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孔穎達等人不僅在選取《尚書》版本上承襲了陸德明的錯誤，弄假成真；而且在敘述今、古文《尚書》源流時也承襲並擴大了陸德明的錯誤，顛倒是非。比如，《五經正義》把鄭玄所傳的古文《尚書》說成是今文《尚書》，把張霸所傳、來歷不明的偽書、所謂“百兩篇”者，說成是孔安國所獲古文《尚書》的“逸書”，把西漢的張霸說成是晚於東漢末年鄭玄的人。這些極其明顯的錯誤為何會出於像陸德明、孔穎達這一流大學者之手？《尚書史話》以為大概出於對孔安國這塊招牌的迷信，和對鄭玄的厭惡。迷信孔安國，或者有之；厭惡鄭玄，則並無證據；且鄭玄所傳者本是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奉尊鄭玄之說並不妨礙迷信孔安國；更無必要搞錯張霸其人其事。然則何以會如此？曰：或因當時學術風氣治經者不問史，治史者不問經，經之於史若涇水之於渭水。陸、孔等人雖為經學大家，於史學卻不僅孤漏寡聞，而且不屑於檢閱《史記》、《漢書》等史書以核實其耳食。

唐承隋所創立的科舉制，以科舉考試方式選取官員。唐代科舉制中最重要的兩科為“進士”和“明經”。進士科試詩文，明經科試經典。“新定五經”和《五經正義》既是官方的五經定本，但凡欲從明經科以求出仕者，皆須遵循之、熟讀之自不在話下。以讀書為徑，以做學問為的者寡；以讀書為徑，以求官爵為的者眾，也是自不在話下。於是，馬、鄭、王三家的古文《尚書》注本因問津者寡而逐漸失傳，打着“孔傳古文尚書”旗號的假“後偽孔傳”遂取得了今古文《尚書》各家各派之爭的最後勝利。

“後偽孔傳”既然打着“孔傳古文尚書”的旗號，其經文自然都是用“隸古定”的筆法寫成的，其傳文也自然都是用漢隸寫就的。漢代通用的隸書到唐代已成了古文，更不用說“隸古定”這種用隸書筆法模寫的先秦篆文了。為便利閱讀起見，唐玄宗於天寶三年 ( 公元744年 ) 令學者兼書法家衛包把“後偽 孔傳”全部改寫成楷書。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 仿漢魏之例，把九經 (九經，說見前，此不復贅。) 皆刻上石碑，因落成於開成二年 ( 公元837年 ) ，史稱“開成石經”。開成石經完全用楷書刻成，其中《尚書》部份即以衛包的改寫本的為範本。不久，刻版印刷術問世，九經皆以開成石經為藍本刻版發行。書籍的流傳不再通過手抄，版本漸趨固定、數量亦隨之大增，經衛包改寫成楷書的“後偽孔傳”於是得以順利流傳至今。

不過，流傳至今、打着“孔傳古文尚書”旗號的“後偽孔傳”並不因其假之又假而一錢不值。如前所述，“傳”只是註解，人盡可為。不出自孔安國之手，未見得就一定不如出自孔安國之手者，也不一定就不如賈、馬、鄭、王各家之說。至於經文，只有二十二篇為偽作，而這二十二篇中許多文字摘抄自先秦文獻對《尚書》的徵引，也並不能簡單地以一個假字概括之。如果作偽者不打着孔安國的旗號，明白地說出傳文由自己作，也不冒充真古文本，老老實事地徵集散見諸先秦文獻的《尚書》文字以補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之缺和“逸 書”之失，則所謂“孔傳古文尚書”乃是一部極有價值的真書，而不是一部雖極有價值卻終不免“偽”字這頂帽子的偽書。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倘若真如此，這部《尚書》就會失去孔安國這塊招牌。沒有了孔安國這塊招牌，這部《尚書》還能流傳至今而不至於像其他今、古文《尚書》那樣相繼失傳嗎？

