戰爭勝利56周年，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出席了閱兵式，而在2003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58周年時，俄軍士兵身着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軍服裝，手擎老軍旗在莫斯科紅場參加閱兵式。

大陸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應該允許曾經是國軍的抗日老戰士穿着往日的軍裝，佩帶勳章，在昔日的戰旗下參加慶典。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是那些軍裝，那些勳章，那些旗幟，和他們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戰的記憶聯繫在一起。這份記憶屬於他們，也屬於這個國家，屬於子孫後代。那些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國民政府授予他們的榮譽，應該重新得到承認，起碼應該讓他們的後人，在大陸從此能夠公開自豪地緬懷自己的先人。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勳，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

高黎貢血戰——中國遠征軍老兵回首往事

中華抗日勝利60周年紀念，已有太多的讚頌。的確，那是積弱百年的民族絕處逢生的勝利，但在它之前和之後的悲愴，至今令人唏噓。

“幾年前我們這裡挖地蓋房還能挖出遠征軍屍骨。”雲南騰衝高黎貢山下界頭鄉的幾戶村民告訴我們。

“怎麼知道是遠征軍的?”我問。

“他們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後來，一位研究滇西抗戰的學者告訴我，當年遠征軍新兵的第一課，不是瞄準、操練，而是編草鞋。老兵們身上都有一個小包，裝着隨處揀到的布條，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腳。

中國抗日勝利的千里之行，始於草鞋腳下。

正是當年，十萬中國遠征軍和美國盟軍死死抵住日軍直插中國腹地昆明、重慶的鋼刀，並以百年間第一次反侵略的戰略反攻，奠定了抗戰的勝利，奠定了中國在二戰同盟以及聯合國大國的地位。那曾是悽愴的壯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學生十萬兵，

我覺得抗戰的雲南有三條驚世駭俗的道路。一條是血路———滇緬路：綿延千里，歷時數年，十萬民眾修築。無日不被轟炸的中國戰時唯一的接受國際援助的生命線；一條是鋁路———駝峰航線：中美空軍幾乎以兩架飛行就有一架不歸的航行，維繫了中國的軍需命脈，而墜毀的飛機鋁片也在地下鋪成閃光的路；還有一條鮮為人知的屍骨路———遠征軍的反攻線：強渡怒江，仰攻高黎貢山、松山，巷戰騰衝、龍陵，幾個月間每天都有幾百人傷亡並被就地掩埋於山澗溝壑。太多的士兵沒有墓碑，甚至沒有留下名字。

高黎貢山腳下的老人說，打完仗幾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紅了一年。

我在查資料時看到了兩本參戰者回憶錄，一本是日軍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騰越玉碎記》。另一本是遠征軍198師592團團長陶達綱1988 年在台灣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戰寫實》。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軍中倖存下來。戰後幾十年常感受到瀕臨死亡時的痛苦與顫慄。後者也常常懷想着戰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們寫的恰好是相同的時間和戰場，故對比來看極具張力。

吉野孝公《騰越玉碎記》(摘)

敵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濤般地涌了過來，一場軍刃和刺刀的混戰。敵人被擊潰，遁入灌木叢用機槍反擊。這時我們推出一門大隊炮，小隊長命令：“零距離射擊，放!”敵叢里飛濺起巨大的火花，五六發以後，敵叢啞然無聲，微微傳來敵兵的呻吟聲。敵人並沒有就此敗退，新手一個個地接替上來繼續對我實施輪番進攻，陣地上的樹木幾乎全被擊毀。痛苦中死去的戰友屍體還緊緊地抱着槍身。從凹窪處爬上來的敵人在我方重機槍的槍口下，像小山一樣堆積。但我們的子彈已所剩無幾。敵人立即在層層堆積的他們同伴的屍體上架起機槍開始掃射。

我們退回騰衝城內，3000多日軍，受到6萬多中國軍進攻。我穿過到處爆炸的城內去尋找糧食，兩旁重疊着被炸死的友軍屍體，有的沒了手，有的沒了腳，有沒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滿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敵人在蔣介石總統的憤怒激勵下，實施最後總攻。我們剩下的守備隊兵有350多名，他們像狂濤一樣席捲而來，奮戰、奮戰，殊死奮戰。城內戰場在充滿怒吼和叫罵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發給師團司令部訣別電報：“我們已彈盡糧絕，突入城內優勢之敵自昨日以來即與我混亂戰鬥中。我決定將軍旗及密碼燒掉後，實行最後的衝鋒和突圍，敬祝全軍勝利。”

一個軍曹嘶叫起來：“我們的最後時刻已經到了，現在我們就去靖國神社，大家不要落後，沖!”

