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傳授六經之學，稱為六藝，或作六學。《史記．儒林列傳》稱六藝的傳授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中斷，其說之不確切，前文已細言之，此不復贅。《漢書》大量抄襲《史記》，於《儒林傳》亦不例外。然《漢書．儒林傳》雖然在總論之中重複《史記．儒林列傳》的說法，卻又在記述《易經》的細則中分明說“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譯為今日之白話，即“待到秦朝禁止學術之時，《易》因其為占卦的書，獨免於遭禁，所以傳授的人未曾中斷。”自相矛盾姑且不論，大抵《易》學的傳授不曾在民間遭禁的說法是可靠的。理由有二：其一，李斯奏請禁書的奏章中分明說醫藥、筮卜、種樹的書不予禁止之列。其二，《易》學的師承記錄比任何其他儒家學術都更為清楚和詳細，倘若因遭禁而中斷，想必不能如此。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漢書．儒林傳》，孔子傳授《易》學於魯人商瞿，商瞿傳楚人□臂，□臂傳江東人矯疵，矯疵傳燕人周豎，周豎傳淳于人光羽，光羽傳齊人田何。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洛陽人周王孫、丁寬、齊人服生，王同傳□川人楊何。楊何以及齊人即墨成、廣川人孟但、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淄人主父偃，皆因精通《易》學而至大官，而田何被尊為漢代《易》學之祖。田何的弟子丁寬曾為將軍，參與平定吳、楚等七國反叛之役；學術成似亦最高，著《易說》三萬餘言，堪稱文武雙全之才。丁寬傳同鄉田王孫，田王孫傳沛人施讎、東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賀。施、孟、梁丘三人的《易》學皆被立為官學，設博士於朝廷，成為漢代《易》學最顯赫的流派。除施、孟、梁丘三家為顯學外，漢代《易》學還有以東萊人費直和沛人高相為首的兩派異端。稱之為異端，並無抵毀之意，只因兩派皆未嘗立為官學而屬民間的學術。

費、高兩派的《易》學之所以未嘗立於官學，史無明言，然想來同兩派均屬古文家派不無關係。與古文家派相對的是今文家派，兩派的爭端和分歧不限於《易》，也不以《易》為中心。就漢代當時的情勢而言，今、古文之爭的中心在《左傳》，就對於後代學術的影響而言，今、古文之爭的意義在《尚書》。終兩漢之世，今文家派在朝廷占盡勢力，而降至東漢古文家派卻逐漸在學術界後來居上。今、古文家兩派之爭是中國學術史上至關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不知。而欲知之，還得先略知中國文字的演變。《易》的基礎是八卦，八卦本身雖不是文字，卻向來被視為華夏文字之始祖。故談過《易》之後不繼之以《詩》、《書》卻轉而談文字，於邏輯未嘗不合。

眾所周知，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中文文字為甲骨文，因刻劃於龜甲或牛骨之上而得名。然甲骨文顯然不是八卦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不僅是因為甲骨文的結構業已相當複雜，絕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形式，而且也因為由甲骨文刻劃的內容業已相當複雜，絕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記載。繼甲骨文之後迄今所見最早的中文文字是金文，因鑄造在青銅器皿之上而得名。出土的青銅器皿大都為鼎或鍾，故金文亦稱鐘鼎文。金文或鐘鼎文恐怕也不是甲骨文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不僅是因為金文或鐘鼎文遠較甲骨文為規範和嚴謹，而且也因為鑄造青銅的技術遠較刻劃甲骨為先進。然而不可解的是，近百年來考古工作雖屢有重大發現，卻至今沒有出土早於甲骨文的文字或晚於甲骨文而早於鐘鼎文的文字。何以如此？費解。

