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以上的例子最為人所熟知，然用於證明男女社交之公開，或不如以下兩例更加直截了當。其一併見諸《國策．趙策》與《史記．趙世家》。以下的白話譯文，以《史記》為據：

“趙王剛繼承王位，太后執政，秦國立即入侵。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國說：‘一定要長安君來齊國為質，我們才會出兵。’太后不肯，大臣們態度強硬地規勸。太后對左右的人說：‘有誰再勸我叫長安君為質，老婦我一定往誰臉上吐唾沫。’左師觸龍請見太后，太后盛氣凌人地叫他進去。觸龍進去後慢騰騰彎腰坐下，道歉說：‘老臣腳不方便，走不快，好久不見了。雖然自己原諒自己，還是擔心太后身體，所以想來看望太后。’太后說：‘老婦我也是靠輪椅才能走動。’觸龍問：‘還吃得下飯嗎？’太后說：‘只能喝粥。’觸龍說：‘老臣我前一陣子食慾極差，我就勉強自己每天步行三、四里，食慾稍見好，這麼着對身體有好處。’太后說：‘我可沒這能耐。’太后不和的顏色稍稍有所解緩。左師觸龍說：‘老臣我最小的兒子舒祺，沒出息，我又老了，心裡疼他，想把他補黑衣衛的缺，讓他有機會護衛王宮。老臣我真是該死向太后這麼請求。’太后說：‘沒問題。他幾歲了？’觸龍說：‘十五了。雖然還小，我要趁我還沒死先把他託付給太后。’太后說：‘男人也愛小兒子嗎？’觸龍說：‘比女人還厲害。’太后大笑道：‘跟女人沒得比。’觸龍說：‘老臣我以為老太太您疼燕後過於疼長安君。’太后說：‘這您可說得不對，比疼長安君差遠了。’左師觸龍說：‘父母之愛子女，從長遠着想。老太太您送燕後的時候，握着她的腳哭，想見因其遠行而悲。走了之後，肯定也很想她，可是每逢祭祀總會祝願‘千萬別回來’。難道不是從長久計，希望有子有孫相繼為王嗎？’太后說：‘是呀。’左師說：‘三世以前趙國先君的子孫為侯的，現在還有能保住侯爵的嗎？’太后說：‘沒有。’觸龍說：‘豈止趙國！其他諸侯國的情形如何？’太后說：‘老婦我沒聽說過有保得住的。’觸龍說：‘禍來得快的，自己就趕上；來得慢的，子孫逃不了。難道是因為人主之子受封為侯就都成了混蛋嗎？只不過是因為無功而居高位，無勞而受厚俸，值錢的寶貝有得太多了的緣故。如今老太太您賜長安君以高位，封給他富庶的土地，給他好多寶器，可不讓他現在為國立功。一旦老太太您歸西了，長安君去靠誰？老臣我看老太太您只替長安君從近處着想，所以我看不如愛燕後之深。’太后說：‘說得不錯，就按您的主意辦。’於是為長安君準備下一百輛車，送長安君為質於齊。齊國從而出兵。”

長安君，趙太后的小兒子，受封為長安君。燕後，太后之女，嫁為燕王之後。觸龍，人名。左師，觸龍所居之官稱。趙太后既能“必唾其面”，可見太后與大臣的對話必然都是面對面，非後世太后垂簾聽政，聞其聲而不見其面者可比；與觸龍的面談不屬特例亦可想而知。觸龍談到太后送燕後時握着燕後的腳失聲流涕的細節，可見臣子不僅能同太后直接交談，而且能直接目睹公主，以至於公主的腳。東漢末年魏王世子曹丕為炫耀夫人甄氏之美，叫甄氏面見左右近臣，除劉楨一人外，其他人皆低頭不敢仰視。曹操聽說劉某竟敢睜眼看他的兒媳婦，勃然大怒，處劉某以徒刑。時間之相去不過四百年有奇，習俗之相去竟懸隔乃爾！

上文所引《史記》，文字基本因襲《國策》。《國策》原文，也常見錄於歷史文選一類的讀物，文化大革命前曾一度入選高中語文教材，可見這段對話廣為人所欣賞。不過，選家與讀者似乎都集中主意力於觸龍的說話技巧，罕有人留意由這段對話所反映出的男女之間(其實還包括君臣之間)可作親密無間之交談的事實。

