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產國際與中共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又名世界共產黨，它從成立之日起，就擔負着雙重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實現馬克思、列寧關於世界革命的理想；二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共同擁護和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

由於共產國際負有如此雙重使命，共產國際與生俱來地兼具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它既會不惜血本，甚至犧牲蘇聯共產黨人的生命，來推動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也會因為被援助國共產黨領導人與之意見分歧，或不能忠誠履行保衛蘇俄的義務，而強行干預該黨的事務，包括撤換該黨領導人、解散該黨組織、另立共產黨等。

中共早期與共產國際有着複雜的關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所以會比較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實就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自願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共二大還專門通過了相關決議。在中共方面，因為它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裡完成的，它的各方面準備都明顯不足。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學語的稚童，開始時連路都不會走，必須要由共產國際攙扶着才能走上現實的革命之路。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幹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國派駐有自己的組織機構，並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策，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甚至幾年後中共六大的各項政策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項政策法律文件，還都是由莫斯科的蘇聯專家制定出來，然後直接譯成中文的。

共產國際對中共及其中國革命的意義和作用，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中共幼年，共產國際確實極大地幫助了中共認識、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極大地幫助中共改變一廂情願的革命幻想，有利於其依照不同形勢和階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經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鬥爭能力，促進了中共力量的發展壯大。如共產國際兩次促成國共合作，給中共帶來的飛躍發展，即足以看出這一作用。但是，共產國際從歐洲，特別是從俄國革命歷史中搬來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它基於蘇聯利益制定戰略政策的出發點，也不可避免地極大妨礙過中國的革命進程。

2.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人

共產國際一直注意在中國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 瞿秋白這樣的大學教授或學者型領導人，後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實際主政的是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然後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來挑大梁，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領導人的眼睛裡，這個人理當是經驗豐富，而且足以應付中國軍事革命這一特殊環境，有相當威望的幹部。這樣，毛澤東自然而然地走進了他們的視野。

3.共產國際與毛澤東

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沉浮密切相關，而且與毛的關係也是是錯綜複雜的。王明、博古等早年對毛的打壓，肯定有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後毛在遵義會議的復出，特別是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獲勝，既有其個人努力的原因，但最終獲得共產國際的認可，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張國燾最終取消“第二中央”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

對中共後來的成功來說，把毛澤東推上了最高領導地位，是共產國際做出的一個不得不提的重要貢獻。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陳獨秀主持的中共中央試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持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民運動“好得很”。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讀到後公開表示讚賞，並將毛的這篇文章刊發於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以示推崇。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其沒有按中央部署進攻長沙，而是率殘部轉去井岡山“落草為寇”。從1929年起，莫斯科開始高度重視“朱毛紅軍”的發展，並長期跟蹤，還連續在其機關報上予以公開報道。當1932年主持臨時中央的王明、博古等留蘇學生們把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後，計劃將毛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並注意發揮毛的作用。

1934年，中共臨時中央退入中央蘇區。後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失利，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此時，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毛在長征時，沒有像瞿秋白那樣被留在蘇區，應該是共產國際的決定。他們不僅批准將毛澤東重新選入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製毛澤東的文集，出版毛澤東的中文選集，發表毛澤東的個人傳記，並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掛在會議大廳里。這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似乎暗示着毛應該在中共黨內成為最高領袖。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中共中央，通過遵義會議，撤銷了博古的總書記，推舉了另一位留蘇學生張聞天做新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對此，共產國際事後沒有出面否定，但它卻通過派遣長期在共產國際做領導工作的中共領導人王明回國的辦法，將總書記負責制，改變成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抗戰開始之後，這一辦法因中共中央負責人在延安和武漢兩地辦公，引發了權力中心歸屬的爭執，經斯大林等人同意，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正式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擔任最高領導人。

把中共黨內能力最強的毛澤東推上中共的領袖地位，給共產國際領導人帶來了出乎意料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言必稱蘇聯”的思想基礎。中共在毛的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共產國際作為國際領導中心的作用，乃至於蘇聯作為無產階級祖國的地位，都不得不讓位於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如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採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

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認可，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功，意義極其重大。正是在毛的領導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最終形成了足以與國民黨抗衡的強大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