以上便是《尚書》歷史的簡單介紹。更加概括地說，可以總結為如下數語：《尚書》是一部樸素的、上古時代歷史檔案匯編，其中最早的文獻大約寫成於公元前十四世紀上半葉。《尚書》固定版本的出現，大約始於戰國。自秦始皇下焚書之令，民間私藏的先秦古文《尚書》大都燒毀。項羽一把火燒盡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書》(假定有所收藏) 和用秦隸寫成的今文《尚書》。西漢初，經伏生從秦朝廷帶出私藏於家的秦隸今文《尚書》殘卷出，幾經傳授，分成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個今文家派。漢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居發現古文《尚書》，經孔安國獻給朝廷，其中與今文《尚書》共有的篇章經孔安國傳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國獻給朝廷，稱之為“逸書”。魏末晉初之際出現一本來歷不明、冒充孔安國所撰的《尚書傳》。晉末的“永嘉之亂”使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和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逸書”同喪於戰火。南北朝南齊之時，魏末晉初出現的偽孔安國《尚書傳》失傳。不久，南朝梁朝出現又一本也號稱是孔安國作傳的真本古文《尚書》，與先出並已失傳的、偽孔安國《尚書注》不同，這本偽作不僅偽造孔安國之傳文，並且偽造《尚書》經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結果，致使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失傳，並令後出的偽《孔傳古文尚書》成為《尚書》的唯一版本，一直流傳至今。現存的《孔傳古文尚書》雖是偽作，卻含有大量真實的成份，其價值雖因其為偽而稍損，卻仍是研究華夏上古歷史必不可少的文獻。

§122

志在研究華夏上古歷史者，《尚書》或當必讀。志在了解華夏傳統文化者，卻大可不必讀之，至少是不必化費力氣去讀懂原文，翻閱一兩篇白話譯文，對其內容產生些許印象也就足夠了。如此這般說，既因文字艱澀，亦因內容平淡，勉強為之，未見其利。既然如此，《逍遙談》也不打算像對待《易經》那樣，摘要一二與讀者共賞之。就此按下，轉而談《詩經》。

“詩”、“書”向來並稱。其實“詩”之與“書”，相去甚遠。首先，《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不早於周朝，比《尚書》中最早的文獻晚出七、八百年，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尚書》屬於歷史檔案，平鋪直敘、樸實無華；《詩經》屬於文學創作，風、雅、頌兼備，賦、比、興並用，文體不可等量齊觀。再其次，《詩經》沒有《尚書》那麼離奇曲折的歷史，也不曾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偽作。不過，“詩”、“書”並稱當然也並非沒有理由。首先，“詩”、“書”自春秋時代起以至於近代，同為最普及的文化修養教材，在此兩千年間但凡為學者、為文人者，未嘗不曾並讀之。其次，“詩”、“書”據說皆經過孔子刪節，而這樣的傳說也都被近人視為無稽之談。再其次，同《尚書》一樣，《詩經》也有今文家和古文家的區別。也是今文家先占優勢，得以先立於官學，而古文家派卻後來居上，得以僅存。

今文《詩經》從何而來？史無記載。料想來歷不外兩種可能。其一，秦雖禁民間私藏《詩經》，卻不僅有人藏之，並且還用隸書抄寫過。秦亡禁開，隸書抄寫本遂出而流傳。其二，有如伏生之流的博士、儒生於秦亡之際攜帶秦朝廷的今文《詩經》出走，倖免於阿房宮之難，秦亡而收拾舊生涯，開門授徒。古文《詩經》從何而來？史亦失載。不過，《漢書》有“河間獻王好之”之語。上文提及河間獻王用高價收購圖書，所得古文書籍尤多。據此揣測，古文《詩經》或由河間獻王從民間購得。鄭玄《詩譜》直稱“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史既失載，不知鄭玄從何得知。抑或如柞里子揣測之歟？倘如是，則不無武斷之嫌。不言而喻，古文《詩經》亦屬於秦代違禁私藏者，只是不如古文《尚書》出自孔子故居夾壁那麼具有戲劇性而已。其失載，當亦正因缺乏戲劇性所致。

