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上文提到漢成帝、漢哀帝之時劉向、劉歆父子曾先後奉敕整理皇家藏書，劉歆將整理結果總結為《七略》。據《七略》所述，至漢末之時今、古文《尚書》在版本上皆出現了一些變化。大、小夏侯兩家的今文《尚書》仍作二十九篇，沒有變動。歐陽家的今文《尚書》卻把《盤庚》篇拆為上、中、下三篇，內容雖未變動，目錄卻列為三十一篇。古文《尚書》則不僅同歐陽家的今文《尚書》一樣，拆《盤庚》為三篇，還把《泰誓》篇也一拆為三，更把《顧命》篇的後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誥》。不僅止此，古文“逸書”中的《九共》篇也一拆為九。於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書》就成了五十八篇。不過，同今文《尚書》的情況一樣，篇數雖有增加，內容卻無變動。《史記．殷本紀》稱帝小辛(盤庚之子)“乃作‘盤庚’三篇”。《史記．周本紀》有前後兩“康誥”，前者為周公作，據說旨在教導衛康叔(周公之弟)如何為政；後者為周康王(周武王之孫、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揚周文王、武王的 功業，編寫的年代恰好繼周成王所作之《顧命》篇之後。由此可見，今、古文《尚書》篇目上的變更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受《史記》的啟發無疑。

劉歆偏好古文，建議漢哀帝把古文《尚書》、古文《左傳》等都立於官學。漢哀帝令劉歆同五經博士討論，五經博士都是今文家派，為把持自己的學術地位和官位，自然皆持反對意見。劉歆因此寫了一封致五經博士的公開信，指責五經博士為牟私利而學術態度不端正。這封公開信就是學術史上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移”，就是“遞交”、“傳送”，各部門之間的公文往來皆稱之為“移”。“讓”，就是“譴責”的意思。五經博士屬太常管轄，故通稱之為“太常博士”。當時朝廷大臣大都今文家出身，讀劉歆的這封信後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劉歆招架不住，自請外放，置古文各經於官學之事遂告流產。

《移讓太常博士書》不僅在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引起一場風波，而且也授後世對古文家派持懷疑態度者以柄。這是因為劉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書》歷史時，不慎犯了個時間上的錯誤，把孔安國為博士時上書請立古文《尚書》、因巫蠱案起而遭擱置之事，說成在漢武帝“天漢以後”。考之以孔安國的生平，其為博士在元光年間(前134 - 前130年)，卒於天漢元年(前100年)以前。於是近人有據此而論斷魯恭王在孔子故宅發現古文《尚書》、孔安國獻古文《尚書》之事，以及古文《尚書》本身，都是劉歆捏造的。此說絕不可能成立，這不僅是因為與孔安國同時的人如司馬遷等，以及劉歆以前的漢代學者皆提到過這段“史實”，而且也因為與劉歆同時、攻擊劉歆不遺餘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懷疑這段“史實”，故稱之為“史實”，斷然無置疑的餘地。

然則，劉歆何以會把時間搞錯？曰：因漢武帝之時巫蠱案不止發生一次，而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天漢年以後。更精確地說，發生在征和元年(前92年)至二年，上距天漢最後一年已有四年之久。所謂巫蠱案，指把木偶人埋在地下用以詛咒的迷信。捲入征和元年和二年的巫蠱案導致丞相下獄死、皇后自殺、御史大夫自殺、太子造反、敗而後自殺、京城巷戰，牽連死者數以千計，故漢人一提起巫蠱案，往往不期然同這一次巫蠱案發生聯想。劉歆之誤，當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偽，當會檢閱史書，查個一清二楚，而不會含糊和籠統地說一個“天漢以後”。元光五年(前130年)也發生過一次巫蠱案，雖不及征和的這一次轟動，也導致當時的皇后自殺，足以令漢武帝頭疼，與孔安國獻書因巫蠱案發而擱置之說正相吻合。故但凡不信古文《尚書》者，可以懷疑孔安國所獻者為孔安國所偽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懷疑孔安國在把古文《尚書》改寫成“隸古定”時無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懷疑古文《尚書》出自劉歆作偽，則是歪打而不正着。

