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儒學之所以在戰國晚期乏人問津，在於儒家所倡之理論，無論是仁義道德、是詩書禮樂，還是陰陽五行，都不足以應七國之間攻城野戰之須、生死存亡之急。秦始皇既一統天下，攻城野戰之須與生死存亡之急皆化為烏有，而儒學之致命弱點也隨即消於無形。秦之“一統天下”，往往與“滅六國”連文，遂令人在不知不覺之間視秦之“一統天下”等同秦之“滅六國”。秦與趙、魏、韓、燕、楚、齊六國爾虞我詐二百年有奇，大小征戰數以千計，終於以六國之滅亡、秦國之一統而終止，故在秦之“一統天下”與“滅六國”之間劃等號，乍看之下，似無不妥。實則滅六國只不過是表面上的現象，秦之一統有更深遠的內在含義在。內在含義之一，就朝代更替而言，秦所滅者，並非六國而是周。內在含義之二，就政治制度而言，秦所滅者並亦非六國，而是迄周為止的封建制(但凡以中國封建社會亡於秦之說為荒謬、為無稽者，姑置之勿論，且聽下文分解。)。倘若秦滅六國而保留周天子的傀儡地位，或雖徹底消滅周的社稷而仿其例以建立以秦為中心的封建王朝，則不僅歷史須重寫，當時的政治需要也會有別。秦之一統既然不僅終止了一個歷時九百年的朝代，而且史無前例地(不僅是中國之“史”，而且是全人類之“史”)終止了一個為時更加久遠的政治制度，不言而喻，如此這般嶄新的政權急需一種政治理論以確立其合法性，也急需一套新的禮樂、服飾以顯示新紀元的開端。秦始皇自以為功高蓋世(為功為過，或可爭議，“蓋世”，則無可爭議。)，不可不封禪勒石，上告天地、下傳萬代。於是，如何把封禪勒石、歌功頌德做到盡善盡美亦為當務之急。禮樂與服飾本是儒家的正統本行，陰陽五行一派更把這一套搞成神秘莫測、非陰陽五行家莫知所措的把戲。於是，秦之所急需，正中儒家之所長。弱點既不復存，長處又恰為所需，故儒隨秦之統一而復興本當在意料之中。

雖然，意料之中的事未見得就真的發生。談史終須以史實考之，而不能以意為之。然則，史言如何？據《史記》，秦一統天下在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焚書發生在三十四年，坑儒發生在三十六年。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這八年之間儒家不僅未受迫害，而且進入政府，參與禮樂制度之制定、封禪勒石之實施。證據如下：

《史記》載：秦始皇一統天下伊始，便“推終始五德之傳，以周為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得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推算五德的傳遞順序，以周為火德，秦既取代周，當取周德所不敵者，於是以秦為水德之始。更改紀年的開端，改於十月初一朝賀天子。衣服、旌節、旗幟都以黑色為上。計數以六為一紀，符節和官帽以六寸為度，車廂以六尺為度，(計程)以六尺為一步，(天子)出乘馬六匹。改稱河為德水，視為水德之發源。”翻譯既畢，似乎還得稍作解釋方能詞義明暢。所謂“五德”者，指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水能滅火，諡以周既為火德，秦遂取諡德。周以十一月為正月諡故周制十一月朝諡。秦諡十月諡正月諡故改諡十月諡朝賀諡禮。諡相傳諡以一諡為正諡，今諡一月諡正月，即據此傳說而來。) 水之方位屬北，北方之色為黑，故秦既取水德，遂以黑色為上。水於數為六，故秦既取水德，遂以六為計數單位，車馬亦以六為標準。古人稱黃河為“河”，所謂改稱“河為德水”，就是改稱黃河為德水。《史記》未曾明言五德之推算云云據何流派之觀點而定，然之所以不曾明言者，因除陰陽家之外別無他求，故無須言之而後明。《漢書．郊祀志》則直接了當說秦的這套制度以陰陽家的理論為據，可見如此推論，並非柞里子的一己之見，班固早已如是想。陰陽家在當時或已成為儒之主流派，故陰陽家之參與秦之禮節服飾之制定，亦即儒家曾參與之證。

