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戰前的陸軍軍事教育

　　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發端於對西洋近代武器的採用。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清軍逐漸開始摒棄舊式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轉而採用西方先進的近代武器裝備。武器裝備的更新必然要導致軍事教育和訓練內容的變化，創辦傳授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知識的軍事學堂，就成為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

　　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開始籌建新式海軍。為培養海軍人才，洋務派於1866年建立福州船政學堂，以此為肇端，各種海軍學堂紛紛建立。此後，隨着中國海軍的發展壯大以及先進武器裝備的不斷
引進和更新，培養水雷、魚雷、電報等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軍事學堂應運而生。然而，與此同時，陸軍軍事教育卻長期停滯不前。在藉助外國侵略勢力和部分洋槍洋炮的幫助平定太平天國後，湘、淮各軍不思進取，固守成規。雖然清軍各部多採用了西式操練方法，配備西式槍械，也聘有大量外籍教習，但系統的軍校教育卻遲遲沒有建立。直至福州船政學堂建立約二十年後的1885年，清政府才正式創設了第一所陸軍軍事學堂——天津武備學堂。

　　1884年，淮系將領周盛波、周盛傳兄弟，向李鴻章建議，“就天津紫竹林設一公所，仿西國武備院之制，擇德弁之精者，專司教練，飭各軍挑選剽健而又精細之弁勇，送院學習，以期成就將才，為異日自強之本。” 李鴻章亦認為西方列強“陸營將弁，必由武備書院造就而出，故韜略皆所素裕，性習使然”，而清軍將領“僅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材，以與強敵從事，終恐難操勝算”，遂產生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創設武備學堂以培養新式指揮人才的想法。李隨即於天津水師公所內創設天津武備學堂，令直隸提督李長樂、廣東水師提督曹克忠、署廣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慶、總統銘軍記名提督劉盛休、正定鎮葉志超、通永鎮吳育仁、大名鎮徐道奎、皖南鎮史宏祖等各軍挑選“精健聰穎，略通文藝之弁目”， 送堂肄業。1886年位於紫竹林的校舍落成，計有房舍500餘間，其中有辦公室、教室、圖書館、實驗室、模型室、標本室、繪圖室、印刷室、宿舍、飯廳、醫院等，該校規模宏大，設備齊全。

　　天津武備學堂學生由各軍“擇其精悍靈敏者，挑取百餘人”，“其中有文員願習武事者，一併量予錄取”。 1886年後，增加到約250人至300人之數。 1887年起，學校開始招收13歲至16歲間“良家年幼子弟”40名，入院肄業。學制5年，比選自弁目者的2年期限為長。 天津武備學堂還聘請大量德國軍官為教習，表如下：

　　甲午戰前德國軍事教習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任職表

　　姓名來華時間擔任職務備註

　　李寶(保)1884鐵路教習1887年去職

　　崔發祿1885鐵路教習

　　哲寧1885鐵路教習

　　那珀1885教習1887年去職

　　博郎1885教習

　　閫士1885教習1887年去職

　　巴恩壬1885教習1887年去職

　　艾德1885教習1894年去職

　　黎熙德1887總教習1894年去職

　　拜耳1887教習

　　李喜1887教習

　　包爾1889鐵路教習兼克虜卜兵工廠駐華代表，1893年去職

　　瞿思圖1890鐵路教習1893年去職

　　資料來源：林慶元輯《洋務運動中來華洋匠名錄》，《近代史資料》總9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84～294頁

　　天津武備學堂設有炮隊、步隊、騎隊及工程營四科。所設課程有內堂課和外堂課二種。內堂課為理論課，設有天文、地輿、格致、測繪、算化、兵法、地利、軍器、炮台等有關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軍事理論基礎知識的課程。外堂課是技術課，在操場進行，主要是“操演所習炮隊、步隊、工隊及分合陣法”等初級指揮員應有的知識。除此之外，學員每年還須到旅順口、山海關等軍營炮台實習兩個月，第一個月練習步兵、騎兵、野戰炮兵和工程兵的軍事指揮，第二個月練習測量和繪圖等技術操作。

