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桃園經驗，毛劉開戰

　　但是毛澤東絲毫也沒有放鬆對領導權的控制。比如在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因為包產到戶的良好效果，劉少奇陳雲鄧子恢等人準備推廣。６２年七月陳雲到毛澤東處談這件事。被毛澤東否定。這時毛澤東的精神高度緊張，和陳雲談過話之後，馬上發動了反對“三風”（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的運動。其中翻案風指的是彭德懷的問題。他知道一旦包產被肯定和推廣，就等於正式否定他的躍進和公社。再說這時私下確實有很多人為彭德懷喊冤。毛澤東奮起反擊，在八屆十中全會（６２年９月）上撤銷了農村工作部，點名批評了鄧子恢（該部部長，單幹風代表）。

　　毛澤東的這些做法，更讓有良知的幹部，認識到跟着毛澤東那一套走，中國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後。所以大家更傾向於劉少奇。這時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一路飆升。毛澤東肯定會感覺到劉的威脅。我們現在有一個疑問，就是毛劉交惡，是發生在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還是在６４年的劉太的桃園經驗。以筆者之見，桃園經驗是關鍵。七千人大會還不足以使毛劉火拼。雖然江青在文革中說“在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惡氣，到了文革才出”。應該說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毛仍然培養劉作顧命大臣。讓劉的太太出頭，看看劉是不是對毛感恩戴德，要學諸葛亮。我們知道劉備也犯過大錯。他起全蜀之兵，進攻東吳。起兵前諸葛亮帶領群臣攔路苦諫，說漢賊是曹操，不是孫權，而且諸葛亮的戰略就是東和孫權，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孫權。但是劉備不聽，把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帶兵東進，結果被陸遜火燒連營，劉備帶殘兵逃往白帝城，沒臉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劉備犯了這種大錯誤，諸葛亮仍然鞠躬盡力，輔佐阿斗。如果劉少奇是個好人（毛澤東這麼想），也應該如此。可是看看劉備，可知毛澤東比他差遠了。劉備承擔責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權於諸葛亮。毛澤東到了這地步，卻不干正事，趕緊抓權。所以在６３年以後，毛澤東不但不整肅劉少奇，反而更讓劉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參政。應該說是皇恩浩蕩，毛澤東等着看二人的報答態度。這時劉少奇犯了一個十分關鍵性的錯誤。那就是把他對毛的看不起，表露出來。劉太太作了桃園經驗報告，劉少奇附加了一些話，其中說到“毛主席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情況如下：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日，劉少奇在中央機關會議上說：“現在的農村形勢，總的來說是好中有嚴重的敵情，在農村中有四不清幹部和有嚴重問題的幹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農村基層黨組織中的壞人和我們的敵人有一套同我們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們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們是鬥不過他們的。我們的四清工作隊去了以後，有好多次都被他們趕了出來。……如果你們到了那裡，沒有人來趕你們，說明你們還沒有真正的革命。你們到了農村以後，要做一兩個月的秘密工作，扎紮實實地搞紮根串聯。如果不這樣，你們就不能開展工作。現在用毛主席過去那種開調查會的形式來了解情況，已經遠遠不夠用了，已經過時了。毛主席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過去的四清沒有從根本上取得勝利，可以說沒有打過一個勝仗，而是打了敗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園搞了四清，取得了一個很好的經驗，這就是必須紮根串聯。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說還沒有入門呢。都還沒有走上正規，連一個公社也沒有搞好。過去的一年是打了敗仗而不是打了勝仗。我在這裡宣布，取得一兩個典型的直接經驗對一個領導幹部事關重要，如果還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了……”（見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３１２頁）

　　關鍵問題就是筆者劃了橫線的那句話。有了這句話劉少奇就算完了。幾十年吹捧支持毛澤東的功勞，全都變成零。毛澤東本來也要在６４年下半年下鄉調查，突然得知劉的這一講話，馬上取消了下鄉計劃，全力組織力量，準備在劉少奇沒有準備好之前，就將其殲滅。劉少奇的講話據說是陳伯達先生火速傳達給毛澤東的。為此陳立了一大功。劉少奇說完馬上後悔，曾經扣押講話記錄，親自刪改。但這又有什麼用？劉少奇的四清，應該說是是貫徹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策。毛澤東既然農村政權有三分之一不在共產黨手中，那麼就應該整肅這些人。農村的壞幹部，什麼時候都有。至於王光美提出的四清辦法，比如紮根串聯，或許不是好辦法，可共產黨也不知道其他的辦法。以前上級下鄉調查，光是找社隊幹部，大家開會介紹介紹，不會把幹部的問題暴露出來。也就是說，劉太太的桃園經驗算是找到了對付壞幹部的辦法。當然這辦法是“運動”式的，不是法治。凡是運動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錯案一大堆。而且共產黨的運動特點是要“數字化”。也就是要壞幹部的比例。毛澤東說三分之一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上，那麼壞幹部必須在三分之一以上。這辦法不是什麼好辦法。運動是共產黨的傳統行為方式，法制則是文革以後才被重視。從建國到文革結束，中國只有兩部法律，一為憲法一為婚姻法。沒有刑法民法訴訟法，所以法制也無從談起。

