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　哲　師秋朗

　　1942年，德國軍隊占領了克里米亞半島，推進到北高加索，圍攻斯大林格勒，妄圖切斷南北水陸交通，窒息莫斯科。在這種嚴重關頭，蘇聯再次擔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是否會有背信棄義的行為，配合德國夾擊蘇聯？於是斯大林試探我們：如果日寇進攻蘇聯，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牽制敵人？毛澤東最初的回答我不記得了，反正斯大林再三來電詢問中共方面能抽調多少兵力、能擴充多少個師團？如何加強長城內外的兵力和軍事行動，以打擊和威脅日寇後方？毛澤東復電說：“組織幾個師團的兵力是比較容易的，但缺少武器，沒有力量（蘇聯援助中國抗日的武器，全部歸國民黨，八路軍從未得過一槍一彈），不能發揮什麼作用。”對方又來電說：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軍可以開赴接近外蒙的邊沿地帶，從那裡領取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然後開赴前線，如此輪番裝備，是否可行？毛澤東回電說此法行不通，因為蒙古完全是個開闊地帶，部隊無法隱蔽，行動和生活都是極為困難的！不久，“遠方”又來電商量：可否將八路軍部署在長城一線，相機出擊關外日軍，並大力干擾其後方，以牽制日軍行動？毛澤東未作肯定答覆，只說可以相機而行，但由於缺乏武器，完成不了大的戰鬥任務，也不能集結過多兵力，以免被敵人一網打盡。
　　總之，毛澤東是留有餘地，不誇海口的，不承擔力所不能及的義務。但他仍是從全局利益考慮的，對日寇的北進是有防範的，所以實際上加強了長城一線的兵力部署，如羅瑞卿、楊成武、呂正操等部，部署在長城內外，並向東北滲透。而日寇也立即覺察到了，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部署是十分英明的。毛澤東也多次對我說過這樣的話：要得到兄弟黨的幫助，首先要幫助兄弟黨的進步、發展、壯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黨單方面做出犧牲，這樣不僅幫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從，領了欽令，往中國問題上套。如果說斯大林對中國許多問題沒弄清楚的話，倒不如說王明從未向斯大林介紹過，解釋過。因為他自己就不清楚。所以，在“七大”時，我問毛澤東：王明的問題癥結何在時，毛澤東說：“他對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太多了！”而這一點正是毛澤東和王明的根本區別。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電台工作也就結束了，資料交給中央機要局保管，到了1944年，“農委”也宣布撤銷。但同斯大林的電報聯繫仍繼續，電報的翻譯工作，我一直繼續到1957年離開中央機關時為止。當我把共產國際解散的電報譯給毛澤東聽時，他十分興奮，說：“他們做得對，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然後又笑着對我說：“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會再有人催我返回國際了。
　　 　　
　　整風和肅反

　　延安著名的整風學習是1941年開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領導層中學習，然後逐步擴大範圍。為了領導這一學習，於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毛澤東事情太多，只掛了個名；劉少奇是政治局委員，但自“皖南事變”後，他費盡周折，歷時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對情況不大了解，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如對他的“西瓜政策”反應比較強烈等），他也沒有管。這就給康生造成大顯身手的條件，而且毛澤東確實也對康生這樣說過：“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來做。”
　　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弄清是非，提高認識，接受經驗教訓，不追究個人責任。在1942年1月，有一次我同毛澤東一起散步時，他仍是這樣說的，
　　我說：“學習討論中總有人提出‘錯誤路線的責任是誰’的問題”。毛澤東說：“不對，不追究個人責任，弄清思想就行了。”在整風學習中，康生提出要求，要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們幫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康生這一着，從好的方面說，是很巧妙的，從壞的方面說，是很毒辣的。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政治秘書，自然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關係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們行事，因此，有了他們，工作推動起來，容易得多；而一旦出了問題，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誰也逃不脫一份責任。 於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王明的政治秘書廖魯言，王稼祥的政治秘書陶鑄，康生的政治秘書匡亞明，我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我們都幫他工作。我工作的範圍，就是任弼時分工的範圍，主要聯繫西北局和西北聯防司令部的整風學習。
