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荀子視孟子為“俗儒”，而比較《荀子》所論與《孟子》所言，除前者主性惡，後者主性善之外，亦多雷同。比如，荀子蔑視霸道，說“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呼五伯”。“伯”同“霸”，“五伯”，即“五霸”，指齊桓、晉文等相繼稱霸的五位諸侯。荀子此語，與孟子“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同一口吻。荀子同臨武君辯論用兵之道，臨武君說“上得天時，下得地利，…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子說“不然，…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此論，與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同一觀點。荀子談修身，說“若其義則須臾不可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此說，也正與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同一軌轍。

荀子既旨在發揚孔子之道，所鼓吹者又多與孟子合，然則荀子何以詆毀孟子？宋儒又何以詆毀荀子？《選輯》稱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後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所痛恨的，因此在漢代以後，統治階級把荀子反對的孟子加以推崇，而對於荀子則加以排斥。”上文已經指出，唯心和唯物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觀念，認為中國古人會根據這種在當時根本不存在的觀念劃分界限、相互攻擊，於情於理兩不合拍。或曰：荀子主張“法後王”，而孔孟皆言必稱“先王”，故荀子被排擠於儒家主流之外。《荀子．王制》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盪；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此為稱荀子主張“法後王”之據。

然而荀子所謂“後王”者，究竟何所指？一說為周文王、周武王，因周居夏、商、周三代之末，故名之曰“後王”。一說指剛剛下世不久的帝王。《荀子》既以“後王”與“三代”對舉，當以前者較為可信。換言之，荀子以為堯舜禹湯的時代過早，傳聞未必可信，因而未若取法較近的周文王、周武王。

按《荀子》《儒效》、《非十二子》兩篇中也談到“後王”，可與《王制》篇所云相參考。據《儒效》，不能真正懂得如何“法先王”，而又不知應當“法後王”者為“俗儒”；有自知之明，自知其才智不足以法先王，而知道如何“法後王”者為“雅儒”；真能“法先王”者為“大儒”。《非十二子》篇以孔子、仲弓當“大儒”，以子思、孟子當“俗儒”。由此可見，無論“後王”究竟何所指，荀子實仍以“法先王”為至上。其鼓吹“法後王”，不過以第二位的“雅儒”自居，標榜自己不是子思、孟子一流、好高騖遠而不自量力的“俗儒”而已。故以為荀子“法後王”偏離儒家正統之說似是而非，亦不足據。

按《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孟子之流“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譯成今日的白話，就是“不相干的東西知道不少，根據古老的傳說編造一些說法，稱之為五行。五行之說極其冷僻不通、毫無根據可言、晦澀而解釋不清。”竊以為這才是荀子之所以反對孟子之要，也才是後世儒者之所以排斥荀子之要。何謂“五行”？唐代楊□《荀子注》釋之為“仁、義、禮、智、信”。後世多守其說，竊以為非是。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不僅孔子常言之，先秦諸子包括荀子本人在內均常言之。絕對不可能被說成一種“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的說法。按此“五行”，當釋為“陰陽五行”之“五行”。

世多據《史記》而以騶衍為陰陽五行的創始者，實則《史記》僅稱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言不及“五行”。且既言“作迂怪之變”，則“陰陽”之說亦不為騶衍首創甚明，否則不得言“變”。騶衍與孟子同時而稍晚，與孟子同為騶人，同遊說於齊宣王、梁惠王之庭。由此推想，騶衍與孟子少不得有所來往，有所交流。司馬遷在孟子列傳結尾時稱“其後有騶子之屬”，隨即附之以騶衍之行跡，其意恐亦在此。與騶衍同附於孟子傳末的有淳于髡，淳于髡與孟子的對話見諸《孟子》，可視作這種推想的旁證。孟子對同時而持不同意見者批評甚多，卻言不及騶衍。由此進而推想，騶衍變作迂怪之說的根據源出孟子之流的可能性頗大。《荀子．非十二子》遍及當時風行的各學術流派之祖，而言不及騶衍，卻批評子思、孟子創設和鼓吹“五行”之說，其以陰陽五行一派歸之於子思、孟子甚明。

