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被遺忘的援助

去過北朝鮮的中國人，很難不注意到一個令他們心酸甚至憤怒的事實：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的犧牲，在朝鮮官方的歷史編纂學中，被有意地忽略了。“戰鬥鮮血凝結成的友誼”或許還在，但其百姓已經不記得五十年前戰死在這片土地上的40萬中國軍隊的鮮血——根據他們所受的教育，板門店協定是朝鮮人的勝利；至於中國人，“那時你們也在嗎？”

歷史總是很容易被人遺忘。我們也不必急於責備朝鮮的忘恩，因為我們也在這一點上也不見得做得更好。新獨立的民族主義政權，總是傾向於過分誇大自己的自主性，而恥於提到自己曾接受的援助——如果當時曾尋求這種援助越迫切，過後就越羞於提起，自尊心總會輕易地壓倒感恩。

在1965年中蘇關係全面惡化前的十數年裡，新中國也曾接受蘇聯大規模援助，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是很難用國際政治的一般理論來解釋的。然而這些事實不久就被迅速遺忘，甚至成為政治上一個禁止提及的禁區。雖然“蘇聯同志從來不白給好處”，但兩國關係惡化後，中國對此事所懷的怨恨與公開持續的誹謗（“蘇聯專家不顧中國國情的錯誤判斷”是其中一個神話），很難說是公平的。

那麼蘇聯呢？當初為了急於想把德軍引離東線戰場，斯大林“事實上渴望軍事援助之情已經氣急敗壞”（基辛格語），美國當時根據租借法案，源源不斷地提供了150億美元的戰略物資，解了這個社會主義帝國的燃眉之急。當時斯大林對軍事援助的渴望已經達到這種程度——這個具有高度自尊心的獨裁者，竟邀請英國派遠征軍進入高加索。

二戰結束後，這些往事也隨之立刻被塵封起來。1976年，美國記者Hedrick Smith發現，多數蘇聯人根本不知道美國人曾在二戰中援助過本國，史料中僅僅偶爾談到“在戰爭的日子裡把船隻開到這裡來的外國海員”，但完全沒提到援助；這使他很難不懷疑這些是被蘇聯審查官所禁止談論的。至於少數知道這一事實並願意承認的人，則譏笑二戰的美援“只不顧送來一些罐頭豬肉而已”；他們憤憤不平地說：“援助只不過是些美圓，我們付出的卻是鮮血。”（《俄國人》）

處在危急中的受援國，總是期望別人體現出毫無保留的慷慨，這樣或許還能換得他們一時的感激。1961年中印邊境衝突時，幾乎陷於絕望的印度政府拋開不結盟的口號，呼籲外援以對付“中國的侵略”。當時“英國把最初的幾筆援助乾脆算作捐贈，美國把償付條件留待以後再議。法國等國家則認為沒有理由放棄慣常的商業規定，結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感。”此事的結果是：英美的慷慨很快被忘卻了，但印度民眾記得法國佬的“趁人之危”。

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是：輕易遺忘別人援助的民族，卻特別希望別人記得他們自己曾經給予的幫助。同樣是蘇聯，在打敗德軍，進占東歐後，立即在那裡扶植起自己的衛星國，“工廠里掛滿畫像，公共場合遍豎巨型雕像，六個國家中解放了的無產階級不大可能忘記他們對‘偉大的斯大林’所欠下的恩情。”（《夾縫中的六國》）大概正是出於這一邏輯，斯大林在二戰後，拒絕了美國的“歐洲復興計劃”——在他看來，美國竟要提供美圓來援助蘇聯及其他歐洲國家實現經濟復興，又不附帶什麼條件，其背後一定有陰謀。

中國的戰爭記憶同樣強調依靠本國力量——雖然日本人從不肯承認自己是被中國擊敗的。有一段時間，我們既反蘇又反美，蘇聯的援助是禁忌，二戰中的另一盟友美國的援助更不願意提。直到前幾年，作為一種政治和解的跡象，滇緬戰線和駝峰航線的往事才開始被公開談論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也不是一個感恩的國家：為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戰爭，法國付出極為高昂的軍費（相當於當時法國4年的全國收入總和），這一沉重的債務甚至是1789年法國革命的起因之一。雖然法國的出發點之一是報復1763年七年戰爭中敗於英國，但作為美國，毫無疑問應當感謝法國。但事實是：在此後的歷史中，美國很少採取與法國一致的立場，相反倒是經常和英國聯合。除了自由女神像之外，美國人民也已經不大記得當年法國人在獨立戰爭中的事跡了。

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談到此事時說：“革命時期美國人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對於法蘭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這點在法國人給予了有效的同情與援助之時，被極大地忽略掉了。”我們在以上幾個例子中，似乎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這種不信任感，在受援助的蜜月中容易被忽略，然而援助的結束，就是遺忘和怨憤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