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黎筍談越中關係的報告的分析(ZT)

歷史學家可以利用此文件作以下三點分析：A 黎筍的思想和態度；B 1979年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C 1952—1979年這一階段黎筍和中國關係的記錄。

從學術的觀點來看，將本文用於第一個和第二個目的是最安全的，嚴格地說，它揭示了越南高層領導在1979年危機中的觀點和態度，也揭示了那個特殊的轉折時期社會陣營形勢的某些方面。而將此文用作1979年前黎筍和中國關係的歷史資料則會發生問題，因為黎筍在1979年所說的話深受暴怒的影響，因此，他有可能破壞史實，甚至憑空杜撰。所以，使用此文件作為1952—1979年這一階段發生事件的史料時必須極為小心並且應和其它可獲得的史料相互印證。

黎筍的態度

黎筍1979年的文章表明，他把一種極端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同作為具有特別善於鬥爭的越南人民在世界革命鬥爭中扮演前鋒角色的思想結合起來。文中從未對越南以外的民族表達過任何欽佩和尊敬，但是，它卻對所有人的、大大小小的民族獨立戰爭深表欽敬之意。他的自豪感在此文中的第一段中表現出來，他在該段中說，在“我們”打敗美國人之後就再沒有帝國主義國家敢和“我們”打仗了。只有一些中國反動派“認為他們有這個能力”。“我們”這個詞在這裡好像是作為這一大國的自稱。

黎筍所持的是一種道德的天性，他的道德世界基本上被恐懼和勇敢一分為二。他似乎曾經蔑視過那些不敢“鬥爭”的人。他聲稱，如果不是越南人的話，世界上至今也沒有任何人敢和美國人打仗，因為當時越南人正和美國作戰，而越南以外的世界卻“懼怕”美國人。同樣的道德自豪感在黎筍對他和周恩來在河內的一次會談的評論中也顯示出來。當時，後者剛剛在北京接待過基辛格。黎筍說，他告訴周恩來，中美達成新的諒解後，尼克松將會更加猛烈地向“我”進攻，但是我“毫無所懼”。他後來在文章中反過來斷言：只有越南不怕美國人。他還辨別出了那些膽小怕事的人。他聲稱，第一個害怕美國人的人就是毛澤東。文中沒有出現“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毛澤東經常懼怕美國人並阻止越南人民進行鬥爭。如果給越南的援助危及中美關係，他就拒絕給予援助。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不是一種勇敢的象徵，他們只是保衛他們國家的利益。

黎筍對勇敢的欽佩在下面一段話中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不怕任何人。因為我們站在真理一邊，所以我們不害怕。即使是我們的老大哥，我們也不怕。我們也不怕我們的朋友。即使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不害怕。我們已經打敗了他。我是一個人；我不怕任何人。我是獨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獨立的。”

基於勇敢和恐懼的基本道德區分，黎筍聲稱，在毛澤東的軍事戰略和越南人民遵循的軍事戰略之間也有根本的區別。前者是防禦性的，後者是進攻性的。越南人民在軍事戰略方面沒有向中國人學習任何東西。中國經常十分軟弱。他們幾乎未和日本人作戰。在黎筍對中國進行訪問之後（他聲稱此次訪問是在1952年），胡志明問他看到了什麼，他回答說，看到了兩件事：“越南非常勇敢，而他們毫無勇敢可言”。從那一天開始，黎筍就了解到了中國人和越南人的根本區別：“我們和他們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個個體身上都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因此，我們沒有防禦性的戰術。每個人都鬥爭。”

雖然俄國人給他帶來的擔心較小一些，但是，同對待中國人一樣，黎筍在文中也幾乎沒有對他們表示任何欽佩和尊敬。他對中蘇分裂表示不滿，他這樣做的理由是中蘇分裂加強了美國在越南的力量。他抱怨說，他必須每年都去中國兩次，“向他們解釋許多事情”。接着，他補充說，蘇聯就沒有這樣的麻煩了，因為他幾乎避免告訴他們任何東西：“至於蘇聯，我未置一詞……我只是泛泛而談。”

