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漢高祖劉邦不僅非六國貴族出身，也不是讀書人出身。未造反前曾當過亭長，當時的亭長，大約相當於如今街道辦事處主任一類的職務。輔佐劉邦的主要功臣，如首任丞相蕭何、次任丞相曹參，也都是縣小吏出身，同劉邦一樣對於經國濟世之道所知甚少。故漢興之後，在法制、官制各方面一仍秦之舊，乃出於無知之無奈。這也不妨視作李斯為秦所建樹者得以為漢所繼承的偶然因素，因為倘若換一幫知書達禮、學問可以車載斗量的人物上台，極可能就會棄秦所建樹之種種如敝履，改弦更張、別有所建。

上文提到劉邦平生討厭儒生，張口“腐儒”、閉口“豎儒”，把儒生罵得狗血噴頭。大約是因為大字不識一斗，嘗被儒生取笑所致。然一旦貴為天子，卻也如同秦始皇一樣，有求於儒。同秦始皇不同，漢高祖沒有封禪刻石、推陰陽、建曆法這類雅興，用不着儒生替他搞這套把戲。不過，既為皇帝，總要樹立點與眾不同的權威方才覺得過癮。而同劉邦一起打天下的既然大都同劉邦一樣，不是知書達禮之流，當了官、封了侯之後照舊沒大沒小，不把劉邦這皇帝另眼相看。據《史記》，劉邦既為皇帝之後，“群臣飲酒爭功，醉後妄呼，拔劍擊柱”，叫劉邦看了心煩意亂。劉邦的不滿，被一個叫做叔孫通的儒家看在眼裡，知道是儒家亨通的機會到了。

上文在指出儒生、博士等並沒有因“坑儒”而在秦朝廷絕跡時，曾舉秦二世於陳勝造反之際還曾召儒生、博士備顧問之事例以證明之，叔孫通正是被召見者之一。當時叔孫通花言巧語把秦二世亂哄了一通，被秦二世拜為博士，眼見秦朝大勢不好，扭頭就投奔造反派。先跟項梁，項梁死而跟懷王，懷王失勢而跟項羽，最後投降劉邦。知劉邦討厭儒生，去儒服、改短裝以博劉邦歡心。又推薦一幫流氓無賴給劉邦，劉邦大喜，拜叔孫通為博士。叔孫通降漢之時，有那麼一百來儒生弟子跟著，都想依靠叔孫通討個一官半職，見叔孫通推薦流氓無賴而不推薦自己，皆大罵。叔孫通說：現在劉邦缺的是能上陣搏鬥的人，你們幹得了嗎？等着別急，會有用得上你們的時候。以叔孫通如此這般行跡考之，當是個投機取巧之輩，絕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然知曉儒家的禮節卻不假，不妨以“小人儒”視之。

話說叔孫通眼見亨通的時機到了，遂向劉邦進言，說他可以根據古禮和秦儀制訂一套卑尊有序的朝廷禮節，到魯國去找一幫知禮的儒生來，同他手下的弟子一起演習示範。劉邦肯首，並囑咐叔孫通儘可能簡化，唯恐複雜了他和手下的人都學不來。叔孫通於是徵魯國三十餘儒生，有兩人不肯行，並嘲笑叔孫通說：你都跟過十個主子了，都是靠拍馬屁往上爬。如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你又出主意搞什麼禮樂。你懂什麼禮樂？禮樂是要經百年開化才會產生的。再說，你搞的那一套也不合古代的規矩。你算了吧，別在這犯賤！叔孫通笑道：真是鄙儒，不識時務！這兩個把叔孫通如此這般奚落了一番的儒生就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所謂“魯兩生”(亦作“魯二儒”)，因史佚其名，只好這麼稱呼。究竟誰是“鄙儒”？是叔孫通還是“魯兩生”？則見仁見智。司馬遷稱“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意思是說：“叔孫通根據世俗的需要，制訂進退的禮節，善於應變，終於為漢代儒家鼻祖。這大概就是所謂‘極直則類彎曲，道原本曲折’吧？”顯然，司馬遷不以叔孫通為鄙。陶淵明卻於詠史詩中稱道“魯兩生”曰：“介介若人，特為貞夫”。意思是說“這兩位耿直的人，特別貞潔”。顯然，陶淵明不以“魯兩生”為鄙。一着眼於成就，一着眼於修養，故曰：見仁見智。

