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 題: 強國夢與憲政之路——蔣介石在1943年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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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站: BBS 未名空間站 (Fri Apr 7 14:46:44 2006)
袁偉時：強國夢與憲政之路——蔣介石在1943年
發信站: 小百合BBS (Fri Apr 7 21:26:41 2006)
《中國之命運》還聲色俱厲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
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
……怎麼能不禍國殃民？”他實際是在指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其
實，當時的地方勢力對保護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雲南，在龍雲等地方實力派
庇護下，西南聯大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發展。又如桂林成為戰時重要的
文化中心，也與廣西地方勢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關。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國家裡，確
實沒有政黨甚至私人擁有軍隊的。問題是由於歷史條件的匯合，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
現象，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必須從實際出發，用民主、共和的方式處理相互關係，
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對立，建立互信，從而逐步實現軍隊國家化。那時有一個誰代
表國家的問題。不能以拳頭大小定是非，“軍隊國家化”不等於大的吞併小的；而應首
先致力於地方和全國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過“共和”的辦法逐步聯合、統一。這樣
的制度和相應的政治文化建立起來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國家軍隊的建立，就水到
渠成了。蔣介石沒有這樣的認識和胸懷。
蔣介石口口聲聲反對封建割據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記里，就說得一清二楚了。他
在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５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始終要用十個軍以上兵力防制陝北，則
不如肅清陝北以後，可抽出兵力在後方各地分別肅清”。為此“應先用宣傳”，“以澄
清國際視聽”！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滅日本侵略者，而是剿滅共產黨和地方勢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這牽涉到中國乃至東方各國統一的道路問題。從２０世紀２０
年代開始，是走“聯省自治”的道路，還是走武力統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銳。中國人
有濃烈的大一統情結，在蘇聯出於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軍事顧問，還給
了大批武器和金錢），不幸走上了武力統一的錯誤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實，聯
省自治的實質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礎上，實現全國共和統一。在各地區發展不平衡
的狀況下，這既能避免內戰，又有利於迫使各地區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不得不致力
地方經濟發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統一的道路，帶來的只能是內戰頻仍，生靈塗炭
，專制獨裁。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結論；東方不少國家還在繼續證明這一道理。
每當聽到一些國家軍閥混戰的消息，我總是認為他們的軍人、政治家和知識階層沒有從
歷史中學到足夠的智慧，還在重蹈中國的覆轍。
這幾年史家黃仁宇有個觀點觀點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影響很大：“蔣介石可以被認為
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
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
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要說原始型統一政府的話，袁世凱老早
就製造出來了。其實，國民黨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沒有解決現代國家的上層機構
問題。北伐成功後，將原有的比較接近現代國家的架構給摧毀了。
國民黨的基本口號是“以黨治國”，突出黨權，代替了民主的架構，代替了國會和
憲法。國民黨實行五院制，不同於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他們規定，五院都由國民黨中
央的政治會議領導，立法院的權源是黨，而不是民。這是一個大的顛倒。國民黨的黨章
規定，總理有最後決定權。原來最後決定權歸孫中山，後來經過反覆的較量，蔣介石集
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被擁戴為“最高領袖”。國內各方面勢力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支
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儘可能維持國家的統一穩定。戰爭時期權力需要相對集中，但
蔣介石的權力已經超出這個範圍。抗日戰爭爆發前，他的權力已經不受監督，形成了一
個個人獨裁的體制，導致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連綿不斷互相廝殺。１９３１年２月國
民黨重要領袖和立法院長胡漢民僅因在約法問題上發表了不同意見，就被蔣氏軟禁在南
京。以此為契機，一批國民黨領袖和兩廣軍人於同年５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與南京政
府對抗，嚴厲譴責蔣氏“迷信武力”與“個人獨裁”，並且堅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
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上海召開！
蔣不但沒有建設起現代國家的上層架構，反而建立和發展了與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制
度。
一是用“手令”決定一切，批個字、寫張條子就是聖旨，就是官員任命、財政支出
和解決重大事項的依據。
二是建立特務系統，嚴密控制全社會，特別是知識階層。最初是復興社，１９３８
年，又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俗稱軍統、中統。這一年還成立
了一個帶特務性質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是建立書報審查制度，嚴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論。文藝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的
出版都必須先將原稿送到國民黨各級宣傳部或圖書審查委員會去審查。在學校則實行所
謂訓育制度。
四是要求學校乃至全社會“黨化、軍隊化”。在他看來，現代化的社會就是一個軍
事化的社會。他曾不厭其煩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我們知道
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
’，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
這些制度和機構的建立，使國民政府與現代國家的架構越行越遠。秘密逮捕、暗殺
、嚴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１９３５年，清華大學、燕京
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曾悲憤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
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
之不足，復加以毒刑。……‘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北京大學學生組織‘帝國
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乃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
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毀書籍竟達千餘種以
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勝計。”這種狀況在１９４３年沒有改
變。