據《史記》，漢立《詩經》三家於官學。這三家分別傳自魯人申培、齊人轅固、燕人韓嬰。申培亦作申培公或申公，轅固亦作轅固生，韓嬰亦作韓太傅。“公”、“生”皆為敬稱；韓嬰曾為常山王太傅，以官位相稱，無非也是敬意。 據《漢書》，申培與劉邦的異母弟劉交曾同受《詩經》於魯人浮丘伯，因秦下禁令，未得卒業而散。漢興，劉交封為楚元王，申培以布衣故交仕楚為中大夫，復從浮丘伯以卒未竟之學。漢文帝時聞申培詩學最精，徵為漢朝廷博士，其所傳詩學，史稱“魯詩”。上文提到慫恿漢武帝獨尊儒學的趙綰、王臧，以及古文《尚書》的鼻祖孔安國，都是申培的弟子。“魯詩”亡於西晉末。轅固，漢景帝時先後為博士、清河王太傅，漢武帝時以賢良徵，年已九十，以老髦罷歸。其所傳詩學，史稱“齊詩”。“齊詩”亡於三國。韓嬰，漢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其學說與魯、齊兩派頗異，史稱“韓詩”。申培以口授徒，無著作；轅固亦不聞為《詩經》作傳；唯韓嬰撰《內傳》四卷、《外傳》六卷，共數萬餘言。《內傳》亡於宋，《外傳》於今獨存，習稱之為《韓詩外傳》。《韓詩外傳》徵引歷史以釋詩義，每每與先秦諸子之說相左。如今雖不知《韓詩外傳》為何物者，大概也都見過“樹欲靜而風不止”一語。此語即從《韓詩外傳》出，不過，《韓詩外傳》原文本句之下復有“子欲養而親不待”一語。可見其原意與如今使用的意思完全不同，本是用來襯托下一句所表現的無限悲涼。“魯詩”、“齊詩”和“韓詩”，後世皆以今文家派視之。

古文《詩經》家不見《史記》，想見當司馬遷之時尚無此一派。據《漢書．儒林傳》，趙人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著有《故訓傳》，其詩學，史稱“毛詩”。“毛詩”於漢代未得立於官學，後世稱“毛詩”為古文《詩經》家。然據《漢書．藝文志》，漢時除有《故訓傳》三十卷外，另有《毛詩》二十九卷。兩書究竟是何關係？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同一毛公的不同著述？還是不同毛公的不同著述？無從考核。如此這般問，因據鄭玄之說，漢同時有大、小兩毛公，大毛公著《故訓傳》，獻給河間獻王。河間獻王以小毛公為博士傳授之。又據三國時吳國的陸璣之說，大毛公魯人，名亨，小毛公趙人，名萇。鄭說與陸說竟何所據？也是無從考核。不僅止此，以為《詩經》有今、古文家派之分，以“毛詩”當古文家派，以“魯詩”、“齊詩”、“韓詩”當今文家派的說法是否十分靠得住？亦並非不可置疑，因《史記》和《漢書》並無今、古文家派之說。由此可見，《詩經》的歷史也不是平淡如水，不過較之《尚書》，其懸疑性無足掛齒而已。

§123

流傳至今的《詩經》總共有詩三百零五篇。孔子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譯成今日的白話，就是：“《詩》三百篇，可以用‘無邪思’一句話概括之”。《詩經》所反映的思想是否可以用“思無邪”三字籠罩，見仁見智。三百篇的說法當是舉其整數而言則無疑焉。如果《詩經》的篇章在孔子的時代就只有三百掛零之數，那麼，兩千年來即使有所喪失，所失料亦不多，與《尚書》的一失而再失相比，可謂大幸而特幸。雖然，“不多”不等於“無有”。在先秦諸子之中，《荀子》引《詩》最多，幾乎每篇必引，而《荀子》所引者今本《詩經》或無。比如，《荀子．正名》篇：“《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衍兮，何恤人之言兮”(最後兩句亦見《天論》篇)，今本《詩經》無有，即《詩經》有所遺失之證。

