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此文即知，夏商周斷代工程，出發點很好，手段也很好，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爭
議呢？它錯就錯在企圖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學術問題：“順利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
專家驗收。”扯上“科技部的專家”的虎皮，學術研究就變成真理了？真不真理，
不是幾個“專家”能鑑定得了的。自古以來，教科書那個不是專家寫的，又有那個
不是改了又改？出錯不要緊，真理越辯越明。倒是這種為行政服務，靠行政手段來
奠定地位的的科研，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邪路，導致謬誤是必然的。這也是24史不那
麼有說服力的原因。

---編者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主要成就（國圖講座）

李學勤

　　今天，我主要談以下幾個部分：中國古代文明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性質、意義；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路線；夏 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主要是夏商周年表；最後做一個小結，介紹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景。
　　首先，我想介紹什麼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的原始意義及過程。在座的各位多數都知道，夏商 周斷代工程是我們國家“九五”期間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九五”期間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是由國務院委託科技部 來領導的，這樣的項目一共有16個，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其中之一。那麼，什麼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呢？簡單的說，夏商 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這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項目。
　　大家知道，年代學的英文是chronology，它就是研究古代的年代。換句話說，就是給予古代的歷史一個時間的量度，這就叫作年代學。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定 時期，即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年代學。我想以上基本概括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性質。那麼，這個項目是怎麼開始籌劃和 成立的呢？這是有一個過程的。因為這個項目在報紙上已經有過介紹，所以今天我在這裡簡單向大家敘述一下。這個項目開始醞釀是在1995年的秋天。大家知道，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創新的領域、進行前沿性的研究，應該說是20世紀的後半期就已經逐步顯露出來的科學發展的新趨勢。不是在一個領域裡面，而是在許多新的領域裡面出現這樣一個趨勢。這種趨勢，我們的領導比較早就注意到了。在1995年秋天，當時在國務院擔任國務委員的國家科委（就是今天的科技部）主任宋健同志，邀請了在京的一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參加這個座談會的學者既包括自然科學的，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在這個會上，他提出來並與大家討 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樣一個設想，所以這個問題的設想確如在座的很多朋友所知，是由宋健同志提出來的。他怎麼會提出這樣一個項目來呢？我的了解是這樣，宋健同志作為國家科委主任，曾經多次到世界各地去訪問，他參觀了 一些古代文明的發祥地，比如說埃及、希臘。他發現這些國家博物館對古代的年代學有比較詳盡而且為大家公認的年表，感覺到我們國家沒有這樣一個公認的年表，是很大的遺憾。他於是邀請一些學者召開了這麼一個座談會，想了解一下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狀況。然後針對這種狀況，他提出：有沒有可能以我們國家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一定優勢來支持人文社會科學，進行由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這樣一個研究。這個意見，得到了出席會 議的各學科專家學者的支持和擁護。
　　到了1995年底，又召開了一個會議，由兩位國務委員，一位是李鐵映同志，還有一位是宋健同志，他們兩位聯合召開。為什麼由他們兩位聯合召開？因為當時李鐵映同志在國務院裡面分管社會科學，包括考古文物工作；宋健同志 分管自然科學和技術。由他們兩位聯合召開，就體現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在會議上，有當時的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教委（即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部委單位的領導，邀請了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一批專家學者參加。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這個領導小組由剛才介紹的這七個部委級單位的領導組成。制定了明確的方針：政府支持、專家負責，也就是整體由政府來指導和支持，具體的研究工作由專家來負責。會上聘請四位首席科學家，他們所從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四個大的門類：一個是歷史學、一個是考古學、一個是天文歷算、一個是科技測年技術。