　　毛澤東以前參加的農民運動，運動對象是地主富農。毛澤東對農村的理論，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文章是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澤東的發家著作，好比處女作、成名作。毛澤東在寫此文之前也寫過很多文章（如《湘江評論》首期社論“論民眾的大聯合”），但是都沒有入選毛澤東選集。所以劉少奇說毛的這一套不能用了。這還得了？好像蔣介石罵廣西軍（李宗仁部），說他們比共產黨還壞，共產黨只要他的命，廣西軍還要他的錢。這回是劉少奇不但要奪毛的權，還要否毛的書。毛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國自古有對人物的評價標準。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謂立言就是著書立說，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書傳萬世。所以著作比行為功勞都重要。朝代可以一個一個地換，書本卻一字也不能改。劉少奇說他的那套東西不頂用了，好比是挖祖墳斷香火，絕對不可饒恕。毛澤東把自己比作龍，說對龍不可“逆鱗”，也就是必須順着鱗摸龍，使勁摸也沒關係。如果逆着鱗摸，那就不得了。劉少奇這次是逆着鱗使勁地捋，好像是要把這龍抽筋扒皮。這事無論如何也要鬧大了。所以劉少奇一說出這話，中共領導就發生了大地震。馬上分裂成兩大陣營。劉少奇從那一刻起，就只能準備背水一戰。他明白自己已從毛的親信變成死敵。

十．陳雲的先見之明

　　毛澤東讓劉少奇領導經濟，自己去搞階級鬥爭，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夠聰明的只有陳雲。陳雲知道毛澤東下一步要作什麼，所以在６２年因為包產到戶收到毛的批評之後，馬上稱病休息。從而躲過文革的致命整肅。陳雲先生自視極高，認為自己的治國能力遠超過毛澤東。但是又極端謹慎，承認毛澤東有軍隊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沒有他陳雲出頭之日。所以決不硬頂，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會上一言不發。只說他對問題還看不透。七千人大會後一個多月，他才發言，但是完全不談大躍進的成績和錯誤，更不提彭德懷和反右傾。只談一些最具體的問題，比如鈔票太多，市場供應可以分憑證供應的平價商品，和高價供應的高價商品。城市人口應該減少。這些東西，都解決現實問題，又不讓毛澤東難看。所以毛澤東當時很能接受陳雲，任命他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主持經濟工作。等到６２年７月陳雲認為應該推廣包產到戶，就到毛澤東處談。談不成，就不堅持了。因為他知道毛正在找敵人。再堅持就會進入毛的射擊範圍。當時鄧子恢還在外面大會上鼓吹包產到戶，而且是冒死堅持這一有成效的政策。結果鄧子恢被點名整肅，而陳雲沒有被點名，只是回家養病。

　　毛澤東認為挑戰者即將出現，所以事先擺開陣勢，準備迎敵。在６２年９月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意思就是說誰向我挑戰，我就把誰扣上個“階級敵人”的帽子，把他消滅。為了練兵，先拿地富反壞右開刀。實際上黑五類早就被鎮壓，而且是被屢次鎮壓。６２年底開始的階級鬥爭，把對他們的壓制和歧視變得更嚴酷，目的就是練兵，準備打擊挑戰者。於是地富反壞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麼好的，也被歧視，這造成很多人極度地不幸。有人說劉少奇的當政時（１９６４－１９６６）的階級路線，對黑五類很殘酷（很多學生對學校中執行的階級路線深有體會——出身不好不能入團，上不了大學。受歧視）。筆者認為這主要不是劉少奇的過錯。一是因為劉少奇當時必須執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二是因為，這路線在６６劉少奇垮台之後，變本加厲。實際上對黑五類的鎮壓最殘酷的時候，是７０年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後。也就是在毛林奪得地方控制權之後。當時全國實行了極端殘酷的大屠殺，同時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槍斃人的權力下放到了區或者公社。當時沒有公檢法機構，公社革委會就有權殺人。一時全國各地，到處貼滿了畫滿紅鈎的白紙布告。直到周恩來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殺方才停止。負責此次屠殺的公安部長李震自殺（一說他殺，筆者認為不確）。據當時知情人說，李的自殺是在周恩來嚴厲斥責他之後（周在會議上說：誰給你的上方寶劍。有內部知情者認為，只因這一句話，李震因悔恨而自殺。因李震並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調進京領導公安部軍官會後，曾有心追隨周恩來，並曾經為周恩來保護被關押幹部。但是又不得不服從江青）。所以應該說鎮壓黑五類並非劉少奇所願，劉少奇四清的矛頭本來對準壞幹部，劉少奇還提出“重在表現”政策，力圖淡化階級出身。但是顯然毛澤東之階級路線，更對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現”並不能實行。

