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王肅，曹魏時代大學者，然同蔡邕一樣，如今也不予名人之列。王肅家也有個因通俗文化而比較出名的人物，不過不是其女而是其父。《三國演義》對諸葛孔明的能言善辯作過兩次極大的誇張，廣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一次是所謂“舌戰群儒”，不如“舌戰群儒”出名的一次是“罵死王朗”。諸葛亮確曾遊說孫權聯合劉備抵抗曹操，故雖不曾有“舌戰群儒”之事，尚能以“捕風捉影”名之。至於“罵死王朗”，則雖有王朗其人，其事則純屬虛構。王肅即王朗之子，王朗師承楊賜，以精通《易經》著稱。楊賜即號稱“關西孔子”的楊震之孫、因“雞肋”聞名並也因此而見殺的楊修之祖，故王肅之學，同賈逵一樣，也是家學淵源。王肅還有個也因通俗文化而更為知名的親戚，俗語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說法，所謂司馬昭者，正是王肅的女婿。王肅於《尚書》、《詩經》、《左傳》、《論語》、“三禮”等皆有注釋，並皆得以立於官學(王朗所傳《易經》也得以立於官學)，因而門生遍布朝廷，形成與鄭玄一派分庭抗禮之勢。

王肅之學固有其獨到之處，然其學之所以能在短期間內異軍突起，正因有司馬氏為其政治靠山之故。王肅尚未出世之時，鄭玄業已公認為學術權威，故即使有政治靠山如王肅，想要動搖鄭玄的學術地位也談何容易！王肅於是施展出如下兩招：其一，抬舉鄭玄的前輩。但凡鄭玄之說與賈逵、馬融不同者，王肅皆據賈、馬之說以抨擊鄭說。其二，偽造古書以證鄭說之誤與己說之正。前一招無可指責，後一招則無可原諒。前文提到王肅曾偽造《孔子家語》，被近人疑為王肅或王肅同夥所偽造者還有《孔叢子》和冒充孔安國着的《孔傳古文尚書》。就內容分析，《孔傳古文尚書》似為王肅的《尚書注》作聲援，而《孔叢子》則似為《孔傳古文尚書》作宣傳，有些地方甚至似為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作輿論。極可能由於這樣的政治原因，來歷不明的《孔傳古文尚書》一經出現，居然就同賈、馬、鄭、王四家的《尚書》一起立於官學，成為朝廷法定的一派。

除去政治因素之外，這部偽造的《孔傳古文尚書》之所以能輕易地被接受，還因為這部所謂的《孔傳古文尚書》並沒有偽造經文，只是在賈、馬、鄭、王四家之外增加了一家注釋。注釋本來人人可作，假託孔安國的名義，不過旨在加強其權威性而已。後世學者大都忽略了這一點，誤以為魏末出現的《孔傳古文尚書》就是如今流傳於世的《孔傳古文尚書》，不加區別地簡稱之為“偽孔傳”，從而進一步混淆了《尚書》的歷史。其實，流傳至今的《孔傳古文尚書》不僅偽造了孔安國的注釋，而且偽造了《尚書》經文，出現的時代也更晚，絕不可與魏晉之時立於官學的這部《孔傳古文尚書》混為一談。為示區別起見，姑稱前出者為“前偽孔傳”，後出者為“後偽孔傳”。

“前偽孔傳”的出現，因完全缺乏線索，故只能以“來歷不明”四字概括之。至於“後偽孔傳”的出現，卻離奇曲折得簡直可以演義為一篇偵探小說。欲知“後偽孔傳”的來歷，得先從“五胡亂華”談起。所謂“五胡”，指匈奴、鮮卑、羌、氐、羯五種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強調“歷史上”，因五種之中除羌之外，余皆不復存。所謂“不復存”，並非斬盡殺絕或全部驅逐於境外，而是混融於華夏，遂不復辨認。所謂“亂華”，指叛亂、滅亡華夏的西晉王朝、並在中國北方形成“五胡十六國”的割據和混戰。“五胡亂華”延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就《尚書》的歷史而言，則只須集中注意力於“五胡亂華”之初、史稱“永嘉之亂”的事件。