　　1996年春天，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當時做的工作就是擬定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 證報告，以便確定如何開展這個工程。上面提到，四位首席科學家是專家組的核心。其中一位擔任組長，另外三位任副組長。組長由我來擔任，副組長就由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李伯謙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所長席澤宗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仇士華研究員擔任。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的5月份得到了通過。通過之後，就在 1996年的5月16日又召開了一次會議，仍然是由李鐵映、宋健兩位同志主持，領導小組成員出席，會上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消息當時見於報紙，可能在座的人曾經注意過。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們說就是1996年5月16日。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按照系統工程原則來建立的大型項目，規模非常大。在當時我們的可行性論證報告裡面，就規定了要建立9個課題、36個專題。每一個課題、每一個專題都要有一個論證。這一點我猜想今天在座的朋友們多數是學文科的，可能不太了解這種做法。論證是非常嚴格的，每一個論證都由擔任這個工作的學者專家來完成。專家們首先擬定計劃，其中包括所要達到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將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和手段，為了實施這樣的方法和手段，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需要什麼樣的人、需要做什麼等等，都包括在內。所以整個論證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課題和專題的準備過程。每一個課題要由一個不參加這個工作的學者、專家組成一個小組來驗證，驗證通過了之後才能實行。
　　我們在1996年5月16日工程啟動之後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在北京大學的現代物理中心召開了第一個課題論證會。雖然我們抓緊工作，可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工作的全面鋪開，已經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1996年的12月末，領導就來抓這個項目的成果。1997年的1月初，新年剛過，我們就召開一個成果報告會。總之，在這以後，可以說每半年抓一次。這樣一直到整個工程告一段落。
　　夏商周斷代工程，得到了黨和國家的親切關懷與支持，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達到了200人。最後，我們的課題仍然是9個，而專題則根據工程進行的情況，適當地增加了一些，變成44個。經過5年的集體努力，最後達到了計劃預定目標，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實際上到1999年的年底，絕大多數的課題與專題都已經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後來又繼續做了修正、補充和綜合的工作。2000年9月，這個項目順利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專家驗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了階段性成果。同時《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也正式出版發行。社會上對於這個工程的成果有比較強烈的反響，給予了超乎我們意料的肯定。今年春天， 被評為“九五”期間科技攻關計劃的重大成果。
　　談到這個問題，各位可能會產生如下疑惑：這麼一個大規模的科研項目有什麼樣的意義？我想在座的朋友不難理解，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包括古代埃及、古巴比倫、古代印度，還有中國。在這四個古代文明裡面，只有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歷史綿延不絕，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是光輝的奇蹟。可是中國的文明，究竟有多麼長遠的歷史，不是沒有懷疑的，我們需要把它弄清楚。僅僅說古書上是這麼寫的，這不 行。實際上，我們國家的確切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什麼叫確切的往上推？就是說，從今年，我們可以 一年一年地往上數。比如說今年是2001年，去年是2000年，前年是1999年。我們可以往上數，去年有什麼大事，前年有什麼大事，一年一年可以推上去。這樣推，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大家會說，為什麼是公元前841年呢？我們有二 十四史，二十四史裡面最早的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裡就有年表，最早的一個年表是《十二諸侯年表》。《十二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實，其他幾個古代文明最早的確切年代大致也在這個時間左右，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越古的就越模糊，這一點大家容易理解。可是，如果我們認為我國的確切歷史年是公元前9世紀，那與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就差了很多。往前還有沒有呢？不是說沒有，而是沒有 公認的說法。外國的情形也是一樣，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過科學家反覆的研究，是有比較公認的 說法的。而對中國古代就沒有這樣一個公認的年表，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如此會造成兩方面的影響：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說，我們對於中國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個公認的時間尺度。另一方面，從社會效益的角度來說，對於我們民族的自尊心有影響。我們到底有沒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麼樣？這不是憑着我們的愛國熱情所能解釋的，而是需要科學的論證，我們要很審慎地進行科學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性質及其意義所在。第二個問題，我想談一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路線。剛才說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要對夏商周這三個歷史時期給予一個有科學依據的時間量度。換句話說，就是要制定一個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年表並不複雜，其實過去都有。以前大家如果到歷史博物館看展覽，一進大廳就有一個年表。那個年表是過去確定的，我個人也參加過有關工作。可是，我們今天是要有科學依據的年表。我們 的研究路線就是要給年表以科學依據，能說到什麼程度，就說到什麼程度，能論證到什麼樣就什麼樣，完全實事求是 地按照科學方法來做。