下一例，出自《國策》。背景是楚國入侵韓國。韓遣使臣尚靳求救於秦，見秦宣太后。宣太后對尚靳說：“我侍候先王的時候，先王把大腿放在我身上，我覺得沉得受不了。可當先王把整個身子都壓在我身上時，我反而不覺得沉了。為什麼呢？因為有點兒甜頭。”

所謂“先王”，指宣太后已故之夫，也就是車裂商鞅的秦惠王。宣太后之子秦昭王，也就是呂不韋視為“奇貨”的子楚之祖父。說來說去，可見這宣太后於讀者也並非陌生人。與上例不同，這段對話很少被後人徵引轉錄。不過，其原因恐怕並非內容不夠精彩。或許恰恰相反，正因其過於精彩，至令開通去先秦遠甚的後人讀來臉紅，更遑論徵引轉錄。清代有一位一身而兼為達官、顯貴、學者、文人、騷客、名士多種身份者曰王士禎，自號漁陽山人，故世多以王漁陽稱之。王漁陽勤於著述，作品多至三十六種，其流傳之最廣者曰《池北偶談》。《池北偶談》節錄了這段對話，置於“談異”篇中，並下案語曰：“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既置之於“談異”之篇，有下如許之評，其徵引的目的，想是“奇文共欣賞”之意。不過，結論止於“大奇”，而不曾指為“無恥”、“下流”云云，足見漁陽山人畢竟不同凡響，讓“名下無虛”這句客套獲一次名副其實的遭遇。

以太后之至尊，尚且可以延大臣入室談及兒女家常，可以對外國使者口沒遮攔以至於談到性，則普通男女之可以公開社交自不待言而可知。左一個太后，右一個太后，而且都是普通尋常，並非野心勃勃者，可見太后臨朝在先秦之世也等閒如家常便飯。此雖與男女社交無涉，卻顯示先秦女性的地位即使不說與男性平等，其相去亦遠較後世為近。因相近，故得以公開社交無礙，所以，雖說是“無涉”，而其實是“有涉”。

柞里子在上文曾說過：想當然者未必當真如此，須考之以史實然後方能定案。柞里子無意於此自壞其標準，且看一尋常人家的例子。話說樂毅破齊，齊愍王出奔見殺，其子法章變姓名逃亡至莒，在一家姓太史的人家當傭人。太史家的女兒看上法章儀表堂堂，常常偷偷地送吃的給法章，兩情相悅，終於私通。後來法章得立為齊襄王，太史家的小姐也就成了王后。當法章為傭於太史家之時，不得溫飽，名副其實為下人；太史家的女兒充其量不過一富人家的小姐。二人雖在後來顯貴為王為後，在其交往之時，均為普通男女則無可爭議。故此例雖亦因有涉王室而載諸史冊，並不足以損其為普通男女之性質。倘若普通男女在當時如後世那麼授受不親，試問此等好事何由得成？

§78

顯示先秦社會遠較後世為開通並尤與後世習俗相枘鑿之三，是先秦社會階級觀念淡薄。上文談君子人格時，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時下廣為流行的理論是：先秦屬於貴族社會，貴族社會的特點之一，是能否居上位，視血統而定，余無與焉。血統非王、非侯、非公卿、非大夫、非士，則居上位無望。考之以史實，則並不盡然。比如，蘇秦遊說不成、大困而歸之時，被人譏笑為不守經商者的本分，可見蘇秦並無貴族血統，卻在日後憑藉口才貴為六國之相。呂不韋本是陽翟(今河南禹縣)大商賈，非貴族出身甚明，因以錢財交接秦公子而後得以執秦國之政。雖不能位極人臣，卻也貴為王侯之坐上客者，如魏公子信陵君的門客侯贏、朱亥，前者為門房，後者為屠戶，更是出身下賤的所謂市井小民。可見血統固然為出身的途徑，尚有其他的途徑在。”

