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者按：

拙文”亂世梟雄毛澤東：貼出後，因為文中籠統地提到了大躍進造成了千萬人餓死的悲慘境況，有朋友來信提醒我要注意史實的嚴肅性。因此，上網古狗了一下，分成3個部分轉載在下面。

第一部分是一個各種觀點的匯總，第二個認為是非正常死亡3千萬之上，第三個認為純粹由人口的遞增數據推理出來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結論以及方法本身都有問題，不能置信：一方面，因為有多種因素造成人口遞減：婚配、到外地勞動、農轉非。。。不僅僅是因為糧食短缺造成的，另一方面，那些推算的方法也有失之嚴謹的地方。

目前得出的結論是：1) 按照人口統計推算出來的人口缺失確實是3千萬； 2) 造成3千萬人口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大躍進期間究竟有多少人餓死，要看食物不足的因素要占到全部因素的百分之多少？所以，說餓死3千萬顯然是不對的，但是結果是3百萬還是1千萬，目前看來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準確的提法大概應該是這樣的，58年到63年之間，由於饑荒、大規模建設造成的分居、生育低峰期因素和超強度體力勞動等原因，人口的自然增長減少了3千萬。

一，千龍的總結，但是沒有明確的結論

大躍進期間死了多少人？

千龍

究竟在大躍進期間死了多少人，國內外學者莫衷一是，我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能了解到的研究成果。

最謹慎的是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 (October 1997) 一書中，將1959-1961年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死於饑荒的人數估計為“數以百萬計”。

《劍橋中國歷史》的估算為1600萬到2700萬之間，說光是1960年一 年就有超過一千萬人死於饑荒。

Basil Ashton等人在“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4, December 1984) 中提到2000萬到3500萬的估計數字。

夏威夷大學的學者R. J. Rummel 的估計為2700萬。

美國人口學家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 將死亡人數估計為3000萬（詳見Banister, J.,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10, No.2, 1984; Banister, J.,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arl Riskin在他的文章“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l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1998, pp.111-124）中，也引用了班尼斯特3000萬的估計數字。

美國人的這些估算依據不一，其中有的數據參考了中國l984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1984）》第83頁的圖表分別給出了城市和鄉村的死亡率，據此推算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數大概為1500萬。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著的《生存與發展》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以下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

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 (1958-1965)》估計“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

丁舒的《人禍》一書（Hong Kong: Nineties Press, 1995）先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估計餓死2000萬，但是在修訂本中，此數字卻膨脹到“2500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4000萬相去不遠。”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以各級統計部門的戶籍登記為根據的淨人口死亡數，不包括如果未發生饑荒可能會出現的人口增長。班尼斯特的數據則是根據全國1‰抽樣調查的人口學估計，包含了真實死亡人數和由於饑荒原因未出生的人口。兩者都有一定的依據，也有誤差，因此實際情況可能介於兩者之間。

其他相關資料還可參見楊大力著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和John Aird的“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China's 1982 Censu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6, December 1983) 。

此外，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I: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三卷第8頁，給出了各省1957至1962年的死亡率（安徽省1961年的數據除外，而安徽1960年的數據超過6%，為全國最高）。如果認為1957年死亡率不變，而1958至1962年的死亡均由大躍進造成，可以根據已知的人口數算出死亡人數。

另一個算法是認為1957年的數據是正確的，用1964年的統計數字算出缺失的部分，不過這種方法可能包括晚報的出生情況。

以上所有這些估算的依據都是當時的官方人口統計，而這些數據卻由於虛報人口等原因往往是靠不住的。大躍進期間虛報的人口，以後被糾正時就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因為當時的統計數字之不可靠，以此為基礎的估算都屬於數字遊戲。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太大，任何估算都可以有上千萬人的出入。