不久，漢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漢朝的政權。今、古文家學派之爭的局勢於是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王莽也偏好古文，且與劉歆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權之後，不僅劉歆獲重任，民間傳授古文《尚書》的學者王璜和塗惲也得以成為朝廷命官，各古文經皆順利立於官學。後來王莽當了皇帝，劉歆成了國師，古文家派更是盛極一時。於是，有些趨炎附勢的今文家學者遂改而更學古文。趨炎附勢者想必不為君子，然於促進今、古文兩家的學術溝通則不為無功。因孔安國雖兼通今、古文兩派，自孔安國以降今、古文兩派學者皆僅守師說，致令兩派如井水之於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實，無論今文《尚書》抑或古文《尚書》，畢竟都是《尚書》，相互溝通、截長補短，於《尚書》學有利而無弊。

§114

然而，古文《尚書》的好景不長。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繼起的東漢開國之君劉秀是今文《尚書》的信徒，他選擇今文《尚書》家歐陽派系的學者桓榮為太子的師傅。太子即位為漢明帝，又特別尊寵老師，桓榮一家接連三代為五個皇帝的老師，授業於桓氏的弟子數以千計，得以貴為公卿者不勝枚舉，桓氏一門之暖赫，古今無匹。東漢後期，桓氏弟子楊震又是一連幾代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楊震在生有“關西孔子”之號，可見當時名聲之赫赫。如今楊震大概算不上名人，然以《三國演義》之故，知其四世孫楊修者眾多。) 故終東漢之世，古文各經統統被排斥於官學之外。

不過，經過王莽和劉歆的提倡，古文《尚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在東漢卻日漸增高，不僅流傳漸廣，而且開始有人為其撰寫著作。據《後漢書．儒林傳》，東漢初年古文《尚書》學者周防着《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然對古文《尚書》流傳功勞最大者，卻要數杜林、賈逵、馬融、鄭玄。杜林自幼從父受業，博覽群書，尤其精通古文《尚書》。新朝末年，天下大亂，杜林逃難至隴西，在隴西偶然獲得一卷漆寫的古文《尚書》，如獲至寶。東漢建立之後，杜林在京城洛陽朝廷里當了官，結識了朝廷中一位研究古文《左傳》的學者鄭興，兩人共同提獎古文家派的經學，使包括古文《尚書》在內的古文經學在學術界大為盛行。當時有另一位古文《尚書》學者衛宏以及衛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學問，都拜杜林為師。衛宏還曾研究過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上的古文文字，寫成一本古文字學的專著《古文官書》。也許因此之故，後世有些人產生誤解，以為經杜林傳授的古文《尚書》只是那一卷漆書，或以為東漢盛行的古文《尚書》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國傳下來的古文《尚書》。這兩說都是不能成立的。杜林早在獲得漆書之前就是古文《尚書》專家，且漆書只有一卷，較當時流傳的古文《尚書》更加殘缺不全，杜林斷無因獲得一卷漆書就放棄以前所學之理。杜林也不具備一手遮天之勢，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書取代業已流傳二百多年的、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此外，晚於杜林的東漢古文《尚書》學者一概認為其所學所傳，為孔安國所獻者，並無一人聲稱其所學所傳者為杜林所得之漆書。不過，如此這般說，並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書對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作過校對訂正的工作。換言之，經杜林傳授的古文《尚書》也許可能同孔安國的“隸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樣，賈逵也是家學淵源，其父賈徽曾從塗惲學古文《尚書》。賈逵博通今、古文家兩派之學，為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經的大學者。他起初傳授今文《尚書》，依據大夏侯家的版本，後替古文《尚書》作訓(“訓”，即“注釋”)，採用杜林所傳授的版本。賈逵既無今、古文家的門戶之見，故所着古文《尚書訓》，兼采今、古文家之說，間下獨到之見，從而開創不墨守一家之師說的學術風尚。自賈逵之後，東漢古文《尚書》學者皆效仿賈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態度。東漢明帝時仿西漢成帝、哀帝之例，作過一番整理皇室藏書的工作，其主要負責人恰是賈逵與《漢書》的作者班固。整理完畢之後，班固根據劉歆的《七略》與整理的結果寫成《漢書》的《藝文志》，賈逵則仿劉向之例，寫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別錄》。賈逵的《別錄》今佚，其中關於《尚書》的簡介見諸唐代學者孔穎達的《尚書正義》。據《漢書．藝文志》可知，今文《尚書》的版本無論是歐陽家還是大、小夏侯家都與劉歆時相同，沒有變動。皇室所藏之古文《尚書》，卻由五十八篇變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書》“逸書”中的“武成”篇在東漢初遺失了。至於民間的古文《尚書》則從來僅有三十四篇，“逸書”並不在其中。漢明帝去世之後，賈逵一再向繼位的漢章帝推薦古文《尚書》，漢章帝遂令其比較古文《尚書》和三家今文《尚書》的版本，寫成一部《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成為第一部溝通今、古文《尚書》的著作。漢章帝還在建初四年(公元79年)於白虎觀(一所宮殿的名稱)召集一次大規模學術討論會，與會者既有今文家學者，也有古文家學者，或如賈逵一樣兼通今、古兩派的學者，討論的結果由班固總結編成《白虎通義》(亦簡稱為《白虎通》)。白虎觀學術討論會進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從此，兩派之爭走向低潮，綜合今、古文兩派之見逐漸成為時尚。建初八年，漢章帝採納賈逵的建議，令各今文家學者選派一名高足學習古文《尚書》和古文《左傳》，並授官職予從賈逵習古文經的弟子。於是，古文家派雖不曾立於官學，卻終於取得了近似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115