我被俘後醒來，衛生兵在包紮我的傷口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對我非常親切。為我抬擔架的士兵，肩上滲出了血，絲毫也看不出敵意。

我後來被押到一位中國遠征軍少將面前，他稱自己畢業於日本軍官學校，將軍對我說，“騰衝守備隊龍兵團一直戰鬥到最後一人，很勇敢，但對於全體戰死的官兵來說，也真是很可憐。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軍官，受到蔣總統的嚴厲斥責。戰爭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

陶達綱《滇西抗日血戰寫實》(摘)

在進攻高黎貢山的灰坡時，日寇的速射炮、機關槍如一陣狂風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傷亡情況，第一、第三兩營官兵，已經有85人傷亡。師長葉佩高將軍，冒着槍林彈雨到團指揮所，真是與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長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當晚下令清點人數，可憐又傷亡250餘人之多，其中有第三營營長姚立功陣亡，副營長郭硯田陣亡，副團長陳志傑負傷，第一營營長逢橋負傷一直未下火線，其餘死傷的排長、班長及士兵二百餘人。這些都是他們父母所心愛的好兒子啊！

5 月30日，打下冷水溝，只見兩個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幾具日軍屍體，細看他們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還見骨頭，真是慘啊。又隨部隊到了北齋公房(原日寇據點)，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日本人吃他們自己人的肉，因為純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顯然五六天以來，日本人後方補給斷了。

6月1日這天，高黎貢山上很冷。我眼看着兩位戰士在我面前凍死去了。

592團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負傷一次兩次三次者，又再上戰場，又再陣亡者。嗚呼!能不令人悲傷，他們此種犧牲精神，無愧對中華民族之先烈在天之靈，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聲一哭！

戰爭如此慘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來的官兵們的命運如何呢?

在高黎貢山下的界頭鄉，正在曬太陽的三位老人給我們講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個連的遠征軍用機槍死守住高黎貢山路口，日軍找來一個村民為他們帶路，繞到後邊，把一個連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後肅反，大家提出那個村民幫敵人殺中國軍隊．那村民對審訊他的官員稱，他殺的都是國民黨，那官員想了想，把他放了。後來這村民還當了隊長。

我們去保山板橋見到遠征軍老兵劉志聲老人，他先笑着說：“我這輩子死裡逃生。”他寫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難出版的書《征魂》，“寫的是我們團上千人的死亡。” 他現在還想着為打象達的日軍而陣亡的八百多兄弟弄個墓、立個碑，因為他聽說黃土坡上那些軍人墳被平了，種地的還犁出骨骸來。他還為一位孤寡的遠征軍老兵寫申請向政府求助，可縣民政科說無政策，那戰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錢。

劉志聲的命運也不濟，1950年保山地委書記讓他做秘書，派克筆都給他用了，但在填表時他如實寫了抗日經歷，生活全變了，幾十年裡每逢政治運動就挨整。

一位鐘錶店的大媽告訴我，那些留在村裡的遠征軍老兵可慘咧，沒人管，一分錢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歲了還下田，冬天一雙涼鞋子。她聽村里人說，台灣來的老兵請一個村里老兵吃飯，他不好意思去，怕丟人。一路上我們見到了十多個遠征軍老兵，大多數多年前一直被劃入人群的另冊，噤若寒蟬，幾乎每人當年的老照片、紀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毀。有的人眼裡含着淚說：“現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在1945年7月7日落成的騰衝國殤墓園，我們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個共產黨的老軍人。他感慨道：幾十年回過頭說一句公道話：國共都在抗戰，只是當年國軍守土有責，必須正面抵擋拼殺，所以責任更大，傷亡也更重。忘記遠征軍對民族的功績，就是背叛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精神。之後我得知，他原來是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原院長秦伯益將軍。當時我看到他雖身穿便裝，仍以一個中國老軍人的威嚴向墓塔敬了軍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