由於缺乏準確的統計，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無從得知。而所謂非正常死亡，也並不意味着活活餓死。事實上，當時人們更多的是因為營養不良導致各種疾病而死亡。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饑荒導致了醫療系統的崩潰，因此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此時無法繼續接受治療，本來可以延長生命周期的，卻因為醫療系統的崩潰而提前死亡。這雖然也是悲劇，但其程度跟活活餓死不同。

二，丁抒認為，非正常死亡數是三千五百多萬到四千四百萬之間

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丁 抒

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正確無誤時，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個計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　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數。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該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時得數為負。）

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河北省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詢問本地區死人的情況。有一天，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字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告，結果不但受到上邊的表揚，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死一個報一個，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隨劉去湖南省作調查，她也發現“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是縮過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親自處理安徽問題。他在安徽大組會上責問道：“這裡有張表，上面填‘這個數字是經政法部門上報了的’，‘這個數字經公安局上報的’，‘這個數字是在某次會上匯報了的’，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由此可見全國各地真實的死亡人數連中共中央的首腦們也不甚清楚。

顯然，國家統計局根據各省的報告統計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計算非正常死亡數的可靠依據。因此第二個公式是唯一的選擇。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數。

正常死亡率不難得到。從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國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準，不會將非正常死亡率估算過高。故本書作者採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點八作為正常死亡率。這樣，出生率就成了關鍵。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為千分之三十二點四，而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卻只有千分之二十四點八。僅這一差錯就平白“抹掉”了五百萬人。

統計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實。證明如下：

從一九五七年○歲（不滿一歲）至三歲（不滿四歲）的嬰幼兒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隨後四年無情況異常，嬰幼兒死亡率保持不變，那麼該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滿兩歲，百分之十三死於三周歲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滿四歲就會夭折。一九六三年的情況基本一樣。這兩年平均下來，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一九六○年前後的中國，若沒有因大躍進而引致的大饑荒，百分之十一的嬰幼兒將活不滿兩周歲，百分之十三死於三周歲前，百分之十四夭折於四周歲前。

這是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饑饉過後的一九六三年的情況。大躍進期間如何？

截止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一九五九年間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於大饑荒。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嬰幼兒死亡率遠高於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饑饉過後的一九六三年，這是肯定無疑的。我們雖無法猜測嬰幼兒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卻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嬰幼兒死亡率。採用此下限會使非正常死亡數估計不足，斷不會誇大。

一九六○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是一二九三萬。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嬰兒百分之十四夭折於四周歲前，這一二九三萬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萬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點三七，而不是統計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點八六。

至於一九六一年，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大約為一三五五萬。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個沒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點四六。可見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毫無根據。既然大躍進前後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於三周歲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國人口普查的嬰幼兒，至少應有百分之十三。據此計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

率是千分之二十三點五二，遠高於統計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已近尾聲。統計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也可信了。但我們仍可用上面的辦法核實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滿兩歲，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從一九六二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可知，統計局的數字大致準確。

有了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計算非正常死亡數了。計算結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數是二一二萬，其中一百九十六萬是農民。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分別是一七七八萬、一一九○萬和二九一萬。連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數，整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約三千五百多萬。

這是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正確無誤這一假定出發得出的結果。但是，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與逐年人口數完全不吻合。試看下表：

統計局公布的　　統計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長率　　　人口增長率

（萬）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1958年　６５，９９４

1959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1960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　４．５７

1961年 ６５，８５９　　－　５．２５　　３．７８

1962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1963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1964年　７０，４９９　　１９．１８　　　２７．６４

怎麼會出現這樣明顯的差錯呢？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不無根據地猜測，“統計人員不是出於疏忽，而是出於職業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數據中保留下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那麼究竟哪個是真實的？假設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不實，而人口增長率卻是真實的，結果會怎麼樣？

