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國與西亞文化交流

王新中 劉精忠

自古以來,中國就與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有着各種形式的接觸,與西亞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本文在綜合一些新的材料與證據的基礎上,把中國與西亞文化交流的時間上推到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這對於整體認識舊大陸各地區的交流具有啟發意義。

一、 彩陶與中國和西亞早期的文化交流

近年來,我國有研究民族文化的學者發現,在我國盤古創世神話和彝族創世神話中都有左眼為日,右眼為月的描述,並認為這兩個神話實際上是同出一源的變體,都源於西亞巴比倫混沌之神的傳說。還有彝族英雄神話支格阿龍中關於鷹和馬的母題以及支格阿龍所使用的武器三叉戟都有濃厚的西方色彩(西亞、埃及、希臘)。僅僅是通過神話母題的相似來證明中國古代神話與西亞古代神話有某種聯繫,給人的印象也許有些玄奧和牽強,然而,我國學者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上發現的與上述神話有關聯的證據,的確使人信服。首先是在陝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一個虎首類人面彩陶葫蘆瓶上(距今5000~6000年)和西亞薩馬臘文化(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約7000年)遺址出土的一個人面瓮上都發現了“左眼睜”(表示太陽)、“右眼閉”(表示月亮)的人面圖像。這種相似並不奇怪,因為地處西北的古羌戎與西亞的文化交流也是便當的,兩地發現的“左眼開,右眼合”這樣一種母題的神面像,正說明盤古神話、彝族創世神話以及姜寨虎頭變型葫蘆瓶,可能都接受過來自西亞文化的某些影響。[1](P114)其次是彝族古老的“變體彝文宗教示意書”中反映支格阿龍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間藝術、甘肅青海地區辛店文化(青銅時代)彩陶、新疆阿勒泰山洞岩畫、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約6000~7000年)和伊拉克薩馬臘(距今約7000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畫法和藝術風格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彝族文化中融入了西羌、西亞文化因素,也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在遠古時期所達到的深遠程度,大大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自新石器時代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充當着重要中介的是我國西部古民族尤其是古羌族。這一切都從彝族的文化中表現出來,因為彝族文化與甘青陝地區的馬家窯文化、辛店文化等遠古文化息息相通絕非偶然,本來彝族就是西羌先人南遷的後裔。古羌人居西北湟渭之間,曾經幾度遷移,既有東向發展的,也有南向川、滇、藏的,而經四川入滇者尤多,往西還有達到新疆帕米爾高原者。對上述幾件藝術品的初步探討,可以看出彝族文化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積澱外,也融入了西亞等外來文化因素,對於研究古老中華民族的源頭文化以及遠古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二、 小麥與中國和西亞早期的文化交流

一般認為,小麥並非中原華夏族原產,而是由我國西部的先民們從遙遠的西亞引入中原的,這是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與西亞有間接交往的又一個典型實例。斯塔夫里亞諾斯認為中國(黃河流域)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後從西亞引進小麥的,我國學者新近的研究認為小麥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應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距今5000年以前)。

關於小麥種植在黃河流域的起源,我國學者早已注意到古代文字和習俗中的一個有趣現象:雖然早在周代小麥就被列入“五穀”之中,成為我國北方廣泛栽培的重要糧食作物之一,但先民們並不以麥為貴,宗廟祭祀必稱黍稷,富國安民則言貴粟。我國古文獻中的這一語言文化現象,實際反映了原產於中國的粟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至高無上,黍、稷之類皆屬粟。重粟不重麥這一古俗表明,小麥似乎不是華夏先祖自古耕食之谷,而更可能是後來從域外傳入的作物。[2](P47)在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麥的字,這就是“來”字,“麥”字則是後起的。“麥”字從止,“止”是足趾之“止”朝下的象形會意,表示降落,即羅振玉所說的“古降字”。來麥二字,音近義同,相互借用,但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各自所側重的意思,來指“來去”之義,麥專指“小麥”之麥。《詩經》中提到栽培麥時亦用“麥”而不用“來”,只有在紀念祖先引種麥類的《周頌》中,仍採用來這一名稱,如《周頌·思文》中有“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的詩句,故《說文》釋“來”為“周所受瑞麥,來牟。天所來也”。[2](P48)因此,來、麥從詞源上證明使華夏族頗感神秘的小麥是外來的、引進的。《山海經》中提及糧食作物時有黍稻而不見有麥,並說炎帝和黃帝之後裔皆“食黍”或“食谷”,這也說明早期的華夏先祖不知有麥,或還未引種小麥。大概從殷周以降,人們對於小麥由來的具體情況早已一無所知,以至於本來真實的故事就演變成了模糊的神話傳說。於是,小麥“始從天降”之類的說法也就成了人們歷代相傳的知識。這也從反面說明,古人雖然不清楚小麥是何時何地如何傳入中國的,但很早就知道小麥並不是華夏故土原來就有的。[2](P48)我國學者還通過對利、嗇穡、每美等字的考證,得出我國栽培小麥的歷史不早於公元前4000年,不晚於公元前3000年。[2](P49-50)小麥從公元前3000年引入中原到中唐以後取代粟成為黃河流域居民的主食,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因此,至遲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中國新石器文化就與西亞的史前文化有了直接或間接的往來,原產西亞的小麥就以新疆與河湟為中介傳入中原地區。