　　天津武備學堂制定了嚴格的紀律制度，教學頗見成效。1886年，醇親王巡閱北洋，親赴學堂查勘課程，奏稱“規制整肅，各生徒於陸路槍炮台壘之法，童而習之，長令入營帶隊，必得實用，將才自日出不窮。” 1891年，“熱河教匪倡亂”，李鴻章遴派天津武備學堂學生“赴前敵各營練習戰事，考證所學，屢獲勝仗，頗著成效。” 至甲午戰前，該校先後畢業約500名學生，其中較為著名者有：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士珍、段芝貴、陸建章、王占元、何宗蓮、張懷芝、田中玉、商德全、雷振春等，他們大多成為甲午戰後清政府編練新軍的骨幹力量。

　　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天津武備學堂啟動了中國陸軍近代教育，在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育方針、教學內容與形式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為甲午戰後武備學堂的大規模開辦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辦學模式。

　　此後，1887年，張之洞以“廣東南洋首沖，邊海兼籌，應儲水陸師器使之材，較他省為尤急”， 奏設水陸師學堂。隨即以原所設“博學館”(其前身為光緒六年兩廣總督張樹聲所建“實學館”)為基礎，擴充而成。該校“講習水戰、陸戰之法”。 設水師、陸師兩部，各以70名為額。陸師部聘德國人歐披次為教習，學生學習德文，分馬步、槍炮、營造三項，“其規制、課程略仿津、閩成法，復斟酌粵省情形，稍有變通。大抵兼采各國之所長而不染習氣，講求武備之實用而不尚虛文。” 至1889年11月，該校陸師頭班學生19名已學成，“堪以派赴各營供差”。但是，自張之洞調離兩廣總督以後，廣東水陸師學堂便漸趨頹敗。1893年4月，繼任兩廣總督李瀚章又停辦了其中的陸師部，解聘了洋教習，並將校名改為廣東水師學堂。

　　早期的陸軍軍事教育為清軍培養了一批具有近代戰爭意識的新式軍官，在整體戰鬥力落後的清軍中注入了近代戰爭的因子，也使部分清軍的戰鬥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如聶士成重視軍校生的作用，“專用此堂(天津武備學堂)學生為營哨官”， 所部馮國璋等武備生“凡戰術軍儲多資以擘畫”， 因而相較於清軍其它各部，其戰鬥力也相對較高，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也較為突出。更為重要的是，早期的陸軍軍事教育為甲午戰後新式陸軍的編練儲備了必要的軍事人才。

　　但總體而言，早期的陸軍軍事教育相較於海軍教育的飛速發展而言，不僅規模極小，而且也沒有形成配套的體系。這種狀況也恰恰表明了清政府在對待軍事改革的態度上的保守心態——海軍初設，因而不得不大量培養海軍軍事人才；而陸軍尚可一用，其改革便相對延後。這種保守心態也極大的影響了對早期武備畢業生的使用。雖然至甲午戰爭之時，經天津武備學堂和廣東水陸師學堂教育之陸軍兵弁已有五、六百名之多，但清軍的保守和落後的軍官選拔制度已成為新式軍官發揮功能的嚴重阻礙。如淮軍將領“多以行陣起家，……於軍學多嫚語姍笑，文忠公雖知之，固亦無以易諸將也。”武備生雖在近代戰爭知識和技能上遠遠領先於舊式軍官，但卻“多淹滯侘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稱其才。” 舊式軍官“積資負功者坐食祿，無大過終不能易其位，向也以戰為教，今無戰則無教耳，故新進之士終不能為所容焉。”武備學堂畢業生除聶士成部外，不僅得不到重視，無法染指部隊的指揮權，而且還處處受到舊式軍官的排擠和打壓。蔣方震曾就此論道：“然學生畢業後，無指揮軍隊之權，僅僅當軍營之教習，賞罰不屬，而日聒於其側，大為軍中排斥，故甲午以前學生無能任用者。”