因一九六四年底時饑饉已結束，又經過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數可信。以此作基數，用人口增長率倒推前幾年的人口數，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僅六四四○二萬，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數六七二○七萬亦可信，可見人口在一九六○年內減少了二八○五萬，而這一年裡人口本應增加七百七十七萬的。這樣，僅一九六○年一年裡，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就高達三千五百多萬了。用同樣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萬人非正常死亡。整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則高達四千四百萬！

筆者相信，國家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保留了大部分真實數據。這是計算大躍進和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基本依據。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非正常死亡數是三千五百多萬。若以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為依據，則非正常死亡為四千四百萬。

在本計算中，筆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嬰幼兒死亡率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實際上一定高得多。這樣，計算中即使有誤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後國家統計局更改數據，或者有新的資料被發掘，三千五百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四千萬相去不遠。

三，張宏志認為，

“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純屬捏造

張宏志

不知從那個陰溝里吹來一股陰風：“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請大家冷靜的想一想，當時中國人口總數是6億，假定真的餓死3000萬人，平均每20個人中就有一人餓死。那將是：“餓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難民，拋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國大地滿目淒涼。”這是多麼悽慘的景象。現今55歲（大躍進時10歲）以上的人。估計約有4.5億，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試問，他（她）們有誰見過那種景象呢？沒有、沒有一個人見過。因為那是謊言。在4.5億人眾目睽睽之下說謊，可見謊言泡製者是多麼的無恥！

餓死3000萬人之說，究竟是怎麼來的？

原來，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將1949—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統計年鑑》）。美國的人口學家從這個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這個數字被人“移花接木”，說成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我們不知道誰是玩手段的第一人，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善長訛賴的老手！如是“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在國內外就這樣流傳了近20年。為什麼無人對此進行批駁呢？因為它適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對社會主義，而主張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人，興高采烈。他們說人民公社、大躍進餓死那麼多人，還不應該把社會主義反掉嗎？！換言之“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一些人為搞資本主義所製造的藉口，對這種謠傳必須給予徹底駁斥！

戶口登記數字及其計算方法科學嗎？

現從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統計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統計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xgc2000.com下稱“李文”）

年份 年末總數人口

（萬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數字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反響。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報導了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的消息，共同社說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國的人口學家認為上述所公布的數字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某些數字間存在着一些矛盾。這表現在各個年度人口出生率減死亡率所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與本年總人口減上年總人口得出來的增長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又不能用“機械增長”即國際移民來解釋，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移入移出的人數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們希望有更準確、更系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人口的變動，其中包括弄清‘大躍進的人口後果’的數字。

“國外研究中國人口的著述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提出的研究報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下，帶領他的助手進行了詳細研究，寫成《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作為美國全國研究理事會行為與社會科學及教育委員會的《人口與人口學第27號報告》公開出版發行。

“科爾在前述著作中對‘大躍進’引起的超量（非線性）死亡人數作了研究和估算。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590萬，1964年為802萬，這些年的死亡數量從590萬到802萬的線性趨勢，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線性）死亡總數為4180萬。由官方記錄得出的死亡人數為5740萬，照此計算，困難年代超量死亡數約為1600萬。’書中又說：‘1957年和1964年經過對少登記數調整後的死亡數為1040萬和940萬。按照線性趨勢，1958－1963年調整後的死亡總數為5940萬。實際死亡總數為8620萬，超過線性趨勢的死亡數約為2700萬。’（按：引文中的線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線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國人口及人口學委員會於 1984年7月 10 日為科爾上述著作的出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合眾社、美聯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訊社在報導中都說到上述超線性死亡數宇。

“法國人口學家卡洛沒有估算‘大躍進’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他對科爾的研究結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並認為‘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他在《為便於分析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建議》一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歷史學家需要這樣一個估算。我們建議中國同行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的調整，並說明調整方法。”（“李文”）

“蔣正華（按：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引者注）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 1700萬人 （1697萬人）。” （“李文”）