話說叔孫通帶領魯三十餘儒生以及他手下百餘名弟子，經過月余排練，把他制訂的禮節演習給劉邦看。劉邦看了，覺得不錯，遂於長樂宮落成，諸侯大臣朝見之時實行之。自諸侯王以下大臣皆按典禮規定的方式進退，莫不振恐肅敬。於是劉邦大悅，說我今日方知為皇帝的尊貴。乃拜叔孫通為奉常(奉常，秦所創設的官職，掌宗廟禮儀。《史記．叔孫通傳》作“太常”，誤。因“奉常”之改稱“太常”，在漢景帝之時，其時叔孫通早已物故。)，賜金五百斤。叔孫通說：我的弟子跟隨我多年， 共同參與典禮的制訂，望皇上也賞他們官職。劉邦遂任命其弟子皆為郎。叔孫通又將所得賞金轉送予其弟子。由此觀之，叔孫通既不食言，亦不貪得，故即使就個人修養而言，亦有可取之處。上文稱之為“小人儒”，或者過於苛刻，不如遵司馬遷之說，稱之為“漢家儒宗”為是。上文提到尊儒並非自漢始而實自秦始，漢之尊儒不過是秦之尊儒的延續和繼承。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本是秦朝的博士，正可引為旁證。

§94

雖說司馬遷稱叔孫通為“漢家儒宗”，後世之論史者卻不僅忽略或抹殺秦開尊儒之先例的事實，也忽略或抹殺漢初即承繼秦之尊儒的事實。前者或因秦始皇有“焚書坑儒”之舉而致，後者或因漢高祖有“腐儒豎儒”之罵而致。其實，“坑”歸“坑”，“罵”歸“罵”，用得着時，還是有賞。當然，有俸祿可領、有官爵可取，也許有人並不視之為“尊”，因為在領俸祿、取官爵的同時，還有被坑之虞、挨罵之恥。即使無之，也許還是會有人不以為“尊”，因為在某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至尊”或甚至“獨尊”，才談得上是真的“尊”。古往今來論“尊儒”之歷史者，無不以漢武帝的時代為起點，以董仲舒的對策為首倡。董仲舒在對策中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採納而推行之。故董仲舒所提倡、漢武帝所實行者，實非“尊”而為“獨尊”。論“尊儒”而大都從“獨尊”談起，可見說“某一些人”，其實是過於保守，不如說“大多數人”更符合實際情形。

李斯建議非秦之史記，一律銷毀，敢私藏《詩》、《書》者刑，秦始皇從之，後世皆知其非。董仲舒倡議非《春秋》所記皆為邪說，非孔子之術，“皆絕其道”，漢武帝從之，而後世皆以為是。二者在實行方式上雖有緩急輕重之別，其毀禁的內容雖然不同，旨在遏制學術思想之自由，則並無二致。秦幸而短命，故秦之銷毀書籍不曾徹底；漢不幸而長壽，故漢之獨尊儒術遂成為傳統，越兩千年始衰；而所衰者，僅為所獨尊的內容而並非有所獨尊的思維方式；而為害至深者，恰在有所獨尊的思維方式而不在所獨尊的內容。就這種意義而言，董仲舒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之貽害流毒，斬不斷，恰似一江春水；揮不去，渾如滿城飛絮。

說獨尊儒術自漢武帝始，有案可稽，無可置疑。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源於董仲舒的建議，雖亦有案可稽，而且自漢以降兩千年來並無疑者，卻並非不可置疑。董仲舒上書漢武帝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見《漢書．董仲舒傳》。然《史記》置董仲舒於《儒林列傳》，無獨傳。而《儒林列傳》中不僅沒有董仲舒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記載，卻有如下記載：“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譯成今日的白話，就是：“等到現今的皇上(指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趙綰官至御史大夫、王臧官至郎中令。御史大夫，地位僅次丞相；郎中令地位稍下御史大夫，皆為親近天子的高官。)等通儒學，皇上自己也嚮往儒學，於是招集德高望重、學問淵博的人才(古代所謂“文學”，多泛指“學術”，與今日之用法不同)。從此以後，談論《詩》，則尊魯國的申培公、齊國的轅公生、燕國的韓太傅(名嬰，曾為常山王太傅。今傳《韓詩外傳》，即其傳《詩》之作的一部分)。談論《尚書》，則尊濟南的伏生。談論《禮》，則尊魯國的高堂生。談論《易》，則尊□川(今山東壽光)的田生。談論《春秋》，則尊齊、魯的胡毋生，趙國的董仲舒。等到竇太后死後，武安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招攬飽學的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因擅長《春秋》，從平民百姓擢升為天子的三公、封為平津侯。天下的讀書人於是無不望風響應了。”