十一．靈魂深處的大敵

　　６４年劉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講話出台之後，毛澤東認為對他威脅並非只來自劉少奇。威脅來自他自己的作為。他知道因為他的兩次躍進害人太多，幹部百姓都對他不滿。如果沒有這種群眾基礎，劉少奇絕對不敢如此明目張胆大放厥詞。劉少奇的搶班奪權只是第二威脅。劉少奇在的群眾和幹部中的基礎，或幹部群眾對他毛澤東的不滿，才是最大威脅。如果他只把劉少奇當作主要敵人，就不需要搞那麼大陣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標絕對不是劉少奇一個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對他的兩次躍進不滿，對他整肅彭德懷不滿的幹部群眾。以筆者的經驗，心存這類不滿的幹部占相當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劉少奇在６６年７月就被整肅奪權。如果只以劉為敵人，根本沒有必要在全國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後的１９７６年。所以整肅劉少奇只是毛澤東大計劃的第一步。鎮壓控制全體幹部民眾是第二步。為實現這一計劃，必要的措施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為自己的禁衛軍。這樣，傳位也是為了保位。因為傳位給自己的家人，才能確保自己在老年無能的時候，不被別人打到。死後也不會像斯大林一樣，被“焚屍揚灰”。為此必須造成全國上下，特別是幹部，對他毛澤東狂熱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滿恐懼的崇拜。像這金日成父子在朝鮮作的那樣。至於什麼叫做“恐懼性的崇拜”。是個心理學的問題。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殘酷達到一定程度，其時間達到一定的長度，被迫害人心理發生變化，把憎恨轉化恐懼，無奈，甚至崇拜。同時人也就變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質，轉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質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懼、崇拜和迷信轉化。一旦恐懼和崇拜瀰漫，迷信和神話也就成功了。因為這些人將成為統治者的幫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質好的，雖然不產生崇拜，也會產生恐懼和無奈，從而麻木和順從。按魯迅的話說，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後者是奴隸（有無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國幹部群眾的心理，都變成這兩種模樣，毛澤東就的傳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

　　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這麼建立的。但是這個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迫害力度。毛澤東認為：保位和傳位必須“三條腿走路”，一方面培養顧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製造恐懼、崇拜和無奈。第三方面是培養禁衛軍，就是培植江青毛遠新的勢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這三項。文革的口號是“心靈深處爆發革命”，其含義就是那第二項任務——製造幹部和民眾的恐懼、崇拜、迷信和麻木。幾十年的革命，把中國人的心理變野了。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和新文化運動，都傳揚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須把種心理狀態轉化，保位和傳位方才可成功。也就是把這一百多年來，充滿革命心態的中國人，變成奴才和奴隸。這就是他的心靈革命的真實含義。誰要是說還有其他什麼“好”內容，只能說是上了毛澤東的當。

十二．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成敗

　　毛澤東失敗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澤東最終沒有在幹部和民眾的心中，製造出他希望出現的那種“靈魂”。這種靈魂在文革後期一位軍隊幹部心中得到實現。這人就叫做門合。姓門名合。這位幹部有四句名言，被廣泛宣傳。這四句話是：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維護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XX毛主席。這個XX是什麼已經忘了，四句話的順序也可能有錯。但是不管XX是什麼，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盲目地忠於毛澤東個人。後來周恩來說，門合的四句話不科學，不要宣傳了。懷有門先生這種心態的，只是極個別人。至於金日成在朝鮮是否成功地製造了心態，我們不清楚。可以確信的是，朝鮮瀰漫着對金日成家族的恐懼。應該說金日成對民眾和幹部的迫害，其殘酷程度，和深入程度，遠超過毛澤東。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辦法，看誰可疑就把誰立即結果。朝鮮人隨時有“失蹤”的可能。而且失了蹤家人也不敢問。結果朝鮮人的“靈魂”被恐懼充塞。並轉化為崇拜或麻木。“靈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國文革的迫害的殘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鮮。如果比得上朝鮮，說不定中國現在也和朝鮮一樣了。為什麼中國的迫害殘酷程度稍遜一籌？因為到底中國幹部民眾的文化傳統深厚，共產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經驗，了解了一些事情的人，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醜惡。就會抵制他們。朝鮮作的那些事情，在中國很難長期大規模實行。因為廣大幹部群眾反感。

