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什麼是發展的概念，是歐洲人用槍捅着別人的後腰進行定義的。他們用堅船利炮打開別人的大門，本來是為了占有土地，掠奪財富，但他們卻說：你們落後了，你們是劣等民族，你們應該聽我們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來我們確實落後了，我們應該發展工商業，我們應該武裝自己。日本正是這樣一個民族，它先是學習中國的唐朝。當歐洲人開着船拿着槍四處燒殺搶掠時，他們羨慕不已。但他們是不服氣的，他們認為，東方人並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聰明，西方人能做到的，東方人也能做到。後來，他們果然也做到了，成為一個足以和西方國家抗衡的東方強國，加入了殖民掠奪的行列。然而在二十世紀，接受了工業文明的日本，卻困擾於三大公害：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痛病，而且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在槍口的威脅下，價值觀就這樣強行推廣，進而得到認同。今天看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人，他們本來過着悠閒的生活，卻是被逼着發展起來的，因為“落後”就要挨打，他們不得不發展。因為獨立，他們必須笨拙地使用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常常搞得不倫不類。為了這種發展，他們力不從心地涉足工業，還不等自己適應某種經濟現狀，西方人卻已經換了一番天地。他們總是跟不上西方人，以前很多人累死在西方人的苦役和鞭子下，現在很多人則餓死在家門口。 　　

假如落後也不挨打呢？假如持有各種不同“發展”理念的民族和種族之間能相安無事呢？假如擁有槍炮的一方只是送去智慧、技術和友愛呢？假如擁有科技的一方不因為自己的擁有而認為別人是劣等民族呢？究竟是誰會活得更快樂一些？但上述假設是不成立的，而且永遠都不會成立。事實上，任何擁有武力優勢的國家和民族，總是要進行征伐和掠奪。所有這一切，當人類以國家、民族、種族為自私理由進行罪惡活動時，一直大倡“愛”和“寬恕”的宗教又在做些什麼呢？ 　　

從1096年到1291年，在羅馬教皇的發動和西歐國王的指揮下，罪惡的十字軍東征一共進行了八次。當時，他們表面上打着從穆斯林手中奪回聖城耶路撒冷的旗號，實際上是因為西歐人的享受欲望在膨脹。當時，東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聖經》上說，那裡遍地流着牛奶和蜂蜜。東方的財富讓西歐封建主們垂涎三尺。羅馬教會則想趁機吞併東正教會，並改造穆斯林，建立世界教會。意大利商人為戰爭提供了後勤保障，因為他們想排擠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壟斷東方貿易。十字軍於1099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時，完全忘記了《聖經》的教義和聖地的尊嚴，將聖城洗劫一空，殺死城中七萬多人。十字軍還剖開死人的肚子，將屍體堆積起來燒成灰燼，再在屍灰中扒尋黃金。十字軍第四次東征，卻根本沒有見到聖城。在威尼斯商人的操縱下，轉而攻占信奉同一宗教的拜占廷帝國。1204年，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屠城七日，搶走了一切可以帶走的東西，燒毀了帶不走的東西。兵災過後，一個威尼斯人當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這種虛偽和無恥，連上帝見了都會轉過臉去。 　　

在基督教世界，文化專制主義橫行近千年之久。在長達五個世紀的時間裡，人們僅僅是由於某個鄰人多嘴的流言，就會被拋入大牢。他不知道修士為什麼抓他，為什麼被起訴，誰是舉證者。他如果申辯就會受酷刑，甚至被處死時還不知道原因。直到1600年，可惡的“異端裁判所”還燒死了真理的擁護者布魯諾。這一切，居然都是為了維護宗教的正統性。 　　

當宗教成為一種可以運用的權力時，它便成了滿足私慾的工具。這並非宗教本身的過錯。 　　

在“中級自私階段”，由於文化和宗教的影響，人類分裂成許多陣營，每一個地方的人都以自己為中心，認為自己民族的文化優秀無比，自己的宗教信仰才符合世界的本真。但奇怪的是，人們之間不進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卻讓戰士和武器交流。在屍橫遍野、城鎮變成焦土之後，歷史學家說：客觀上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商業的發展，技術的傳播。也就是說，在主觀上，人類只是為了自己的擴張野心、掠奪財富和對別人進行思想控制。 　　

