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意青的文革喧囂與騷動

樊能廷

1968年季春時節，校園裡紫丁香、白丁香零落殆盡，不久之前幽幽揮發、沁人肺腑的芬芳已經悄然消失。學生宿舍區的通向27樓的柏油路上，一前一後走着兩個女人，前面的女人扎辮子，戴着“新北大公社”紅袖箍、推着自行車，後邊的女人披頭散發、雙手被繩子捆着。繩子的另一頭，拴在前面的那個自行車上。戴紅袖箍的女人意氣風發，步履矯健。後面的女人面目浮腫、跌跌撞撞，拴着她的那根繩子，不時一扽一扽，牽動她的腳步。

走在前面的女人是西語系英語教研室青年教員劉意青，此時是押送“囚犯”的“捕頭”。走在後面的“女囚犯”是西語系中年教務員姜鶼鶼。劉意青不止一次押送姜鶼鶼到批鬥現場，有一次是在課室樓，全系批鬥大會。文革中，西語系批鬥原系主任李賦寧大會，劉意青就是呼口號的領喊員，頻頻地振臂高喊口號，表現了她革命的激情與喧囂。

北大文革中劉意青屬於聶派，她迫切地想入黨，非常積極地表現，到了急不可耐地步。同學兼同事鄭培蒂在外文樓挨斗時，被劉意青踢膝彎，踢得“反革命分子”鄭培蒂跪倒在地——這是助教打助教，師妹打師姐。

批鬥鄭培蒂的時候，還拉來北大的“大黑幫”王學珍作“陪斗”。1.鄭培蒂的母親是俞啟威（黃敬）的表妹，稱呼俞啟威為“三毛哥”。1932～1933年俞啟威跟江青同居一年，江青非常忌恨知道她根底的人。僅僅因為與俞啟威這種不遠不近的親戚關係，文革中鄭培蒂母女受迫害，頭銜是“反革命分子”，罪名是“造謠中傷江青同志”。

1968年季春，鄭培蒂已經被關進了“牛棚”。鄭培蒂的弟弟（農大研究生）到北大校園看大字報，被劉意青認出，叫人抓他，關在27樓痛打，逼他承認反江青、反林彪、到北大是給姐姐“翻案”„

鄭培蒂也曾被關押在聶派“校文革”的27樓黑牢。

劉意青在批鬥會上打過資深英語女教師趙蘿蕤（從燕京大學“院系調整”合併到北大的）——這是助教打教授，是學生打先生。

此外，劉意青還打過別的一些人，參加過1968年4月26日“校文革”組織的武裝攻奪36樓學生宿舍的“戰斗”。這些，充分表現了她“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騷動。後來，鄭培蒂雖然“摘帽”，但劉意青依然不放過她，告密說鄭培蒂看禁書《紅字》（The Scarlet Letter)。鄭培蒂沒有看過此書，無法承認。那時，《紅字》被劉意青用作誣告鄭培蒂的不實之詞，劉意青以此撈取政治資本，踩着別人肩膀往上爬。

等到鄭培蒂真正讀到這本書，才知道只不過是說一個女人與人通姦的故事。倒是近來，劉意青的評析文章《如何看待人生的善與惡——對梅爾維爾和霍桑的比較探討》，載於《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綜合版》2020年第3期第1～8頁，多次提到霍桑的《紅字》，稱許為“知名度高”。

霍桑的《紅字》變成為劉意青“學術研究”的資本。文革後，李賦寧1979年1月復任為西語系主任。劉意青連續出國深造，志滿意得，在《國外文學（季刊）》2004年第3期（總第95期）發表《治學、修身的典範——紀念一代外語宗師李賦寧先生》，也許這算得她“人文良知”的發現吧。

劉意青，生於1941年，父親劉世沐是北京外語學院英語教授。劉意青1959年入學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跟李肇星同班；1964年畢業留校。劉意青曾任北京大學英語系副主任，退休前擔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新疆石河子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北大對口支援）。現任外國文學學會理事，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燕京研究院研究員，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延安大學和西南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由文革時期喧囂、騷動的“捕頭”、打手，到知名教授、博士生導師，她完成了一個華麗轉身。劉意青的評介文章《如何看待人生的善與惡——對梅爾維爾和霍桑的比較探討》說到：

“……霍桑認為，每個人的內心都要經歷從天真出發穿過黑洞的一個途程，黑洞象徵邪惡。那些成功走出黑洞的人是勝利者，他們戰勝了邪惡；而有些人永遠都走不出黑洞，就成為了失敗者。”

北大文革是個邪惡的黑洞，劉意青在黑洞時期沒少作惡，也沒少邪惡，現在她穿過黑洞了嗎？北大文革中，大大小小事件她表現孰善孰惡，她如今又怎麼尋思呢？

本文標題用到“喧囂與騷動”，只緣劉意青有批判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喧囂與騷動——略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小說》，刊載於《國外文學》1994年第2期第83頁。

【附錄】

鄭培蒂《往事未必如煙》（截錄）：“暴徒”

原載於鄭培蒂着《花開花落》，港龍出版社，2007年一版一印，第54～56頁。

《星島日報》美西版自2006年4月16日起，連續刊載文章以紀念中國文革40周年，強調：“本報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從解密的歷史資料中，鈎沉索引，將10年的黑暗，公之於天日之下，讀者之前。”