“科爾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實際死亡人口為8620萬人，減去線性死亡人口 5940萬人，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680萬人。約為2700萬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這裡面有一個例外的情況：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萬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麼，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19.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是難以設想的。因此，筆者（按：即李成瑞）認為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兩個死亡人數與相關數字間存在着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爾作出新的解釋前是這樣的。”（“李文”）

“經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萬聯繫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6年實際死亡人口 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負責”。

從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對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依據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記），三個人得出三個結論。蔣正華：1700萬（1697萬）；科爾：2700萬（2680萬）；李成瑞：2200（2158萬）。

再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與學者們推論出的數字，存在着重大差別。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總數的估計相差不算大。科爾估計為862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8299萬人，相差32萬人，占死亡人口總數3.8‰。這個差額，在兩個估計的非正常死亡差額983萬人中，約占1／3，是一個次要因素。同戶口登記的6年死亡人口 5740萬相比，科爾的估計數增加了2880萬，即增加了50.2‰，蔣正華估計數增加了2559萬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當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兩位學者對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差距懸殊，這是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爾估計6年的正常（線性）死亡人口為5940萬人，蔣正華估計為 6602萬人，相差662萬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這個差額約占兩人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額983萬人的2／3。”（“李文”）

上述情況告訴人們，這種單純的數字推論和估算，科學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登記，同樣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與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減少了5個千分點，死亡率增加了3個千分點，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下，而人口卻增加了2000萬。這2000萬人是從那裡來的，除非用機械增長，即移民來解釋。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萬人。這兩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為18.02‰，1962年為37.01‰，1962年與 1961年相比，增長了19個千分點，即增長了50%還多；人口自然增長率1961年3.78‰，1962年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長了8.5倍。雖然1962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長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這種無規則性，是不可思議的，只能用“統計有誤”來解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材料公布後，美國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強烈。他們緊緊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們似乎從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綻，很快地確認了 1960年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筆者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變動的這種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個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和材料編制人的責任心，人們有理由指出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記，和國外研究者、報導者們的失真、失實，失掉客觀性？

下面看科爾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爾是從生育率開始，經過一系列推導，求得兩個普查間隔期的不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總數。

“第二，科爾在推算出兩個普查間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記平均漏報率之後，對於如何將平均漏報率分配到各個年度（作為推算每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這一重要問題上，是根據未作詳細說明的‘假設’來作出的。”

“第三，科爾對各個年度死亡人數的估計，始終是圍繞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進行的，而沒有研究每個年齡組人口的死亡率。他雖然編制了兩個普查間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但沒有編制各個年度的生命表，因此無法用來推算各個年度的死亡人數。（“李文”）

“第四，科爾對於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數，認為是線性趨勢，按兩點間直線來計算。因此，起點年數值與終點年數值的高低，對6年總數起決定作用。這兩個點的數值估計，因種種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偶然性、隨意性，從而對計算結果產生較大影響。”（“李文”）

統計學是科學，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無論是統計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來做的。如果統計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而研究工作出現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無誤，而統計材料失真；或統計者、研究者都出現主觀隨意性，那麼科學就會變為荒謬！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專家得出的結論，都有失真，失實和失掉客觀性之嫌！因為它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不相符，主觀和客觀不統一。研究人員的數字推論，必須以客觀存在的事實來驗證，而不是按數字推論的結果去描述歷史。