這一時期，由於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出現，人類之間出現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到文藝復興時，西歐人在天文學、數學、醫學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科技往往促進文藝的發展，西歐人在哲學、文學、建築、雕塑、美術等方面都獨樹一幟，有些人就以為自己是優等民族，開始有了自我優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進了武器的革新，從十五世紀起，歐洲人在武器製造方面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於是，歐洲人開始用武器來強制推行自己的優越感和價值觀。 　　

除了毛瑟槍和大炮外，哲學和藝術也是這種優越感和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哲學是病態社會的產物，假如將一部西歐哲學史翻爛的話，沾在手上的，都是哲人們心靈傷口上的鮮血。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不得不思考人為什麼生存，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人性的善惡及扭曲，以及在後來的“高級自私階段”，哲人們痛苦地思索人的異化，人的孤獨和無助感，人的渺小感。藝術在那樣的價值觀里，可悲地淪為金錢的奴僕。到後來，當人們掂量着口袋裡的錢決定能否享受所謂的藝術時，那些享受到藝術的人與其說是享受藝術，還不如說是享受對於金錢的滿足感。那些想享受但沒有享受到藝術的人，則會抱怨自己的窮困。至於更多根本對藝術不感興趣的人，藝術在他們眼裡是奇怪的東西，是精神的奢侈品。在稍後的“高級自私階段”，繪畫藝術水平的高低，要以每幅畫的價錢來判定。凡高生前窮困潦倒，死後一幅畫能賣到三千多萬美元，這真是對藝術的莫大侮辱。而一場上檔次的音樂會，則會產生高價的門票。更可惡的是，在雕塑藝術發現象牙的“藝術價值”時，非洲的大象就開始遭殃。當皮衣成為服飾藝術的極品時，幾十種動物就慘遭剝皮。 　　

這一時期的政治體制，在“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影響下，東方以中國“家天下”為代表，認為國界範圍內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個人的。西方的王權也不斷得到加強。統治者們都極端自私。西歐的一個國王曾經說：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中國的皇帝，則在活着的時候，也不管什麼洪水滔天。不可否認，有些統治者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民，那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私：他們害怕暴政會引起人民的反抗，自己的統治將會失去。 　　

在“小我”和“中我”兩種自私的共同作用下，當一個歷史事件發生時，往往既夾雜着統治者的個人好惡和私慾，也包含有各種各樣的“崇高”意義。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部分人學會了巧妙地欺騙另外一部分人，為他們的個人慾望貼上了具有“崇高”意義的標籤。 　　

在“中級自私階段”，人類大體上還只是折騰自己，對大自然的破壞仍然不太強烈。但在這時候，人類已經發現了殘殺動物的樂趣，懂得動物的經濟價值，更多的動物成為餐桌上的食物。 四、高級自私階段

在“高級自私階段”，“小我”和“中我”自私進一步發展，更增加了“大我”的自私。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就像當初歐洲人認為其他種族的人是劣等種族一樣，人類認為自己是優秀和高等的，自然界的一切都要為人類服務。作為歐洲人進行殖民侵略的翻版，人類將槍口、實驗室屠刀對準了更多動物，將挖掘機、鑽頭、化肥、農藥、大量污染物對準了自然界。 　　

“小我”自私泛濫成災。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更瘋狂地追逐個人財富。工場主、廠長，再到經理、總裁，隨着稱謂的變化，世界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人們津津樂道福布斯財富排行榜，到處傳頌着關於巨富的故事，到處都是指導年輕人“如何走向成功”的書，但打開那些書一看，實際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一個有錢人。 　　

在工業革命初期，人們還在為自私找着各種藉口，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認為“民富自然國富，國富則國強”。到現在，又突然在全世界宣揚所謂的“人間真情”，美國甚至為了維持婚姻，到了給結婚者發獎金的地步。可見，連“小我”自私都更加可惡，個人的自私已威脅到親情友情。 　　