相傳周宣王(前827-前782)之世曾命史官籀編着篆文，習稱大篆或籀文，以別於秦篆或小篆，秦篆或小篆為秦統一天下之後由李斯等人所制定。如今所謂篆文或篆書，大都指小篆或秦篆而言，見諸印章上的篆刻也大都是小篆或秦篆。秦制定小篆不久，又為方便書寫起見而創設隸書。自甲骨至小篆，字體皆取圓式，隸書則取方形，許多字的基本機構也因形式的變化而失去了原來象形的根據。因此，隸書的產生和流行，遂成為中國文字史上的一大變革。也正因為此，自隸書之出，隸書以前的文字如大小篆等又被通稱為“古文”，而隸書則被稱為“今文”。據今人的推測，但凡由秦朝廷收藏的先秦書籍大概都用隸書或今文重新改寫過，而民間私藏者，既屬非法違禁之品，想必仍為古文原版。秦亡漢興之際，無論是藏於朝廷還是藏於民間的書籍大都毀於戰火。漢初之際不曾留意文化事業，致令圖書和學術進一步淪喪。直到漢朝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漢文帝之世，方才開始徵集圖書、尋訪學者。秦既禁止民間私藏圖書、討論學術，待到漢文帝徵集、尋訪之時，應徵而出的學者是曾在秦朝擔任過博士的人物自不在話下，由這些秦朝的博士從朝廷攜帶出來的圖書屬於今文版本也自在情理之中。所謂今文家派遂由此而產生。

§110

今文系相對於古文而言，倘若只有今文家派而無古文家派，不僅不會有今、古文兩派之爭，恐怕連所謂今文家派這個名稱也不會出現。秦雖禁止民間的學術活動，民間不見得就因此而無學者，只是在秦朝不出來就博士之職者，大概也不會對漢朝的博士感興趣，前文提到拒絕跟叔孫通到漢朝廷去討飯碗的魯兩生就是例子。書不像人，民間違禁私藏的圖書一旦被發現就沒法子拒不應徵，只有問世一條路可走。於是，在漢朝廷徵集圖書的號召下，民間的古文圖書也逐漸被發現並獻上朝廷。

民間古文圖書的發現，與漢文帝之孫、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和魯共王兩人關係頗大。“河間”與“魯”是兩王所封的地名，“獻”與“恭”分別為兩王的諡號。河間獻王喜好圖書文物，不惜出重金收購，收購之餘更令人謄寫副本送還出售原件的人，於是河間獻王所得民間藏書幾乎與漢朝廷等。據《漢書》記載，由河間獻王所收集者大都為古文本。與河間獻王不同，魯恭王不好圖書文物而好修建宮殿。魯恭王府臨近孔子故居，魯恭王在拆毀孔子故居以擴建宮殿時，於夾壁之間發現為數可觀的圖書，包括用古文書寫的《尚書》、《左傳》等。魯恭王雖不好圖書，又不愛惜老屋，但是還不夠資格戴上“文物破壞者”的帽子。他不曾把夾壁中發現的古文圖書給毀掉，而是交還給了孔家人。所謂無巧不成書，孔子家人中恰好有一位叫做孔安國的學者，既是《尚書》專家，又深諳古文版本的價值，在得到古文版的《尚書》之後，即着手對今、古文版的《尚書》進行對比研究，從而開創了所謂古文家派。

《尚書》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書》或《書經》。“書”，是先秦人對這部書的慣稱，比如先秦著作中的“書曰”云云，指的就是《尚書》。除去徵引“書”之外，先秦著作之中也徵引“傳”。比如，《孟子》中就有“於《傳》有之”的文字。“書”與“傳”的區別，可能在於前者為正式的文獻，而後者為傳說或後代所謂的“野史”。可能由於《書》與《傳》的關係相當密切，或由於有些《傳》的內容混入《書》中，漢代學者，有混稱《書》為《書傳》之例。比如，《史記．孔子世家》中稱孔子“序《書傳》”，又說“故《書傳》、《禮記》自孔子”。兩“《書傳》”均指《書》而言，與後代稱《尚書》註解為“書傳”者不可混為一談。稱“書”為“書經”，是漢儒尊之為經典之後的稱謂，同《易》之成為《易經》一樣。

“尚書”的名稱漢已有之，然名稱從何而來？“尚”字於意何取？卻不甚了了。不是柞里子不甚了了，而是從古到今無人了了。古往今來的學者的一致看法是“尚”通“上”，但“上”是什麼意思呢？則眾說紛紛，莫衷一是。一說“上”取“上古”之意，所謂“尚書”，就是“上古的書”。一說“上”取“尊崇”之意，所謂“尚書”，就是“受尊崇的書”。一說“上”取“君上”之意，所謂“尚書”就是“記載君上言論的書”。此外，更有多種牽強之說，恕不一一介紹。