1983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記後，如前所述，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專家很快發現了1960年中國人口總數淨減1000萬，於是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立即報導了這一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聲呼喚，國內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齊鼓譟，越喊叫愈離奇，在這個反華聲浪中“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出籠了。以訛傳訛，傳了近20年。漢語中有一句諷刺性成語：真作假來，真亦假；假作真來假以真。假的就是這樣變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歷史：美國帝國主義，一向仇視中國共產黨，一向仇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仇視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美國帝國主義一直是國民黨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幫凶和靠山。抗戰勝利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和美國空軍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賴在中國，幫助蔣介石集團打共產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三大決戰勝利後，1949年3月，美國政府做出決策：台灣對於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國的目標，是決不能讓台灣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從這時起，美國霸占了中國領土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950年9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其矛盾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5月18日，美國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議案。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在白宮會見台灣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表示：美國將繼續同台灣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關係”，“美國決心信守對中華民國的協防承諾”。美國政府現在更加瘋狂地支持“台獨”，妄圖把台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中國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囂的“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們人工製造的反華藉口。至於國內那些別有用心者，人們早就看清了他們的嘴臉，他們想把“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強加給毛澤東。“反毛必反共，反共必親美”，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我們要做的是還歷史以本來面貌。1958——1965年中國人口確實發生了變動。這種變化，用人口學研究中的某個公式是無法說清的。還是法國人口學家卡洛先生說得好，“中國人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關於出生率從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趨勢問題。

考慮這個問題，有兩種人兩種思路：一種人說，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的人們被餓得奄奄一息，怎麼會生育呢？這種人出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敵意，醜化、詛咒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資本主義。另一種人則主張進行深入的社會分析，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尋求答案。我們認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普及基礎教育，當時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礎教育的實施，改變了傳統的早婚（十五六歲結婚）習慣，這個婚嫁真空的時間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從五十年代初期，國家大力宣傳廢除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這一變化，破除了早婚習慣，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儘管比較含糊，但我們仍然認為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是有影響的。

其三，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是中國工業打基礎的時期，大約5000萬農民轉為工人；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兩年又有2000萬農民轉為工人，在這7000萬工人中，單身約占95% 即 6950萬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時間窗，雖然其時間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對1958年以後出生率下降產生影響，當是確定無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間參加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的農民，不少於4億，這麼廣大的青壯年男女，從小家庭生活轉變為大集體，占全國人口70%的青壯年男女，其婚、嫁改變常規，必將對出生率產生重大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搞清了上述社會歷史環境再來評述出生率下降，就會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諸多社會因素造成的，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經濟困難的結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的人們，假如你們不是出於偏見，相信你們是會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對於那些出於偏見的人們，對他們不想說些什麼，他們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決不會承認真理，除非改邪歸正。

關於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問題

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3年。營養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體質衰弱者，對疫病抵禦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連續饑荒中早亡。這種情形是在全國範圍零零星星持續3年發生的。它不引起社會振盪，不會使人感到恐慌，仍屬正常死亡。而餓死人則是另一種情形。舉例說，一個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飢餓待斃，其他4人必會救助，而不會眼睜睜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個村亦然。一家有難，其他家決不會坐視不顧。不要忘記那是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發生餓死人，即是區域性、群體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必將震驚全國，瞞是瞞不住的。

其二，廣大群眾運動中的意外事故（傷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約有4億農民投入農田基礎建設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約1.5億立方。而許多工程都是民辦的，自籌經費。如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工程，1960年開工，1969年竣工。還有大量民工投入鐵路建設工程。這樣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意外事故和疫病發生是難以避免的。這裡雖然沒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數的統計表，但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於是成立的。這個代價是有意義的，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鐵路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設計灌溉面積達10億畝。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貢獻。今天分享着大躍進成果的人們。應該飲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詛咒大躍進，不是大躍進做錯了什麼？！只因為大躍進體現了社會主義風貌，人們的無私奉獻、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這些是與一些人追求資本主義相對立的，故為他們所不容。他們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鎖國”，“驅使人們去做不必要的犧牲”。

其三，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個月裡，颱風登陸11次，……颱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直接死亡5000餘人。（《災情報告》第378、第379頁）1961年，“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淪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災情報告》僅舉以上兩例，災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僅如此？）

一切害怕社會主義的人，無不攻擊大躍進。“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就是這些人騙造出來的。倘若發生集體餓死人事件，不僅震驚全社會，同時也會在歷史上留下陰影；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爾今已經過去40餘年了，一些反對毛澤東、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他們手中的一切便利條件，翻箱倒櫃，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的歷史翻了個底朝天，除了40餘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陽事件”外，有誰翻出了新的“信陽事件”呢？沒有，一件也沒有。