　　毛澤東傳位失敗的原因，還出在後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時已有一夥自己的幹部，形成一個集團，該集團成員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國家權力。雖然這能把國家搞成破爛攤子，但是他們能夠得意洋洋。金正日的這伙幹部，很多是他上大學時代的同學。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從小就培養的戰爭孤兒。毛澤東沒有培養出來這麼一伙人。毛遠新一點也不把自己的軍工同學當作資源。他對這些同學還有一些反感。軍工學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奮，心胸遠大的學生，他們比毛遠新更努力，成績也更好。而且，軍工學生中有２０％來自幹部家庭。他們對中共和中國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毛澤東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較少。所以毛遠新非但不能用這些同學，反而害怕和疏遠他們。這是毛遠新失敗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我們再看蔣經國和毛遠新之差別。首先蔣介石家庭的資源比毛澤東的雄厚。因為宋美齡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蔣經國在蘇聯作基層工作９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蔣介石培養了他。回國後在贛南工作，培養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以後在情治部門擔任領導，後來擔任過行政院長。蔣介石死的時候，蔣經國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而且羽翼豐滿。而毛澤東死的時候，毛遠新的政治經驗還不及格。另外，毛遠新從小在高層的呵護下生長，根本就沒有到基層鍛煉的機會。對政治險惡，人生艱辛全都不懂。就是讓他作個班長也不能勝任。如何能讓他接班？

　　江青的出身不能和宋美齡相比，性格和智力也不算上乘。特別是後來玩弄男寵，並讓他們擔任國家領導，還當眾說古代女王應有“面首”。“面為貌美，首為發美”。這種東西公開出來，怎麼能讓中國人接受？美國總統克林頓搞了點男女關係，都差一點下台。江青有了這樣的事情，還怎麼能繼承共產黨的領導權？江青毛遠新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都極度張狂。毛澤東臨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遠新的地位，讓他擔任“主席聯絡員”。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傳達毛澤東指示。自己說“我隨便說幾句，就夠他們學幾個月的”。對待政治局成員好像對待下級，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氣，說“我到底是個黨的副主席”。在毛澤東的最後時刻，毛遠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後，如果皇后掌權，必然不利於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親生的，下場一定很慘。如果江青和毛遠新真的掌權，那他們之間一定會有一番爭鬥。當時陳錫聯已經調到中央，算是毛遠新的軍事基礎。毛澤東在死前曾經批評過四人幫，算是為以後毛遠新在適當時候，拋棄四人幫作準備。毛澤東可能認為，如果毛江爭鬥，華國鋒和汪東興陳錫聯都會站在毛遠新一邊，毛遠新可能勝利，建立毛家天下，讓他毛澤東不輸於蔣介石金日成。

十三．太子在遼寧作了什麼

　　在文革的時候，毛遠新在遼寧繼續實驗毛的公社化。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場、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沒有敢廢除這三條。可能是基層幹部都知道這三條對農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遼寧毛遠新搞了個”趕社會主義大集”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幾乎就把這三條廢除了。其中趕社會主義大集是在７５年才開始的。以前農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在７５年毛遠新命令農民到集市上把東西賣給國家的收購站。當然那價錢比市場上低一些。農民當然不願意。不願意就抓。從城市裡面派出工作隊，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個老鄉提着雞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頭，就讓他放下，雞蛋是７分一個收購。在集市上可以賣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這種比例低價收走。有的老鄉說雞蛋是給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兒的，那也不行，你不賣可以，但是要懲治你。就是把你的雞蛋打破，讓你賣不成。當時從城市裡面抽調來的工作隊員，多是在工廠裡面不幹活的年輕工人，其手段也類似流氓。收購上來的東西，本來不多，因為人們知道了這回事，都不敢來趕集。收上來的東西，大部被這些人私分。