無論釋“尚書”為“上古的書”是否符合“尚書”的原意，《尚書》的確是一部上古時代的書卻毫無疑問。不過，若問上古到何年何月？則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書》不是在某特定時間上編着而成的著作，而是經多年累積而成的原始史料。內容函蓋大約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紀，前後相距長達一千七百年。其二，內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獻編寫的年代。其三，今本《尚書》的內容並非完全可靠，攙有後人偽造的成份。

在一般相信可靠的篇章中，以記述殷諡盤庚遷都的《盤庚》篇時代最早，其寫作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的上半葉，與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書》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盤庚》早出一千多年。不過，《死人書》的內容為宗教咒語，其史學價值不能同《盤庚》相提並論。古巴比倫刻在石柱上的“漢穆拉比法典”相傳作於公元前18世紀，比《盤庚》約早400年上下。其餘廣為人所熟知的外國古代文獻皆較《盤庚》為晚出。比如，猶太《聖經》中的最早作品出現於公元前9世紀，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出現於公元前8世紀，印度的《古事記》不早於公元前6世紀。這些文獻不僅時代晚於《盤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內容亦頗涉神話，遠非《盤庚》之為樸素史料可比。要言之，《尚書》之為“上古的書”，就時代而言雖不能稱世界之“最”，若兼時間與內容而論則無出其右者。

§111

《尚書》在時代久遠這一點上或不能號稱世界之“最”，然其經歷的離奇曲折則無疑古今中外皆無與倫比。已故歷史學家馬雍於六十年代初應《歷史小叢書》之約為該叢書寫一本《尚書史話》，脫稿伊始適逢文化大革命開張，自然是束之高閣，無從付梓。文化大革命過後，《歷史小叢書》的主編雖然獲得身後平反，叢書卻不了了之，續編無人。1982年《尚書史話》有幸得以單獨刊行，該書對《尚書》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真翻作假、假翻作真的傳奇作了一番偵探小說般的敘述，言簡意賅，深入淺出；綜合前人之論，語有折衷；間下一己之見，獨具慧眼。但凡對《尚書》，或更廣泛地說，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興趣者，皆不可不讀。本文對《尚書》的介紹基本以《尚書史話》為依據，亦間下己見，至於所下者，是“錦上添花”抑或“狗尾續貂”？恕無自知之明，讀者自斷之。

最早的《尚書》定本出現於何時？頗難論斷。今本《尚書》中的某些篇章，比如《堯典》、《禹貢》，對於上古社會的描繪，同戰國中、前期流行的說法大異其趣，非封建的集權觀念相當明顯，顯然是戰國晚期的思想反映。由此揣測，今本《尚書》所根據的定本，大約出現在戰國末期。秦朝設有掌《尚書》的博士，秦之有官方定本《尚書》，當無可置疑。李斯雖建議銷毀一切非秦之史記，其目的在於銷毀六國的記載甚明，故《尚書》雖非秦之史記而不予銷毀之列，也無可置疑。然而，由秦博士傳授的《尚書》是否就是先秦的原貌，有無根據秦朝官方的意旨進行篡改增刪，則無從考證。

秦朝的官方定本想必先有小篆本，在推行隸書之後繼有隸書或今文本。“想必”二字僅就小篆本而言，秦之有今文本證據確鑿，無須推想。據《史記．儒林列傳》，秦有《尚書》博士姓伏名勝，濟南人，人以伏生相稱。(“生”與“子”在古代漢語中皆可用作敬稱。“子”的這種用法，今廢。“生”，則不僅仍見諸粵語方言，普通詞彙如“醫生”、“學生”中之“生”當亦為其遺留之痕跡。) 伏生在秦亡之際，眼見京師不可久留，攜帶一部《尚書》逃歸故里。不久，項羽進入秦都咸陽，一把火把阿房宮連同藏於宮中的圖書燒成灰燼。接下來是楚、漢相爭的混戰，伏生的家鄉兵慌馬亂，不得安居，伏生不得不又逃往外地，臨走時把《尚書》藏在牆縫裡。戰亂結束之後，伏生返回家鄉，居然在牆縫裡尋回這部《尚書》，可惜有所殘缺，只剩下二十八篇。不曾殘缺之前的今文《尚書》有多少篇呢？史無記載，或因此時伏生已老，又經多年荒疏，記不清了，故不曾說起。至於遺失篇章的文字，伏生更不復記憶，只好揀起這殘缺不全的二十八篇在家鄉開門授徒。