轉抄於此正切話題，只是還漏掉了管仲與鮑叔，二人均曾逐利商場，爾後皆貴極人臣，事見前文，此不復贅。類似並且廣為人所熟知的例子還有魯國的曹劌、齊國的馮驩，以及晏子的馬車夫。曹劌以“肉食者鄙”一語名垂後世，曹某吃不上肉，自是窮光蛋不在話下，卻能有機會晉見魯君，並憑一席話而成為魯軍的統帥。史稱馮驩“貧乏不能自存”，既是窮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其出身之寒賤亦可想而知，而馮某亦得為齊國貴公子孟嘗君的上賓。曹劌的事跡見《左傳》，馮驩的事跡並見《國策》與《史記》。同上文所引趙太后的故事一樣，曹劌和馮驩的故事也經常見錄於古文選讀一類的書冊，文化大革命前也曾入選為中學語文教材，因而廣為人所熟知。只是也像趙太后的那段文字一樣，往往僅從文學的角度受知於世，罕有人從門第和階級的角度分析之。晏子的馬車夫，史逸其名，因無名，自不可能像曹劌和馮驩那麼出名。不過，其例的戲劇性和說服力均不在曹、馮兩例之下。茲引《史記》的記載如下，黑括號內為白話譯文：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晏子為齊國丞相，有一次出門的時候，晏子馬車夫之妻從門縫裡偷看其夫。其夫為丞相的馬車夫，撐着大篷，駕着四匹馬的車，意氣揚揚，得意得很。趕完車子回家，其妻要求離婚。為夫的問原因。為妻的說：‘晏子身高不足六尺，得為齊國的丞相，名顯諸侯。今天我看他出門，志向深遠，態度始終謙虛。你白白身長八尺，卻為人當趕車的僕人，而你還自鳴得意。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離婚的原因。’馬車夫從此態度收斂。晏子覺得奇怪，問馬車夫所以然。馬車夫以實相告。晏子於是推薦馬車夫做了大夫。”】

《史記》之所以記載這個故事，目的在於表現晏子能夠識拔聞過即改的人才。徵引於斯的目的，自不在此而在於指出賤為趕車的僕人可以一躍而貴為朝廷的大夫。倘若先秦的社會重門第，講出身，如此等事萬萬不可能發生。其實，這種事何止在重門第、講出身的社會萬萬不可能發生，即使在如今最侈談人權和平等的社會又何嘗有所聞。可見說先秦社會階級觀念淡薄，其實是遠過於保守，說先秦社會在選取人才的時候完全無視出身，方才更接近事實。

今人也多誤會中國自古男權至上，以為只有男人休妻之說，女人哪有休夫之份！以上例觀之，何嘗如此？階級森嚴往往同性別歧視並駕齊驅，先秦社會既輕視階級出身，其視男女地位遠較後世平等自在意料之中。說起女人休夫，不禁想起傳統戲劇節目“朱買臣休妻”。朱買臣，漢武帝時人，年過四十仍靠賣柴度日，其妻耐不住貧困而求去。買臣自料五十以後可以騰達，勸其妻稍待，免得白辛苦一場。其妻不肯，終離異而買臣後果然飛黃。可見下至漢代，女人休夫，耐不住貧困即可為理由，等閒如家常便飯，遠較今日自以為男女平等的社會為易。而後世卻把明明是休夫的故事冠之以休妻的題目，如此顛倒黑白，只緣不理解或不敢置信女人曾有與男人平起平坐的歷史，可笑亦可嘆。

