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國內搞洋文的人，一個個都牛哄哄的。當然，這兒說的只是柞里子的印象，你盡可不必同意。“過去”，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是否把那些人整怕了，從此以後一個個都洗心革面，成了謙謙君子？不敢臆斷。因為打那以後沒機會再見着那些人。“搞洋文的”，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海歸。所以，如果你湊巧不同意柞里子的印象，湊巧在海外留過學，又湊巧學的是什麼洋文，洋史，或者諸如比較文學，比較史學，比較藝術一類，千萬別急，更別拍案而起，傷了你的手指頭犯不上。這兒說的不是你。

不過，無論那些人怎麼牛，那牛氣都是沖國人來的，還沒見過誰敢在洋人面前道子曰。那些人搞的所謂研究，大多是介紹或者翻譯洋人的研究，充其量是拾洋人的余唾，洋人云亦云，洋人否亦否，也沒見過誰敢抒發什麼獨到之見。

根據某種方法學，但凡前後銜接的事情都有因果的關係。於是，柞里子就因為沒機會再見着那些人，所以就有了機會見着那些人的對立面：漢學家。所謂漢學家，不是漢朝的學者，也不是漢族的學者。漢文里本來沒這詞兒，只為翻譯“Sinologist”而造。雖說“Sino”可以泛指中國，“Sinology”本來卻專指古代而不包括現代，甚至也不包括近代。說“本來”，因為本來研究現代中國的主兒，不屑於與“Sinologist”為伍，自稱“China watcher”。後來出於國際關係的轉變，“China watcher”覺着太暴露，漸漸地消聲匿跡，也就有些China watcher 棄娼從良，改稱Sinologist了。

既然有人不屑與之為伍，可見漢學家在自己人面前大約是牛不起來。也許是因為口袋裡的錢比人少？這是題外之話，姑置之勿論。不過，這並不妨礙這幫人在中國人面前牛哄哄。即使是只會把“老子”說成“牢卒”，把“孔子”說成“空子”，把“李白”說成“例破”或者“破例”，把“杜甫”說成“豆腐”，把“韓愈”說成“漢語”，也一個個敢於在中國人面前指手劃腳。不過，千萬別誤會，這些人不是妄自尊大。既然近一百年來以至於今，有大把的中國人不遠千里而來，拜倒在這幫人門下討教，或者討教方法論（也就是說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讀中文書），或者討教音韻學（也就是說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說中國話），甚至有討教《紅樓夢》的（也就是說自己看不懂中文小說），誰能說這幫人不該在中國人面前牛？最近在網上看到有“國際史學界”的說法。所謂“國際史學界”，也就是這幫人的組合。又聽說什麼“早就被國際史學界否決”云云。假如這幫人也上這網，也看見這些說法，自然會更加堅定其在中國人面前一牛到底的決心，毋庸置疑。說這些話的人盡可放心。

人家有牛的願望，人家有能牛的基礎。柞里子無可奈何。或曰：那還在這兒廢什麼話！於是柞里子不敢就這麼撒手，在溜之大吉之前，怎麼也得有個交待。交待什麼呢？柞里子不會游水，只敢說說漢學家的水有多深。或問：既然不會游水，怎麼知道人家的水有多深？別急。看過下文便知。

話說多年前的某一年，英國漢學界不景氣，劍橋中國史主編之一背井離鄉，來到普林斯頓化緣。在研究院開了門“唐代政治思想”的課。課題不能不說是堂而皇之，課堂上卻不過是用英文解讀幾篇白居易的新樂府，諸如婦孺皆知的《賣炭翁》之類。把這玩意兒當作博士課程耍，是否透出點兒水不夠深的氣息？非要害之所在，姑置之勿論。既用英文講授，當然少不得找本唐詩的英譯本。好像選用的本子是Arthur Waley的譯本。年頭久了，柞里子的記性又偏偏不濟，只好下“好像”二字，以備搞錯時，有路可走。總之，是某位國際漢學大師的傳世之作。隨手翻開一看，看到一首好像是“破例”的《長干行》。這個“好像”，與柞里子記性不濟無關，是因為看着似是而非。小時候讀過《長干行》，記得有“十四為君婦”這麼一句，然而在這國際漢學大師的本子裡卻沒有這一句，取而代之的是：十四歲時嫁作Lord 之婦。經高人指點之後方才恍然大誤：原來國際漢學界只知道“君”有“君王”的意思，不知道“君”還有“你”的意思。