　　二、甲午戰敗的反思

　　1874年的台灣危機及其後日本一系列的侵略擴張活動，使清政府對日本產生了強烈的戒心。為應對日本的威脅，清政府展開了具有一定針對性的整軍建軍活動。在陸軍方面，組練“練軍”，並將部分勇營改為“防軍”。在武器裝備上，清軍也積極引進新式槍械。70年代以後，淮軍裝備不斷更新，英國的馬梯尼、士乃德，法國的哈乞開斯，德國的老毛瑟，美國的林明敦，秘魯的黎意等槍種，均進入淮軍部隊。到甲午戰爭前夕，部分部隊還裝備了更為先進的後膛連發槍，主要槍種有奧地利的曼利夏、德國的新毛瑟和中國仿造的快利槍等。在火炮方面，淮軍主要有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魯森式和德國的克虜伯式後膛炮，到1884年淮軍配備的後膛鋼炮已達370多門。從1886年起，廣東又陸續撥解北洋鋼炮近200門，北洋自購者尚不在內。另外，到甲午戰爭前，江南製造局共造出後膛大炮145門，大部分用來裝備了淮軍。淮軍火炮中，有一部分還是西方80年代末才發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見，淮軍的裝備無論是質與量，都是堪稱一流的。湘軍及部分練軍、防軍雖不及淮軍，但也裝備了相當精良的武器。如直隸練軍即一律裝備洋槍洋炮，到90年代前後，還裝備了新式毛瑟槍和克虜伯炮。反觀日軍方面，至1894年，其陸軍使用的主要是國產的青銅炮和村田式單發槍(只有少數部隊裝備了村田式連發槍)，性能上遠不如中國進口的西方新式連發槍和後膛鋼炮，其全軍擁有的野炮不過300門， 數量比清軍少得多。此外，在海軍建設上，清政府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成軍，總噸位達27370噸，包括7艘新式戰艦，其中更有兩艘7000噸級，在東亞首屈一指的戰鬥艦。相較之下，日本還只有70年代購造的比較落後的3隻噸位不大的鐵甲、裝甲艦，和2隻新購造的3700噸級新式巡洋艦，合計15763噸。 無論就總噸位還是艦船質量而言，北洋艦隊都遠在日本海軍之上。李鴻章對北洋海軍的實力也頗為自負，他在1891年5月認為，北洋“海軍一枝規模略具”，將領“熟精技藝”，“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清政府的建軍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使清軍的戰鬥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這也使輿論和部分清廷官員產生了自大心理。雖然部分有識之士認為日本“陸路軍容如荼如火，已足稱雄；而水師亦漸增艦船，勤練士卒，固已倍勝於前”， 對日本徹底西化的軍事改革，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並對中日衝突的前景擔憂，但充斥朝野的仍是盲目樂觀的情緒。1886年，《申報》發表文章，認為日軍“雖不及泰西之精練，然亦足以稱雄於海外”，但相較於清軍，則 “非其力所能及也”，認為日本侵華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直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萬國公報》還無視日軍實力，認為中國軍事實力遠勝日本，“不僅足以戰勝日本，即與西方大國戰亦覺綽綽有餘”，“區區島國，豈敢爭霸？” 而此時，日本已根據山縣有朋的建議，將陸軍按照大陸作戰模式，整編為包括步兵旅團、騎兵和炮兵聯隊、工兵和輜重兵大隊的合成部隊， 其綜合戰鬥力明顯提高。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全國陸軍可動員的總兵力約22萬人。中國的總兵力約100萬人，扣除巳實際喪失作戰能力的八旗、綠營兵不計，具有一定作戰能力的勇軍和練軍約35萬人。戰爭爆發後，這批部隊的大部分都動員起來投入了戰場，同時，清政府又招募了大量新兵。以兵力言，中國遠勝日本。然而，在整個戰爭中，清軍基本上未打過象樣的勝仗，傷亡卻遠遠超過日軍，且棄城失地，一路潰敗。戰爭以清軍的慘敗、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而結束。甲午戰爭的慘敗極大的震驚了全國上下。痛定思痛，朝野上下開始反思戰爭失敗的原因，而軍事教育的落後則是最受詬病者。有識之士對此作過不少沉痛的總結。

　　首先，清軍最高當局和高級將領，對近代戰爭和軍事科學知之甚少。高級軍官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消極，不懂得近代戰爭的戰略戰術，其指揮系統和手段，根本不適應近代戰爭的需要。漢納根戰後論道：“(清廷)身居顯要之大員，又皆昧於審時，暗於度勢，詢以當今最要之軍務，率皆茫然莫曉。” 在戰爭中清軍缺乏嚴密統一的戰爭規劃，致使各部之間缺乏協同，各自為戰，往往被日軍分割擊破。在各技術兵種的協同作戰上，清軍也顯示出極端的無知。以火炮的使用而言，問題相當嚴重。清軍火炮雖多於日軍，但指揮官將火炮配屬於各部隊，不懂得集中火力。而“倭炮不拘多寡，用則一處齊發”， 在戰爭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此外，清軍指揮官也不懂步炮協同作戰的原理，炮兵陣地總是選擇在“第一線步兵陣地內或其間隙。因此，火炮成為顯著的目標；在戰鬥的初期階段，屢次被日本炮兵破壞”。 西方史學家拉爾夫，爾·鮑威爾認為：“中國的指揮官在基本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方面，顯示出可悲的無知。把人送到這些為當權者提拔起來的，老而無用的指揮官手下作戰，是一種犯罪行為。”