§66

撇開迂怪的成份不談，陰陽五行學的核心在於“天人感應”。所謂“天人感應”，簡言之，是以為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天的行為。一切自然災害和祥瑞都放映天對人的懲罰或嘉獎。
《孟子．萬章》中有這樣一段對話，黑括號中為白話譯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萬章問：‘堯把天下讓給舜，有這麼回事嗎？’孟子說：‘沒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讓給人。’萬章問：‘那麼，舜的有天下，是誰給他的？’孟子說‘是天給的。’萬章問：‘所謂天給的，難道是天反覆丁寧地交代給舜的嗎？’孟子說：‘不是。天不說話，只是通過行為和事跡來表示而已。”】

孟子說這段話的目的雖不在鼓吹“天人感應”，視之為相信並且散布“天人感應”之說的證據則無不可。由此可見，上文揣測騶衍陰陽五行之說或從孟子之流的言論變化而出，絕非柞里子信口開河；而荀子指子思、孟子為陰陽五行流派之祖，亦絕非無的放矢。荀子不僅在《非十二子》中簡要地駁斥陰陽五行之說為無稽，而且在《天論》中對“天人感應”之說作了詳盡的分析與批判。茲引兩段《天論》原文如下，以見荀子如何立論，白話譯文亦見黑括號：

“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秋蚜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諡地也。’”
【“治諡是天造成的嗎？答諡：‘日月星辰等歷諡，在禹的時代和在桀的時代相同。禹時天下大治，桀時天下大亂。可見治亂與天無關。’是由四時的變化造成的嗎？答曰：‘生物在春季蓬勃萌生，在夏季茂盛生長，在秋季收穫，在冬季儲藏，這在禹的時代和在桀的時代也是相同的。禹時天下大治，桀時天下大亂。可見治亂與四時的變化無關。’那麼是地造成的嗎？答曰：‘一切生物得到合適的土地就生長，失去合適的土地就死亡，這在禹的時代和在桀的時代也是相同的。禹時天下大治，桀時天下大亂。可見治亂與地無關。’”】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星從天上掉下來，樹木作響，大家都害怕。問：‘怎麼啦？’答曰：‘沒什麼。只不過是天地和陰陽發生了變異、事物發生了不常見的現象而已。覺得奇怪，可以。害怕，那就不對了。像日蝕月蝕的出現，颳風下雨的不合季節，怪星偶然一見等等，任何時代都免不了要發生。如果在上位的英明、政治清平，即使這些想象同時發生，也無害。如果在上位的昏庸、政治險惡，那麼即使任何怪現象都不曾發生，也無益。”】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把“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之“常”理解為“經常”之“常”，把“常有”所修飾的對象“之”，理解為“現象”，從而把整句譯作：“這都是各個時代常有的現象”。上文明明說這些現象“罕至”、“黨見”，怎麼可能立刻又變成“常有”。顯然非是。按此“常”，同“恆”，是“總是”、“永遠”、“絕對”的意思。《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兩“常”字的用法，正與此同，皆作“恆”解。現白話詞彙“常青樹”中之“常”仍保留了這種用法。由此“常有”所修飾的對象是“發生”而不是“現象”。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一言尤其高妙。“怪之，可也”說明荀子自己也並不理解這些變異現象為什麼會發生。 不知何以發生卻知道“畏之”之非，是雖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下智；知其然從而知其所以然者，中智；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則非大智莫辦。大智者寡，而令儒家大興於後世者不巧又正好非大智。於是，荀子之學遂遭後世排斥，幾於淹沒而無聞。

