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楊開慧死刑執行過程揭秘 |
送交者: 皇家方舟 2006年04月09日10:58:3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在天壇看到此文,沒人跟貼) 楊開慧死刑執行過程揭秘
我不知道這故事是否已形諸文字,我把它寫下來等待專家的證實,因為我認為我的來源相當可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父親,也曾當過許崇智將軍的參謀長,尤其是在許當舊十四師的師長時。在蔣介石之前,我父親黃震白和許崇智已認識了很多年。 我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這樣的背景正適合中國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貴州、雲南和中南半島,從海防搭船到廣東,最後到了福州。在20世紀初,這名年近三十、常在飢餓邊緣的孤單流浪漢,加入秘密會社"同盟會",也就是國民黨的前身。在滿清末年,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擬出一套策略,企圖影響新成立的陸軍和海軍。他們從海外籌資,黨人帶着整袋白銀和成捆鈔票,進入軍營或登上軍艦,和軍隊接觸。有時密使會被抓到,很快就被處決,甚至沒有人會提他的名字。同時陸軍或海軍的人員就把錢財納入私囊,什麼事都不做。同盟會於是將策略改成滲透,或派人進入軍隊。父親就是如此,他在福建進入省立的軍校念書,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旅長許崇智將軍,和父親的年齡差不多。父親成績優秀,不僅以第一名畢業,從許將軍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許將軍還勸他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獨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轄。許將軍扮演重要角色,將福建省交到革命黨人的手中。父親當時已經從軍校畢業,立刻成為許將軍的參謀長。在當時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現代陸軍還在萌芽期,各省強人只聽自己的命令,中國開始踏上軍閥之路。 袁世凱之死並沒有帶給中國和平,只是象徵開啟了十年的無政府狀態。次年,中華民國分成北部和南部。當時的大元帥孫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當時加以實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廣東政府也是南部各軍閥搶奪的目標,單是清除這些軍閥就可以構成"四次革命"。這時我父親覺得已受夠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親結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確定,這時他勸我父親回來完成未竟的任務,但並沒有說服成功。他並不知道,他的戰友已變成顧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東京碰到昔日戰友的兒子,但這個兒子已經三十二歲,正要展開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親提早退休,第一個付出的代價便是貧窮。全家不曾餓過,但我們少有特殊享受,簡單的正餐外更少有點心。長沙街頭販賣着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陣陣香氣一再提醒我,我從童年一直餓到青少年。中學開始上英文課時,我好盼望能擁有生平的第一枝鋼筆,但我們家的預算只容我帶一枝墨水筆,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時,同學在鞋子上加橡膠套鞋,閃亮又時髦。我卻笨拙地踏着木屐,發出惱人的聲音,令我無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時,父親會告訴我他年少時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願沒有得到滿足,一點都不相信我們家的困苦和中國的命運有任何關係。 父親顯然對許崇智將軍的評價不高,但他的這位長官兼"教師"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傳統的忠誠及他的自尊驅使下,他不可能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而說起來在舊國民黨的階層中,蔣還在他之下。他同時還考慮到,他離開黨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資少,還得忍受素質能力不如他的長官的羞辱。但他沒有其他選擇。母親常告訴我和弟弟:父親犧牲很多,他希望我們日子過得好一些。我們應該專心學業,準備上大學。父親希望我們當工程師,或是靠建設性的工作來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 對緊張和過度擔心的父母來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長沙絕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時期,三天兩頭就出現公開處決共產黨人的場面。甚至很難避開街上的行刑隊伍,因為太過尋常了。通常隊伍前會響起尖銳的號角聲,士兵亮出槍尖上的刺刀,大叫:"殺"囚犯的手被反綁,在推擠之下走過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臉色潮紅,大吼大叫,表達不滿及反抗。他們甚至無法有尊嚴地死。 傳統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紙貼在竹片上,掛在犯人的脖子上,紙片上用黑筆寫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紅筆重重畫上一筆,象徵依法結束犯人的性命。在隊伍中總有光腳的小孩穿梭奔跑,興奮地開嘴,將整件事當成玩樂嬉鬧的場合。不論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論上贊成階級鬥爭的書呆子,在執行死刑時都沒有差別。顯然有些年輕男女是受到牽連才喪生。有時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開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學時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執刑的現場。但有一個叫做邵先慧音譯的同學比較大膽,他先看過後,再轉述將他嚇壞的經驗:他想看清楚一些,於是爬到附近的樹上。第一個犯人被砍頭時,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噴出一堆血。同學說,他被嚇壞了,緊緊抱着樹幹,閉上眼睛,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指甲抓着樹皮。他不記得自己如何從樹上爬下來。 在1930年,毛澤東的太太被處決,楊開慧是我三舅母的親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過她,我們了解這個事件的一些細節。法官判死刑時,會讓犯人選擇槍斃或砍頭。她選擇前者,因為她不想讓頭顱被掛在公共場合示眾。在毛澤東被宣布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只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鈞,也被當成共產黨員處決。行刑前一星期,我父親去獄中看他,勸他請求寬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斷然拒絕。他死時,只有二十出頭。他的死在我們家投下陰影,父母親提到他時,都會降低音量。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學生代表大會蠢蠢欲動。代表大會雖然和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卻要求撤換省主席任命的校長,並質疑軍訓課的存在,這也觸及到省主席的權威。