　　對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辦法，是勒令每戶農民以國家收購價上繳一定數量的雞蛋。有的農民並不養雞。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錢買雞蛋，也得繳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種。實際上就是沒收自留地。

　　毛遠新還繼承當年公社化的辦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結果和公社化的時候一樣，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的經濟災難。當時為了表現積極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戰”。就是在晚上點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網化”。這事情沒有一點科學性。一來是在挖水渠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地勢的高低，和水的來源。另外遼寧省的農業區正好是以前的遼河沖積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進了渠道，馬上都滲入地下。結果只是破壞了大量的農田。而且人在晚上幹了活，白天必然睡覺。還不如白天幹活。當時東北農村的勞動力並不富裕。這樣大量地浪費勞動力，對生產有很大壞處。

　　也就是說，毛遠新在遼寧，幾乎把當年大躍進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證明，當年那麼干還是對的。但是實際情況與他期望的相反。當時遼寧是全國供應最差的地區。當時全國各省的食油供應，為每人每月５兩。而遼寧為每月３兩。人們戲稱陳錫聯為陳三兩。軍區幹部在作報告的時候，對群眾說，以遼寧的情況，每人三兩油已經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兩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兩油就夠了。但是軍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軍隊自己有農場，每年的收穫可給軍官一些油。當時為了提高產量，種的吃的多是雜交高粱。這種東西很不好吃。只有軍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當時軍官在遼寧的地位最為崇高。姑娘們以嫁軍官為榮。軍官的生活水平確實比平民強了不少，但實際水平（絕對水平）還是相當低。當時軍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雞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沒有什麼了。

　　毛遠新也把毛澤東知識份子的態度，發揮到了極致。大家都知道有個張鐵生。這件事不能怪張本人。他只是一個下鄉青年。毛遠新把他抬起來，目的是要把已經很倒霉的知識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從此發明了用高中或大學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學的軍管會遲群等人就對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擊考試。並公布成績。全國大學考教授成為風氣。並讓“工農兵學員”上學，在學校里監視管制教師。

十四．小妾和禁軍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個女人：王光美江青葉群，都出來了，最後一個是張玉鳳。沒有張玉鳳四人幫不會倒台得這麼快。沒有她中國甚至會發生內戰。我們知道。劉邦後來寵愛戚夫人，呂后十分嫉恨。劉邦死後呂后把戚夫人手腳剁掉，扔到廁所里。張玉鳳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樣。她在毛澤東死時，要求毛澤東給個名份。毛只作個手勢，意思是家中的東西都是她的。張玉鳳是所有毛的內寵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實的。一直也沒有什麼官職，也很尊重服從其直接領導汪東興。如果傳說可信，張玉鳳是汪東興找來的。張原是毛的專列服務員，毛一見難忘，練字時寫出張的名字。汪東興因此把她找來。後來張玉鳳得寵，總管毛澤東的內務，江青要覲見毛澤東，也需要張玉鳳同意。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為張玉鳳聽汪東興的，江汪之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在毛生前，汪東興和張玉鳳就有互相依靠，共同進退的關係。汪東興一直地位穩固，應該說和張玉鳳的支持有關係。如果張玉鳳老說汪的壞話，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張玉鳳必然攤牌。據傳，毛死後江青去索要毛澤東遺物。張玉鳳給了她一些，張把此事匯報給汪東興，汪東興令張以後不得給江青任何東西。江青再去要東西的時候，張玉鳳告之汪東興不准，江青大罵“汪東興只是毛主席的一隻狗”。汪之不給江青毛的遺物，因為這些遺物如果被江青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澤東遺詔”，整肅她的敵人。汪東興準備把這些遺物，作為禮物，送給華國鋒。經江青這麼一罵，汪東興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別無出路。如果江青真的得勢，張玉鳳最好的下場，大約也就是終老於勞改農場。汪東興的命運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在所以這兩個人必須作拼死一搏。如果當年戚夫人的哥哥或弟弟當了禁軍首領，可能她會收拾呂后。可惜是戚夫人沒這個力量。而張玉鳳有。毛澤東在臨死的時候，還是覺得江青毛遠新資源不足（主要因為四五事件），沒有直接把權力移交給他們二人。而是找了個華國鋒接班，讓他當時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江青則是準備讓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當黨主席。毛澤東本來是想讓王洪文接任黨的主席，並一度讓王洪文主持黨中央日常事務。但是王洪文實在沒有能力，一味吃喝玩鬧，上海小開氣息十足。我們說過，毛澤東極不善於識人，不管是找太太和找部下，都找不好。中共內部充斥非常能幹的人，但都是自願革命，靠軍功政績嶄露頭角，而非靠毛澤東發現提拔。所以他找王洪文當接班人，又是一個大錯誤。毛澤東為江青培養幹部的時間只有文革這麼幾年，等到他在７５年發現王洪文不中用，也來不及換人了。