“永嘉”，晉懷帝的年號。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劉聰 (匈奴單于降漢內遷之後，受賜姓劉氏，劉聰為單于之後，故以劉為氏。) 攻占洛陽，俘晉懷帝，縱火焚燒洛陽皇宮，使皇宮藏書蕩然無存，其對於圖書文獻的破壞，與當年項羽焚燒秦之阿房宮相當。當時今文《尚書》在民間已不流行，藏於皇宮的歐陽，以及大、小夏侯的本子復毀之於火，於是自西漢伏生流傳下來的今文《尚書》學經過四百年的興衰終於徹底失傳。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原件如果有幸逃脫董卓之亂，如今也是化作灰燼了。古文《尚書》學雖於民間流傳，不曾因此而絕滅，但民間流傳的古文《尚書》版本從來不包括“逸書”在內，故從此古文《尚書》的“逸書”也如今文《尚書》一般，徹底失傳。故於《尚書》而言，“永嘉之亂”造成的損失，名副其實“慘重不堪”。經過這次慘重不堪的損失，今、古文《尚書》經文的本來面貌竟如何？各流派的注釋的本來面貌竟如何？遂失去了可以依據的真憑實據。於是，“後偽孔傳”的作偽者遂乘虛而入。

§118

“永嘉之亂”後，中原一帶“五胡”割據，史稱“十六國”；西晉王室逃至金陵(今之南京)，偏安江左，史稱“東晉”。東晉之初，朝廷拮拘，用於學術、文化的經費大減，博士之職由原來的十九名減至九名。其中職掌《尚書》者僅得兩名，一名傳鄭玄之學，另一名所傳授者竟然既非賈逵、馬融之學，亦非王肅之學，而是“前偽孔傳”。鄭玄之學得以經動亂而不衰，因勢力雄厚。“前偽孔傳”之得以越賈、馬、王三家而後來居上，當是因打着孔安國這塊招牌。不過，“前偽孔傳”雖然得以立於官學，在學術界的地位仍不能與鄭玄一派相提並論。比如，東晉末年對於推廣《尚書》學起過重大作用的大學者范寧，他所講授的《尚書》就是完全依據鄭玄之學。繼東晉之後，出現南北對恃的相對穩定局面，史稱“南北朝”。北朝始終只傳鄭玄之學，時至南齊，“前偽孔傳”也在南朝失傳，於是鄭玄一派成為《尚書》學的唯一學派。不過，鄭玄學派在《尚書》學一枝獨秀，並不等於鄭玄學派在學術文化領域獨領風騷。兩晉、南北朝學術風氣尚玄談，得寵的是《易經》、《老子》和《莊子》。《尚書》屬於樸學，乏人問津。北朝崇佛學、輕經學，更置《尚書》於經學中的次要位置。因此，無論是兩晉還是南北朝，《尚書》學皆遠不及漢、魏時流行。研究《尚書》者漸少，熟悉《尚書》版本來龍去脈者漸稀，這無疑也給“後偽孔傳”的作者提供了可趁之機。

如果經學繼續無人問津，“後偽孔傳”恐怕也不會出籠。然南朝中期梁朝的開國之君梁武帝蕭衍本是通經學的學者，做了皇帝之後重興太學，恢復五經博士之職，經學於是在南朝起死回生。就在此時，一部號稱孔安國所傳的真本古文《尚書》突然廣為流傳。這部《尚書》不僅不同於流行已久的鄭玄注本，而且也不同於“前偽孔傳”，因為這部《尚書》不僅號稱“傳”為孔安國所作，而且其“經文”有五十八篇，與西漢末包括“逸書”在內的古文《尚書》的篇數相合，較之古文《尚書》家流傳已久的三十四篇本，則多出二十四篇。其中三十三篇經文的篇目和內容與鄭玄注本完全相同，《泰誓》三篇則篇目雖同而內容不同。在多出的二十四篇之中，《舜典》篇其實就是三十四篇本《堯典》篇的後半部，《益稷》篇其實就是三十四篇本《皋陶謨》篇的後半部。換言之，這部《尚書》的經文與傳統古文本經文的不同，實為二十二篇。