黎筍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對中國人所做的“中國人民”和“中國反動派”的區分。如上所述，他對中國人總的來說沒有什麼敬意，但他並不想因他們領導人的侵略政策而批評全體中國人：“我們僅僅把他們稱作一個小集團。我們並不是指他們的民族。我們並不是說中國人民對我們不好。我們說，這樣做的是反動的北京集團。”

黎筍也在中國方面的個人之間作了區分。這裡區別人的標準是他們對越南的了解程度。對越南了解最少的是毛澤東，黎筍看上去對他完全沒有好感“……最不守信、具有大漢族主義思想、想霸占東南亞的人主要就是毛澤東。”他更喜歡周恩來和鄧小平一點。黎筍說，周恩來在本世紀60年代曾同意，有必要成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陣線去支持越南的鬥爭，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周恩來還曾經幫助黎筍去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並且還安排了許多給越南的援助：“我欠他的人情。”華國鋒不了解越南，但鄧小平的了解要比他多一些。1977年10月，黎筍告訴蘇聯駐河內大使說，華國鋒是屬於那種不了解我們的中國領導人，但是，鄧小平對我們“非常體諒”。當時，黎筍曾預測鄧小平在中國的政權鬥爭中獲勝，而且，這一點將會導致中越關係的改善。

考慮到鄧小平曾下令入侵越南北部這一事實，黎筍在1979年仍對鄧小平持有一定的積極態度是令人吃驚的。黎筍聲稱，當1975年越南在民族重新統一的鬥爭中獲得勝利時，鄧小平曾真誠地對越南人表示祝賀，而其他中國領導人則態度勉強。而且，鄧小平在1977年同意了就邊界問題開始談判的要求。黎筍認為，鄧小平處於其他那些對越南不甚了解的中國領導人的壓力之下，因此不得不在涉及越南的問題上顯示出決心，以避免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現在，他魯莽而愚蠢。因為他要表明，他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他曾經更為猛烈地打擊過越南。他確實做過這件事並讓他們攻擊越南”。

這裡要指出的是，黎筍最後一方面的態度是他的堅定而可靠的國際主義信念。考慮到他的幾近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這一點看起來有點奇怪。但是，他認為，越南是世界範圍內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鋒。他說，這並不像古代，越南僅和中國相鄰。現在，全世界都緊密連接在一起：“……這是一個每個人都想要獨立和自由的時代。……傷害越南就是傷害人類，就是對獨立和自由的損害……越南是一個象徵獨立和自由的國家。”

1979年

這個文件的另一個可用之處是能反映出當年的形勢。1979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1977—1978年之前是社會主義政權發展的頂點，全世界約有30個馬克思主義政權。後兩年發生的許多事件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形成了一次危機。這次危機使12年後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的數目從30個減少至5個（中國、北朝鮮、老撾、越南和古巴）。

當然，就1979年而言，黎筍和其他領導人還不可能看到即將發生的事。他們已經習慣於成功並且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仰滿懷激情：社會主義代表比資本主義先進的人類發展階段。越南外交部1979年10月發表的白皮書聲稱，“今天，革命的力量增長了，並且正處於有利的地位。” 越南革命的勝利還未在他頭腦中淡忘，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接着又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白皮書聲稱，“帝國主義正在每下愈況，最終要導致一場不可救藥的總危機。它甚至不能在它的看來是穩固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據點穩住陣腳。” 蘇聯和越南的共產黨領袖無疑把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麻煩、中國市場力量的引進、中國和美國的聯盟解釋為社會主義總的發展過程中的暫時挫折，而這個總的發展過程必定會進一步加強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的力量。直到8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才開始意識到，全球的政治趨勢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

