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貞，字肖乾，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是東林黨首領葉向高（後內閣首輔）的弟子。其人精通醫學並不擅長軍事，但在熊廷弼第一次經略遼東時，因為熊廷弼屬於楚黨，得到當時齊黨領袖首輔方從哲的力挺。東林黨眼見三黨走向聯合獨享遼東軍功的局面正在形成，於是力推王化貞任右參議，分守廣寧參與遼東軍務。遼陽失陷時，廣寧城中只有千餘老弱殘兵，朝廷內外均認為河西必不能保。王化貞倒是沒有害怕和慌張。他積極招集散亡、激勵士民、聯絡蒙古，讓激烈動盪的民心稍定。由於當時河東地區還有不少零散的城池、堡壘在明軍手中，後金並沒有選擇立即進攻河西。王化貞於明軍在遼東的慘敗之下，以弱兵保全了遼西之地，為其在朝廷贏得一片美譽，也極大的鼓舞了王化貞自己的信心。 袁應泰殉國，新的經略尚未任定時，由山東由參政薛國用臨時代替。然後薛國用上任不久就身患重病難以理事，名聲大噪的王化貞就成了遼東事實上的掌舵人。在御史方震孺的建議下，東林黨乘機將王化貞進職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成為巡撫後明帝國支援遼東前線的錢糧、兵馬開始迅速向王化貞手中匯集。意氣風發的王化貞將手中原有的遼東潰兵與各鎮援遼的兵馬進行重編，並稱之為平遼軍。看着手中的十幾萬大軍，王化貞認為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必須主動進攻剿滅建奴。 但這個時候覆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提出了新的方法即三方布置 -- “增登萊、津門兵，而重兵屯山海關，待各鎮兵馬大集，登萊策應齊備，然後三方大舉進兵。” 也就是說，他準備棄守關外，將重兵屯在登萊、天津和山海關三個方位。山海關，京師門戶，易守難攻，將關外的軍隊拉回來集結關上，既可以尋找戰機，從正面出擊後金，同時也可機動靈活地策應和支援昌、薊、宣、大防範蒙古人入侵。而在登萊、天津屯駐軍隊，則可以隨時通過水路襲擊後金後方，以配合山海關正兵的進攻。熊廷弼的總體思路還是先守後攻，先依託長城防守，待兵馬重振器械、糧草集結配備完畢後主力從山海關出吸引後金主力，同時從登萊、天津發兵直撲後金後方，攻其必救，前後夾擊之下，後金必敗。 兩個人各執己見，更由於個人性格的原因，造成了兩人嚴重的不和，這是大明的不幸。經略與巡撫都是遼東事務的大員，不過熊廷弼是遼東經略（相當於遼東總督）統領遼東全部軍務事宜，而王化貞只是廣寧巡撫，所以王化貞是熊廷弼的下級。而且官職上熊廷弼還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銜，也高於王化貞的右僉都御史。但是巡撫是直屬朝廷的外派官員，按照明朝的人事制度，經略並不能繞過朝廷直接處置巡撫，而此時帝國朝廷內閣首輔是王化貞的老師葉向高，而且王化貞也是東林黨大力培養的新星。而且前面我們也已經說到，在熊廷弼就職之前實際是王化貞在統領遼東，所以這段時間大量匯集到遼東的錢糧、兵馬都掌握在王化貞手中。熊廷弼就職時，各地發往遼東的援兵基本已經到齊，他手中只有離京時天啟專門從京營里挑選的五千先鋒（天啟也是仁厚，不忍熊廷弼光杆就任）。所以對於手中有錢有兵、朝中還有人的王化貞來說，聽不聽熊廷弼的完全看自己心情。實際在熊廷弼離京前兩人的矛盾就已經激化。之前王化貞不是將在廣寧重組的軍隊稱為“平遼軍”麼，熊廷弼對這個稱呼是相當的不滿，“是建奴作亂，遼人又沒有叛國，你平什麼遼？這是要逼反遼民麼？要麼叫平東，要麼就叫征東……”，熊廷弼的本意是想讓王師的名更正，但朝廷內的東林與齊楚浙三黨迅速將這個話題上升到帝國存亡的高度進行辯論和互相攻擊，加劇了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的矛盾。 兩人的不和最終導致了廣寧大敗。王化貞逃出廣寧一路向西，到了大凌河與熊廷弼不期而遇。