§79

或曰：以上所舉數例，其實皆屬本人身份下賤，其出身究竟如何，並不清楚。此說似是而實非，因先秦畢竟是世襲的貴族社會，斷無父為諸侯、公卿、大夫而身為仆御、門房、屠戶，以至“貧乏不能自存”之理。雖然，不妨再舉一出身下賤明確無疑的例子。孔子有高足曰冉雍，字仲弓，亦作子弓。《論語》與《史記》皆明確地說雍父為賤人。而孔子卻曾說：“雍也，可使南面。”古代帝王坐北朝南，“可使南面”，也就是堪為諸侯王的意思。《莊子》所謂“南面稱孤”，用法正同。後世視如此言論為大逆不道，曲解之為堪“任諸侯之治”云云，恰恰為後世之不若先秦思想開通提供一極好反證。一九七九年版的《辭源》，自稱革命，卻也襲此謬說，釋“南面”為“官吏之長”，莫明其妙之至。《荀子．非十二子》把子弓與孔子相提並論，視之為聖人。仲弓曾為魯季氏家臣，除此之外，事跡不見史冊，想必無功勳業績可言。《韓非子．顯學》稱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派，分別為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子張，孔子弟子，複姓顓孫，單名師，字子張；子思，孔子之孫；顏氏，當指孔子弟子顏淵；孟氏指孟子；漆雕氏指孔子弟子，複姓漆雕，單名開。孫氏即荀子，上文曾提到荀子之所以被稱為孫卿，因避漢宣帝之諱。可見《韓非子》原文“孫”本當作“荀”。樂正氏，當指孟子弟子樂正子，史逸其名。至此，所謂八派者，七人皆有着落，唯所謂“仲良氏”者，不知何所出。竊以為“良”、“弓”二字形近易混，“良”或當為“弓”之誤。倘如此，則所謂“仲良氏”者，即由仲弓所開的派別。如仲弓既不曾立功，又不曾開派立言，荀子憑什麼比之於孔子、視之為聖人？進一步推想，荀子之學術當或淵源於仲弓這一派，故並稱仲尼、子弓，實為標榜自己為儒學之正宗。然無論意圖如何，冉雍出身下賤，卻不妨其在才能和道德兩方面受賢哲人等如孔子、如荀子者推崇備至，則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倘若先秦社會如後世那麼斤斤計較於門第、階級，如仲弓者，只配為奴、為仆、為反革命，豈有堪為諸侯王、為聖人的可能！

以上的例子均為由下賤而入顯貴，反其道而行之者，亦不乏其人。比如，上文提到的范蠡，本是越王勾踐的謀臣，替勾賤出謀劃策滅吳之後，為免落得“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場，辭官爵去而經商，號稱陶朱公，成為後世居心發財者崇拜的偶像。稱棄官經商為由貴入賤，或去商為官為由賤入貴，自然均依後世之說，在先秦之時並無此見。倘若有，則身為秦公子的子楚，又豈會屑於結交身為商賈的呂不韋？子貢又豈會同時混跡於官場和商場？范蠡辭官爵而去之後必然隱居為高士又豈會以經商為務？或曰：孔子不是曾不滿於子貢的經商麼？不錯，然孔子的不滿，顯然並非從門第或階級的觀點出發，否則，必然將子貢逐出門外，焉能依重之為左右手以至於以後事相托？

今人大都以為輕商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而往往忽略或根本不知在輕商成為傳統之前，中國文化有過並不輕商的傳統，而且為時甚久，不僅先秦如此，下至兩漢依然。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替商人和商業作《貨殖列傳》，可見其對商人及商業之重視。東漢班固撰《漢書》，雖在文字上大量抄襲《史記》，卻在編輯體例上有不少更改，有些更改屬於技術性，也些則否，比如，改《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為《陳勝項羽列傳》，取締《龜策》、《日者》列傳等等，皆屬思想性的更改。而《貨殖列傳》卻不僅得以保留，而且有所加工，可見重商的思想至東漢依然無恙。晉人陳壽撰《三國志》，體例不完整，不足論。南朝范曄撰《後漢書》，於體例上多有思想性的改動，然受到後人注意的往往限於《黨錮》、《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的增加，而無人留意《貨殖列傳》的刪除。其實，范曄所增加者，未必皆為范曄之後修史者所取法，而遭范曄所刪除的《貨殖列傳》卻從此不再見於以後任何一部斷代史，以至後世商賈與商業淹沒無聞。眾所周知，東漢末年門閥開始形成，至南北朝而門第思想大盛。范曄在門第思想大盛之時刪除《貨殖列傳》，說明商賈之被排擠出上流社會，乃門閥興起的直接結果之一。由此可見，中國的輕商傳統當下至魏晉南北朝方才形成，並非自古已然甚明；但凡視男女授受不親、女人裹足、男權至上、以及輕商為中國文化傳統者，皆難免數典忘祖之譏。