至於號稱孔安國寫的“傳”，《尚書史話》以為：但凡見諸“前偽孔傳”者，除《舜典》和《泰誓》外，“後偽孔傳”大概一概照抄。《泰誓》三篇因經文不同，不能因襲舊“傳”，故不得不像對待新出的經文各篇一樣，另起爐灶，自行編造。竊以為未必。因《舜典》篇的經文不過是“前偽孔傳”《堯典》篇經文的後半部，“後偽孔傳”的作者倘若以抄為務，也完全可以抄襲“前偽孔傳”《堯典》篇後半部的“傳”文，而“後偽孔傳”的作者卻不僅不照抄，甚至也不捏造，而是令其缺如。故作殘缺，以企令人更信之為古、為真歟？“前偽孔傳”既失傳，缺乏真憑實據與“後偽孔傳”的傳文相對照，故“後偽孔傳”傳文與“前偽孔傳”傳文究竟有無關聯，實無從考核。《泰誓》三篇的經文，今、古文《尚書》原本皆有諸，“後偽孔傳”的作者卻斷然棄之不用，而通過搜羅先秦文獻對《泰誓》篇的徵引以及其他有關文字拼湊成新的三篇。若不是有馬融指出並見諸今、古文《尚書》的《泰誓》三篇文字可疑在先，這手法不可不謂高明之極。既有馬融指點迷津在先，如此這般則頗有泄露天機之嫌。令人不解的是，多年來並無人看破這一點。除去偽造經文和傳文，“後偽孔傳”的作者還偽造孔安國的“序言”，敘述孔安國獲得這部古文《尚書》以及為之作“傳”的經過。此外，過去各種版本皆把“書序”集中編排在全書正文之後，“後偽孔傳”的作者卻把“書序”根據篇名拆開，分別編排在各篇之前。如此這般加工令這部《尚書》看起來更加系統化，因而也更加“現代化”，本應是作偽的蛛絲馬跡，卻也多年不曾有人看破，也是令人費解。

這部偽造的古文《尚書》雖然到梁朝才開始流行，卻據說早在東晉之初就已出現。根據學術界陳陳相因的傳說：東晉元帝(東晉第一代皇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梅，一作枚；賾，一作頤)向晉元帝獻上這部《孔傳古文尚書》。據梅賾說，這部《尚書》由魏末晉初學者鄭沖傳給扶風人蘇愉，蘇愉傳天水人梁柳，梁柳傳城陽人臧曹，臧曹傳給梅賾。梁柳是晉初大學者皇甫謐的表弟，皇甫謐不僅在梁柳處見過這部《尚書》，而且在所着《帝王世紀》中予以引用。又據說范寧替這部古文《尚書》作過註解，不過當時《舜典》篇的“傳”仍然缺如，直到南齊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才由姚方興發現有“傳”文的《舜典》篇。姚方興把這篇經文連同傳文一起獻給朝廷，朝廷對姚方興所獻進行審查，發現姚方興所獻的《舜典》篇經文比梅賾所獻者多出十二個字。當時正充任博士的蕭衍，不信姚方興所獻者為真，姚本人不久又犯罪被殺，故姚所獻之經傳遂無人問津。至於鄭沖從何獲得這部《尚書》，則傳說完全沒有交代。

§119

最早懷疑這部“後偽孔傳”為偽作的人，是南宋學者吳□。吳□在所着《書裨傳》中指出：“後偽孔傳”新增添的經文遠不如原有的經文艱澀難懂，不像是真的古文。不過，這種從文體上提出的懷疑，不容易令人信服。令“後偽孔傳”之為偽作成為定論的功臣，當首推清代學者閻若璩。閻若璩盡二十年之功，寫成《古文尚書疏正》一書，羅列“後偽孔傳”作偽的證據一百二十八條，論證大都堅實有力。比如，閻若璩指出：見過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逸書”原件的西漢學者劉歆，曾引用過屬於“逸書”的《伊訓》篇中的一句：“誕資有牧方明”，而“後偽孔傳”的《伊訓》篇中卻沒有這一句。由此可見“後偽孔傳”新增的二十二篇絕非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逸書”的原貌。又如，閻若璩指出：“後偽孔傳”號稱孔安國所撰的傳文中提到“金城”這一地名。“金城郡”設置於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而孔安國死於漢武帝天漢元年(前100年)以前，倘若“傳文”確為孔安國所撰，則絕無可能出現“金城”這一地名。

除閻若璩外，令“後偽孔傳”之“偽”相大白的，當數年輩稍晚於閻的學者惠棟。惠棟繼承閻氏之見，寫成一部《古文尚書考》。《古文尚書考》不僅提出許多與閻氏相互發揮以及閻氏不曾發現的證據，而且將“後偽孔傳”的偽經文的出處逐一列出，標明偽經文的某句出自某書、某句抄自某文。經惠棟如此這般剖析，“後偽孔傳”作者的作偽手段遂徹底暴露無遺。