漢文帝之時，社會漸趨穩定，有心於文治，下詔徵集民間圖書、尋訪民間學者，卻既找不着《尚書》，也找不着通《尚書》的學者。正在發愁之際，聽得濟南有伏生其人其事，大喜過望，欲立即召伏生進京。然伏生此時已年逾九十，行動不得，朝廷只得派遣奉常掌故(奉常，官名，見前。掌故，奉常屬下官名。) 朝錯前往受教。伏生所傳之《尚書》就是秦朝廷用今文寫就的定本，故曰：“秦之有今文本證據確鑿，無須推想”。伏生死後，民間又獻上一篇用今文寫成的《尚書》，篇名“泰誓”。這一篇雖是今文，因伏生不曾傳授，沒人會講解，漢朝廷聚集了不少博士共同研究，方才講通。這篇“泰誓”來歷不明，文字同見諸先秦著作中的“泰誓”也頗有出入，卻為漢朝官方認可，正式加入伏生所傳的二十八篇之中，使原本只有二十八篇的今文《尚書》演變而成二十九篇。

不過，經由伏生傳授的《尚書》雖是今文本，最早的《尚書》定本卻無疑是用先秦古文書寫的，從孔子故居夾壁中發現的古文本即其證明。這卷古文《尚書》不僅文字比今文《尚書》老，篇數也比今文《尚書》多。今文《尚書》所有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都有，只是字句略有出入。除此而外，古文《尚書》比殘缺不全的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總共四十五篇的古文《尚書》是否就是古文《尚書》的本來面貌，抑或如同今文《尚書》一樣有所殘缺呢？因發現這卷《尚書》的人，不是收藏這卷《尚書》的人，無從對證。不過，這部古文《尚書》顯然同今文《尚書》一樣，絕非完璧。《史記》中提到的一些《尚書》篇名，如“女鳩”、“女房”、“夏社”、“伊尹報”(一作“伊尹報政”)、“明居”、“徂後”、“沃丁”、“咸艾”、“太戊”等等，今、古文《尚書》中皆無有，即其明證。如前所述，這卷古文《尚書》交到了孔安國手中。孔安國號稱懂得古文，而孔安國得到這卷古文《尚書》之後，憑藉今文《尚書》的對照，方才讀通古文《尚書》中與今文《尚書》對應的二十九篇。至於古文《尚書》多出的十六篇，因無今文《尚書》對照，孔安國亦不能完全辨認，只得擱置一邊，稱之為“逸篇”。號稱通古文的孔安國都如此愁難，一般人更無可奈何自不在話下。為方便傳授起見，孔安國把讀通的二十九篇古文用隸書的筆法一一改寫。這種用隸書筆法改寫的古文，稱之為“隸古定”。經“隸古定”改寫過的古文《尚書》的字形雖已成為今文，而且也只有與今文《尚書》相同的二十九篇，因源於古文本，且字句上與今文《尚書》略有出入，故仍以古文《尚書》相稱，以別於經由伏生傳授的今文《尚書》。

§112

經伏生傳授的今文《尚書》由朝錯帶回朝廷，得以立於官學。孔安國本是今文《尚書》博士，終漢之世盛極一時、同被立於官學的今文《尚書》三大流派的鼻祖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夏侯建是夏侯勝之侄，故史亦以大、小夏侯稱之。) 都是孔安國的再傳弟子。不過，孔安國同今文《尚書》的關係卻不大被人提及，同古文《尚書》卻結下不解之緣。這不僅是因為孔安國本人開創了古文《尚書》的學派，不僅是因為由孔安國開創的古文《尚書》家終於戰勝今文《尚書》家而成為《尚書》學的主流，也不僅是因為歷史上前後兩次出現過打着孔安國旗號的所謂“古文尚書”，而且還因為現存的唯一《尚書》版本就是第二次打着孔安國旗號而出現的所謂《孔傳古文尚書》。(“傳”讀作“傳記”的“傳”，意思是“注釋”。所謂“孔傳古文尚書”，就是“孔安國注古文尚書”的意思。)