黎筍的文章揭示的越南領導人對1979年總的形勢的評價及對未來的預測是什麼呢？文章表明，河內的領導人正在準備一次對中國的更大規模的戰爭，並且，黎筍確信，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軍隊將被迫部署到中蘇邊界，所以越南將贏得戰爭的勝利。黎筍為他的同志們準備了一場新的曠日持久的民族抵抗戰爭，並且把越南視為整個東南亞抵抗中國擴張主義進程中的關鍵角色。他打算把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北部省份的傳統根據地義安、河靜和清化(絕大多數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來自這些地方)作為北方鬥爭的後備部隊的基地。黎筍聲稱，“我們將在不久的將來進攻中國，我們決心贏得勝利。”這番話極有可能是在中國懲罰性的入侵進行之後說的。為了堅定自己和其他同志的決心，黎筍將自己對於本民族的善於鬥爭的自豪感作了歪曲：“……實際情況是，如果另外一個國家和他們（中國）作戰，還不能肯定他們會獲得這樣的勝利……我們從不逃避我們的歷史責任……通過保衛自己的獨立，越南也在保衛東南亞國家的獨立。越南決心不讓中國成為一個擴張主義的民族。最近的戰鬥僅僅是鬥爭的第一個回合……即使他們用100萬或200萬軍隊來攻擊我們，我們也毫無所懼。我們剛剛和60萬軍隊交過手，如果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必須和200萬軍隊作戰，那也毫無問題。我們不會害怕。我們將使每個地區成為一個堡壘，每個省成為一個戰場。我們有足夠的人。我們能以多種方式和他們作戰……我們能用兩個至三個集團軍猛烈地攻擊他們以便使他們受到震懾；在通過這種方式使他們的意志動搖的同時，我們仍將保衛我們的領土。如果情況緊急的話，每個士兵都必須訓練出一個士兵，每個班都必須訓練出一個班。

看來，鄧小平在1979年3月做出了一個明智的估計。當時，他決定撤出中國軍隊。

黎筍與中國關係的記錄

對黎筍文章的第三個更為困難的利用是作為1952至1979年這一階段作者同中國及中國領導人關係的資料。由於可信的檔案和資料的缺乏，作這樣一個嘗試是誘人的。但人們不應對黎筍所述言辭的準確性抱有幻想。

黎筍說，他首次去中國療養是在1952年。據他說，他被他訪問的地區（很可能是廣東或廣西）儘管人口眾多卻不在日本占領期間進行任何游擊鬥爭這一事實所震驚。文中根據這一情況做出了越南人勇敢而中國人懦弱的基本區分。黎筍聲稱，胡志明證實了他的這種印象。這種敘述可能更反映黎筍1979年時對中國人的態度而非他首次去中國時的真實印象。我們甚至根本不能通過其他材料證實他當時去過中國這一點。

相比之下，黎筍關於自己對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反應的敘述更為可靠一些。

但是，更不能確定的是他是否在1954年就已經指責中國的錯誤。當時，中國、蘇聯和北越的領導對日內瓦協議都是堅決支持的，所以，黎筍可能還是埋怨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犯了錯誤。黎筍很可能是在花了一段時間後才發現周恩來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接受北緯17度線作為越南南北分界線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有可能告訴他的人是范文同，他是越南在日內瓦的代表團團長。

黎筍對中國消極隔閡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可能還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當時他努力去獲得蘇聯和中國對在南越再次舉行武裝起義的支持。那個時候，毛澤東正在發動一場後來使國家陷入危機的大躍進運動，因而影響到對國際主義義務的履行。黎筍無疑看到了這一點。

在他的文章中，他幾次回憶了當時周恩來和毛澤東是怎樣試圖阻止越南人在南越再次發動武裝鬥爭的情形。但是，他沒有提到下面的這個事實：當時蘇聯也相信日內瓦協議並阻止越南人做任何可能使法國和南越政權更易於違反協議的事情。