　　其次，軍事教育的落後也使清軍各部缺乏大量合格的中下層軍官。在戰爭中，雖然部分重視使用軍校畢業生的清軍部隊表現出了較高的戰鬥力，但有限的軍校畢業生並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形勢。清軍各部指揮軍隊之權仍操諸行伍出身的舊軍官之手。這些舊式軍官囿於國內戰爭的老經驗，因循守舊，不懂新的軍事科學。正如袁世凱所說，他們每“師心自用，仍欲以‘剿擊發捻’舊法御強敵，故得力者不可數睹耳”。 早在甲午戰前，曾任美國駐華使館代辦之職的何天爵就曾說：“我在中國看過極優良的隊伍，可與世界各處相比擬——只是缺少軍官。” 淮軍是參戰清軍中最精銳的部隊，但除聶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隊外，其他各部均無象樣的戰績可言。正如時人指出：“淮軍萬不可用也，宿將久經凋謝，繼起者非其親戚，即其子弟，均未經戰陣之人。補伍皆以賄成、扣餉早懷積怨，……驕奢居人先，戰鬥居人後。”淮軍尚且如此，其他各省部隊更是等而下之。漢納根言道：“竊謂練華人而使之為兵，五洲萬國宜皆無出其右者；然舉華人而使之為將，四百兆眾竟無一能勝其任者。” 英國顧問斐利曼特而也曾言道：“境無論水陸。官無論提鎮，欲求一深通我輩之新學者，竟而杳不可得。” 可見，合格的軍官的匱乏已極大的制約了清軍戰鬥力的發揮。

　　第三，合格軍官的匱乏導致士兵缺乏嚴格的軍事訓練。

　　張之洞曾言，“外洋新式快槍快炮，精巧非常，舊日將領大率不解，亦不愛惜，粗疏者任意拋擲，動致損壞，謹慎者收藏不用，聽其鏽澀，其於擦拭、拆卸、裝配、修理、測准諸事，全不講求，將弁不知，何論兵勇？操練不能，何論臨陣？” 由於缺乏經過軍校教育的合格軍官，清軍基層軍官的素質極為低下，直接影響了清軍的日常訓練。清軍平日訓練“虛應故事”， “營壘器用，但守舊法，繪圖、測量、行軍、水陸工程諸事，尤所不習，討內匪則可，御外侮則不能”。這就造成清軍各部“人皆烏合，來去無恆，不練固無用，練成亦不能禁其四散，徒勞無功” 的現象。早在1874年，壽爾就認為：“中國的力量，用歐洲的武裝標準去衡量，是外表勝於實質的。它的組織是極有缺陷的，……它的軍隊只是一些分散的烏合之眾，……他們缺乏訓練——因為叫幾百個人怎樣‘開步走’和拿槍，幾乎是不能叫作是操練。” 戰爭末期，李本方在致徐邦道信中言道：“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將不得人，兵不嫻器。以極貴極精之槍炮，付諸毫未練習之勇丁，倉卒臨敵，手忙足亂，或出隊而錯帶子彈，或臨時而忘記用法，乘以強敵，不奔何待?中國之論兵事者，人人皆曰槍炮不精；船械不利，眾寡不敵，吾獨謂所以致敗之故，不系乎此。” 李氏斯言，可謂一針見血。清軍嚴重缺乏訓練，致使先進的軍事裝備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袁世凱在1894年12月與盛宣懷電中對此亦有論及：“各軍不知槍炮，乍聽必謂過言，試舉兩端：津解快炮，無鞍套馬匹，及用治前敵，無從備防，炮則門破，一敗即棄，且子彈佩每二百，不足十分鐘用；至兵槍，只知托平亂打，不起碼牌，故彈及近，難命中，有用彈數十條，傷寇十餘人，何能禦敵？”