繼賈逵之後，古文《尚書》學派復經馬融和鄭玄的鼓吹而終於後來居上，徹底壓倒了今文家派。馬融就是上文提到附會董仲舒的三綱五常為孔子學術的“大偽儒”。稱之為“偽”，因作如此附會，詳說見前，此不復贅。稱之為“大”，其說有三：其一，學問淵博。馬融是歷史上第一位對《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等儒家主要經典皆有著作的學者。其學雖有庸俗可譏之處，亦不乏精闢之見。比如，馬融發現不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書．泰誓》篇的文字一律不見於今、古文《尚書．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書．泰誓》在文體上亦不相同，從而論斷今、古文《尚書．泰誓》系後人偽作。不僅為對《尚書》內容真偽質疑的第一人，其論證手段也為後世研究《尚書》和其他經典著作所取則。除儒學之外，馬融還曾注《老子》、《淮南子》和《離騷》，可見其博，不以儒家學術為限。其二，文彩飛揚。馬融不僅為經學家，而且為文學家，賦、頌、碑、誄、書、記、表、奏、對策、七言詩歌等等各種文體，無所不能。其三，弟子眾多。盧植、鄭玄等名家和大家皆其高足。

往時流行修家譜，近人遂有據家譜而考證人之世系，其實未見得可靠，因但凡家譜，罕有不附會歷史名人為其祖先者。姓氏有帝王，自以帝王當之不在話下；不得已而求其次，於將相中摸索之亦不在話下。比如，姓劉氏者，無不追溯至漢高祖劉邦而後止；姓馬氏者，鮮不以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為宗。馬援之見尊於馬氏，除自身之功業外，或亦因其女不僅貴為皇后，而且以賢淑著稱為歷代皇后之最。可怪的是，既出自名門望族，又見稱道如此，其名卻為史所佚，因在生為漢明帝之後，死後諡曰德，故史以明德馬後稱之。馬融的祖父為馬援之兄，於明德馬後為從侄。倘若馬融的後人修家譜時也尊馬援為宗，則雖屬數典忘祖，倒不能以攀龍附鳳相譏。要言之，馬融於馬援實為一家，故為貨真價實的外戚。大約是出於忠於一姓的信念所致，偽儒學於外戚一向耿耿於懷(因外戚常有動搖皇室之勢)，而促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田□、發揚光大儒家經典的馬融卻同為外戚，誠為對偽儒學之莫大諷刺。