§67

儒學在後世如何復興，姑且按下不表。且說據《漢書．藝文志》，自先秦延及漢初，學術思想共有十個流派，分別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藝文志》又稱：小說家所言，乃“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世遂據此而略去“小說家”，歷代相傳學術有“九流”之說。以今天的觀點衡之，“十流”或“九流”之分，頗有不盡如人意處。比如，《藝文志》於十流之外，另設“六藝”一門以收容所謂易家、書家、詩家、禮家、樂家、春秋家、論語家、孝經家、和小學家。所謂“小學”，指文字學，列之於學術流派之外，理所當然。至於《易》、《書》、《詩》以及有關禮、樂的著作雖本非為儒所專有，卻早已被儒家奉為其經典，成為其禁臠。《春秋》為孔子所作，《論語》因孔子而輯，《孝經》由孔子所傳、曾子所錄，是故均應列入儒家者流。又如，《爾雅》為字書，當入小學家，而《藝文志》卻置之於孝經家之下，後世儒家或又據此而將《爾雅》列入儒家經典之所謂“十三經”，皆不可解。不過，《藝文志》的分類也有勝今人處。比如，《藝文志》將兵法單作一類，不與學術思想相混淆。《吳孫子兵法》( 通稱《孫子兵法》或《孫子》) 與《齊孫子》( 通稱《孫臏兵法》) 皆入此類。今人或視《孫子》為哲學，比如《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即收《孫子》於其中。《孫子》雖可作哲學讀，畢竟非原作者本意，正如《莊子》、《史記》皆可作文學讀，若直以文學作品目之，畢竟失據。

在《藝文志》所謂九流之中，《逍遙談》比較深入地介紹了儒、道、法、名、縱橫。墨在戰國雖為顯學，其學不傳於後世，其行文未若縱橫家精彩，其在今日之地位或同雞肋，棄之可惜，讀之乏味，故介紹偏淺。陰陽家，其源出於儒，其流亦合於儒，下文將進一步探討，故此處亦從略。農家，亦稱神農家，自先秦傳至漢初者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早逸。其許行一派之言，見諸《孟子》，以勸農為說，主張自食其力。孟子指出其不明社會分工之理，以愚譏之。其不明社會分工，誠如孟子所析。然不難想見其人或當為諸葛孔明所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者，與汲汲於遊說諸侯以求聞達者相較，孰愚孰不愚，未易言也。所謂雜家，指不專尊某一說，混儒、道、法、名、墨等等而談者。流傳至今者有《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前者亦稱《呂覽》，為秦相呂不韋之門客所輯，大抵以抄錄前人之說為務。後者亦稱《淮南鴻烈》，為漢初淮南王劉安與門客所撰，宗道家，稱儒為俗學。亦以抄襲為務，故兩書文字有互見而大同小異者。頗有諷刺意思的是，兩書在今日之價值，正在於抄襲。唯其抄襲，故於漢以後逸散的文獻諸多保留之功，於雖未逸散而今本文字謬誤之處有參考補正之功。故就學術思想而言，或雖無足取，卻是研究先秦各家思想不可少缺的工具。

縱橫家為戰國時代兵爭激烈、政局險惡，而人來客往無所拘留、思想縱橫無所限制的環境下之特產。歷史不曾重演，故縱橫家雖網羅一時之秀，卻被唐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詩句道個正着。

《藝文志》把名家與孔子“必也正名乎”附會到一起，顯系腐儒之論。名家者流除上文提到的惠施和公孫龍外，尚有鄧析，春秋鄭獻公時人，與子產同時而稍晚，着有《竹刑》(顧名思意，當為書於竹簡上的刑書)，當亦可屬法家。上文業已指出，名家顯示出對自然科學有極大的興趣和才具，如果聽其發展，則現代自然科學不產生於西方而產生於中國的可能性頗高。同縱橫家一樣，名家也是人來客往無所拘留、思想縱橫無所限制的環境下的產物。與縱橫家不同的是，其學於兵爭激烈、政局險惡的環境一無所施，故縱橫家得與戰國相始終，而名家卻不待戰國之亡而先亡。