三年經濟困難有無餓死人？

有的。個別地區確實發生了餓死人的事件：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一個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三天內用飛機運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裡，迅即處理緊急危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第 2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冉歷，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呀要有此種氣概。”（同上，第217頁）

不過這時，就全國形勢而論，並不嚴重，所以，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糧食41.6億公斤。

1960年3月，習仲勛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毛澤東、周恩來等對全國經濟形勢的嚴重性開始關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災情非常關心，對災區人民十分關愛，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了大量糧食，3年共計546.6億公斤，占總徵購量的34.4%。（《當代中國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消費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6頁）

農村的嚴重缺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澤在上海會議的《十年總結》講話中主動承擔了追求高指標錯誤的貢任。11月3日，周恩來受中央委託起草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匯報提綱》指出了糧食多徵購的問題。“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征貿易糧200億斤左右；”（《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8頁）從1961年開始，國家大量進口、調撥糧食：1959、1960、1961年調入糧食量分別為—589.8、—169.5、—409.4萬噸，進口糧食量分別為0.2、6.6、58萬噸，向農村返銷。淨徵購糧率降為 17.5%。

事實上，因為各地受災程度不同，糧食的減產情況也不同，災害集中和持續的地區，缺糧食情況比一般地區嚴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組1962年9月3日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谷城、光化、襄陽三縣被調查的13個遭受旱災的大隊，特別嚴重的，群眾根本分不到口糧；嚴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糧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糧食減產最多，這年形成的缺糧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達2.18億。

中共中央的種種努力，其社會效果是積極的，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餓死人的事僅僅是個別地區、個別人、個別現象。這種現象不僅災年、常年也在所難免，即使是今天人們偶爾仍可看到餓殍。

河南省信陽地區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史稱“信陽事件”），誠然與三年自然災害有直接關聯，但主要是人禍。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導致的。筆者將以專題附錄於後。

科爾的統計數字不可信

現在把話題轉到人口學方面來

人口學是一門科學，它可以從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人口變動發現社會運動的規律。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其正確與否，用什麼來檢驗？只能是社會實踐。不是人口學決定社會運動，而是社會實踐檢驗人口學；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會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後者是第一性的，物質的，它存在於人們頭腦之外。我們所堅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下面從三個方面對科爾的統計數字進行驗證。

關於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

科爾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國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記數字。這個統計材料其客觀性、真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數字本身有無法解釋的矛盾，本文己在前面說過了。

科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粗略

科爾線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計算公式，是起點數加終點數，被2除。科爾估算（注意是科爾的估算，不是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萬，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萬，二者相加是1980萬，再除以2，等於990萬。如是科爾得出結論，1957——1964年，中國年平年死亡人數是990萬。以此推算，1958—1963年線性死亡人數5940萬。這麼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學嗎？其結論客觀、真實嗎？

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學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計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為基數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論上應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計算。但這種方法實際上難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簡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製成一張人命表，需觀察一批同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需花費 100年左右時間，實際難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為歷史的追述，失去觀察分析現狀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簡便方法，是根據一年或幾年統計資料，來確定一批人分年齡的死亡率，並算出平均預期壽命。

以上所述，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記數字，其準確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爾的研究方法又過於粗略；再加上人口學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爾的研究結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國非線性（非正常）死亡2700萬人，是不可信的。

現在的問題，是依據科爾的結論撰寫中國歷史呢？還是以中國的歷史事實去檢驗科爾的結論？我們堅持的是後者。

需要說明，科爾作為人口學家，他所進行的工作是科學研究，其結論對與錯，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爾的研究結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誣稱“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他們製造這個謊言，是用來打毛澤東；醜化社會主義建設，曲解社會主義。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搖旗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