盧植，罕有的文武雙全之才，事跡不僅見諸正史，而且也約略見諸《三國演義》，但凡看過《三國演義》又不曾忘記第一回者，想必會記得劉、關、張的出場，正從欲投奔盧植始，故盧植之為學者雖未必盡人皆知，其名字或於大多數讀者並不陌生。然盧植於學術止於為“名家”，未足當“大家”之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名聲和成就上皆出馬融之上而不愧“大家”之稱者，為盧植的師弟鄭玄。鄭玄，字康成，山東高密人。少時為鄉嗇夫，(嗇夫，最基層的吏，負責一鄉的稅收和民事爭訟。)，非所願，後棄吏而入太學，先後學習各種儒家經典以及算術、曆法。自以為函谷關以東沒有必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關，通過盧植的介紹拜在馬融門下。

據《後漢書》的記載，馬融授徒時“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上課時還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場，較之董仲書的“下帷講誦”，就只有把“小巫見大巫”反過來說了。盧植有幸得為入室弟子，侍講多年，從來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馬融的氣重。鄭玄沒有這份運氣，投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馬融一面，只有聽馬融入室弟子轉述的份。然鄭玄不以為恥，日夜誦習所聞，未嘗懈怠。一日，馬融同高足探討天文圖像，需要善算術者，聽說鄭玄精於此道，遂召鄭玄登樓與會。鄭玄乘機向馬融請教多年積累下來的疑難，問畢即告辭東歸，令馬融徒生相見恨晚之嘆。

鄭玄回歸故里後名聲大著，從而學者數以千計。東漢末年先後發生兩次所謂“黨錮之禍”，因士大夫、學者聯合反對宦官，被宦官指為結黨為逆，但凡被指為黨人者，重則迫害致死、逮捕下獄、流放邊疆，輕則罷官、禁錮(“禁錮”，不得為官。)。鄭玄亦因名列黨人而遭禁錮，遂閉門著書，於儒家各經大抵皆有注釋之作，於古文《尚書》自不例外。鄭玄的注釋大都不拘於一家、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會貫通，於前人之學，既有繼承又有批判。故自鄭玄之注釋出，古文《尚書》遂形成賈逵、馬融、鄭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賈、馬兩派皆亡而鄭玄一家獨盛、歷千餘年而不衰。不過，鄭玄對古文《尚書》的講解不僅攙雜了今文家的觀點，而且也混入一些“緯書”的說法，故鄭玄所傳的古文《尚書》雖然還是用的孔安國傳下來的版本，其觀點和研究方式卻已與西漢和東漢初年的古文《尚書》家相去甚遠。

§116

不過，古文《尚書》學派雖然在學術大盛，走“學而優則士”這條道路的人仍然熱衷於今文《尚書》學。東漢朝廷於今文五經皆制訂了標準讀本，用漆寫成，藏於蘭台(“蘭台”，皇宮一所藏書閣。)，稱之為“蘭台漆書”。因民間所傳授的今文五經版本頗有差異，不見得盡與“蘭台漆書”相同，為保證能通過朝廷的“博士試”從而獲取官職，於是有應試者買通掌管“蘭台漆書”的官吏，篡改“蘭台漆書”的文字，使之與自己熟讀的本子相同。行賄受賄的人多了，“蘭台漆書”自然是一改再改，以至一時間今文家派出現經文版本危機，眾學者莫知孰從。於是，到漢靈帝時大學者、大文人、兼大書法家蔡邕建議把標準經書讀本刻石，使行賄者無從下手。同上文提到的楊震一樣，蔡邕如今大約也不能算是名人，卻也有知名的後人。知道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者，雖未必多如過江之鯽，至少可以以車載之。且不說如今流傳的“胡笳十八拍”極可能是偽作，歷史之所以會有“文姬歸漢”這段插曲，完全是因蔡文姬是蔡邕之女，否則，蔡文姬之被掠入胡，只不過是成千上萬受難於戰火的尋常百姓之一，早就被歷史給忽略了。如今反過來，被歷史忽略的竟然是蔡邕，能不令人生“時不利兮”之嘆！此為題外之話，就此按下。