在這一階段，有的人為了自己的國家、企業而忙碌着，更多的人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人們為了追逐財富而精疲力盡，犯罪行為十有八九是因為貪財。在上層社會，貪污賄賂橫行，金融欺詐時有耳聞，政治和經濟聯姻的醜聞讓許多人對政治失去興趣。在下層勞動者中，人們為了掙錢養家糊口而被拴在機器、農具和計算機上，許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現了很多富貴病和過勞死等現代死因。 　　

“中我”自私得到加強。國家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由於科技在現代兵器方面的應用，戰爭規模和代價也越來越大。為了國家和集團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三千萬人喪生。為了所謂的拓展生存空間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超過五千萬人死亡，傷殘者更是不計其數。 　　

二戰後的世界並不太平，美蘇爭霸的結果，讓核武器可以滅亡人類幾十次。中東戰爭隔幾年就來一次，越南戰爭進行了兩次，阿富汗戰爭也進行了兩次，伊拉克也打了兩次仗……衝突沒有減少，分歧反而越來越大。到二十一世紀初，連世貿大樓也被炸塌了，反恐聯盟說，這是針對全人類的罪惡，這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而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原教旨主義者說，我們不需要你們販賣你們的財富，推行你們的價值觀，我們的世界已經被你們折騰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們要炸毀象徵你們價值觀的建築物。 　　

如果說，戰爭是一枚人類投向對方的巨大的炸彈，恐怖主義就是不小心砸痛自己腳面的彈殼。戰爭是恐怖主義的源頭之一，要消滅恐怖主義，首先應該消滅戰爭，二者均是人類由於“中我”自私而犯下的罪惡，而且這種罪惡沒有輕重之別。許多人在談到戰爭和恐怖主義行為時認為，如果行為目標是無辜的平民，則罪加一等。難道軍人們是罪人嗎？軍人只是由於戰爭而被拉上戰場的平民，是生活在軍營和戰場上的平民。如果哥哥是軍人，弟弟是農民，無論失去了誰，無論他是軍人還是平民，另一個人的失親之痛是一樣的。有一天哥哥復員，弟弟參軍，罪人和好人絕不會在一夜之間換了過來。還有人認為，軍用設施可以襲擊，襲擊民用設施則是一種罪惡。難道軍用設施不是平民們辛辛苦苦建起來的嗎？相比之下，軍用設施比民用設施用了更多的鋼筋、水泥，更增加了民用設施所沒有的特殊材料，而這些建築材料，有哪一樣不是平民們在工廠里生產的？所以，在炸毀軍用設施時，比起民用設施，實際上是在更多地炸毀平民們的勞動產品。 　　

龐大的軍事工業不僅消耗大量資源，而且造成環境污染。在戰爭狀態下，環境污染更為嚴重。原子彈爆炸給日本人民留下了無盡的痛苦，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噴灑的落葉劑，使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紅樹林遭到極大的破壞，西貢北部和西部的硬木林死掉一半，還毀壞了兩千多平方公里的農作物。而發生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忍受痛苦和遭到破壞的不是美國。就這樣，在“小我”和“中我”自私的驅使下，“大我”自私迅速升溫。 　　

“大我”自私開始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環境保護被人類提上了日程。但由於“中我”自私作怪，環境污染的罪首——發達國家，卻為了一己之私利，不願意放棄污染嚴重但獲利豐厚的工業，把這些工廠建立在欠發達國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人稱他們的農藥“賽娜德林”可以製造一場真正的“綠色革命”，在幾個欠發達國家建立了規模巨大的“賽娜德林”化工廠。而日後的事實證明，賽娜德林不僅沒能減少蟲災，而且使蟲類升級換代，它製造的不是“綠色革命”，而是一場場氯化氫生態災難，致使當地鳥類銳減，有很多人因中毒而死。1984年，美國聯合碳化公司設在印度博帕爾市的一家農藥廠，劇毒物質外泄，受害面積達四十萬平方公里，死亡人數約六千到兩萬人，受害人口達二十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工業污染事故。 　　