由此可見，司馬遷認為儒學之興於漢武帝之世，首先是因為漢武帝自己喜歡，其次是有趙綰、王臧等皇上親信的高官的提倡。而霸絀百家、獨尊儒術，則由三項因素合而促成。其一，竇太后死。竇太后，漢景帝之母、漢武帝之祖母。不僅是老莊學術的堅定信徒，也是主張獨尊老莊學術的積極鼓吹者。趙綰、王臧皆因提倡儒學而受竇太后迫害自殺。故竇太后一日不死，儒學一日難有獨尊之望。其二，丞相武安侯田□推行罷絀百家、獨尊儒學的政策。田□，漢武帝之母王太后之同母弟，漢武帝之嫡親舅。以丞相之貴兼母舅之親，其所欲推行者，必如荀子所謂“登高而呼”、“順風而呼”者，其效可想而知。其三，公孫弘既無功勞亦無苦勞，更非皇親國戚，僅憑擅長《春秋》這一點而位極人臣。無怪乎天下讀書人皆望風而歸儒。董仲舒不過是漢武帝之世興儒和尊儒浪潮中的逐潮而上者之一，與儒之興和儒之受獨尊都拉扯不上多少關係，充其量不過推波助瀾而已。

司馬遷與董仲舒同時而稍後，親自眼見儒學之興與受獨尊這段歷史，對董仲舒亦推崇備至，如果董仲舒確有罷絀百家、獨尊儒術之首倡，司馬遷絕無隱瞞不載之理。《漢書》為東漢人班固撰，其時去漢武帝的年代已一百年有奇。司馬遷有機會耳聞目睹而不曾聞不曾睹者，試問班固從何得知？故曰漢武帝罷絀百家、獨尊儒學之舉因從董仲舒之請的說法，並非不可置疑。

§95

說《漢書》有關董仲舒請漢武帝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不實，或問：其說謊的動機何在？竊以為《漢書》作者並不曾說謊，只不過以訛傳訛而已。後世學者視《漢書》為權威，遂使所傳之訛成為定論。然則，訛從何來？曰：從既經獨尊之後的漢儒而來。這些漢儒為什麼要製造和傳播訛言？曰：極可能因以下三種因素湊合而成。其一，田□顯然是使罷絀百家、獨尊儒術能成為事實的最重要人物。然田□出身外戚，外戚、宦官、刀筆吏(執法官員出身者)同為儒家所不齒、所憎恨者，故既經獨尊之後的漢儒絕不願意讓人知道其發跡主要依仗的是外戚田□的勢力。其二，公孫弘雖為儒家學者出身，然在當時已有溜虛拍馬的名聲，也不是尊為儒宗的理想人選。其三，董仲舒雖未必首倡獨尊儒術之說，極可能隨聲附和過；其官爵雖不及公孫弘，名譽則遠較公孫弘為好；本身雖不顯赫，其弟子和子孫皆為大官，身後不乏捧場之輩；兼之又有著作流傳，使捧場者不乏憑藉之物。合此三者為一，董仲舒之被抬舉似乎順理成章。從司馬遷修《史記》入董仲舒於《儒林列傳》，至班固修《漢書》而為董仲舒單獨立傳，可以推測在這一百年間董仲舒的地位業已從儒家學者演化而為歷史人物。之所以會有如此這般轉變，想是同董仲舒被抬舉為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首倡者不無關係。

其實，抬舉董仲舒，於董於儒都不一定就是好事，而於儒尤其不利。如果事實求事，把罷絀百家、獨尊儒術的“功勞”記在田□或田□的後台漢武帝身上，當這份“功勞”變成壟斷思想的“罪過”時，這份“罪過”也就不會加到董仲舒頭上。不過，董仲舒如果不曾遭受這般抬舉，也就會如《儒林列傳》中的其他儒家學者一樣，默默無聞，雖不遺臭萬年也不流芳千古。況且董仲舒是在名副其實流芳千古之後始入逆境的，更況且在該遺臭之時，矛頭所指又大都誤向孔子而將其放過，故於董而言，遭此抬舉可說利多於弊。至於儒，則僅見其害，未見其利。據史冊記載，董仲舒之為《春秋》之學，不止於傳授講解，而且是據《春秋》所記載的“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以至於以求雨祈陽為能。