且說東漢朝廷採納蔡邕的建議，並令蔡邕主持其事。蔡邕於是會同其他學者一起，對《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正文及其注釋《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種今文官方定本進行一番整理，最後由蔡邕親自執筆用隸書書寫。於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動工刻石，分別刻於六十四塊石碑之上，歷八年始完工，石碑立於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太學講台之前的廣場。當時朝廷官員、地方儒生紛紛前來抄寫，日以千計，車馬塞途、盛況空前。刻在石碑上的經文，史稱“漢石經”，或“熹平石經”，又因其為用隸書一種書體寫成，亦稱“一體石經”。“熹平石經”的《尚書》經文，以歐陽家的版本為主，校之以大、小夏侯兩家的本子，共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如今“熹平石經”殘片拓本中所存《尚書》經文共計八百零九字，不足原件百分之五。

“熹平石經”樹立不到十年，發生董卓脅持漢獻帝遷都長安之亂，洛陽皇宮所藏圖書以及立於太學的“熹平石經”皆遭受嚴重損壞。經過一番混戰，待到曹魏政權的建立，文化事業方才有所恢復。魏文帝曹丕不僅重新設立五經博士，而且曾修復“熹平石經”。至於魏國所設的五經博士之中，於《尚書》採取哪幾家？因史書失載，未可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古文《尚書》已被正式立於官學。因“熹平石經”所刻為今文，故魏國於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根據古文版本重新刻了一次石經。史稱“魏石經”或“正始石經”，也稱“三體石經”。稱“魏”或“正始”，其意自明，不言而喻。稱“三體”，因石刻對每一種經典，皆用先秦古文、秦篆和隸書三種書體分別刻劃一次。

如前所述，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之後，為便一般人認識起見，曾用隸書筆法改寫，古文原件獻給了皇帝，非朝廷學者莫得一睹，而外間經孔安國所傳的所謂古文《尚書》的文字實際上並非古文而是所謂“隸古定”。“三體石經”之所以能於此時問世，系因杜林獲得漆書先秦古文《尚書》一卷之後，先秦古文字經衛宏和《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等人的研究，漸為不少學者和書法家認識和臨摹。比如，當時有位古文《尚書》學者兼書法家，複姓邯鄲，單名淳，就曾用先秦古文書寫過《尚書》，頗受時人珍重。當“三體石經”刻石之時，遂用邯鄲淳寫的的先秦古文《尚書》作為範本。因其字體筆劃頭粗尾細，類似蝌蚪，故俗稱“科鬥文”。(當時“蝌蚪”無“蟲”旁而作“科斗”。)至於為何以邯鄲淳寫的先秦古文《尚書》作為範本，而不取法孔安國所獻原件？史無記載，無從考核。或者原件經董卓之亂業已喪失或殘破不堪歟？

今文家派在東漢業已在學術界被古文家派壓倒，至曹魏而古文家派得立於官學，古文經典並刻上石碑，故無論志在學、還是志在士、抑或志在得兼，無不趨走於古文家之門，而今文家學遂成絕響。不過，此時古文學派之賈、馬兩家雖仍立於官學，在學術界卻也都式微，唯鄭玄一家獨秀。然而，鄭玄一家獨秀的局面為時亦不長，不久就形成鄭玄和王肅兩家的對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