富國是非常慷慨的，常常分出豐厚的利潤饋贈給欠發達國家，再讓欠發達國家用這些錢來買毒藥喝。但是富國利用了欠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落後和對環境污染的認識滯後，到頭來，欠發達國家不僅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還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金錢對付糟糕的環境。當倫敦上空不再出現煙霧，泰晤士河再度出現魚類時，許多欠發達國家如中國、墨西哥的工業重鎮卻迷霧籠罩。當歐洲和北美洲的綠地有所增加、阿爾卑斯山麓綠色誘人時，非洲的森林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尼日利亞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亞洲的減少速度比非洲更快，其中印度的森林面積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垃圾成為社會公害，由於富國人民的抗議，有毒垃圾被運往拉美和非洲。僅美國每年向這些國家出口的有毒垃圾就達兩億多噸。 　　

人們把環境危機很大程度地歸罪於人口的增長，認為正是人口的無限制增長，使人類不斷地向自然界要求更多的資源，造成人類生存空間的困厄。當資源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就會引發侵略戰爭。比如在一戰時交戰雙方爭奪殖民地，二戰時所謂的拓展生存空間。上述理論至少有一多半是錯誤的。因為戰爭是多種因素的結合，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統治階層的私慾，至於爭奪富庶的地方，掠奪遠方的財富，以及所謂的拓展生存空間，都是統治階層為了發動戰爭而編造的理由。至於人口增長，地球的確有一個承載力問題，也就是地球最多能養活多少人。可這一問題在當代幾乎是個笑話。因為造成人口問題的兩大因素，都將會一直存在下去。一是科技力量。是科技讓人類沒有天敵，是科技讓人類的嬰兒死亡率降低、人均壽命提高，是科技讓人類住進摩天高樓，是科技提高了糧食單產，並毀掉大量原有植被，強改成農田。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自私。“小我”自私認為，多子就是多福，生多少小孩子是我自己的事，這牽扯到我的利益，是我的權利。“大我”自私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人類數量增加正是人類偉大的體現。“中我”自私認為，人口少的國家自然是弱國，自然缺少發展的動力，人多就是優勢，人多就是力量。此外，“中我”自私還產生了這樣一種現象，即由於發達國家更多地占有世界資源而不僅僅是本國資源，使得人口數量在欠發達國家超常增長，甚或造成人口危機。據報道,每出生一個美國嬰兒給世界帶來的負擔，就相當於出生三十個窮國嬰兒，甚至美國人養的寵物狗每星期所消耗的蛋白質，要超過印度人每個月消耗的蛋白質。在這樣的狀態下試圖消除人口危機和資源危機，會有一個合理的結果嗎？富國的人會主動承擔起人口危機和能源危機的責任，過如同窮國人節衣縮食的生活嗎？如果這樣，他們幾代人的追求，不是成為一個絕妙的諷刺了嗎？但是，任何一個自私的人或國家都不會相信，當臭氧層遭到破壞時，紫外線會只照耀在欠發達國家；他們也不會相信，當巨大的冰層融化時，潮水只會淹沒非洲的低地；他們更不會相信，當海洋成為名副其實的垃圾桶時，骯髒的海流會繞過歐美的國門流向別國。他們相信的也許只是，當人口多到他國放不下也養不起的時候，難民們會不會涌到我這裡？ 　　

這個時候，人類真正變成了一個暴君，在利用、享受着大自然的賜予時，又用這些賜予破壞着大自然。這就好像一個忘恩負義之徒，恩人賜予他力量，他卻用這種力量殘害着恩人。 　　

殘害着自然界的人類，已經變得有點弱智。他們自以為無所不能，以萬物之靈而自居。這種幻覺的產生，緣於人類手中握有科技力量。然而科技是一個智障加身殘的雙重殘疾兒童。說科技智障，是因為科學家們一味沉迷於科學實驗，從中獲取樂趣。由於現代分工的細化，他們至多也只能看到科技帶給人類的表面的利益，他們很少有人同時又是心理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學科分工是殘酷的——那些影響着人們生活和生存方式的頭腦，卻不是敏銳地感受這種生活和生存方式的頭腦，而實業家們對科技的關心只體現為工業利潤，政治家們則想着依靠科技增強國家的實力，正是這種四元分化使科技成為智障兒童。說科技是身殘兒童，是因為科技只有右手而沒有左手。它只用右手向自然界索取資源和財富，卻無法用左手向自然界進行回饋。千百年來，帶着索取而非回饋的願望，科技的足跡踏遍了自然界的每一個角落。一個小小例證是，在無人居住的南極，居然也留下了人類的垃圾。 　　