§70

《史記》又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禪梁父，刻所立石，… 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 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 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刻碣石門。”這段文字淺顯，無待譯成白話而後明。要之，這裡明白地說秦始皇之封泰山、禪梁父，刻石鄒嶧、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等，皆曾徵求魯諸儒生的意見。

或以為參與禮節、服飾之制定與封禪、刻石之策劃，皆一時性的任務，未足以證明儒家之進入秦之政府。是否言之成理，姑置勿論。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秦設“博士”之官，職掌“通古今”。誰能“通古今”？《莊子》以為“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所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即儒在莊子筆下之別名；記載古代典章制度、民情風俗者，舍詩、書、禮、樂之外，別無他書。故能任職博士者，非儒莫屬。《史記》載李斯上奏秦始皇，有“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之語，即博士確掌詩、書之證。《史記》又稱：“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可見任博士之職者多至七十人。同書又稱：秦朝廷有“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星氣”不等於“星”，“不敢端言其過”云云更說明任命這三百人的目的在觀察“天人感應”而不在天文。可想而知，這三百人都是擅長陰陽的儒家之徒。七十博士和三百望星氣者的存在，無可爭議地證明儒家曾進入秦之政府。

或問：秦既有需求於儒，儒既不曾拒絕提供服務，然則，何至於會有“焚書坑儒”之事發生？曰：正因戰國之末，人才不入儒家者流，故被秦始皇搜羅參政者，皆為庸才，或者用孔子的話來說，皆為“小人儒”。庸才無識，故有“焚書”之災；小人無行，遂致“坑儒”之禍。“焚書坑儒”向來連文並稱，致使人誤會為一事或一連續行動。其實，“焚書”與“坑儒”並不發生於同一年，而且也並不因同一原因而起。

欲知秦何以“焚書”，得先從“封建”與“郡縣”談起。所謂“封建”，系“封土建國”四字之省稱，意思是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別授與諸侯，令諸侯在其封地之內建立諸侯國。諸侯既經受封，遂有自己的疆土、有自己的人民、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稅收、有自己法律，有子子孫孫世襲爵位、疆土、人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天子名義上為普天之下最高的首領，其行政權實不得越天子的直接領地範圍。因此，所謂封建制，簡言之，是一種地方分權的、割據的政治制度。自有“封建”這說法起，直至新文化運動前後止，“封建”一詞只有這一種意思。歐洲歷史上有過一段在英文稱之為“feudalism”的歷史，英文的“feudalism”正好同就這種意義而言的封建制相當。自從大約新文化運動起以至於今，“封建”一詞既被用來翻譯英文的“feudalism”以及歐洲其他語言中與英文的“feudalism”相對應的詞彙，又被用來通指中國辛亥革命前的歷朝歷代，包括自秦迄清既不與歐洲的“feudalism”相當，又從來在中國歷史上不曾被認為是“封建”的制度。自秦迄清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一向被視為是與“封建”制相對立的“郡縣”制。郡與縣，是由天子的朝廷設置的、取代諸侯國的地方政府。郡相當於今日的省而轄區略小；縣則自從秦的設立，歷代沿用以至於今。在郡縣制下，領土所有權、行政權、軍權、財權等等一切權力均集中於天子的朝廷，郡縣的行政長官如郡守、郡尉、縣令、縣丞等，不過是朝廷派出的、替朝廷負責管理地方的代理，既沒有領土、人民，也沒有世襲的特權，更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和享用地方的稅收。因此，所謂郡縣制，簡言之，是一種中央集權的、非封土建國的政治制度。秦之“焚書”，因主封建與主郡縣兩種不同的政見相爭而引發，其發生本身正好說明混淆“封建”與“郡縣”，實為對歷史的極大歪曲。