§68

戰國以秦滅六國、一統中國而告終。六國既滅，縱橫家無所施其技，故與戰國相始終，勢在必然。雖然，作為一個流派不能不消聲匿跡，具縱橫之才又喜為縱橫之術的人才有留存者或當可能。比如，秦亡之後、楚漢相爭之際，有蒯通其人，就不妨以縱橫家視之。蒯通先說韓信以襲齊之計，韓信從之而克齊。後說韓信以兩存楚漢、三分天下之計，若韓信從之，則三足鼎立之局面不待東漢之亡。然韓信不從，結果不出蒯通所料，只落得個“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場。韓信臨斬悔不用蒯通之計，漢高祖聞言把蒯通抓來。《史記．淮陰侯列傳》對漢高祖劉邦之審訊蒯通，有一段極精彩的記敘，茲徵引如下，請聽蒯通如何逃過鬼門關，黑括號內為白話譯文：

“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皇上問：‘你曾教淮陰侯謀反嗎？’蒯通答：‘不錯。臣的確教過。這小子不用臣的計策，所以才會有今天遭夷滅的下場。如果這小子用臣之計，陛下哪能消滅得了他？’皇上怒道：‘把他給烹了！’蒯通說：‘哎呀，烹我豈不冤枉！’皇上道：‘你教韓信反，冤在哪裡？’蒯通答：‘秦朝綱紀敗壞，太行山以東一片混亂，百姓紛起，英俊雲集。秦朝把鹿給丟了，天下的人都去追，結果是高材捷足的人先搶到手。跖的狗衝着堯叫，並不說明堯不是仁人，狗不過是為其主子叫而已。臣當時只認識韓信，不認識陛下。況且普天之下養精蓄銳一心想取陛下而代之者多的是，不過是力不足而已，陛下又怎能把這些人都給烹了？’高祖說：‘算了。’於是就赦免了蒯通的罪。”】

淮陰侯即韓信。韓信在助劉邦滅項羽之後，先受封為楚王，被誣謀反，降爵為淮陰侯，心懷怨望而欲反，終遭殺身滅族之禍。不過這兩件事都與蒯通之策反無關，蒯通的策反早在項羽被消滅以前。徵引這段對話固然因其文彩非常，舍之可惜。比如，成語逐鹿中原即從此出。把政權的崩潰比作把鹿給放跑了，絕妙。也欲藉以指出時勢今非昔比，經歷過秦朝的中央集權之後，還想搞縱橫家的那一套，搞不好就會成為燒湯的料。然而，劉邦終於饒了蒯通。可見西漢初年畢竟去先秦不遠，縱橫家的那一套雖然已不通行，尚在理解和容忍的範圍之內。再往後，還想縱橫，就只有感嘆“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的份了。故從此不再見有縱橫家一類的人物，想留名青史的，都鞠躬盡瘁於一姓，不能死節殉難的，都學馮道做不倒翁。

前文指出，包括儒家和名家在內的先秦各流派均在戰國晚期因縱橫家和法家的風行或衰或亡。先秦既亡而縱橫家亦不復存在，於是，秦一統中國之後唯法家一枝獨秀耶？曰：並不盡然。並不盡然之一，人才大都流入縱橫家和法家，並不等於庸才也如此。各流派或衰或亡，只因不復有人才，並不因不復有人。至少於儒家是如此，其說詳見下文。不盡然之二，上文曾指出，被稱之為法家的申不害、韓非一派實應以術家目之，因其所鼓吹者，為如何駕馭臣下和如何迎合主上，與法家所尚正好背道而馳。秦之興，雖由任用法商鞅始，秦之統一，卻成於術家李斯之手。秦既一統天下，法家名存而實亡。其說亦詳見下文。不盡然之三，提起秦對學術流派的影響，罕有不以“焚書坑儒”四字概括之者，實則並非能如此“一言以蔽之”。秦之一統天下，其實曾給儒家以復興的機會。何以言之？亦請聽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