黎筍的文章免不了自相矛盾。首先，他引用了周恩來說過的這樣一句話，如果越南要繼續戰鬥，必須自力更生。接着，他指責周恩來曾“壓我們停止鬥爭”。第一個表述和陳兼的學術結論非常吻合：“……北京領導人在1962年以前既不阻止，也不鼓勵河內用軍事方式‘解放’南方的努力。” 黎筍的第二個表述看上去更為可疑。黎筍聲稱，他蔑視中國人的建議並繼續進行在南越建立武裝力量的工作。這裡，黎筍故意忽略的一點是，當時南越幹部和一些北越領導人的意見分歧。

當提到1963—1964年的事情時，黎筍筆鋒一轉，改變了譴責中國的內容。他不再譴責中國領導人試圖壓制越南鬥爭的迫切希望，而是譴責中國人向他們施加影響，如修建道路以便利中國政權向東南亞的擴張，輸送軍隊去鋪設控制越南的道路等等。 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

我們知道，黎筍和毛澤東會見過三次。第一次是 1953年在武漢，毛澤東在那裡（據越南白皮書）接見了一個來自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團。黎筍聲稱，在那次會見中，他了解了毛澤東的真實打算並且警告他，越南能夠打敗中國軍隊。據說，毛澤東問他：“同志，你們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抗擊並打敗了元朝的軍隊？”黎筍回答說：“不錯。”“同志，你們也真的打敗過清朝的軍隊嗎？”黎筍回答說：“不錯。”毛澤東問：“你們也打敗過明朝的軍隊嗎？”黎筍聲稱，就是在這個時候，說過這樣的話：“不錯，換了你們的軍隊也一樣。我曾經打敗過你們的軍隊。你明白嗎？”黎筍聲稱，他就是這麼對毛澤東說的。毛澤東說：“知道，知道！”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杜撰的談話。一方面，毛澤東似乎有可能提問上述的問題。毛澤東喜歡用這樣的方式和人開玩笑。但是，看上去極不可能的是，黎筍曾以他說的這種方式公開地挑戰毛澤東。 我們從《77次談話》 中了解到，黎筍在另外兩次同毛澤東的談話中（1964年8月13日和1970年5月11日）表現得像一個在主人面前低眉順眼的奴才一樣，他在1964年說“中國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並說“蘇聯修正主義者想把我們當作一個討價還價的砝碼”。1970年，他向毛澤東請求指示並把越南的勝利歸功於這一點：“我們遵循毛主席過去給我們的三個指示”，第一個指示是“不要害怕，我們不要害怕敵人”。 黎筍在《77次談話》和1979 年敘述中的表現判若兩人，但是，人們對自己行為的記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和別人當時的觀察有着天壤之別。

黎筍和越南白皮書關於1963—1965年中越關係的描述和中國方面不得不做出澄清的材料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根據黎筍的描述，是毛澤東想要修建通往越南的鐵路並派兵去那裡，但是他自己僅想要物質援助。在所有基於中方資料的敘述中，修路和志願軍的請求都來自越南方面，而且，這個要求是黎筍和胡志明提出的。 這一點在《77次談話》的部分資料中獲得了證實。黎筍聲稱，“我們僅僅要求他派遣人員，但是，他帶來了槍支和彈藥”，這一點看來在事實面前是站不住腳的。然而，在中國工程兵部隊和高炮部隊抵越後，雙方關係驟然緊張起來。而且，在柯西金 1965年2月做出蘇聯大規模援助越南的決定後，越南人採取了一種更為獨立的姿態。從那時起，越南人在《77次談話》中的口氣也明顯不同了。

黎筍關於20世紀 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敘述和中方資料的描述更為一致一點。黎筍聲稱，在1969年以前，他就幾次召集軍事幹部並警告他們，中國已經和美帝國主義聯手。因此他們要研究諸如準備在將來和中國發生衝突這樣的問題。關於中國對美國的新方針，黎筍作了和越南白皮書同樣的譴責：“那段時間裡，中國發表了對美國的聲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樣，他們就能使美國在越南增加力量了。”當然，這麼說也有其道理。中國確實強調了自己的大國利益而損害了北越的利益。