　　黨中央在延安，對西北局的工作格外重視，對西北局的領導表示了尊重，甚至有很多遷就之處。毛澤東講過：“外來幹部和地方幹部必須團結，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也要反對‘山頭主義’。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都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成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成長，否則是不可能的。”他說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要互相取長補短，並特別強調：“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
　　劉志丹犧牲之後，毛澤東召集陝北的老同志開會，為選拔西北工作的負責人，徵求大家意見。說實在的，劉志丹、謝子長犧牲以後，再沒有什麼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論資排輩，那麼高崗的資歷最長。高崗當時在內蒙工作，毛澤東把他調回，讓他負責西北局的工作，毛澤東對他並不十分了解。其實高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尤其是品德不夠好。擔任西北局書記之後，經常向毛澤東匯報、請示，還算恪盡職守，但很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毛澤東住到棗園以後，建立了一套會客制度，其中規定來人要登記、會見主席要經過通報等等，但高崗去見毛澤東從來不讓通報，而是徑直去見。工作人員很有意見，但他很不自覺。日本投降以後，他把西北扔下去了東北。進了大城市，他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了！
　　集中在中央黨校的“七大”代表們，整風學習一開始，就聯繫到一些歷史問題，意見很激烈，其中突出的問題之一，是應該怎樣看待曾經對敵人作過假自首的黨員？被敵人逮捕的共產黨員中，除了叛徒，一種是堅貞不屈而獻出了生命的；一種是僥倖生還的；還有一種是經組織允許以假自首而保全了生命，繼續為黨工作的。三者孰為高尚？哪一種是應該稱讚和提倡的？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了劉少奇。因為劉少奇在領導北平地下黨的工作時，為了保存黨的實力，曾經允許一些黨員假自首。不過仍有堅決不履行“自首”手續的同志，直到獻出寶貴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為此，代表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劉少奇就是為這件事不願抓總學委的工作，還要求退出學委——以免自己在那裡有什麼妨礙。不過劉少奇為自己也做了辯解，那就是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他做過一次專題報告，重要內容之一，是講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時是需要迂迴才能繼續前進的。並形象地說是“西瓜政策”，即外皮是綠的，內心是紅的。
　　高崗對劉少奇是傲慢不恭的，所以他的報告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直到毛澤東說了話，他說：“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認是黨員。”意見才得以平息。但在部分黨員中，嘴上不說了，心裡仍不服。毛澤東後來又說過：“劉少奇是犯錯誤較少或最少的一個。”一時在延安傳說着“除了毛主席，劉少奇最正確”的話。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張聞天。我們黨的許多幹部和理論家都是從這裡培養出來的。可是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卻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整風學習批判的教條主義本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脫離中國實際的所謂“領袖”、“理論家”的，這樣一來，矛頭移向了以張聞天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例如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他的英文水平較高，翻譯過一些馬列著作，但被指責為“教條主義者”，受到批判。因此柯柏年發誓不再搞翻譯。這件事毛澤東也知道了。大約兩三年後，毛澤東在王家坪同柏年相遇，毛澤東對他說：“你還是要翻譯啊！”
柯柏年堅持說，再也不搞翻譯了。
　　康生親自插手，把學習變成批鬥，批鬥黨內許多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不追究個人責任，才使康生稍微受了點限制，但他並不甘心就此止步。
　　終於，他找到了突破口。1942年五六月，他一手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後，他在《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13日）副刊發表了《野百合花》，在《穀雨》雜誌（第一卷第四期）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這些文章都是指責延安的幹部同群眾有隔閡，幹部不能平等待人；對人缺乏關懷和愛護等等。尤其是說“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麼”，“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說“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卻“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
　　毛澤東對這些言論曾不指名地批評過，他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以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說話。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於團結。毛澤東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仍是對待思想認識問題。而康生則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走自己的路。