　　但在整體潰敗的情況下，軍校生的表現卻不乏亮點。在防守成歡驛的戰鬥中，聶士成部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於光炘等冒雨探得日軍夜間進攻路線，“歸促士成速備戰”， 後於自請率健卒數十人，與武備學生周憲章、李國華、辛得林等埋伏在安城渡南側佳龍里一帶民房附近的道路兩側，組織伏擊。當日軍到達時，“瞬間，伴同爆發的連發槍聲，子彈雨點般從夾路兩旁人家中激烈射出”，日軍第二十一聯隊第十二中隊長步兵大尉松崎直臣當場被擊斃，山田四郎中尉被擊傷，士兵死傷多人。日軍“驚惶敗退，互相踐踏”，退至安城渡橋上，“橋小人眾，擠擁墜水溺死者甚眾”。他們堅持抵抗達四刻之久，終因寡不敵眾，全部壯烈殉國。

　　聶士成也因重視軍校生的使用而得到讚揚，“屢與敵抗，有戰績，論者多忠節之知人。”

　　種種情況表明，清軍耗費巨幣，雖然在武器裝備等方面取得了相應的進展，採用了西方的武器裝備並用西式操典訓練，但卻因軍事教育環節的缺失使整體效能大打折扣，距離一支合格的近代軍隊的標準還有很大的差距。近代系統、科學的陸軍軍事教育的缺乏使清軍官兵對於近代軍事的真正內涵所知甚少，而高級軍官尤甚。這種致命的缺陷使清軍在武器裝備上所取得的有限進展化為烏有。軍事教育對於清軍欲建立一支近代軍隊的意義顯而易見。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陸軍軍事教育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清軍的慘敗，使人們對清軍軍事教育的落後狀況有了較全面的認識，“西國之將領，由武備院肄業生考充兵弁，以次遷升，必其學成而後致用”， 相較於日本軍事教育的飛速發展，中國無疑已經大大落後，“日本軍隊給中國上了痛苦的一課，告訴它一支東方的軍隊，能夠在組織、訓練、紀律和運用上做得多麼好。” 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國人的憂患意識空前高漲，並進而促使清廷萌發了參仿西法，全面變革軍事制度和完善軍事教育的思想。軍校生的傑出表現也充分顯示了近代軍事教育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也使清廷官吏認識到了加強軍事教育的重要性。戰後，直隸總督王文韶就認為，聶軍重視使用軍校生，得以抗敵有功，“明效大驗”。 這使此後陸軍軍事學校的開辦得以在全國迅速擴展開來。

　　三、甲午戰後陸軍軍事教育的新發展

　　甲午戰敗，清軍將領缺乏近代戰爭指揮能力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這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整軍禦侮，將材為先”，而經受過系統軍校教育的新式軍官更得到了空前的重視。

　　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一日，中日交戰正酣之時，津海關道盛宣懷就在奏摺中痛斥各軍守舊軍官，“湘淮將領，多不服西法，雖亦購其槍炮，習其操陣，僅學皮毛，不求精奧”。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袁世凱向盛宣懷連發三電，對前線中日軍隊的戰鬥力進行了較系統的比較，就清軍的先進武器與落後軍事教育之間的尖銳矛盾提出了加強軍事教育的建議，“宜速延名教習，募學徒千人，教兵官認真講究西法，另改軍制。為將來計，此軍務決非老軍務所能得手”，並建議“募學生數百，請洋教習數人，設兵官學堂，可將來報復用”。

　　清政府迫於形勢，對軍事改革也積極起來，採納胡燏棻和德國顧問漢納根的建議，編練新式陸軍。至1895年2月，練成十營，共5000餘人，號“定武軍”。胡燏棻高度重視新式軍官的作用，認為，“講求武備，必須一洗舊習，方克挽迴風氣”，“須營官熟習西國兵制，……方能訓練有方”， 因此在軍官的選拔提用上，他着力延攬、培養武備學堂畢業生。1895年12月清廷派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接辦定武軍，並將其更名為新建陸軍。袁世凱接辦後，又大批延攬諸如段祺瑞、馮國璋、陳光遠、王占元、張懷芝、陸建章、曹錕等130餘名“學有根底之學生，使督率營伍，研究操法”。 這些軍校生多能得到袁世凱的重用，其中馮國璋更被袁世凱稱為“鴻寶”，“留充督操營務處”，為袁世凱“集兵學專家，討論折中”，制定“兵法、操典、營制、餉章”等各項規制。 馮國璋和段祺瑞、王士珍一起被稱為“北洋三傑”，“成為袁世凱建練新軍的三根支柱。” 據統計，“新軍的高中下級軍官幾乎全被武備學堂畢業生所壟斷。”