§71

歷代探討封建與郡縣的文字，一向視秦為郡縣制的開創者。遲至近代始有人指出郡縣的設置，在戰國業已有之，視為秦所開創，並不正確云云。先秦業已有郡縣的事實，明顯地載諸先秦的文獻，並非近代出土文物的新發現，歷代學者不可能統統無視這些文獻的存在，也不可能出於某種偏見統統視而不見。然則，何以遲至近代始有人指出這一點？竊以為歷來之所以不曾有人指出，並非因無人知之，只不過是因為無人屑於指出之。而之所以無人屑於指出，乃是因為戰國的郡縣與封建並存，就性質而言不可與秦以郡縣取代封建相提並論；戰國的郡縣零星局限，就數量與範圍而言不可與秦以普天之下皆為郡縣同日而語。故郡縣雖於先秦業已有之，以郡縣取代封建、以郡縣為基礎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為秦所首創，無可辯駁。

近代所謂學者、學家，大都沾沾自喜於搬弄從西方學來的所謂方法論，視前人所不屑取者為明珠瑋寶，搞些瑣碎無謂的考證。平心而論，諸如先秦業已有郡縣之類的考證，雖屬無謂，尚屬正經的史學研究，較之《柳如是別傳》一類的文字，則又堪稱高明多矣。柳如是充其量不過是個有行妓女，買柳為妾的錢謙益則充其量不過是個無行文人。考證歷史上的無行文人與有行妓女的私生活並非沒有價值，同小報、晚報上發掘時下文藝界明星私生活的文章一樣，其價值在收飯後茶餘消遣之效。可怪的是，並沒有人視在小報、晚報上津津樂道明星私生活者為學者，而《柳如是別傳》的作者卻不僅被視為史學家，而且被一些人吹捧為大史學家。

竊以為名副其實的史學家只有三種人。其一，撰寫歷史者，如《左傳》的作者左丘明，《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其二，評論歷史者，如《讀通鑑論》和《宋論》的作者王夫之。其三，探討史學者，如《史通》的作者劉知幾。替古代典籍作文字注釋者，雖在令今人讀懂古代文獻方面功勞至偉，畢竟不是史學家而是文字學(傳統上稱之為小學)家。

近代重大的政治變革，無論中外，皆先有理論後有實踐。故實踐發生之時，如水到渠成，不曾令人生措手不及之感。資產階級革命如此，無產階級革命亦復如此。秦以郡縣製取代封建制，其變革之劇烈、影響之深遠，皆空前無比，至今無匹，卻似憑空而來。先秦各流各派，無論是道、法、名、儒，還是楊、墨、陰陽、縱橫，皆不為之先聲。

話說秦既滅六國，丞相王綰奏請秦始皇依夏、商、周三代之例分封諸侯。秦始皇下令群臣討論，除廷尉李斯外大都贊同。李斯把戰國爭戰二百五十年的原因歸之於封建割據，認為以郡縣取代封建便可永無戰爭發生。秦始皇同意李斯的看法，於是下令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由中央朝廷委派郡守、郡尉管理，收天下兵器於京城咸陽，鑄為鐘鼎和十二銅人。歷時數千年的封建制便如此輕易了斷如煙之消、如雲之散。由李斯的建議與秦始皇的贊同，亦可見以郡縣取代封建不僅無政治理論為其基礎，其着眼點本身也並不在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消滅戰爭。

提起秦代的政治，罕有不與暴政、亂政發生聯想者。以郡縣取代封建，也往往被視為亂政之一。比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詩破題便曰：“嬴氏亂天紀”。“嬴氏”，指秦始皇嬴政；“天紀”，泛指上天的綱紀，實指封土建國的制度。所謂“亂天紀”者，就是說秦以郡縣取代封建，從而破壞了上天的綱紀。雖然事後證明戰爭的根源遠不止一種，故消滅封建並不能消滅戰爭，因着眼於消滅戰爭而廢封建、創郡縣之舉，實應授予和平獎以表彰之，但凡視之為亂政者，不能不說是無識庸才。