　　同年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幹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然後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對王實味的批判。對王實味的批鬥大會從5月27日開到6月11日，康生多次到會，並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類似王實味這種認識的還有別人。就在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之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成全（原名陳傳綱）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他在信中提出了除整頓三風之外，還應該整頓“人風”。他所謂的“人風”，無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此外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此信我看過。
　　成全和王里（原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的研究）是夫婦，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後仍有接觸。另有潘芳、宗錚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把他們5人定為“托派”關係。
　　康生又在棗園組織批鬥於炳然，再把於炳然同成全、王里、潘芳、宗錚連在一起，當然也就同王實味連在一起了。從1942年的8月到10月，開了72 天的批鬥大會，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康生的雪球就是這樣滾起來的。這個雪球滾得可夠大的，直至全國所有的地下黨組織幾乎都成了“紅旗黨”。
　　12月，康生到西北局正在召開的高幹會上做報告，專講“鋤奸”問題。他在報告中講延安的“特務如麻”。說“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的隊伍里發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並杜撰出一種規律：“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
　　康生的報告作完以後，毛澤東也講了話，同意和支持了康生，於是有的單位審查幹部開始，接着各單位都跟了上來。
　　康生所說的“一種特務是派進來的，如戴笠派進來的特務”，是怎麼回事呢？
　　1942年，保安處的偵察科長布魯出差到關中，任務是建立那裡的情報網。他住在馬欄。當地有個叫吳南山的青年主動找到他，要求自首。因為他參加了戴笠在漢中辦的特務訓練班，全班46人，全部被派進了陝甘寧邊區。他自己的家就在馬欄附近，他怕自己一旦敗露，將會殃及全家，所以主動投案自首。布魯根據他交代的46人的姓名和所在部門的線索，很快就調查核實清楚了。這些人有的在兵站，有的在運鹽隊，無一在重要崗位。這些青年都是被迫當了特務，所以一談就交代，口徑也都吻合，查清就完了，並未捕押一人。此即“戴案”，或稱“漢中訓練班案”。
　　康生得到下面的匯報，便拿了到毛澤東面前去誇耀，毛澤東追問他：此案究竟是誰破獲的？康生才不得不說出布魯，毛澤東說：“我們需要布魯這樣的人，有十來個就好了。”可見毛澤東是明察秋毫的。
　　康生一輩子幹壞事都是冠冕堂皇地進行的，他站在專政的最高權力地位，要我們內部“自相殘殺”，實在是太容易了。
　　1943年3月，傳出胡宗南可能進攻邊區的風聲。4月1日，
　　康生把保安處處長周興和我（一局局長）叫到他的面前，給我們布置捕人的任務。他的理由是：一方面，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為了防止有問題的人同他們“聯絡”，需要“整頓後方，清理陣營”。他手裡拿着個名單，一邊說，一邊在人名上打着記號，有的劃“○”，有的點“·”，嘴裡念叨着：“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這個是‘漢奸’，這是‘叛徒’、這個‘日特’……”劃完了吩咐我們把劃了“○”的都抓起來，打了“·”的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進行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的有個“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着把“○”划去。我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嘴裡“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換成“·”交給了我們。這些人是否真有問題？我們不知道，他是權威，我們只能照辦。經過兩天的準備，從晚上到天亮，一夜之間捕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調查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抓捕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抓人之後，中央宣布“普遍審幹”開始。