　　古代年代學的研究工作，不是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才開始的，也不能說從近代才開始。實際上，我們的古代先人早就這樣做了，而且在司馬遷之後，很快就開始做了。司馬遷為什麼對於公元前841年以前沒有給出一個詳盡的年表，那 是因為司馬遷非常實事求是、非常謹慎。他在《史記》裡面明確說了，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材料，也有年數，可是這些年數比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便棄而不用。因此，在司馬遷之後，很早就有學者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現在我們知道，第一個做這方面系統研究而且具有非常優異的重要成果的是西漢晚年的劉歆。劉歆不但是一個文史學家，而且是一個科學家，在天文歷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成就。劉歆對於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推算的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收錄在《漢書·律曆志》裡面。《漢書·律曆志》這部分，就是根據劉歆的《世經》編寫的。劉歆做了很詳細的推測，對於古史給出了一個年代系統。根據他的推算，武王伐紂是公元前1122年。這個數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還有影響。前幾年，我曾經看到一本英國出版的中國歷史年表，對於武王伐紂還是用劉歆推算的年數。從劉歆以後，又不知有多少學者進行了推算和研究。不過，他們的工作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突破的地方。為什麼呢？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從西漢劉歆一直到清代中葉的學者，他們研究這個問題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書，而且他們所用的古書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書。相反的，司馬遷所見到的從黃帝以來有年數的材料，絕大部分是他們都看不到的。因此，雖然他們的推算在某些點上可以更精密化，但還是跳不出古書的範圍這個局限。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年代學研究 的第一階段。
　　晚清以來，情況有些不同。因為清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金石之學特別繁榮發達。有些學者開始根據青銅 器的銘文，就是金文，來研究古代的曆日，這樣，就超過了過去單純依靠古書的局限。特別是到了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在古書的材料之外，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考古發現的材料多是古書裡沒有的，對於年代學的研究就增加了很多的資料。這可以說是年代學研究的第二個大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只是中國人在研究，還有日本人、韓國人以及西方人都參加了研究。很多人取得了非常有意義的成果，到今天我們還在使用。可是必須說，他們的工作還是有局限的。 這是為什麼？因為年代的研究，不是一個學科甚至兩個、三個學科所能解決的。它所牽涉的範圍極為廣泛，不但需要 有文科的研究，還需要有理工科的手段。必須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才有可能達到比較好的成果。大家知道，不管一個學者有多麼高的聰明才智，多麼好的條件，不可能對這些學科全面掌握。過去的學者一般都是“單幹”，頂多跟別人交換交換意見，他還是有局限性。因此在整個第二個階段裡面，雖然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果，仍然不能得到一個公認的年表。
　　到現在，條件不一樣了。現在的條件怎麼不一樣呢？首先，我們中國的考古工作事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大家都知道，在20世紀中，中國的考古學，特別是夏商周這段時期的考古學取得的成果，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同時，我們國家的許多學科都有比較好的發展，包括天文歷算、測年技術等。而且我們還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便於組織。在這樣條件之下，我們可以動員我國儘可能多的學者來參加這樣一個大型的多學科的集體性的工作。
　　那麼究竟是怎麼研究，怎麼進行這種結合的，這個問題太專業化，也太複雜，不可能在這裡用簡單的話給大家說明。我給大家打一個比喻，雖然不太確切，但可以使大家比較容易地理解。我們設想一下，這個工程有兩條生產線， 生產線出來的是用數字表示的年代，因為我們最後要制訂年表，而這個年表是要用數字來表示，即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這就叫絕對年代，大家不要理解為絕對準確的年代。誰比誰早，誰比誰晚，那是相對年代，絕對年代要用數字表示出來。這是生產線最後的終端產品。
　　那麼生產線怎麼做呢？第一條生產線是處理那些有文字的資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獻。中國的古代文獻汗牛 充棟，今天國家圖書館分館裡面，線裝書就有上百萬冊，在這樣大量的文獻中，有關於中國夏商周年代的大量材料。 所以我們這個工程首先要把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的材料儘可能地收集。唐以前的文獻材料做窮盡性收集，包括各種版本。唐代以後的不可能全面收集，只能做重點的收集。有意義的文獻材料全部輸入電腦，建立一個資料庫，提供使用。經過檢索之後，選出材料，這些材料都要進行文獻學的考證，我們叫作可信性的研究。就是到底這些材料可不可用，是可信呢，還是可信一部分呢？怎麼處理它？要進行文獻學的研究，可以用的材料提供給天文學者進行推算。還有一部分材料是古文字，首先對這些材料進行考古學的分析、考察，古文字要進行釋讀，金文要請金文專家來研究， 甲骨文要請甲骨文專家來研究，然後提供給天文曆法方面的專家進行研究推算。這是一條線，就是根據歷史學、文獻 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的材料，經過天文曆法方面的專家的推算，最後得出數字結果。還有一條生產線是處理那些沒有文字的資料，就是考古學材料。首先我們選定夏商周的典型考古遺址，特別是有代表性的都城的遺址(這些遺址 分布在四省一市，包括河南省、河北省、陝西省、山西省和北京市)進行考古學的分析研究。過去做過的需要核對，還要進行補充發掘，再進行考古學分期，然後從遺址採集測年的系列標本，進行碳14測年。我們改造了三個實驗室，採用常規的測年方法和AMS測年方法。測年結果還要進行運算校正，折算年數，出來的也是絕對數字。