　　與此同時，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於1895年12月在江寧仿照德國陸軍編制，開始編練自強軍。張之洞聘請了35位德國將弁作為自強軍的營官和哨官，另設副營官、副哨官之職，由華人任武職者和天津、廣州兩處武備學堂出身的學生擔任。

　　隨着新式陸軍的編練，新式軍官的重要作用日益顯現，增設新式陸軍學堂，加大新式軍官的培養力度已極為迫切。光緒二十一年五月，胡燏棻上折要求“籌餉練兵、重工商、興學校”，得到了光緒帝的響應，光緒隨即發出“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的諭旨。同年，軍務處在奏摺中言道：“各國將弁，率皆幼習武備，由學堂考升職任，固於行軍兵法，運用槍炮及繪算測量各法，均能通其奧妙”，而“中國舊有將弁，多以壯年奮勇，薦擢職銜，……不但於各國兵學毫無領略，即中土古今名將治軍之道，亦屬茫然。”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也認為：“整軍御武，將才為先，德國陸軍之所以甲於泰西者，……其要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固得人稱盛。今欲仿照德制訓練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力教練，不足以造就將材。” 並以此為據，首先於1896年2月，在南京儀風門內創設江南陸師學堂，聘請德國軍官駱博凱、泰伯福特、毛和思等“精通武事者五人”為教習，招收“年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聰穎子弟，文理通順、能知大義者百五十人為學生”，分馬、步、炮、工各門，“研習兵法、行陣、地利、測量、繪圖、算術、營壘、橋路各種學問，操練馬、步、炮各種陣法。”所有各門均以兩年為期，兩年後再令專習炮法一年。

　　1896年4月，袁世凱“專為造就將才起見”， 在天津小站建新軍行營武備學堂，挑選“質敏體健，相貌魁梧，性情忠實，兼能粗通文藝” 的在營弁兵234人，分德文、炮隊、馬隊、步隊四科，分別以德國人慕興禮、祁開芬、曼德、魏貝爾擔任教習。 學堂學制兩年，開設兵法、槍炮、算學、測繪、地理、及戰陣各法，並制定了嚴格的考核管理辦法。該校為其後北洋及各省新軍的編練提供了大批人才。1898年，榮祿奏稱：“(袁世凱)輪調各生，親加考驗，所學兵法、戰法、算學、測繪、溝壘、槍學、炮學、操法及德國語言文字，均能洞悉窾要，日臻精熟。” 1902年7月，袁世凱在奏摺中稱：“其畢業諸生，材藝有成就者，或拔任營員，或經湖北、山西、陝西各省紛紛咨調，派充教習、營弁。”而“近時直隸募練新軍，所派將校官弁，亦多取材於此。是該學堂之卓有成效，足資實用，已可概見。”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懷上折再次強調“育才”，要求各省“先設武備學堂一所，教以築壘測地、槍炮製造、彈丸發送、隊伍分合、馬騎控御諸學。”光緒帝隨即發布“武備學堂能否於各省會一律添設”的諭旨，要求各督撫“妥籌具奏”。 此後，給事中高燮曾也上疏請改革武舉，並“為求將帥之材，備教習之選”，要求“先設京師武備學堂，然後遍及各行省。”

　　1897年，已調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以“練兵必兼練將，而練將又全賴學堂。……故武備事宜，尤以設立學堂教育將材為首務” 為由，以王秉恩為總辦，錢恂為提調，姚錫光為總稽查，創辦湖北武備學堂以“儲備將才”。該校第一屆招生極為轟動，陸續報名投考者竟達四千餘人。 經挑選，擇“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120名為學生，入堂肄習，學制五年。 該校聘請德國軍官法勒根漢為總教習，根次等為教習，開設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和營陣攻守轉運等課，並進行槍隊、炮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行軍炮台、行軍鐵路、行軍電線、行軍旱雷、演示測量、演習體操等。