有一位美國漢學權威，為人極好，漢語也說得流利，絕不會把“老子”說成“牢卒”。這權威翻譯過一本《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文序言中有這麼一句話，“中國歷史世推悠久”。英譯本中把“世推”一詞，譯作“generation by generation”。那時柞里子已經有過閱讀英譯大作的經驗，所以，無須高人指點，自己就悟了道：原來國際漢學大師只知道“世”有“時代”的意思，不知道“世”還有“世界”的意思；只知道“推”有 “推移”的意思，不知道“推”還有“推舉”的意思。

最近網上有人提到佉盧文書，令柞里子回想起由幾件出土佉盧文書背面封泥上的一方官印印泥而引起的一次爭論。爭論的要點，是中國歷史上是否設過善鄯郡？如果設過，什麼時候設的？稍有篆文常識者，一望而知那封泥上字跡是“善鄯郡尉”這麼四個字。可多年來國際漢學界（日本人例外）卻偏偏斷定那四個字是“善鄯都尉”。

一字之差，奧妙何在？“郡尉”，是一郡的軍事最高長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意思是這職位是秦朝開始設置的，漢沿襲秦制。但凡熟悉西域史者，想必都知道西域地區無論是張騫通西域時的三十六國，還是後來陸續增多而成的五十餘國，大抵都有“都尉”這麼個職位。這職位究竟由誰任命？史冊語焉不詳，流行的理解，是由中國政權（比如如漢）授予西域各國最高軍事長官的頭銜。有郡尉，則必定有郡的設置。有都尉，則不能證明有郡的設置。這就是“郡尉”與“都尉”之爭隱含的奧妙之所在。幸而那出土封泥上的四個字，個個完整鮮明。況且“郡”與“都”兩字，又並非什麼難於識別的難字，這爭端既經日本人與國人的介入，那方印信是“善鄯郡尉”之印，而非“善鄯都尉”之印，終於水落石出。

柞里子以為國際漢學界之所以會一度誤將留在封泥上的印信視之為“善鄯都尉”之印，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識字的水平低高，高得以致“都”，“郡”不分。其二，因為不想看到有“善鄯郡尉”這麼一方印，所以就想當然地視“郡”為“都”，頗有些指鹿為馬之意。無可否認，國人頗有誇大中國的歷史版圖的傾向。只是抨擊者已經良多，用不着柞里子落井下石。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國際漢學界有縮小中國的歷史版圖的傾向。至於這一點，好像抨擊者寡，柞里子於是願意捋一捋衣袖。不久前看到美國某中學歷史教材上的中國歷史地圖，秦無福建，越南，漢無朝鮮，西域，其餘殘缺不全者，不勝枚舉。顯而易見，這地圖所依據的“學說”，同有意把“郡”讀作“都”者的學說，實為一丘之貉。

其實，即使那封泥上的“郡”字殘缺不全，可以誤解為“都”，或者乾脆說：的確是個“都”字，也並不能證明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善鄯郡的設置。證據同樣在文獻。據上文徵引過的《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這職稱，在漢景帝中二年改稱“都尉”。柞里子仔細檢閱過自漢以下至於隋（唐廢郡設州，郡尉之職位不復延續）各朝各代史冊，一概沿襲“都尉”之稱，僅在隋初極短暫的時期內恢復過“郡尉”的名稱。由此可見，“都尉”多年來一直等同“郡尉”。如果說能夠根據“善鄯都尉”的印信而否定善鄯郡的存在，那麼，歷代在全國各地的“郡”的設置皆可以一概視為烏有。當然，通讀歷朝歷代的史冊，不是國際漢學界所樂於做或者說所能夠做的。這一界的人士所能做的，是捧着一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心思，採用解讀密碼的方式，在幾件支離破碎的出土器物上，自不量力地推敲出一些誤解與誤讀，然後大言不慚地宣稱之為國際定論。

既然不會游水，怎麼能知水有多深？還有人記得這問題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