§80

說先秦社會遠較後世開通，易言也，因有事實為證。倘若進一步追問先秦社會何以會遠較後世開通？不借用孟子“難言也”作為擋箭牌，就不好說了。或歸因於先秦社會的多元，竊以為此不過皮相之見。先秦社會多元，誠然。然多元並非先秦所獨有，後世所謂三國、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以及宋、遼、金、西夏，皆為多元的社會。類似先秦的爭戰頻繁則有之，類似先秦的風氣開通卻不曾一見。由此可見多元與開通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或曰：思想開通乃社會開通之因，社會開通乃思想開通之果，把百家爭鳴局面之不再現歸因於社會開通之不再現，無乃本末倒置乎？竊以為言之雖或成理，卻也未必如此。二者或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或者如雞之與蛋，未知孰先。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如就此承認“不知”，討一個“是知也”的下場開遛為妙。

說先秦如何如何，其實只是圖個說法的方便，不是一個精確的說法。所謂“秦”，指秦朝，所謂“先”，指秦朝建立之先。華夏文化究竟始於何年何月固然尚無定論，先於秦之建立兩千年以前則無疑焉。稱“先秦”，或泛指自遠古迄秦之漫長歲月，更普遍的用法則僅指先於秦之建立前的數百年間。然數百年究竟是幾百年？還是一個約略之詞。大致言之，百家爭鳴的局面或可以從孔子開門授徒算起。孔子以前已經有老子、有管子。今本《老子》、《管子》雖不見得為老子、管子的手筆，卻不能排除其中確有老子、管子的思想和言論。不過，大規模地招收學生、形成一個學派，孔子以前不見其人。故曰：從孔子開門授徒算起，大致不差。就政治意義而言，先秦了斷於秦朝之建立。秦朝建立於公元前221年，遠較先秦始於何時清楚明白。然思想和社會的轉變不能如改朝換代那麼一刀兩斷、乾淨利落，往往拖泥帶水、藕斷絲連。秦朝短暫，不足十五年，名副其實不旋腫而亡，朝廷雖有移風易俗之意，莫奈何時間來不及。秦亡而有項羽與劉邦的所謂楚漢之爭，項羽代表被秦所消滅的六國封建殘餘勢力，若楚漢之爭以楚勝告終，則中國極可能會重複一次春秋戰國式的封建制度，甚至如歐洲一般使封建制度延續至近代。倘如此，則先秦以後的思想和社會變革或如胎死腹中，根本不會成為事實。與項羽不同，劉邦出身平民，非六國貴族之後，沒有恢復六國的想法。也不同於秦始皇，沒有革命創始的雄心壯志(大約因文化程度低下，意不及此)，故成功之後一切因秦之舊。唯其一切因秦之舊，秦所開創的一切，如以郡縣代替封建的行政結構、官僚的設立和執掌、法令的制訂和執行、統一思想和權威的意圖等等等等，皆得以不隨秦之亡而亡。漢高祖死後，呂后以及文、景兩帝於文化、思想、社會皆沉寂無聲、無所作為，至漢武帝始圖有所建樹。而所謂建樹，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重複秦始皇所為、把秦始皇所開創、漢高祖非正式予以繼承者，加以系統化、正式化而已。漢代為時長久，歷二百一十年始亡，於漢亡之時，由秦所創立、漢高祖所承繼、漢武帝所系統化、正式化者，於是皆成為“傳統”。故就思想和社會沿革而言，先秦之下限不了斷於秦之興，而了斷於漢之興，或更確切地說，了斷於漢武帝的時代。古往今來論中國歷史者，無論觀點如何，皆見不及此，未有視漢高祖、漢武帝為秦始皇政治之繼承人者，咄咄怪哉！

漢高、漢武繼承秦始皇之細節，暫且按下不表，留待下文，且說“傳統”。竊以為“傳統”二字，正是百家爭鳴局面一去而不復現的關鍵之所在。先秦以前無一統思想和一統權威的傳統，故思想無所拘束、生活方式亦無拘束，如百花生長於大自然之中，時至而齊放乃自然之大道。一統思想和一統權威既經秦啟漢繼而成為傳統，社會環境遂演變而成專門栽培某特定品種的花房，只能一枝獨秀，斷再無爭妍鬥豔之可能。故後世雖能出現政治上的多元，卻不再能出現思想上的多元。不僅不能多元，即使被獨尊之儒學，亦不能不僵化、形式化和庸俗化。自先秦以降，中國不再有思想家，有的不過是抱殘守闕、拾前人牙慧之流；喜新厭舊、拾外人余唾之輩。間或有一、二能稍出己見者，則無不橫遭抨擊，以為妄、以為愚。之所以如此，亦因有此傳統使然。