　　康生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不僅向毛澤東匯報了“戴案”（這是真的）；還將張克勤編造的假口供送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傳閱；王實味案也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從這些出發，毛澤東作了“整風要解決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這樣兩種矛盾”的指示。這就與整風初期的“為了弄清是非，提高認識，接受經驗教訓，不追究個人責任”不同了。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的高幹會上，毛澤東繼康生之後講的一番話，內容是這樣：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反動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他的活動。吳奚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個文化人，是參加高幹學習組的人，“皖南事變”的時候，國民黨把他抓住了，以後又把他放出來，叫他到我們這裡來鬧亂子。王實味最近也被發現了，怎樣發現的呢？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在這裡說話，他們五個人就組織了五人反黨集團，這些人就是王實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錚。現在證明有兩個反革命的人（指吳奚如和王實味——筆者）在延安反革命，以共產黨員的招牌在共產黨的黨報上發表他們的文章。這說明對康生這一套，一般人辨不清，毛澤東也辨不清，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毛澤東畢竟不同於康生，也不同於一般的人。康生說“特務如麻”，毛澤東只說“現在證明有兩個反革命”。
　　1942年12月，西北局的高幹會上，康生、毛澤東先後講話之後，審幹就在面上鋪開了。於是“特務”越來越多，為了加一把火，康生發明了“搶救運動”，即“搶救”“失足者”。既是“搶救”，自然不能溫良恭儉讓。很快就“證明”了“特務如麻”。各單位弄到沒人看管“特務”了，因為看管“特務”的人也是“特務”；吃不上飯了，因為炊事員也是“特務”，不可信了……
　　康生的“搶救運動”搞得“特務”遍地，人人自危，各級幹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楊家嶺為例：中央機關也在“搶救”，柯慶施的老婆已經被逼自殺了，柯慶施還在沒完沒了地挨批鬥。有一次批鬥會是李富春主持，鬥爭會從下午開到深夜，柯慶施和群眾頂着牛，大家都飢腸轆轆，疲憊不堪，可就是無法結束。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裡聽得清清楚楚，想出了點子便去了。他到場之後，發表了一通言論，主要意思是說：讓柯慶施去“自救”，大家休息。於是散場。
　　康生對自己這一着特別得意，他對許多人講：“李富春收不了場，我給收了場”。李富春是不可能想到讓柯慶施去“自救”，任何一個正常的人、善良的人都不可能想到這一着！然而這是非常惡毒的一着，康生進而完善了他發明的“規律”；“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肅反必然轉入‘搶救運動’，‘搶救’不成而‘自救’”。這就是說，受害人永遠沒有個完！而這正是康生的真正用心。
　　批鬥柯慶施，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裡聽見了，同排窯洞的毛澤東也一定聽見了，他怎麼想？不知道。“搶救運動”進行了三個多月，7月1日，毛澤東給康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的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幹部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
　　越往後，看得越清楚。延安從整風到審幹到肅反，真正成為問題的，一個是“戴案”，一個是“七大”代表中幾個有過變節行為的。而這些都不是“搶救運動”“救”出來的，就是在“七大”代表中搞得很厲害的“搶救運動”，對那幾個變節分子也沒有觸動一根毫毛，而是在任弼時的啟發下，在“七大”的感召下，自動交代的。“搶救運動”有百害而無一利！“特務如麻”從根本上否定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否定了人心所向！
　　在不可收拾的情況下，許多領導同志憂心忡忡。後來有的說徐老（徐特立）給毛澤東提過意見，因為自然科學院的知識分子被逼死了兩個，徐老認為整個做法不是實事求是；有的說高崗向毛澤東提過意見：怎麼幹部子弟都成了“特務”了？！西北幹部都是一塊兒戰鬥過來的，怎麼能同特務聯繫上？這些是後來聽說的，但當時我確知任弼時向毛澤東提過意見。他說：“‘七大’代表中搞出那麼多‘特務’，這會還開不開？難道我們同‘特務’一塊兒開會不成？！”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親自到中央黨校、行政學院等單位，向被審查的同志承認錯誤，他明確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說：“同志們受委屈了，有些怨氣是不是？‘搶救運動’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過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計過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務如麻’，傷害了許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負總的責任；這場運動好比是夜間演習，沒有用真槍實彈，用的是‘石灰包’。夜間看不清楚，分不清敵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來打的是自己人，打錯了。這時，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個禮，賠個不是。現在我就向大家行個‘脫帽禮’，請大家原諒！大家要是不原諒，我就不戴帽子。”說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場的人早已感動得淚流滿面，向毛澤東報以熱烈掌聲！毛澤東的頭髮在寒風中飄動，有的同志帶着哭聲喊道：“主席戴上帽子吧！”
　　另一次，毛澤東還說到“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歡。”毛澤東沒有到的單位，都由各單位領導效仿毛澤東向整錯了的人賠禮道歉，很快恢復了正常。
　　那段時間，我除了同周興寫那沒有被用的總結以外，就是看犯人口供。當我看到那一大摞交代材料時，很為我不在的時間大家工作的成績而高興。全部看完之後，又選出五六篇最精彩的送到毛澤東那裡。甚至打算把“罪大惡極”的處以極刑。