父親要我置身事外,我不聽,他居然親自跑到學校,看我是否成為活躍分子,讓我又羞又氣。我氣急敗壞,因為父親再也找不到在同學前羞辱恥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靜一些後,父親才對我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我了解他為人父母的焦慮,但我並沒有被安撫。青少年不可能自滿於當老爹的嬰兒。多年後我才開始體會他話中的要點。由於省主席何鍵的干預,這場學生抗議失敗得一塌糊塗。 我們應該當懦夫,乖乖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父親向我保證,他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親在民初的親身經驗來說,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黨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變成軍閥。除了許將軍以外,父親還非常瞧不起黃興。黃興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們的親戚。1911年4月,離武昌起義只有幾個月,同盟會攻占廣東巡撫衙門,黃興成為英雄。雖然他有藉口,但圈內人知道,起義失敗時,他逃離現場,追隨者卻被逮捕,隨後成為烈士。 一個對革命持這麼負面看法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曾盡心努力過,才能鞏固他的立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從別人口中得知。我知道,體力的勇敢絕對不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一定努力證明過,在逆境時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證明自己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一樣。 想起父親,不覺勾起傷心的回憶。1936年,我獲得南開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他一定認為,多年心願就要達成,眼看兒子可以走向不同於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對**開戰,全國一片混亂,他的夢想也被戳破。然而,戰事發展成全面的戰爭時,他雖然不安,卻更高傲,送走兩個志願從軍的兒子。"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他以複雜的情緒說。他來不及知道珍珠港事變,更不用說**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幸的是,弟弟從國民黨軍隊的交輜學校畢業,從軍三年,最後又回到學校,完成大學學業,經過一連串的長期奮鬥後,從斯坦佛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父親至少有個兒子實踐他的夢想。 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蔣介石,也許正如郭沫若所說的,因為我是他的"忠誠信徒"。但隨着時間進展,崇拜轉成同情的了解。身為歷史學家的我最後終於看到,對於國民黨運動和其領導人蔣介石來說,命運賦予他們的行動範圍相當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軍校,我們聽到"我們的校長"要來時,整個學校一片騷動。我們把整個學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處擦擦洗洗,給每個器具上油,預期他會來檢查。但最興奮的是,我們即將有機會和傳奇般的偉大人物面對面。我們全都知道,蔣介石有一度和幫會扯上關係。即使是我們的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少將,身為親近蔣的弟子,都不諱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賺了一票。在我們的印象中,蔣是大膽無畏的英俊年輕人。這樣的印象大半來自經常被刊登的一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黃埔軍校成立時,照片中的他擺出很帥的姿勢,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徵他隨時準備行動。這時我們也已讀過王柏齡將軍的回憶錄。他在書中揭露,蔣不僅以個人信用借錢來維持軍校,而且還親自設計國民黨的軍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環孔,讓帽子向上翹,展現革命軍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讓第一期生在三個月內畢業,認為再稍微拖延,中國就沒有機會重生。到此時為止,依我們的標準而言,他具備偉大名將的種種條件: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義上,但能當他的學生就讓人心滿意足了。 等到我們見到本人,失望到了極點,簡直無法以文字描述於萬一。雖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長來時,如果誰弄亂了隊形,就是犯了嚴重的過錯,一定會遭到禁閉的處分,但校長致辭時,一些學生傾斜身體,希望能看清楚演講人,後排的學生則踮着腳尖。但他們的熱誠並沒有得到報償。蔣介石的態度既不敏捷,也不堅定,他動作緩慢又刻意。他的演說既無冒險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無趣。我們期望是軍人對軍人間的談話,像關起門來討論當今局勢,或是多少提到他過去的光榮歷史,但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告訴我們,要嫻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練基本戰術即可,如果費心去思考戰爭的信念、概念,甚至戰略,都是浪費時間。如此這般,我們仰賴領導我們贏得孤注一擲的戰爭,進而改寫歷史的人,談話竟然像是教練班長一樣尋常。他還老遠從重慶來講這些東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不過也沒有像他一樣身兼所有軍校的校長。 等到我們要朗誦"軍人讀訓"時,他又親自當起教練班長。不過,他卻缺乏教練班長的體力和壓迫感。"我念一則時,"他輕聲說:"不要和我同時念。等我念完後,你們再複述一次。"他如此講究細節,追求完美但是國語的"服從為負責之本"在他濃厚的浙江口音下卻成了"屋層外無炸資崩"。後來我們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憐的校長為樂。我可不願當蔣介石的公關人員,即使是最能幹的新聞官打造出的公眾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輕易摧毀。 又有一次,站在講台上的蔣突然發現,身為軍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聽眾中。他停下演講,請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氣婉拒。邀請愈來愈急迫,但戴非常謙虛,以同樣的決心拒絕。其後數分鐘,我們聽到麥克風傳來我們的校長蔣介石的聲音:"嗯嗯,請,請"戴的聲音沒有連到麥克風,但從延長的懸疑氣氛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正在進行某些對話。這場謙虛的拉鋸戰終於結束,戴順從請求,走到台上,蔣才又繼續演說。站在聽眾中的我心中懷疑,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嗎?如果在數千名頂着鋼盔、站在太陽下的軍校生之前,都無法避免虛華不實的形式主義,在處理更重大的事件時,他們的優先順序只會更值得質疑。 摘自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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