郡縣制的推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八年之後發生“焚書”事件。事件的引發正由無識庸才企圖恢復封建而起。

§72

話說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陽宮大宴群臣。僕射(僕射，官名) 周青臣歌功頌德， 稱秦“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齊人淳于越表示反對。淳于越認為：殷、周兩代之所以歷時千年，正因為殷、周分封子弟和功臣為諸侯，構成輔佐之勢。秦不封建，萬一有權臣謀反作亂，如晉之六卿、齊之田常，就會孤立無援。但凡辦事必須尊守古法，不守古法，就絕不會長久。周青臣是個拍馬屁的小人自不在話下。稱淳于越之流為無識庸才，倒不是說郡縣一定優於封建，封建一定劣於郡縣，封建與郡縣孰優孰劣，自可爭論。淳于越之流的庸，在於其所申述的理由既不合乎時宜亦不合乎邏輯。泛泛而論封建制有助於王室之延綿，未嘗不可以娓娓動聽，於秦滅六國之際倡之，則爭如痴人說夢。要知秦滅六國，豈止是滅六國而已矣，實則連周一併滅之。七諸侯國爭戰二百餘年，全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內，以至秦之滅周竟然被人忘卻而直以滅六國視之，七國諸侯之無助於周的存亡，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而淳于越卻於此時欲藉此說以動搖郡縣、恢復封建。不知審勢度時以至於斯，能不以庸才目之？但凡爭辯，施渾水摸魚、瞞天過海、斷章取意、胡攪蠻纏等等伎倆，雖屬無賴，至少可以理解。找出一些證據來證明自己的立論難以成立，則出乎正常的邏輯之外，所謂莫名其妙者也。晉之六卿專權，終於導致其中三家瓜分晉為韓、趙、魏的結局。齊之權臣田常弒齊君，其子孫終於取代姜齊而為田齊。此兩例恰好為封建制不能阻擋臣下篡奪之明證，當為淳于越之流藏之唯恐不及者，而淳于越卻特別標榜之，以為可以替自己作論據。不明事理以至於斯，能不以庸才目之？

且說秦始皇聽了淳于越的這番反對郡縣制、主張恢復封建制的議論，下令群臣討論。八年前出現封建與郡縣爭議時，秦始皇曾下令群臣討論，八年之後封建與郡縣之爭再起時，秦始皇仍下令群臣討論。由此可見，秦始皇並沒有斷然取郡縣而非封建的意思，如果主封建者能提出合理的理由，比如，論證郡縣不能維持持久和平等等，恢復封建並非不可能。不過，事實上主張恢復封建者既為淳于越這幫庸才，其失敗自在意料之中。八年前建議以郡縣取代封建的李斯，此時已由廷尉升任丞相。憑藉丞相的地位，李斯直斥淳于越之流為“愚儒”，認為取法三代先王為“愚儒”之論，並建議為免這些“愚儒”干擾大事起見，實行如下措施：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先秦周朝廷及各諸侯國皆有自己的史記。“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即責令史官銷毀一切非秦國所編撰的史記。“偶語”，“成雙成對地說話”，也就是“討論”的意思。“黥”，指在臉上刺字。“城旦”， 發配長城充戍卒的刑罰。“黥為城旦”，相當於後世所謂刺配充軍戍邊。“棄市”，一種死刑。古代在市場處決死囚，棄屍體於市以示眾，東西方皆然。故稱“棄市”。“棄市”屬於最輕的死罪，罪止於一身。更重的死刑是所謂“族”，指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見知不舉”，譯為今日的白話，就是“明知而不檢舉”。

淳于越之為愚為庸，既如上所述，李斯之建議為秦始皇所贊同而施行之，自在意料之中。於是而有“焚書”之舉。由李斯的建議可見，所謂“焚書”，遠不止於“焚書”而已，實為壟斷輿論、以言論罪之始。後世論此事者，大都着眼於文獻泯滅之可惜而忽略對言論自由之鉗制，故僅以“焚書”二字概括之，實有因小失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