我周圍的許多華人朋友對文革並不清楚，他們或者太年輕，或者太早離開中國，對那瘋狂的十年，沒有切膚的疼痛。文革是1966年6月開始的，北京大學可以說是“發源地”，我還是個梳着兩條辮子的年輕助教，就被狂飆卷進了可怕的深淵。我的罪行是因為當學生時在宿舍里說過：表舅黃敬在30年代跟江青同居過並介紹她入黨。表舅原名俞啟威，是我母親的表哥，解放後曾擔任輕工業部部長、天津市市長。黃敬跟江青（原名李雲鶴）同居的往事，我是從小便聽母親說過的，是家裡的事。

因為我參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對立派“井岡山”，而“新北大公社”是受江青支持的當權派，為了摧垮“井岡山”而“挖山不止”，翻出陳年的舊賬，包括我早年說過的事情，“上綱上線”，非要我承認是在造謠，“矛頭直指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

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從家裡被抓走，“隔離審查”，多次挨批判、挨打、強迫勞動。胸前掛着牌子，上面寫着“現行反革命”，名字上還打了叉。6月18號是北大的“斗鬼節”，我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手持棍棒的兩行人中間走過，棍棒像雨點一樣落在我們頭上、背上。不久，我就進了“勞改大院”（又稱“黑幫大院”），剪去了頭髮，失去了自由。

我說我沒有造謠，是母親告訴我的。北大就派人到我母親所在的外貿部，把她也“揪”了出來，說她是“謠言製造者”，五十多歲的人了，被迫打掃大樓的全部廁所，下放勞動，受盡侮辱。

弟弟本來在農科院工作，到北大看大字報，被“新北大公社”的人認出來，打得皮開肉綻，要他承認他不僅反江青，還反林彪，僅僅因為他是我弟弟！

我父親是北京市政工程局總工程師，嘴比較緊，從不跟外人談家事，紅衛兵們抓不到把柄，便認為他解放前為國民黨政府服務，是“歷史反革命”，被關在北京郊區，每天推煤、劈柴，不許回家„„

我們家總算盼到文革結束，總算又都回到北京。但是文革中有多少冤假錯、多少屈死的冤魂！感謝《星島日報》每天切入一個主題，打開一扇窗口，讓我們不忘往事，痛定思痛，希望那種“赤色恐怖”的瘋狂歲月，永遠不要再回來！

啼血紅塵作為文革的親身經歷者，我非常關注《星島日報》特別策劃的專版，尤其同意它總結的“文革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文革是亡國書，文革是行刑隊，文革是絞肉機”！

以前只有“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的說法，現在居然可以這樣總結文革，痛快！文革，是讓中國人心中流血的歷史。

在灣區定居後，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其中一對姓L的夫婦，老實善良，他們有個可愛的女兒。有一天，L先生說女婿寫了一篇英文論文，請我潤色一下。我答應了，讓他用“電郵”傳過來。那女婿姓Bao，我以為“包”或“鮑”，沒太留意，改了一些句法、語法，看到最後，論文作者介紹自己和家庭，說他父母都是北大畢業的，父親是學西班牙語的，母親是學化學的。

西班牙語？姓Bao？“暴徒”？我愣住了，連忙打電話問L太太。

她說女婿的確姓“暴”。我立刻斷定這是那個外號“暴徒”的兒子，我說我認識他爸爸。L太太解釋說，這孩子跟他爸不親，跟他媽親，他媽姓周。我翻出珍藏多年的學生成績單，立刻找到那個姓周的學生的名字，一個秀氣的江南女孩的面容浮現出來，她怎麼會嫁給“暴徒”？

啊，對了，他們同屬於“新北大公社”那一派的。北京大學西語系，是“西方語言文學系”的簡稱。我們上學時，西語系有三個專業，分別為英語、德語、法語。至於西班牙語專業，文革前才設立。系裡調了幾名優秀的法語青年教師去進修西班牙語，他們就成了系裡第一批西班牙語教師。其中一位是蒙復地，他是個快樂熱情的漢子，認真負責的老師。文革伊始，北大分成兩派，互相貼大字報，揭發歷史、隱私。有人揭發蒙復地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立刻把他揪了出來。

二年級有個學生姓暴，膀大腰圓，一臉的“壯疙瘩”，是“新北大公社”的“鐵杆”。他家裡是北京小業主，出身不算好，於是他特別積極，混進了紅衛兵，在鬥爭會上聲嘶力竭，手裡拿着一根解放軍用的寬皮帶，往蒙老師身上抽打，非要他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是反革命。因為毛澤東當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又一次你死我活的鬥爭。”

中國古往今來的知識分子都堅持“士可殺，不可辱”的原則，堂堂一位老師竟然被學生當眾侮辱、挨打，蒙復地想不通，唯有以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在自家上吊自殺，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子。我至今記得他妻子那悽慘的哭聲，她完全沒有思想准備啊！

蒙老師含冤而死，而這個姓暴的學生被人們冠以“暴徒”的外號。在美國還認識“暴徒”的是住在西雅圖的吳老師，他不僅是我的英語老師，還是我“牛棚難友”。我打電話問他：“吳老師，您記不記得西語系一個姓暴的紅衛兵？”年近九十歲的吳老師在電話那頭激動地說：“暴徒？他燒成灰我也認得！”

定居加拿大的孫宗魯（北大校醫院大夫）曾告訴吳老師：這個“暴徒”如今也在加拿大定居，靠他那點西班牙文，專門販賣非洲一些小國的護照給中國人，一萬美元一本護照，發了大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