這一階段，無論是虛假的還是真實的，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為口號。在殖民時代，正是自稱“民主”的國家最先出師遠征，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殘暴的殖民統治，讓民主蒙羞。可想而知，假定那個時代的民主是一種真誠的願望，那麼，他們所宣揚的民主也只是本國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更不是黑奴們的民主。這種狹隘的、一國之民的民主，絕不會是什麼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是一種善意的民主。因為正是這種“人民做主”的殖民國家，它在強大到可以侵略別的國家時，卻蓄意想讓另一個地方的“人民做奴”。 　　

二戰以後，人類的“大我”自私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瘋狂折騰大自然之外，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充分體現。由於美蘇爭霸、獨立國家的增多、地區衝突的頻繁和民族意識的覺醒，人類結成了越來越多的軍事同盟、政治組織和經濟聯合體，比如北約、華約、阿拉伯國家聯盟、世界貿易組織、歐盟、歐佩克、亞太經合組織、東盟。這些組織無不是為了人類的安全和發展而設立的。同時由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引發的科技大爆炸，人類之間的距離更加縮短了，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然而可笑的是，人類自覺地成為“地球村”的村民，卻沒有意識到，地球上還有比人類數量更多得多的生靈，他們同樣應該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人類追求安全和發展的同時，卻剝奪了其他生靈的“村民”資格。人類這樣做，既不安全，也談不上發展。民主的政府，不應該是全人類的政府，而應該是全地球的政府。

五、人類向何處去

很顯然，既然人類能夠審視自已的退化，那麼解救的惟一方法就是制止這種退化，走真正的進化和發展的道路。而走真正進化和發展的道路，並非對人類歷史的反其道而行之。讓人類向後退，無論這種辦法正確與否，它都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 　　

中國古代的智者老子，在兩千多年前居然預見到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他提出的解救辦法就是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他大概認為，小國寡民，便不會產生一些人矇騙另一些人的文化和宗教，便不會有人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民風也會永遠保持淳樸。可是在那個時候，人類的自私本性和退化慣性根本不會理會他的擔憂和建議。兩千年一晃而過，西方國家的一部分綠黨成員步老子的後塵。他們主張取消一切的物理能和化學能，不要依靠現代技科而是用人力來發展企業。他們中的一些人更進一步提出，拋棄一切工業成就，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幾千年以前，回到幾萬年以前的社會狀態中去。同時，羅馬俱樂部的創建人澳雷西澳·佩西在談到原始狀態的人時說：“在區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們比我們更為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禁忌，他們決不去嘗試做那些超出他們能力的事。他們比我們顯示了更高的見識，在文化和生態方面更加平衡——而我們這些原子能和電子計算機時代的野蠻人卻強烈地沉醉於自己的杆槓和電鈕、推土機、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飛機。”有趣的是，這位憂心忡忡的未來學家和工業家，卻更關注人類心靈和心智的發展與承受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始人稱為“高尚”的人，而把現代人稱為“野蠻”人。 　　

正如本文前述，人類歷史上最可悲的事發生了，正是由於人類“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這些現代化了的“野蠻人”在擁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後，就自封為文明人，到處用欺詐和武力掠奪他人的財富，並逼迫全世界接受他們的工業文明，大力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工業文明以及他們的價值觀的最後結果，卻是人類不得不審視古老的東方聖哲們說過的話，工業國家在自己的懷裡孕育了綠黨。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綠黨們卻沒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狀態，那麼，由於人類的自私，無非是出現又一部人類退化史。況且，古代人並沒有接受老子的回歸思想，現在人也不會接受綠黨的回歸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愛因斯坦，是極少數社會科學思想和自然科學研究同樣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來，也許他並不會從事科學研究。他在晚年發現了科學的可怕，他為此後悔不迭。有人曾經問愛因斯坦：你是否能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情形？愛因斯坦回答說：我不會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我會預測第四次世界大戰。這個人就問：這是為什麼？愛因斯坦嚴肅地說：我知道絕不會發生第四次世界大戰，因為人類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滅亡。 　　