如前所述，《春秋》乃是一部政治提綱式的歷史著作，不僅枯燥無味而且大有篡改歷史事實之嫌，雖然據說孔子自視之甚高，實則為孔子學術之糟粕。董仲舒既為《春秋》專家，其不為發揚孔子“為君子”理論的大儒、通儒，可想而知。至於《春秋》之記載災異，記之而已，並無天人感應之說。但凡引申為天人感應之說者，皆為注釋者所為，並非孔子原文，未見得是孔子記錄之本意。孟子隱約談到天人感應之意，即遭荀子譏之為“陋儒”。至於以為雨水、陽光可憑祈禱而得，其見識之淺薄庸俗與巫相等，而董仲舒以擅長於斯而見稱於世，其為陋儒、為俗儒，實不容分辨。更有甚者，所謂“三綱五常”等等由董仲舒所倡之庸俗、迂腐之論，並非孔子之道，亦非孟子、荀子之言，不僅並非孔、孟、荀等先秦儒學大家所言，而且頗與先秦儒學大家之言論相孛，然因董仲舒被抬舉為獨尊儒術之宗而被後世儒家奉若神明，附會為聖人之說，流毒貽害無窮，而真正的儒學反遭淹沒。由此可見，“儒”被捧為正統，不假；然所謂“儒”者，乃經董仲舒之流庸俗化之儒學而非真的儒學。田□、漢武帝皆非學者，自己不會搞一套儒學理論。故如果田□或漢武帝得為獨尊儒術之祖，則儒學或有可能保留孔子學術的本來面目。抬舉董仲舒，則為儒學之庸俗化大開方便之門。故曰：於儒學僅見其害，未見其利。

董仲舒之學及其為人之淺陋庸俗，除在江都王相任上以求雨、祈陽為務外，還可於下例窺見一斑：董仲舒一度以中大夫廢居家，適逢遼東和漢高祖廟發生火災。董仲舒於是作《災異之記》，附會天災於人事，將上諸朝廷而被丞相長史主父偃竊取。主父偃隱其名而獻諸漢武帝，漢武帝令朝廷諸儒生討論。董仲舒有大弟子曰呂步舒，不知此書為其師董仲舒所作，論斷為“下愚”所為。董仲舒因此被判死刑，漢武帝赦免之，董仲舒從此不再敢言災異。

董仲舒之“仲”，如“伯夷”、“叔齊”、“仲尼”之“伯”、“仲”、“叔”，為排行而無所取意，故董仲舒的名字實取意於“舒”。有師曰“舒”，而有弟子曰“步舒”，以示緊跟，一步一趨於“舒”之後，可笑之至。雖然，為弟子者如何取名，未見得反映為師者之意。然為師者既接受如此善拍馬屁的弟子為高足，為師者何如人？亦可想而知。有如此善拍馬屁的弟子，卻不慎拍到馬腿上，幾乎致其師於死地。說明所謂災異理論者，並無邏輯可循、事實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為聖賢之言，出自無名氏之口即為下愚之說。漢武帝之所以赦，亦僅因知其為董仲舒所作故赦之。倘若作者確為無名小卒，其結果之為“殺無赦”可想而知。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董仲舒既然以論災異、推陰陽為專長，必然以災異之說、陰陽之論為“道”之所在。因懼死而不再敢言“道”，孔子聞之，必曰：“小人哉，董仲舒也！”

§96

說董仲舒為獨尊儒術之祖的地位乃漢儒抬舉所致，並不等於說董仲舒為“大儒”的地位也是漢儒抬舉的結果。董仲舒在當時之為“大儒”，無可置疑。否則，司馬遷既不會列之於《儒林列傳》，漢儒也不會抬舉之為獨尊儒術之祖。或問：其為人也，既然如此庸俗、淺陋，如何會被視為“大儒”？答曰：戰國之末人才大都流入以權謀策略為務的縱橫家一流，儒、墨、名、法等一度顯赫的學派皆式微(詳說見前，此不復贅)。其結果或為乏人問津，或為庸才充斥。名家、墨家屬於前者，遂從而失傳；儒家屬於後者，遂使庸俗如董仲舒者居然可以擔當得起“大儒”的稱號。