　　這時發生了７６年的四五運動。這是周恩來死後對毛澤東的反擊。周恩來精心策劃的和毛澤東的對比，在民眾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找小老婆，讓老婆參政，給孩子接班，寫書讓人學習，那周毛的對比就不會這麼強烈，民眾也就不會把對毛的失望，變成對周的希望；把對毛的不滿，變成對周的崇敬。四五運動發起於清明節悼念周恩來，變成了發泄不滿的集會。這一運動被鎮壓了。但是也給了毛澤東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張春橋接任黨政領導，國內局勢難以穩定。可能馬上進入戰爭狀態。因為民眾的不滿等於給軍人們發了一張“造反許可證”。在這場衝突中，由於江青毛遠新集團缺少軍隊支持，失敗的可能性很大。與其讓江青毛遠新就這麼被人鎮壓，還不如找個顧命大臣，穩定局面，讓江青毛遠新有一段時間，圖謀自保。毛澤東也想到華國鋒作為公安部長，主持對四五運動的鎮壓，失去了其他的資源，必然依靠江青毛遠新。華國鋒的智力和資歷，還不如江青一夥，所以江青很可能駕馭華國鋒。這樣傳位大業，或許還有可能成功。這是毛澤東沒有辦法的辦法。

　　如果沒有張玉鳳和汪東興的因素，華國鋒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為當時勢力最大的集團，就是江青毛遠新集團。但是汪東興這時已經下定決心拼命。他馬上嚇唬華國鋒，告訴他江青將向他下手。因為江青並不掩飾對華國鋒擔任黨政領導的不滿，四人幫毫不掩飾對華的反感。所以華國鋒一聽汪東興的話，就信了。他們二人地位資源都太少，必然去找葉劍英。這時陳錫聯也看清形勢，知道江青當政，絕對引發動亂。那時候軍隊火併，勝敗難以預料。如果想國家穩定，只有解決江毛二人。這時汪東興是關鍵人物。他對華國鋒說，毛遠新從瀋陽調來兩個師，已經到了山海關，準備解決他。經這一嚇，華國鋒下了決心。應該說這時是“狹路相逢勇者勝”，一個拼命的勝過十個猶豫的。汪東興就是這個拼命的。他動作快，下手狠。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舉棋不定。有了華國鋒葉劍英首肯，汪東興馬上行動。四人幫就這麼解決了。應該說當時黨內以江青毛遠新實力最強。但是靠汪東興的努力，把葉劍英華國鋒拉上了，以前被毛澤東鎮壓下去的勢力——老幹部們，突然成為了資源。捉拿四人幫的時候，沒有人手軟，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五十幾年的歷史，和全國人民，支持着他們。

十五．接班和進步

　　解決四人幫，是場宮廷政變，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歡迎。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時候，某軍總部禮堂的掌聲長達四十分鐘。一時北京商店裡的酒被買斷。對於共產黨以後的領導人，算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再搞家人傳位，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連毛澤東這麼大的資源，苦心經營十年，都未能成功，別人有什麼機會？吳法憲晚年回憶時說了一句話：“兩個娘們壞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這就是覺悟。覺悟到政治家庭化，在現代中國是死路一條。以後幾代領導，都選擇非嫡系幹部作接班人，順利移交權力，這也算是進步。如果每次接班都和毛澤東一樣這麼鬧，誰也受不了。文革確定了“接班辦法”，也算是有點成績。這點成績來之不易，因為要和中國幾千年皇帝傳位的傳統作鬥爭。應該說周恩來先生是這場鬥爭的旗手和領導。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卻斷掉了毛的死後。這兩件事是有辯證關係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肅了。周也就沒有機會破壞毛的傳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絕對沒有可能接班。他們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戰。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於發動“批周公”運動的原因。以該運動的勢頭來看，周恩來如果不得癌症，毛澤東和江青就會把他整死。筆者當時在某工廠作一普通工人，當時全廠停工，整天學習“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強大的運動攻勢，顯示毛江勢在必得，絕不會因為群眾不滿，而對周恩來手軟。後來毛江得知周恩來的病情，才放鬆了整肅他的運動。說實在的，全國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活得比毛澤東長。周一死，則民眾絕望，最後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間挺身而出。這件事好像芭蕾舞劇《天鵝湖》。天鵝湖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敵被殺。而共產國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際，已經絕望飛走的弱小天鵝，飛回來保護王子，他們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個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鵝。四五事件是老周的靈魂領導的最後一次阻擊戰。和以前的阻擊戰一樣，它不能勝利但是完成了戰略任務。