孔安國通過對照今文《尚書》讀通古文《尚書》的二十九篇，用隸書筆法把這二十九篇古文改寫成“隸古定”本，又根據古文本的文字提出一些新的、不同於伏生所傳授的解釋和看法，並把古文《尚書》四十五篇原件獻給漢朝廷，上書漢武帝請立古文《尚書》於官學。不巧適逢漢宮廷中發生巫蠱案件，漢武帝無遑他顧，孔安國的請求被擱置一邊未與理會。孔安國於是用二十九篇“隸古定”本私相傳授，成為一種私學。不久，孔安國死，立古文《尚書》於官學的事情遂無人問津，終漢之世，立於官學的《尚書》始終只有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學派。然而，追隨官學的人大都以“學”為敲門磚，真心於學問者並不在乎所學為官為私，故古文《尚書》雖不得立於官學，跟隨孔安國學古文《尚書》者並不乏其人，司馬遷就是其中之一。司馬遷既懂古文，又因身為史官，得以閱讀宮廷藏書，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不僅採用過孔安國的古文派觀點，而且還引用過孔安國獻給朝廷的古文《尚書》原本中的“逸書”的文字和篇目。

不過，古文《尚書》的“逸書”並不在孔安國傳授的古文《尚書》範圍之內。今文家派和古文家派所傳授的《尚書》皆以今、古文本共同所有的二十九篇為限，今、古文本在這共同的二十九篇之中的文字出入總共只有七百餘處，今、古文家的主要區別並不在所傳授的內容而在於講解。伏生和孔安國如何講解《尚書》？無從得知，因兩人的都是口授，並不曾著書。西漢末期出現過一本來路不明的《尚書大傳》(“傳”的讀法和意思皆與《孔傳古文尚書》中的“傳”字相同)，相傳為伏生所撰，故又稱為《伏生大傳》。是否反映伏生的講解不得而知，不出自伏生本人的手筆則無可置疑。伏生雖不曾為《尚書》寫“傳”，今文家發展至歐陽和大、小夏侯三派之時卻已有各自的講章，如《歐陽章句》、《歐陽說義》、《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皆是。這些講章並不注重於解釋字句，而是極盡斷章取意之能事，任意摘取《尚書》的字句，同陰陽五行、歷史傳說、儒家倫理、讖緯迷信等等牽強附會、胡亂發揮。其中以小夏侯一派尤為突出，動輒寫下幾十萬字的講章。例如，該派學者秦恭為篇名“堯典”兩個字以及該篇開頭“曰若稽古”四個字竟分別寫下一百萬字和三萬多字的講章，其繁瑣和喋喋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知是否受今文《尚書》家洋洋萬言講章的啟發，漢成帝時出現一種與各經書對應的所謂“緯書”，皆冒充先秦時代的著作，或用文字或用圖形同各對應的經書作種種附會之說。其中有關《尚書》的“緯書”有《尚書中候》、《尚書□璣鈐》等，合稱之為《尚書緯》。《尚書緯》捏造孔子刪《尚書》的故事，跪稱《尚書》原本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為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作《尚書》，剩下的十八篇作《尚書中候》。如此這般說，顯然是為偽書《尚書中候》作宣傳。這些“緯書”曾一度盛行，以至經這些“緯書”散布的謠言居然對後世學術界產生影響。比如，孔子刪《尚書》的說法就長年被一些學者深信不疑或將信將疑。

於是，有人利用這類謊話進一步作偽。漢成帝時山東東萊人張霸獻上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古文《尚書》，稱之為《百兩篇》。經朝廷博士們與皇室收藏的古文本核對，發現這部所謂“百兩篇”者，不過是把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二十九篇拆散成多篇，並加上當時業已出現的所謂《書序》以及《左傳》的一些文字重新組合而成。張霸稱授業於其父，其父另有弟子樊並。奇怪的是，如此這般明顯作偽，張霸不僅不曾受到處罰，所獻《百兩篇》者居然得以立於官學，後因樊並造反方才取締。據《漢書．儒林傳》，《百兩篇》之所以會如此離奇地被立於官學，因有太中大夫平當和侍御史周敞從中為之遊說所致。可見《百兩篇》雖出現於山東，或由朝廷中人授意偽作也未可知。所謂《書序》，是對《尚書》各篇所作的序言，其中總共提到一百篇篇名，序文則不足一百，因有僅存篇名而無序文者，也有若干篇名共一序文者。同《百兩篇》一樣，《書序》也是來路不明之物，然自漢代以降一直與《尚書》本文同刊，並附會為孔子所撰。《史記》對《尚書》若干篇章的背景作過詳略不等的介紹，見諸《史記》夏、殷、周本紀，《書序》一概抄襲之，可見《書序》出現的年代一定晚於《史記》，孔子作《書序》之說，自然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