就體裁而言，《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類。“風”為民間歌謠，據說周代朝廷指派專人定期至民間採集。“採風”以及“風俗”、“民風”等詞彙皆淵源於此。“雅”為天子、諸侯宴會時之作。“頌”為歌功頌德之詞，大約用於祭祀。“風”亦名“國風”，按國(地區)名分為十五，如“邶風”、“墉風”、“衛風”、“豳風”、“鄭風”(以上皆國名)以及“周南”、“召南”(合稱“二南”，皆地區名)，共一百六十篇。“雅”按時代早晚分“大雅”與“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屬於西周前、中期；“小雅”七十四篇，屬於西周末期和東周初期。“頌”有“周頌”、“魯頌”和“商頌”之分。“周頌”三十一篇，大都作於西周初年。“魯頌”四篇，大抵為公元前七世紀魯國之作。“商頌”五篇，古文家派認為是商代之作，今文家派則以為是周代宋國之作(周滅商，封商紂王之子武庚於宋，故以“宋”當“商”亦通。) 近人多從今文家說。

據《史記．周本紀》，從周滅商的諸侯有八百之眾，不聞西周有所減損。若各諸侯國皆有“風”，則“風”當遠不止十五；若各諸侯國皆有“頌”，則“頌”也當遠不止於三。如果《詩》的編輯者志在編輯“詩”的“全集”，則其總篇數當遠在三百零五之上；如果志不在“全集”而在“選集”，則“詩”必經編選者刪節然後得為三百零五篇的《詩》。由此可見，若孔子不曾刪“詩”，則孔子肯定不是《詩》的編選者；反之，則“詩”必經孔子刪節而後為《詩》無可置疑。無論孔子是否《詩》的編選者，“詩”既經編輯成書之後，“風”、“雅”、“頌”斷無因此而無人續作之理。倘若既有續作，何以不再有人收集、編選之以為續集，而令“詩”止於三百零五之數？頗費思量。兩千年來似乎無人有此一問，更是咄咄怪哉！據《漢書．藝文志》，西漢時有《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如以上各書名中的“周”作“周朝”解，則此五集所錄者或為《詩》的編輯者所棄置、所遺漏的“逸詩”，或因出於《詩》既經編輯成書之後故不得為《詩》所收錄者。倘若屬於前者，則是“詩”曾遭刪節之證。倘若屬於後者，則是編選“續集”並非無人，只因非孔子所輯或因未嘗經孔子所傳授，故乏人問津致令遺失，良可惜也。(明胡應麟《詩藪》亦疑乎此，並引《漢書．藝文志注》以《漢書．藝文志》所列的“秦詩”為“秦朝的詩”而非“漢時秦地的詩”，以證“周詩”之“周”當釋為“周朝”的“周”而非“周地”的“周”。惜諸“周詩”皆失傳，無可對證。)

先秦諸子似皆視《詩》中的詩句為格言、為諺語，而不曾以文學作品視之，此或因當時並無所謂“文學”這種概念，固不足怪。(先秦已有“文學”一詞，但不作今日所謂“文學”解，而是泛指一切文字。)可怪的是，先秦諸子無論何門何派均無一人有詩作傳世。“風”既為民間歌謠，先秦諸子或不屑為。至於“雅”與“頌”，則正是諸侯、卿相之作。先秦諸子為諸侯者雖不曾有，為卿相者卻大有人在，比如，傳孔子詩學的子夏，貴為魏文侯之師傅，於《詩》情有獨鐘的荀子，三為齊國的祭酒(“祭酒”，大約相當於如今的“文化部長”)，卻皆既無“雅”作亦無“頌”作。難道是“雅”、“頌”之體在先秦之時就已後繼無人？漢代的“樂府”，後人大都以為是“風”的續作，就二者均采自民間這一點而言，言之不為無理。然“風”與“雅”、“頌”大都為一句四字的所謂“四言詩”而“樂府”卻大都為一句五字的所謂“五言詩”，故就體裁而言，“風”與“樂府”並不可混為一談。換言之，“風”似乎也同“雅”、“頌”一樣後繼無人。上文指出：“詩”絕不會因有人將之收集、編輯成《詩》而無人續作。不過，如果將“詩”編輯成《詩》之時，“詩”業已為一種“死”文學，那麼，上文所謂“頗費思量”者，也就不費思量而解了。不過，解開這一問，又引發另一問：四言詩因何而絕跡？