十六．帝制和共和

　　文革一開始，就被說成是一場民主運動。而且說在造反之後，要實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這對嚮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有很大的誘惑力。現在看來這些說法都是“毛氏煙幕彈”中的幾股煙塵，不值得認真對待。文革中以前相對穩定的局面被打亂，人們提出各種理論，青年人的思想空前活躍。各人在不同的時期，對局勢和未來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現在很多人知道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慘死於文革，６７夏天年筆者曾和郭先生在頤和園見過面，他和他的朋友孫經武（與郭在文革前一起建立Ｘ社，並一起坐牢）皆認為，文革一來他們感覺比以前更安全了。孫先生還能在當地造反派中參與一些技術性工作。郭先生也覺得比以前自由。但是不久之後，二人都受到殘酷迫害。另外還有一事，或可以作類比：工宣隊進駐學校的時候，一工人隊長宣布，中央馬上就要作工資改革，工人將得到幹部和教授的工資，而幹部和教授或者拿低工資，或者什麼也拿不到。我舉出這兩個例子，只想說明文革十年形勢變化莫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環境中產生不同想法和期望。好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但是如果從歷史鳥瞰的角度，可把文革看成中國歷史長河的一幕。那就是二十世紀的共和與皇權之戰中的一役，可能是最關鍵性的一役。

　　“共和”本是中國古詞，指西周一段特定時期，始於公元前８４２年的周厲王時代，因為厲王昏聵無道，周王族的其他諸侯把他趕走了，由當時的周、召二王（同是周王族）主政。近代中國啟用這個詞，一方面利用其“把皇帝趕走，官員或大臣主政”的意思，但是主要的含義還是西方的。西方的共和REPUBLIC　來源於拉丁文的　RES　PUBLIC。RES　的意思是“物”，PUBLIC的意思是共有。共和的意思就是大家共有之物。我們先談談這個“RES”，在這裡專指“國家”。但是對“國家”包含一些什麼資產，各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嚮往共和，其國名都有REPUBLIC。但是共產黨的理論是“國家”包括幾乎所有資源和財產，也就是所有生產資料、國家機構和自然資源。而資本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包括國家機構的全部，和資源、財產的一部分。至於這“一部分”是多大的一部分，各國在各時代有不同的解釋。但是不管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其特點都是“共產”。只是共產的程度和多少的問題。共產理論把共同財產的範圍劃得很大，以至於沒有留下多少作為私有財產。而資本主義理論把這個範圍劃得比較小，留下相當大一部分給私有財產。但是應該說這個比較小，也還是相當大。我們知道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財產非常龐大，政府及其設施，軍隊，稅收，國有資源，等等，都是國民的共有財產。相比而言，歐洲以前的封建社會，和中國古代社會，其特點是國家是“王產”或者“皇產”——國家財產是國王或皇帝個人的，他死了由他的後代繼承。中國有大約三千多年的“皇權國家”傳統，要結束這一傳統，建立“共和”，當然很不容易。二十世紀中國出了幾個領袖人物——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都企圖把“國家”的很大的一部分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都失敗了。這三個“梟雄”，若是在十九世紀或以前，或許都能建立王朝，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他們都不能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其基礎性和必然性。其基礎性的原因就是“皇權國家”在中國的民眾之中失去了市場。這種國家根本不是西方共和列強的對手。皇權國家沒有力量，沒有人願意為老皇上和他那一家子賣力賣命。而西方共和列強諸國，卻都有很大一筆公有財產，他們有很多公民願意為這筆資產的獲得和增值而賣力氣。因為這些資產增值了，對他們個人和家庭都有好處。所以皇權國家和共和列強打起仗來，根本不是對手。可以這麼說，在國家形式方面，共和是強者適者，而皇權國是弱者廢者，一定要被淘汰。淘汰可能取兩種過程，一種是被外來力量消滅，另外一種是自己內部造反。推翻皇權，建立共和。或是前者，或是後者，反正皇權國家是絕對不能生存下去了。這是所謂“歷史的必然”。