§80

漢對秦之繼承，雖然於“傳統”之成為“傳統”影響至深，漢畢竟不是始作俑者，故探討“傳統”之產生，仍須從秦入手。秦在春秋諸侯之中立國最晚，地位最低，方位最僻，文化最落後；當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華夏諸侯公然視之為夷狄，恥與之為伍；而秦竟滅六國及周，天時耶？人謀耶？竊以為兩者兼而有之。自古迄近代，先進的社會總是亡於落後的社會。比如，西方有巴比倫之亡於赫梯、羅馬之亡於蠻(英文所謂“barbarian”，也就是現代西方人的祖先)，日爾曼諸國之統一於普魯士；就中國而言，先於秦，有商之亡於周；後於秦，有遼之亡於金，金、宋之亡於蒙古，明之亡於清；皆不出此軌跡，故不得不謂之天時。秦自孝公奮發圖強，歷六世至於秦始皇，除孝文王立三日而死無可稱述外，其餘各君無不汲汲於以擴張為務，終於得志於天下，故不得不謂之人謀。

秦孝公任用商鞅，取華夏之精華、去夷狄之糟粕，為秦之興奠定內政基礎。秦惠王任用張儀，施連橫之計、破合縱之謀，為秦之興鋪平外交途徑。商、張二人於秦之興，可說功勞至偉；然其事跡前文均已言及之，勿庸復贅。繼商、張之後，對秦之興貢獻良多者有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范睢、王翦、呂不韋、李斯等，而李斯之功尤著。

樗里子，秦惠王之異母弟，名疾，因所居在樗里，故號樗里子。又因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後世稱聰明智慧過人者為智囊，即本諸此。樗里子出將入相三十年，先後為秦攻取魏之曲沃、趙之藺、楚之漢中。死後葬於渭水之南、章台之東(西漢長安城西)。臨死預言百年之後當有天子之宮夾其墓所。百年後而漢興，築長樂宮於其東，未央宮於其西，果然不出樗里子之料。可見“智囊”之號，名不虛傳。如此料事如神，不免令人疑其臨死預言云云為無稽之談。然進一步想，卻也想不出捏造如許故事的動機。樗里子不曾為王為帝，也不曾同任何宗教有任何瓜葛，因而不存在被後人拔高形象的可能和必要。漢朝興建宮殿時，更不會為應證樗里子的預言不誤而選擇地點。由此觀之，雖欲勿信，奈何無辭。

甘茂，下蔡人，下蔡門監史舉之弟子，從史舉學百家之術。史舉賤而無行，而甘茂師事之甚恭。前文曾提到魏公子信陵君接引大梁夷門門監侯嬴為上賓，史多延譽之為禮賢下士之典型。甘茂出身非公子王孫，其師事史舉或談不上是禮賢下士，不過其後得力於從史舉所學而顯達，卻同信陵君後得力於侯嬴而成卻秦存趙之大功差相似。史舉賤為門監卻能學兼百家之術而開門授徒，也同侯嬴賤為門監而貴為王公之上賓一樣，可證先秦社會之開通遠非後世所能企及。

甘茂因張儀、樗里子而得見秦惠王，參與取楚漢中之役。秦武王時以平定蜀亂之功，與樗里子分任左、右丞相。秦武王急於問周鼎，一心想打通往周之道路。甘茂獻與魏國聯手、攻韓之宜陽(今河南宜陽西)之計，使秦武王得遂心願。此事極有趣味性，對於但凡因人成事者也極有啟發性，值得細說之。

且說甘茂出征之前請秦武王派向壽為副。向壽何許人？史稱其為秦惠王夫人、號宣太后者(正上文提到對外國使臣公然談性者)之外族，自幼養於宮中，同昭王(武王之異母弟、繼武王立為昭王)一起長大。所謂宣太后之外族，也就是宣太后的娘家人。史不言屬何關係，然既自幼養於宮中，與昭王同生同長，想是宣太后的子侄輩，於武王為表兄弟行。向壽既為外戚，其深得武王信任不言而喻。甘茂特別請求這麼一位特殊人物作副手，難道不嫌其摯肘？非也。甘茂之請向壽為副，正為防人摯肘。不過所防者非向壽而是另有其人，向壽不過是甘茂防人摯肘的工具。