　　這樣兩條生產線出來的結果，最後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自洽的年表。這一點特別重要，可以說最大的困難就在這裡。大家要知道，從公元前21、22世紀一直到公元前841年，有一千幾百年的歷史，各個時期所能保存的材料是很少的，而且各不一樣。有的是甲骨文，有的是考古遺存，有的是天象、日月食的記錄，各種各樣，什麼都有。最大的困難就是成果出來以後拼湊不在一起，這是完全可能的。經過200人5年的齊心努力，我們制定的年表是自洽的，儘管在某些點上還覺得有些不夠理想，但我們的年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觀事實。
　　下面我談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主要成果夏商周年表的制定。我們在1996年春天，擬定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時候，提出了要達到的目標。今天來看，應該說還是比較適當的。當時提出四點要達到的目標（我們是從後面往前倒着推）：第一，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前，從周武王開始，一直到周厲王，都要給出一個比較準確的年代。就是 說周武王是哪年到哪年，周成王哪年到哪年，周康王哪年到哪年。不敢說絕對準確，可是要給出年數。第二，商代後 期應該從盤庚遷殷算起，可是到今天為止，根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定到武丁。因此我們說，對武丁以後的商代各王也要給一個比較準確的年代。當然，這個準確度要比西周差。第三，給商代前期制定一個比較
　　詳細的框架。就是說，不是每個王都給一個年數，而是大約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第四，夏代就只能給一個基本年代框架。最後，我們拿出的年表達到了這四個目標。
　　那麼，具體說我們是怎麼做的呢？我們的任務是從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可是我們心裡不放心，到底這“841” 可靠不可靠？因為“841”如果有問題，那就跟蓋寶塔一樣，下面一晃，你整個就垮台了。所以，實際上我們是從春秋開始，特別是從春秋早期開始研究的。春秋早期肯定是比較接近於西周的，所以我們先從春秋早期的曆法開始，請專門研究春秋曆法的天文學專家進行研究，然後我們集中力量研究西周晚期，就是厲王、宣王、幽王。為什麼這麼做 呢？因為這段時間有很多青銅器，便於推算，而且共和元年以後有年表，我們可以對一對看它可靠不可靠。特別是新發現了一件沒有異議的宣王時代的青銅器吳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六年的十三月（是個閏年）鑄造的，這年推算正好是閏年。經過推排，結果就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西周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
　　西周的歷譜主要是通過天文學、文獻學、金文這三者的結合建立起來的。除了武王伐紂以外，建立了七個支點。 這七個支點卡住了7個王的年數。最後剩下3個王，一共只有22年，怎麼分配？存在不同的方案。最後，我們從幾個方 案裡面選擇了一個最好的。這七個支點，把西周曆譜基本固定下來了。不妨給大家詳細談談。
　　很多人知道，媒體也宣傳過，就是所謂“天再旦”。什麼叫“天再旦”？就是天亮兩次。西晉武帝的時候，在現在河南省汲縣，有人發現了戰國時代魏國的一個墓葬，墓葬里有大量的竹簡。經過整理，裡面有一部書叫《竹書紀 年》。《竹書紀年》後來散佚了，但留下了一條可靠的材料。這就是《古本竹書紀年》中的一句話，說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這個材料應該是可信的。周懿王元年的時候發現一個古怪現象，天亮了兩回，在鄭那個地方，周懿王當時住在那兒。鄭在什麼地方 呢？就是陝西的華縣。後人就批評說，天再旦不可能，哪有這事，是古人編的。可是到了40年代，有位天文學家提 出：這件事是可能的，這是日出時候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開始時，太陽還沒有出來，但天已經開始亮了，北京人叫 蒙蒙亮。等到太陽出來時，應該是天大亮的時候，由於接近於全食了，天反而黑了。太陽再升高，日全食過去了，天又亮了。大家進行推算，在陝西華縣這一帶地區，有沒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日全食，這個日全食如果有的話是發生在什麼年代。首先是中國人提出來的並進行了推算，後來有一位韓國的天文學家做了比較精細的推算。再後來又有兩位美國的華裔學者，用NASA的軟件做了詳細推算。他們提出了兩個年數，一個是公元前899年，一個是公元前925年。以上僅僅是科學的推算。
　　在我們工程進行之中，有這麼一個機會，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國境內發生了20世紀最後一次日全食。這一天， 中央電視台曾經做了轉播。我們請天文學家和有關的學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區進行觀測，發動當地的群眾來觀看，看看他們是怎麼樣的感受。結果真是天再旦，確實是天亮了，亮了之後又再黑下來，黑紅黑紅的，非常恐怖，然後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證實了，我們又用現在最好的軟件進行計算，排除了公元前925這個年數，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歷史上常有一些關鍵的年代。我們的年代學也有一個關鍵點，就是武王伐紂年。要知道武王伐紂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沒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沒法推算了。西周有專門課 題，商代有專門課題，武王伐紂也要設一個專門課題。我們在研究武王伐紂這個課題時，首先就是了解過去對武王伐 紂年有多少種學說。經過統計，有44種說法，而這44種說法之間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 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說將近半個西周了，因此對這個問題就需要特別謹慎。