人類的自私使人類猶如一條鑽進竹筒里的蛇，無法回頭，只能尋找出口。而現在人類的出口，毫無疑問，正如愛因斯坦所言，是滅亡。但人類惟一能做的事，是改變出口。而改變出口的方法，不是改變現在竹筒出口的環境——滅亡，而是通過調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調轉一個方向，把出口設在環境較好的地方——讓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因為所要解決的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學等抽象問題和諸如國家、宗教、民族、種族等具體問題。 　　

盧梭在這方面給其他人做了一個好榜樣。他努力做一個沒有隱私的人，向公眾坦露了自己的心跡。人類，尤其是國家和思想的統治者，要承認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戰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為自己的侵略和掠奪行為製造種種崇高的道義和文化藉口，不再宣揚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優秀的宗教和文化。要勇敢地讓本國和全世界的科學家們明白，製造武器並不是愛國行為，它只是一種赤裸裸地屠殺人類的前奏。但是，面對這樣的提議，每一個統治者和他的人民都會說：假如我們這樣做了，我們沒有了先進的武器，我們的人民不好戰了，別的國家卻不這樣做，我們的國家豈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嗎？每一個統治者也會說：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但我們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們都希望達成一項銷毀核武器的協議。如果真是這樣，就需要發明這樣一些儀器。這是一種功率強大的可探測核武器的儀器，把它帶到直升飛機上時，能探測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後由有關各方共同主持銷毀所有的核武器。發明這些儀器，現在已不是技術上的難題，難題出現在每個國家愛好和平是否有誠意。對其他的武器也可以採用相同的辦法來銷毀。 　　

但在事實上，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 　　

大國會說，如果小國再對我們施行恐怖襲擊怎麼辦？失去了核威懾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國偷偷地再做出先進武器可怎麼辦？我們不是成了上當受騙者了嗎？小國會說，這是不公平的，大國的資源豐富，人才儲備也多，等我們什麼武器也沒有了，也沒能力再造了，大國卻能一夜之間造出足以毀滅我們的武器。人口少的國家會說，武器雖然沒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國家不就稱霸世界了？這是一個說不清的事。 　　

對於污染環境的企業，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消除。如果對一個國家說：落後就落後一點吧，撤掉污染環境的項目吧；再對一個實業家說，窮就窮一點、虧就虧一點吧，別再干污染環境的事了，那麼，除非該項目已引起公憤，違反法律，否則他們會認為提建議的人瘋了，然後找出一大堆理由來拒絕這個建議。這也是一個說不清的事。 　　

人類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問題。所以，現在只能讓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兒吧，沒有誰會否認自己國家的偉大性，也沒有人會告訴自己的科學家別再開發武器，更沒有人因為污染環境而放慢追逐財富的腳步。沒有人會改變這一切。要進行持久而緩慢的“自然心理”建設，要通過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業家的共同努力，讓人們形成普遍的價值觀：像天地間的一切生靈，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一種與其他動物平等相處的動物。人類依靠泥土、陽光、空氣和水就可以生活，過多的工業生產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麗就在於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後都復歸於泥土，完成這一自然的循環；像深海魚類和鳥類相安無事一樣，人類也應如此。人類至多只需要進行文化交流，人類的文化也應該尊重多樣性，回到古樸的狀態，回到沒有誰優誰劣之分的狀態。不要問什麼哲學問題，讓宗教淡出人類的思維，人類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別形成不同群體；像動物之間用人類聽不到的次聲交談、用優美的肢體語言說話一樣，人類在進行自身建設時，也不要驚擾其他動物，更不要強行掠奪自然界。所謂自身建設，就是按照人類本是“精神動物”這一獨有和無法改變的事實，最大限度地創造精神財富，而不是在物質財富中迷失了本性。正因為人類是天地間惟一的精神動物，人的“進化”的主要指標就不應該是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應是精神世界的快樂、悠然和高尚、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