且說甘茂與向壽同行，東過息壤(秦地名，不詳所在，當於自咸陽往宜陽途中)而止 ，對向壽說：“你回去對秦王說魏國已經和我結盟了，但請王放棄伐韓之計。事成之後，一切功勞都算你的。”向壽果然回報秦王如此如此。向壽愚而貪功以至於此，無怪乎不在甘茂防範之列。秦武王不是向壽這般飯桶，知其中必有蹊蹺，召甘茂往會息壤，問其故。甘茂說：宜陽土地廣袤，道路險遠，兼有上黨、南陽的雄厚物資為其後盾，不易攻克。從前有與曾參(即孔子弟子、後世儒家尊為曾子者)同名者殺人，有人誤以為曾參，告曾參之母，曾母正在織布，不信，織布自若。不久，又有一人告曾母如此，曾母仍不信，織布自若如前。不久，有第三人告曾母如此。曾母驚恐、投抒下機，越牆而逃。以曾參之賢、曾母之信，尚且擋不住三人的謠言。如今我之賢不如曾參，王之信我，又不及曾母之信曾參，疑我的更不止三人，我實在是擔心王會同曾母一樣投抒。當先王之時張儀西並巴蜀、北侵河西、南取上庸，天下不稱道張儀而以先王為賢。魏文侯時令樂羊攻中山，歷時三年始克。樂羊回國論功，魏文侯給樂羊看一箱毀謗樂羊的文書。樂羊於是知功在文侯而不在己。如今我不過區區一客卿，倘若樗里子和公孫衍在我攻宜陽未下之時，主張與韓議和，王必然會聽從。武王說：我一定不聽他們的話。我同你殺牲歃血、向神發誓不變初衷。於是甘茂將兵而東，攻宜陽，越五月而不克。樗里子和公孫衍果然請武王罷兵。武王將聽之，召甘茂。甘茂說：“息壤在彼！”(所謂“息壤在彼！”者，譯稱今日的白話，也就是說“你忘了息壤之誓嗎！”的意思。) 武王說：不錯。於是派兵增援，終於大破魏軍，斬首六萬，攻克宜陽。

甘茂為秦取韓之宜陽這段故事，不僅趣味性和啟發性濃厚，也為中文增添兩個成語。其一為“曾參殺人”，喻流言之可畏。其二為“息壤在諡”，喻信誓之不可忘，或以“息壤”為信誓的借代。竊以為於此之外，息壤之盟還有兩點發人深省之處。其一，今人常鄙夷古人之迷信，以為愚昧無知，一無可取。孰不知迷信亦有積極的一面。如果秦武王不迷信盟誓之不可違，甘茂焉能成功。真正可惡的，其實並非是迷信，而是自己不信卻令他人迷信之。其二，甘茂與秦武王盟，儼然對手。足見先秦君臣關係遠較後世民主。前文論先秦君臣關係時，僅言及為臣者不以忠於一姓為尚，合則留，不合則去；未曾言及即使在留而為臣之時，也可與為君者討價還價、賭咒發誓。近人有以爭為奴才總結中國歷史者，倘若不是居心歪曲，就是不知中國歷史之有先秦。

甘茂後竟因向壽之讒而去秦，不過不是向壽自己有這能耐，而是受蘇代之唆使。蘇代為蘇秦之弟，其翻雲覆雨的本事不在乃兄之下。甘茂有孫曰甘羅，十二歲而為秦上卿，民間因此而有“甘羅十二為丞相”之傳說，號之為“神童”。甘羅取上卿之位，憑藉的不過是兩席話。以其言觀之，其左右逢源、煽情析事之能力不在蘇秦、張儀之下。以十二歲的稚齡而有才若此，不愧“神童”之號。然世之號“神童”者，皆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甘羅亦不例外，十二之後遂默默無聞，想是天不予年，夭而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