三、 青銅劍與中國和西亞早朝的文化交流

近年來我國學者林梅村在《商周青銅劍淵源考》中指出:“正如現代考古研究所揭示的,中國文明有獨立的起源,但中國從未脫離世界其他五大文明而孤立發展。中國考古新發現以及中亞古代語言研究的最新進展為我們探討商周青銅短劍淵源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大量證據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現於中原的青銅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3](P39)考古資料表明,青銅柳葉劍和青銅管銎斧最早產生於西亞傑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2900年),後經伊朗高原傳播到中亞、南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這兩種兵器的傳播是在印歐語人大遷徙的背景下進行的,後來被廣布於歐亞大陸的印歐語系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與印歐語人有關的青銅文化中基本上都有這兩種兵器出土,其向我國的傳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青銅文化到中亞的馬爾基安納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亞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最後,通過我國北方的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中介作用約在周代傳入中原地區。古吐火羅人很可能在這一傳播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在四壩文化衰落後,一度東進到鄂爾多斯草原,但公元前13世紀鄂爾多斯文化的興起,遏制了古吐火羅人的向東遷徙並使其向南發展。四川成都十二橋遺址和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晚商柳葉劍和模仿柳葉劍的玉劍大概與古吐火羅人的向南遷徙有一定的傳承關係。[3](P49)尤其是廣漢三星堆遺址的仿柳葉劍玉劍的發展說明古代巴蜀在通過南亞與西亞有間接交往的同時,與西域並通過西域與更遠的西部地區有間接交往。歷史語言學研究者發現絲綢之路上流行的17種古代東方語言或方言中的“劍”字無一例外都源於古印歐語,這是印歐人在向周圍遷徙過程中與不同地區居民發生交往在語言上的表現,也可說是柳葉劍傳播的語言學地圖,漢語對“劍”的稱呼很可能來自吐火羅語月氏方言,匈奴人對劍的別稱“鋌”亦然。[3](P56)

關於青銅器與中西文化交流我們還可以找到佐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齊家和二里頭:關於遠距離文化的接觸問題》一文中考察了內蒙古和甘青地區早期金屬時代文化與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的關係,並依據西伯利亞幾處遺址以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安納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認為中國早在青銅時代濫觴期即已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還列舉了許多實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紅銅爵和觚形器[4](P118)。這兩件紅銅器出自伊朗南部克爾曼省克爾曼東北的沙赫達德。該地位於盧特沙漠外緣,其文化性質與阿富汗到土庫曼斯坦間的巴克特里亞-馬爾基安納文化群有密切關係,一個特點是有相當多的錘制金屬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圓筒形飲器特別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國的爵,後者像中國的觚。[4](P118)伊朗沙赫達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與中國的爵相似之處,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這兩點上接近二里頭文聞一多的文學活動,特別是詩歌創作,也零星涉及聞一多的生活經歷與學術活動,但對聞一多特立獨行的人格氣度與作為民主鬥士的重要一面,除在建國後按照上級意圖所寫的《沈從文自傳》[1](P150-151)中略有提及外,並沒有形諸其他文字,由此可見,沈從文基本上是從文學角度,而不是從社會政治角度來論及聞一多的,表現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生態與社會政治背景下的基本立場與價值準則,這與他一貫張揚的文學本體論立場是一致的。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沈從文的印象式批評,常有對於批評對象精微而獨到的把握,但因灌注着過於強烈的主觀情感和不無偏狹的個人感受,也常有瑣碎與重複之嫌,由此形成沈從文詩歌批評的含混性與個人化風格,顯然有別於那種邏輯嚴密的學院式批評,有着更多的從批評主體情感出發的印象式感悟,在他論及聞一多的時候,也明顯地表現出這種特色與局限,這是需要加以辨別的。

參考文獻:

[1]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2]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3]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 聞一多.致左明[A].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 沈從文.論聞一多的《死水》[A].沈從文文集:第11集©.花城出版社,1984.

[6] 沈從文.論朱湘的詩[A].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

[7] 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A].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