黎筍所說的和周恩來（很可能是1971年11月）在河內的會談是他文章中修辭最為精彩的部分。黎筍說，在尼克松訪華前，他的目標是在中國人的幫助下把美國趕出越南的同時慫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和美國針鋒相對。據說，周恩來當時告訴黎筍：“現在，尼克松即將訪問我國，雙方將主要討論越南問題。因此，同志，我必須來和你見面以便交流一下看法。”

黎筍聲稱自己是這樣回答的：“同志，你可以暢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會聽你的。同志，你是中國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們的，根本不是你們的。”黎筍再次聲稱，自己曾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疾言厲色。這一次，他的敘述看起來更為可靠一點。1971年在河內對周恩來疾言厲色要比在1963年在武漢對毛澤東這樣做容易得多。如果在周恩來關於1971年11月河內會談的報告中含有談及黎筍民族主義的蛛絲馬跡的話，那就有的好看了。

關於需要檔案研究的一點評論

中越關係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改善。1979年是雙方關係最壞的一年，而雙方在整個80年代都是相互敵對的。雙方在邊境地區陳兵，鐵路無軌，交通斷絕。兩國關係從80年代中期起漸有改善。越南1989年從柬埔寨撤軍標誌着雙方關係前進了一大步，並為1991年關係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礎。1999年新年前夕，兩國外交部長成功地在河內簽定了一項邊界條約，而且，他們現在準備在2000年結束前在東京灣劃出航海區域。這完成了黎筍和鄧小平在1979年為自己定下的沒有多大希望成功的任務。現在，鐵路再次開放，邊境貿易繁榮。兩國、兩黨、兩軍的交流都越來越頻繁，邊境省份在促進商業和文化關係中一馬當先。中國和越南的研究機構現在也開始交流了。這一點可以在1998年河內的大型研究會上得到證實。在那次會議上，中國和越南的社會科學家於其他國家學者在場的情況下，甚至討論了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如兩國邊界地區的民族集鎮問題。

這對當代中越關係的研究意味着什麼呢？通常情況下，當兩國關係改善時，對於他們過去遺留問題的研究也會連帶着得到改善。 中越雙方的歷史學家們將怎樣對他們的曲折歷史關係進行研究呢？一種可能是，每個國家獨立地進行自己的歷史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研究中國的檔案，用漢語寫中國對越政策；越南的研究者使用越南的檔案，用越語寫出有關越南和它的北方強鄰之間的曲折關係的專著。第二種可能是採用雙方相互合作的方法。這一點可以通過一種非常正式的、密切的方式去實現。中越雙方的歷史學家組成有關的團體共同工作、共同探索中越關係的歷史。最好是用兩種語言出版雙方的聯合著作。這一點也可以通過一種非公開的方式實現：由雙方可靠的黨史學家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並獲得使用那些被兩黨領袖隱藏的資料的特權。

第三種可能是一種開放思維的方法，即所有感興趣的讀者都有權使用雙方的原始資料。許多著作和論文用越語、漢語、英語或其他語言競相出版或發表。

所有這三種可能都以這個假設為前提：中國和越南當局變得比過去更為自信，勇於放棄對獨立研究的恐懼，允許人們使用關鍵的歷史資料。目前，兩國的思考氛圍看起來反而更為艱難。這可能會延長當前的矛盾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和越南的學者能夠比兩國以外的同行們更好地接觸資料並可以自由地撰寫和出版他們所喜歡的東西。唯一可以確保中越兩國學者在研究雙方關係的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方法是，允許存在一種更為開放的思考氛圍，不再對原始材料保密，舉行聯席會議、鼓勵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