在這樣的體制下，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的反貪污也化為鬧劇。
１９４３年前後的蔣介石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符號，這是當時社會條件、傳統弊端在
蔣身上的集中體現，又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個性。
當是時，內外的壓力，使蔣不能不考慮實行憲政。這是整個世界難以抗拒的趨勢。
但是，真要實行憲政就要改變原有的體制乃至整個官場文化，蔣介石又沒有這樣的認識
和魄力。
以德、蘇為師與官僚經濟
在經濟領域，即使在抗戰期間，蔣介也把“建國”、“富強”等口號整天掛在嘴邊
。
國家的富強一直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千百年來孜孜不倦的追求，問題是如何才能富強
。
嚴復在１８９５年後總結洋務運動的失敗，就強調富強與貧弱的關鍵是“自由不自
由”。這個總結與現代經濟學研究完全是吻合的。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
蒂亞·森說：“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富強的關鍵是自由”――而在１９４３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這個道理。
蔣介石如何考慮中國經濟的發展？事實上他還是延續了傳統的思想，將政府的作用
歸結於“養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國傳統思想就是發展經濟，養活子民，教民農
戰。蔣介石在１９４３年反覆強調的是：“經濟以養民為本位”；“經濟以計劃為必要
”，“使資本國有化”，“在工業建設方面，必須採取計劃經濟制度”，並按孫中山提
出的辦法：“統一而國有之”；由於德國用軍事化帶動經濟發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
特別強調要實現“民生與國防之合一”。
不但蔣介石這樣想，蘇聯計劃經濟的貌似成功，德國、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經濟使國
家迅速發展，給中國知識階層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馬寅初這樣的對國民黨的腐敗持嚴厲
批評態度的著名經濟學家，某些地方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
博士，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對統治者直不諱，經常嚴厲批判國民黨的錯誤的經濟政策
，特別是通貨膨脹政策。在經濟思想上，馬寅初堅持自由經濟，要競爭，要保障私有經
濟的發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國國家經濟學的影響，認為經濟要有國家的干預，特別
是作為一個貧弱的國家，更需要政府的統制。馬寅初也同樣受到蘇聯的影響，認為中國
的經濟要吸取蘇聯的經驗，搞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這在當時的知識階層頗具代表
性。進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國應該實行“統制經濟”、“管制經濟”。馬寅初
說：“就現在之情形而論，蘇俄之統制經濟可謂大告成功”。
這在２０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三民主義提出來開始，實行民生主義，
就是凡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都要由政府來辦，甚至還包括土地國有。以梁啓超為代表
的學者，反對孫中山的所謂土地國有等政策，後來也有所動搖。把公有作為理想固然有
中國傳統的影響，但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的反映――已經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它的社會
存在很多弊端，窮富差異、種族問題、婦女的權利等等一再困擾人們，侵犯公民自由現
象也屢見不鮮。如何去除這些弊端？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中國的思想家解決不了。兩
次世界大戰及１９２９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將資本主義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
決資本主義的黑暗面，這關繫到中國建國的選擇問題。而這時候蘇聯大張旗鼓地宣揚五
年計劃的成就，中國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願意在經濟上吸取蘇聯的那一套。
就蔣介石來說，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為師”的思想。
他早就對法西斯理論甚感興趣。１９３１年５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決定國家大
計的“國民會議”。蔣介石在會議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須在中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統治。
他認為當時世界各國政府形式互異，而統治理論不外三種。中國應該選擇什麼呢？他說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第二
，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
論……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意大利在法西斯蒂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
，可為借鑑。……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
之目的。”
在如此明確的號令下，他的追隨者們便掀起了鼓吹和貫徹法西斯主義的浪潮。於是
一批又一批黨政軍大員被派往德國和意大利考察；德國顧問包括柏林警察總監則請進來
盤踞軍政要津；決心貫徹法西斯主義，奉蔣介石為唯一領袖的力行社、復興社等組織紛
紛成立，而在這些組織推動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書刊如雨後春筍。《法西斯蒂及其政治
》、《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與國社黨》及法西斯蒂小叢書等鼓吹法西斯
主義的著作順利通過國民黨圖書檢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執筆者和組織者竟是國民黨中
央政治會議秘書室的要員。
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執政後，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元氣大傷的德國竟在納
粹統治下迅速恢復和發展，更令蔣介石贊慕不已。用蔣介石給希特勒密信中的話來說是
：“吾兩國國勢相仿，目的相同”，“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希特勒）堅毅有方領導之
力，能於困苦艱難中發奮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歷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中正）
之所欽佩也。”蔣氏對德國顧問關於政治、軍事、經濟和兩國關係的建議言聽計從。從
１９３４年開始，在以蔣為首的軍事委員會下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來改組成為國民
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請以翁文灝、孫越崎等知識精英作智囊。這些技術官僚滿腔熱情，
要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便與德國合作，請德國幫助建設工廠，而以原料償還。他們的建
設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辦企業。
這就走入了一個誤區，客觀上對官僚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實際的結果是發
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為代表的官僚經濟。這也是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為國民黨走向
毀滅埋下了伏筆。
當時，馬寅初針對國民黨的官僚靠壟斷、走私、投機倒把發國難財非常憤慨，提出
徵收臨時財產稅，“至少要將他們的財產徵收一半以上”。作為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和
參議員，又是國民黨黨員，出於愛國、愛黨，馬寅初不斷四處去演講，矛頭直指孔祥熙
、宋子文，終於觸怒蔣介石。蔣下令要將馬抓起來，但又不能明目張胆地逮捕他。爪牙
們想出一個辦法，“請馬院長去前線考察”，實際把他關押起來，其後被轉送貴州息烽
集中營。迫於美國的壓力和各界人士及學生的不斷抗議，後來才被放回重慶家中軟禁，
但還是不准他發文章，也不准他公開作報告。直到１９４４年這些禁令才被衝破。講富
強，卻不准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講話，那不是南轅北轍嗎？
政治、經濟是密切聯繫、很難割斷的。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謂富強自然只能是
黃粱美夢。
（作者：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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