　　此外，浙江巡撫廖壽豐還於1897年8月，在浙江杭州求是書院的西隅，創辦了浙江武備學堂，挑選浙江防營25歲以下，“略識文字，身體健壯” 之弁兵40名為學生，聘任日本齋滕季次郎和三宅縫造為總教習，學習期限正科三年，速成科一年。1898年的6月、8月、9月、10月，貴州、陝西、安徽、山西等省，也相繼創辦了武備學堂。各省武備學堂辦理情況如下表：

　　資料來源：羅爾綱：《晚清兵志五·軍事教育志》3～26頁；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二輯《清末新軍編練沿革》，319～334頁，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550頁

　　此外，1899年4月，兩江總督劉坤一還在南京創辦了練將學堂，在各營、旗官弁中招選學生，延聘洋教習教以馬、步、槍炮、工程、輜重、測量等學。1899年，張之洞又在湖北設立防營將弁學堂和綠營將弁學堂，專教防營和綠營將弁學習新式軍事知識。防營將弁學堂以日本人大原武慶為教習，柳原又雄、木野村政德為翻譯；綠營將弁學堂附設於湖北武備學堂之內，以德國人福克斯、何福滿為教習。這兩所學堂帶有在職培訓性質，主要由外國教習講授軍制、戰法、地形、測算、繪圖等課程。

　　經過數年的努力，甲午戰後的陸軍軍事教育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並且由於接受了甲午戰爭的教訓，無論是學校的類型，還是教學體制以及教學內容，均有了新的發展，其具體情況如下：

　　首先，軍事教育的規模得到了迅速擴充。

　　甲午戰前，中國的陸軍學堂僅有兩所，其中廣東水陸師學堂並非完全意義上的陸軍學堂，它的陸軍軍事教育僅僅存在了五年之久，其畢業學生數目也極為有限。而在甲午戰後，陸軍軍事學堂迅速擴展到十餘所，並且突破了武備學堂的單一模式，出現了將弁學堂等多種軍事教育形式。軍事教育的規模也得到了大規模的擴充，據粗略統計，甲午戰後新興建的各陸軍學堂僅一年的招生數額就達千餘人之多，而這一數目已和天津武備學堂自1885年創辦到毀於庚子之役先後十五年間所培養的全部人數相若。

　　其次，軍事教育對象的素質得到了相應的提高。

　　早期的陸軍軍事教育對象多為在營弁勇，文化素質較低，年齡也普遍較大。這使新式軍事思想和技術的傳授較為困難。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三年曾言：“近年外洋各國講求兵事益為精密，向來中國學堂所教，多系俊秀幼童及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尚遠，數年之中，斷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 而甲午戰後，隨着重文輕武之風的改變和圖強雪恥之氣的激勵，大批文舉貢生投考軍事學堂，使軍事學堂的學生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張之洞在創辦江南陸師學堂時就着意招收文理通順的聰穎子弟，所辦湖北武備學堂更是“專選文武舉貢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考取收入學堂肄業”，以期能夠“引申會通，展轉傳授”。

　　第三，軍事教育的內容得到了擴充和改進。

　　天津武備學堂僅設有炮隊、步隊、騎隊及工程營四科。所授課程也僅為初級指揮員應有的知識。甲午戰後，陸軍軍事教育的內容得到了擴展並且更加切合戰爭實際。如江南陸師學堂強調炮科教育，“炮在武學中又別為專門，尤非淺嘗所能見效。所有應習各門，約以二年為期，二年後再令專習炮法一年。又須略習德國語言文字，以便探討圖籍”。 應當說，重視火炮在近代戰爭中的使用顯示出中國的軍事教育部分的吸取了甲午陸戰失敗的教訓，更加切合近代戰爭的變化，並且這種變化也符合近代戰爭的發展趨勢。在湖北武備學堂中，也增設了諸如行軍鐵路、行軍電線、行軍旱雷、演示測量等新的教育內容。

　　甲午戰後陸軍軍事教育的新發展使中國軍事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又向前進了一步。然而，這種變化並沒有緊隨西方先進國家多兵種合成化作戰的發展方向，陸軍軍事教育仍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配套體系，並且由於缺乏統一的發展規劃，這一時期的陸軍軍事教育略顯雜亂，各校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中國陸軍軍事教育只是在再一次經受西方沉重打擊的庚子國難後才逐漸步入正軌，這一變化已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