熊廷弼不光看到了王化貞，更看到沿路“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損棄幼小於途，蹂踐死者相望”，景象淒涼，慘不忍睹。王化貞一見到熊廷弼就意識到之前熊廷弼所說均一一驗證，他現在是無話可說，唯有痛哭。但是嘴毒的熊廷弼並沒有放過他，面對痛哭的王化貞，冷笑着說道：“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王化貞能如何作答，唯有繼續痛哭。 王化貞的慘敗，讓熊廷弼看到一個補天的機會。他構想的三方布置，棄子爭先的方案，之前無法執行的原因就是沒有辦法放棄關外土地以收縮防線。現在王化貞將十幾萬大軍喪盡，關外已然不可守，只能退回山海關。熊廷弼覺得現在帝國除了執行自己的方略已然別無選擇，不然靠自己手頭的五千人馬和覺華島上的祖大壽，憑什麼阻擋幾萬後金大軍？於是熊廷弼拒絕了王化貞堅守寧遠和前屯的建議，決定帶領逃難百姓退回山海關，並將沿途無法帶走的物資全部焚毀，堅壁清野。而努爾哈赤在得知熊廷弼製造了幾百里無人區，也就放棄了追擊，班師回遼陽了。原因也不複雜，努爾哈赤需要明軍的存在，不然他沒有物資可以劫掠。雖然事實證明熊廷弼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決定卻要了他的命。 王化貞兵敗被判死刑很容易理解，畢竟廣寧覆滅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他還是鐵杆的東林，在閹黨與東林的角斗中，他的失敗又怎麼可能不被大做文章？而對熊廷弼的處理就有些讓人不好理解了，首先他是楚黨（實際也就是後來的閹黨），閹黨沒有擴大其罪行的必要；其次他第二次經略遼東就是個被王化貞架空的光杆，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輪不到他背罪（實際當時不少人就在為其喊冤，認為熊廷弼應該重新經略遼東）。然後熊廷弼不但被判死刑，還傳首九邊連坐家人，處罰比王化貞還重，這是為什麼？ 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人是孫承宗，從孫承宗和王在晉關於修不修八里舖的爭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孫承宗是完全反對熊廷弼放棄遼東、完全撤回山海關的三方布置的。通過同王在晉的爭執他也意識到，熊廷弼在廣寧覆滅後撤回山海關不是他不得已，而是他故意乘機放棄關外。在他看來王化貞丟失廣寧，是因為他愚蠢，是他沒有守土之能；而熊廷弼撤回山海關則是明明有機會和能力去爭取，卻故意不去做，這是有棄土之心。 於是孫承宗就上疏請求給熊廷弼定罪：“楊鎬、李如禎自有應得之罪，而或曰通虜，獨不思強予以莫須有之文。既令稱冤，反脫其不可逋之罪。特為漏網，何以服本辜，何以服天下，仰何以自服其心。”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里，一旦被認定其心可誅，那他就不會被原諒。何況下這個定論的人是被天啟無條件信任的孫承宗，所以熊廷弼的命運已然決定。魏忠賢無非就是個執行領導意圖的馬仔而已。 被關入死牢的熊廷弼在胸前掛着一個小布袋，裡面裝着為自己寫的申辯疏，可惜的是至死也沒有機會上呈天啟御前。天啟沒有給他平反，崇禎也沒有給他平反。百年之後的十全老人嘲諷式的說道：“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讀其《陛辭》一疏，幾欲落淚！而以此盡忠為國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壞長城，棄祖宗基業而不顧者，尚得謂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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