惠棟的友人程廷祚在學術界的名氣遠不及閻惠，然程氏所撰《晚書訂疑》，從歷史背景的角度出發，對“後偽孔傳”出現的年代作了極為精闢的論斷，功不可沒。程氏指出：東晉時人都沒有見過這部偽書，因而梅賾獻書之說本身值得懷疑。若確有梅氏獻書之事，則梅氏所獻者絕非這部偽書。南朝劉宋初年的學者、同於元嘉年間(424-452年) 故去的裴松之、徐廣、和范曄也都不曾見過這部偽書，而裴松之之子裴□卻在其所撰《史記集解》中大量引用“後偽孔傳”的文字。由此可見，“後偽孔傳”出現的年代當在劉宋元嘉之末，而不是像傳說的那樣在東晉之初。

馬雍所着《尚書史話》也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出發，對梅賾獻書說的破綻作了精闢的分析和推論。《尚書史話》指出梅賾獻書說有如下五點謬誤：其一，作偽者的目的顯然在於使所作的偽書廣為流傳，如果這部偽書確是鄭沖偽造的，鄭沖絕無不予公開而私下傳授給蘇愉之理。其二，東晉之時只有“豫章太守”而沒有“豫章內史”這一官職；曾任豫章太守的不是梅賾而是梅賾之弟梅陶；梅陶任豫章太守在晉成帝之時而不在晉元帝之時。其三，如果梅賾在東晉之初就獻上此書，為何東晉至南朝前期只有人提到“前偽孔傳”卻從無一人提到過這部“後偽孔傳”？其四，范寧之孫、《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曾特別強調其祖范寧的經學一切尊奉鄭玄之學，既然如此，則范寧不似會替在版本和註解上皆與鄭玄的《尚書注》分道揚鑣的“後偽孔傳”作註解。其五，梁武帝蕭衍在稱帝以前雖曾以學者姿態出現過，卻從來不曾出任博士之職。不過，竊以為馬雍於尚書辨偽的最大功績尚不在此，而在於指出“偽孔傳”有“前”、“後”兩部之別，而不是多年來一直為一般學者誤以為的那樣只有“一部”；指出如今流行於世的“偽孔傳”是“後偽孔傳”，而不是晉代曾一度立於官學的“前偽孔傳”。這一論點“前不見古人”，為馬雍所首創。故《尚書史話》雖然不過區區五萬餘言，其於《尚書》辨偽之功卻不在千鈞之下。

“前偽孔傳”出於何人之手？馬雍疑為鄭沖，因證據不足，僅在《尚書史話》中一筆帶過，本擬深入研究後再作專論。不幸，日後馬氏的研究興趣轉移至中西交通，“深入研究”云云遂無後話。更不幸，不久馬氏便撒手塵寰，其對於鄭沖的懷疑也隨之化去，無可追尋。至於“後偽孔傳”的作者為誰？或以為王肅、或以為鄭沖、或以為皇甫謐、或以為梅賾，眾說紛紛，莫衷一是。然據馬雍前後兩“偽孔傳”之說，王、鄭、皇甫皆只可能是“前偽孔傳”的作者而不可能是“後偽孔傳”的作者，其遭懷疑只因誤把前、後兩“偽孔傳”當作一書所致。至於梅賾之遭疑，當然由梅賾獻書的傳說而來。梅賾獻書之說既不可靠，梅賾為偽造者的推想也就當然落空。要言之，前、後兩“偽孔傳”的作者究竟為誰？仍是千古懸疑。