§124

說四言詩於“詩”編輯成《詩》之時業已絕跡，不等於說往後就絕無四言詩作。比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四首，嵇康的《贈秀才入軍》十九首中的十八首就都是四言之作。不過，後世的零星四言詩作，只是出於對《詩》的模仿，並不等於四言詩依然流行不絕，就像是今人用甲骨文體作書法，並不等於甲骨文依然行世一樣。四言詩因何而亡？論者大都以為因五言詩之興而亡。如此說法，聽起來好像是四言詩源源不斷，直到五言詩興起之後方才絕跡。實則大不然。五言“樂府”興於西漢，去“詩”之編輯成《詩》，已不下三百年；五言古詩興於東漢，去“詩”之編輯成《詩》，更在五百年外，而這五百年間不聞有四言詩之作，可見四言詩之絕跡同五言詩之興，就時間而言既不相接，就因果而言也不相關。春秋戰國恰在這無四言詩的年代，四言詩既為當時唯一的詩體，所謂無四言詩，也就是無詩。春秋戰國無可爭議地是華夏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先秦諸子百家無論屬於何流何派，其文彩學識皆不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譽。其無詩作流傳，顯然既非乏才亦非乏術，只能以別有所好、志不在詩揣測之。因何而志不在詩？則不易言之。無獨有偶，如今無論士農工商亦皆不能詩，上無“雅”、“頌”可傳，下無“風”可采。何以如此？也只能以別有所好、志不在詩揣測之。因何而志不在詩？亦不易言之。

同《尚書》一樣，《詩》在今天的可讀性並不高。一來文字雖不及《尚書》艱難，去淺顯亦甚遠，頗不易讀；二來可吸取者甚少，故但凡不以古典文學或經學(倘若如今還有這麼一門學問存在的話)為專業的話，大可不必讀，以免費力而不討好。“文字艱難”說，料想眾口一詞。“可吸取者甚少”說，或不乏異議，因歷來論《詩》者，無不推崇備至。竊以為歷來推崇備至的論點貌似雷同，實則可以一分為二。漢魏六朝人的推崇，大抵真摯，因當時詩人之措辭立意大都取法於《詩》。自唐宋以降，則大都屬於人云亦云或盲目地以古為尚，因當時詩人近則取法唐宋，遠不過取法六朝，罕有淵源於《詩》者。漢魏六朝之所以取則於《詩》，因舍《詩》之外，別無可求。詩至六朝而盛，至唐而極盛，無論詞藻、結構、手法、神韻皆出《詩》之上。故自唐宋以降，近取唐宋、遠取六朝，勢在必然，不如此則是棄精取粗、舍易從難，未見其智，徒見其拙。

雖然如此，瀏覽一二亦無妨。首篇“關雎”僅二十行，共八十字，文字相對淺顯，立意亦輕鬆，茲徵引如左，以收管中窺豹之效：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譯成今日之白話，即：
“河洲中的雎鳩，‘關關’相呼；窈窕淑女，正是君子的佳偶；參差不齊的荇菜，左右逐流；窈窕淑女，令人夢寐以求；求之不得，何能忘懷；思念悠悠，輾轉反側；參差不齊的荇菜，

現存《詩經》，因出自毛公所傳，亦稱之曰“毛詩”。“毛詩”各篇之前均有“序”，介紹各篇之意向，習稱“小序”；於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另有“序”一篇，介紹全書，習稱“大序”。“大序”、“小序”系誰人所作？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有以為孔子作的，有以為孔子弟子子夏作的，有以為毛公作的，有以為凡夫俗子妄作的。竊以為“凡夫俗子妄作”說最為中的。以“關雎”為例，明明是一首普通男歡女愛的民謠，所謂“淑女”者，不過就是如“康定情歌”中的“李家大姐”；所謂“君子”者，也不過就是如“康定情歌”中的“張家大哥”；而“關雎”的“小序”卻把“關雎”的立意，一本正經地拔高為“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時的無限上綱，也不禁令人想起數年前海外某“權威”箋注陳某人詩作時的捕風捉影，原來牽強附會之風古已有之，並非現代人的發明。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