　　直到4月初的一天（1944年），毛澤東把周興、李克農和我叫到他那裡，談了整整一個上午。我永遠佩服毛澤東引導人思想的本領。只是這次談話不知為什麼沒有主要人物康生？後來知道，毛澤東是和康生談過的，但康生置之不理，才找我們的。康生為什麼置之不理？他正在準備整高級幹部，他暗中搜集葉劍英夫人的“材料”，準備將一些生活瑣事無限上綱，將葉劍英夫人弄成“特務”，再株連葉劍英。我曾得到點風聲，對康生說過“不要捕風捉影”，他反怪我“把消息透露出去了”。這是我必定倒霉的又一原因。而康生在“文革”中終於“大顯身手”，終於達到除掉我們許多高級幹部的目的。
　　毛澤東首先說：“你們送來的幾份口供，我只看了兩份，不想看了，以後別送了。”（後來他還說過：“讀那些口供像讀小說一樣。”） 我們一個個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就我敢說話，問“為什麼？” 毛澤東說：“寫那些誰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我說：“那是他們自己寫的呀！”毛說：“自己寫的就沒有鬧獨立性的？就沒有一個字鬧獨立性？”我又說：“一個字還能保證沒有嗎？” 毛：“既然有一個字不確實，就沒有一句話不確實？”我說：“一句話當然也難免。” 毛：“有一句話不確實，那麼可不可能有十句話是假的？” 我還不服：“總不會全盤皆錯吧？” 毛澤東正色道：“我正是要說，可能全部是假的。”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為什麼？” 毛：“我就是要問你們為什麼？”我還想辯解，周興示意叫我別說話，聽毛澤東講下去。 毛澤東繼續說：“你要不信，你把他們的口供拿回去讓他們自己改，一句錯了改一句，十句錯了改十句，全篇錯了，全篇都改掉。允許他改。我自己寫一篇文章，貼在牆上，每天看，每天改，一個月後，原來的字改完了。”我們仍然有些茫然，至少我是這樣。毛澤東問：“你們審問犯人有沒有拿棍子的？”這問題我無法回答，我承認自己不知道。周興說：“有，岳雲高就是這樣的。”我怕毛澤東不知道岳雲高為何許人，便補充說：“他是審訊科長。” 毛澤東肯定地說：“這就是口供的來源。”聽了這句話，我悔恨極了！自己為什麼就不了解一下這些口供是怎麼來的呢？！後來才知道，連周興也是提着棍子審問的。
　　毛澤東舉了他在中央蘇區時經歷的事例來開導我們。那是反對“AB團”，抓住可疑分子就審問，所謂“可疑分子”全憑抓人者的感覺而定，而且審問的結果，沒有一個不是“AB團”的。毛澤東為了了解其中的奧妙，有一天他悄悄從窗孔看如何審犯人？原來是“打雷公”。何謂“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兩根大拇指綁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認，就往棍子中間釘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認是“AB團”，承認了便拔掉楔子，一鬆開犯人又不承認了，不承認，再釘楔子，如此反覆，直至犯人再也不敢翻供為止。
　　我不禁發指，已經坐不住了。我覺得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太正確了！否則，不管有意無意，都會錯殺許多好人，想到我們險些錯殺了人，不寒而慄。中午回到保安處，我來不及吃飯，先找了一個坦白“最好的”犯人來談話。我問他：“這口供是你的嗎？”那犯人承認：“是的。”我又問：“這口供是真的嗎？”他哭了。我讓他說真話，他推翻了全部口供。我批評他欺騙人，欺騙黨。他說是為了吃飽飯。當然也有堅貞不屈，始終沒有說過一句假話的，如孫作賓（後任甘肅省委書記），僅僅因為他的侄子孫蔚如是國民黨的軍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的名義把他從關中調來，關押在保安處。他不說假話，吃的苦頭也最多。70年代末，我在北京同他相遇，想同他交換意見，但他不談，滿臉的憤怒和睥睨。
　　到了同年7月，在押犯人已大部分甄別釋放，我被調到社會部情報室任主任。 還是到了康生的手下。這裡說的是大部分犯人甄別釋放了，還有少數是康生親自控制的，仍在關押。除了眾所周知的王實味，還有一些人們不大知道的。如有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級，1939年從北平跑到抗日游擊區，後又到了陝甘寧邊區，其時只有十六七歲。1943年我接觸這個案子時，她已在獄中度過了5個春秋。我找她談話時，問到“王克敏（大地主，偽華北行政區主席）和你是什麼關係？”她說：“我叫他叔叔。”問：“他怎麼會讓你到延安來？”她對這個問題頗覺奇怪，說：“我來，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麼關係？”問：“你為什麼要到延安來？她說：“聽同學都說延安好。到延安來是為了救亡。”再問她：“為什麼把你關起來？”回答：“不知道”。從任何一個方面看，她都不像，也不可能是特務，因此我建議“在一定條件下釋放她”，但是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軼歐極力阻攔，不讓釋放。其中原委，不得而知。這些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1940年底或是1941年初，我同陳郁參觀延安柳樹店的白求恩和平醫院，我們詳細地了解外科手術設備和工作情況，一位女護士給我們講解，她對醫院情況很熟悉。參觀過程中，她把我們帶到一間十分寬敞、豁亮的大廳，裡面用布簾隔成幾間，其中的一間擺着一個大槽，槽里用福爾馬林浸泡着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臨時任解說員的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邊，惟這具完整，還未使用。”她又解釋道：“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我們聽了頗覺詫異，便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是：“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聽了令人毛骨悚然。
　　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都是人治，故有清官、貪官之分。延安的幹部一般都是獻身革命的，能秉公辦事。而像康生這樣的人，也能幹壞事，關鍵在於沒有監督機制。

摘自：《人物》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