陰陽家雖或與儒家同源，當先秦之世與儒並不合流而自成一派。當戰國末期除縱橫家之外的各流派均趨衰弱之際，陰陽家的處境比儒家差勝，儒家或從此而成為陰陽家之附庸。兩流派合而為一之後，卻打着孔子和儒的旗號，實行的則是陰陽家和孔子目之為“小人儒”的勾當。故當秦一統之後有需求於儒的時候，應募而出的儒，不是以封禪紀功為能，就是以求藥訪仙為務。本以陰陽為業者，成為望星氣的專家；本以儒為業者，把詩、書、禮、樂當成儒家的專利技術而成為“章句小儒”或技術小儒；能結合這兩者，既能談災異，又能談詩書者，於是乎名正言順為“大儒”。這樣的“大儒”又可分成兩類：一類善於鑽營或者說識時務，如叔孫通、公孫弘，遂為俊傑、致大官。另一類迂腐木訥，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運氣不夠好的如轅固生、如韓太傅，老死《儒林列傳》，運氣好如董仲舒者，遂為儒學泰斗。“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這一點至關緊要，如上文提到的“魯兩生”，就不屬此類而屬於不鑽營者。不鑽營者不見得就必然道德高尚、學問淵博，然其不可能成為“大儒”，則無可置疑。所謂“魯兩生”者，就是最好的證明。連姓甚名誰都無從考核，何從而譽之為“大儒”？

列董仲舒於“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一類，或有不贊同者，因董仲舒有所謂“三年不窺園”之譽，素來被視為道貌岸然的君子。實則不然，何以知之？曰：董仲舒於漢景帝朝即為博士，於漢武帝朝又應舉為賢良、上書對策，被任為江都王相，告老還鄉之後仍備朝廷之顧問。果真無意於鑽營如魯之兩生，則如此等等皆不會發生。其一度被廢居家之時，作《災異之說》以冀進用而幾遭殺身之禍，則更是“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之證。史冊載其為博士之時，“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譯為今日之白話，就是：“垂幕講課，弟子依地位高低相遞傳授，有的弟子甚至從無機會見董仲舒之面”。為區區一博士，其排場就若此之大。一朝得志為丞相、為御史大夫，那還了得？或以為師道尊嚴，禮當如此。但凡作如是想者，或皆不曾讀過《論語》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曾聞知孔子與其弟子有如何和諧親密的學問關係和生活關係。孔子不僅“有教無類”，而且與弟子之間的“教”與“問”，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何曾有“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這等官樣排場。所謂“師道尊嚴”，也正是腐儒、陋儒如董仲舒者編造出來的把戲。因胸中無“道”可讓人尊嚴，故樹所謂“師道”以尊嚴之。倘若胸中有道可尊，人尊其道而必然尊有道之人，何須別樹一師道而尊嚴之有？

自漢以降，但凡“善於鑽營”之儒，似乎均不如“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的儒在儒學史上吃香。究其原因，大約有三。其一，善鑽營，遂官運亨通；官運亨通，遂無暇著述；無著述，遂不得以“大儒”之名傳。其二，善鑽營，遂難免不被不善鑽營者責之以逢迎拍馬。名聲既不正，遂難得以“純儒”之名傳。其三，“雖不善鑽營卻不放棄鑽營”者往往能撈個博士一類的官職，雖無功業可談，卻既有大把的時間用於著述，又可“下帷講誦”，網羅一幫弟子。有著述流傳兼有弟子捧場，遂不難被捧為“大儒”。其四，既不善鑽營，其鑽營之跡或不顯，遂不難收正直不阿之譽、獲“純儒”之名。其實，觀孔子之意，立功為上、立德為次，不得已方才立言(詳說亦見前，此亦不復贅)。而立言之目的，並不在立言本身，而在傳諸其人，令他人有立功、立德之憑藉。以此觀之，“雖不善於鑽營卻不放棄鑽營”者，並無可以傲視“善於鑽營”者，又何可以“大儒”、“純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