　　我們怎麼做呢？首先，在考古學上要確定武王伐商可能的範圍。怎麼確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歷史，周人是從 西部興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化，稱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響後就稱為“早 周文化”，與“先周文化”差別很大，而差別的產生關鍵就在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我們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 “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後測定其年代。這個道理其實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是找不 到這樣的遺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測定不了，因為那時候我們碳14的測定水準不可能達到那麼精密。幸運的是，我們 找到了這樣一個標準遺存，就在豐邑遺址的灰坑裡有大量可以測定的標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國遺址裡面，也 找到了它最早的遺存，是燕國建立之後最早的。這樣，我們測定的結果就是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間，把 原來的112年縮小到30年。我們就在這30年裡面，根據金文和文獻中有關武王伐紂時的天象記錄進行推算。結果得出三個方案，分別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這三個方案裡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記錄 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後，只有公元前1046這一年各方面都比較符合，所以最後選定公元 前1046年為武王伐紂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況是這樣，夏代的開始年估計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間的界線估計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估計為公元前1300年，這些都是框架，然後武王伐紂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發表過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們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麼怎樣看待我們的成果？我想，儘管領導和社會各方面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比如 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兩院院士就曾經推選夏商周斷代工程為中國1999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評為中國2000年的十大基礎研究之一。可是我們只能說，這個夏商周年表是我們目前所能做的，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些。這個成果今後一定會得到補充和精確化。特別是隨着考古學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個年表一定會得到更多 的糾正和發展。按道理說，所有科技項目的報告都叫結題報告，可是我們的報告叫階段性成果報告。這就是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只是階段性的成果。我們非常希望社會各個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對我們的工作進行批評和指教。
　　最後我談談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什麼樣的意義，其實，我在談第一點的時候，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從科學研 究方面來說，這個工作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發展給予了一個時間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較好的有科學依據的基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是整個人類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貴財富，也是全世界的寶貴財富，所以在科學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還要進行更廣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關的中原地區的文明，然後再擴大到周圍地區。在年代上，我們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視線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我個人來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是為在21世紀裡開展大規模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 學相結合的研究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知道，現在新學科的開闢，常常是在不同學科的夾縫裡、不同學科的結合中產生的。
　　比如說，生物化學、物理化學，還有化學物理、地球化學，諸如此類，都是介於多種學科之間的。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有很多交叉點，會產生一些新的學科。這些新學科的研究結果，不但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所以，不能理解為這種結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儀器和結論。千萬不能這麼理解。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一個文科的項目，還是一個理科的項目，很難說。年代學在學科分類表里是分在天文學裡面，可是它又有這麼多的文科內容。以後還會開闢許多類似的學科，因此，我們如果能在這方面積累經驗教訓，對將來科學的發展會有一些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