§120

不過，究竟誰是“後偽孔傳”的作者雖然仍是懸疑，誰應替“後偽孔傳”的弄假成真負主要責任卻不難追究。前文提到“後偽孔傳”是在梁朝突然流行其來的。繼梁而興的是陳。陳朝有位音韻訓詁學家姓陸氏，名德明。(因陸氏至唐朝仍健在，也有以唐人視之者。比如，《中國人名大辭典》和《辭海》皆作如是觀。) 陸德明所着《經典釋文》一書，對儒家十二經以及《老子》和《莊子》中難讀的字、詞一一注音，間或附註字義。(兩晉、南北朝時人崇尚老子、莊子之學，故當時人心目中的經典，不限於儒家經典而是包括道家經典在內。) 對於《尚書》，《經典釋文》選取的版本正是“後偽孔傳”而不是賈、馬、鄭、王的注釋本。因《經典釋文》成為後人閱讀所注經典的標準參考書，被《經典釋文》選中的版本遂無形中成為“正版”。“後偽孔傳”之所以會成為後世唯一的《尚書》版本，與《經典釋文》的如此選取絕脫不了干係。不僅止此，陸德明還在《經典釋文．序錄》中錯把漢熹平一體石經當成魏正始三體石經，錯把馬融、鄭玄所注的古文《尚書》當成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如此顛倒是非無疑增加了後人辨認今、古文《尚書》版本和真偽的難度，從而替“後偽孔傳”的弄假成真鋪平了道路。或以為陸德明在保留古文《尚書》真面貌上也功不可沒，因為《經典釋文》雖以“後偽孔傳”為主，於“後偽孔傳”和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本共有的三十三篇，均附錄了馬、鄭、王三家注本與“後偽孔傳”本不同的文字以為對照。倘若《經典釋文》於馬、鄭、王三家的注本忽略之不予附錄，則今人對於古文《尚書》真本便會一無所知。此說似是而非。如果《經典釋文》不曾選取“後偽孔傳”而選取馬、鄭、王三家中的任一家注本為注音的對象，那麼，流傳至今的唯一古文《尚書》豈不是真書而非偽書？倘如此，則何勞從偽書的附錄中去搜殘補缺、摸索真書的原貌？

不過，《經典釋文》所選取的“後偽孔傳”同流傳至今的“後偽孔傳”還有些須區別。上文提到，姚方興所獻的《舜典》一篇的經傳均未被南朝接受。《經典釋文》也未曾理會，而流傳至今的“後偽孔傳”的《舜典》篇的經文和傳文卻均採用了姚方興所獻者。“後偽孔傳”本已是假而非真，姚所獻的《舜典》篇又是假上做假。假而又假，卻反而得以久存，真是咄咄怪哉！應替這假而又假卻翻成真負主要責任的，是一個叫做劉炫的學閥。(堪稱學閥者，首先必須真有學問，劉炫學問淵博，當之無愧；其次必須有勢力，劉炫名氣極盛、弟子眾多，也是當之無愧；再其次必須人品卑下，劉炫曾偽造古書，騙取賞金，亦當之無愧。為今人稱之為學閥者，大都缺乏第一個“必須”，名曰貶之，實屬抬舉。) 劉炫仕隋，官至太學博士。隋初廣徵圖書文獻時從陳購得姚方興所獻《舜典》。劉炫參予隋朝廷整理五經工作時採用之，用以取代“後偽孔傳”原有的《舜典》，並根據如此拼湊而成的“後偽孔傳”寫成一部《尚書述義》。因其為學閥，由劉炫“訂正”的“後偽孔傳”遂成為“後偽孔傳”的“正本”，隨着隋的統一南北朝而通行全國。

隋不旋腫而亡，唐取而代之，唐興不久也着手整理經典。貞觀四年 (公元630年) 唐太宗命顏師古等負責校訂五經文字，既經校訂的五經，稱之為“新定五經”，於貞觀七年刊行，定為五經的標準讀本。“新定五經”所選取的《尚書》正是經劉炫拼湊而成的“後偽孔傳”，於是，假的“後偽孔傳”遂進一步確立其“真”的地位。如今流行的《漢書注》也是顏師古之作，其中對於《漢書》抄襲《史記》時所出現的筆誤或因刪節不善而出現的難解之處，只知一味根據《漢書》的文字曲為之解，而不知據《史記》原文予以訂正，其孤漏寡聞可想而知。由這麼一位孤漏寡聞者主持五經的整理工作，想不以假作真，難矣哉！“新定五經”既經刊行，唐太宗又命孔穎達等主持編撰五經標準注釋的工作。方法是先選取某一家的注釋，然後再對這一注釋作“疏”。“疏”，意取“疏通”。所謂“作疏”，也就是對“注釋”再作“注釋”。之所以須註上加注，因原注撰寫的年代久遠，其措辭行和文已不便當時一般人理解。如此這般完成的著作稱之為《五經義疏》。“新定五經”的《尚書》既然以假的“後偽孔傳”的經文為定本，《五經義疏》中的《尚書義疏》也以假“後偽孔傳”的傳文為標準注釋，順理成章，自然如此。《五經義疏》成書於貞觀十六年，因遭當時一些學者非議，幾經修改，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方才正式刊行，並改名《五經正義》。從此之後，通行的五經只有“新定五經”本，通行的解說只有《五經正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