　　皇權失敗的還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有了周恩來和一批共產黨幹部，和廣大民眾中的志士仁人。他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為剷除皇權，建立共和而奮鬥犧牲。他們兼有共產和共和兩種理想。他們的黨叫做共產黨，國卻叫做共和國。這兩個理想有相同之處。我們說過，共和和共產的區別，只在與“共同財產”範圍的大小。他們有共產和共和理想也是很自然的，誰也不想把一國之資源全給一個人，而別人都作他的家奴。歷史也告訴他們，皇權制度的中國，必然被共和列強蠶食和消滅，中國人只能作亡國奴。說實在的，在文革初期，很少人能看出毛澤東是想建立皇權。人們以為他企圖建立更廣泛的共和。我們在上面說過，共和為國家共有的意思，但是有一問題，就是：在誰之間共有。這個國家，是誰們的共有國家？這個“PUBLIC”一定有一個範圍。中共的國旗上有五星，聲稱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本家共有中國，但把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劃在了公民之外。這部分就是所謂地富反壞。這一範圍可以任意擴大。後來又加上了右派，走資派，知識分子，等等。

　　中共建國之後馬上開始了鬥爭和運動。所有運動都是“奪權運動”。就是分期分批，按計劃地把各類人物的公民權奪走，把你的“共有”權利取消。一方面把權力漸漸向共產黨幹部手裡集中，另一方面，把幹部手裡的權力逐漸向毛澤東手裡集中。繼“地富反壞”被整肅之後，工商業主（民族資本家，在三反五反中）的權利被剝奪，後來是知識分子被奪權（在反右中）。同時又有很多幹部被整肅。到了１９６６年，毛的奪權目標是其他共產黨幹部。其他人的權利已經被他剝奪了。知識分子不能說話，冶金專家不能對大煉鋼鐵發言，農業專家不能對深耕密植髮言。現在只剩下共產黨的部分幹部還有點權利。他們認為自己對國事仍有一定的發言權。比如彭德懷一夥對毛提出指責。劉少奇一夥則另外搞了一套。並企圖動搖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文化革命是這一系列奪權運動的最後一步。也就是把所有人——包括幹部，的權利都剝奪了，所有權利都歸於毛澤東本人，這樣皇權就告建立，而共和徹底被消滅。但是毛澤東為了剝奪幹部的權利，提出的口號，是把幹部的權利交給群眾。這算是他的“策略傑作”。因為在以前各次運動之中，人民被剝奪權利，但是共產黨幹部的權利，相對地集中和擴大。在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時候，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幹部之間發生衝突。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應該領導建設。因為他們懂而幹部不懂。幹部亂指揮，事情搞不好。反右把知識分子整肅了，權力都集中到幹部手裡。以後幹部亂指揮也沒人敢說話。所以才有大躍進那樣的胡搞亂搞。這樣幹部就不得人心。民眾對共產黨幹部反感。毛澤東號召民眾造反，剝奪幹部的權利，整肅幹部，很多人很高興。但是，他們沒想到，幹部的權利沒有交給民眾，而是被毛澤東收走了。以後的幹部也沒有發言權了。只能對毛澤東俯首聽命。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說，那時候多好啊，可以把幹部揪出來斗一頓，甚至打一頓。可是，結果是什麼？結果是民眾的生活更為困苦，局勢混亂，經濟崩潰。所以在文革整肅幹部，實際上是想收回幹部的權利，使幹部變成毛氏家奴，把民眾變成奴下之奴。而部分民眾認為是把幹部打到，權利歸於民眾。上面說過，這類不符現實的想法，人們產生過很多，筆者自己就經常被各種宣傳朦得暈頭轉向。事實證明，一黨之國，還是比一人之國好很多。幹部共有之國，比毛氏獨占一國為好。當然幹部共有不如全民共有之國。一黨之國不如多黨之國。但是到底一黨擁有的國家，還算是共和。而一人擁有的國家，就是徹底的帝制。我們應該看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歷史，就是從一黨之國，向一人之國倒退。從幹部共有，向一人獨占倒退。很多人為了阻止這一倒退，在鬥爭中犧牲。有人會說，“幹部共有”和“一黨之國”有什麼好，也值得為它們奮鬥犧牲？可是事情都是一步一步來的，不阻止倒退，根本也就不能進步。打阻擊戰只能步步為營。所以他們鬥爭犧牲還是很有價值。但是所有鬥爭都失敗了，權力不停地向毛氏家庭集中。毛氏權力一步步地擴張。文革是毛建立皇權的最後一戰，也是周保衛共和的最後一戰。他們都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都沒有看到最後的結局。

　　毛在死時，並不知道他會失敗，周在死時，並不知道他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