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但凡讀過《左傳》又不含今古文門戶偏見者，皆不應對《左傳》之真實性有所存疑。所謂“真實性”，指《左傳》之確為魯國之國史而言，不指其所記載者皆無虛言而言，也不指《左傳》完全出自左丘明之手而言。所有的歷史記載都必然有所失真，故不存在“無虛”的史記。《左傳》大抵為左丘明所撰應不假，但不排除《左傳》所記有後人增補的可能。編撰國史者少不得藉助於前人和他人編寫的史料，對於他國的記載更是如此，故但凡根據《左傳》文體未見統一、詳略未見適當而推測《左傳》並非出自一人之手者，其說皆未足信。自“汲冢書”出土，《左傳》之為魯國國史之真實性又多一佐證，遂更不應遭懷疑。然而，歷來持懷疑態度者並不乏其人，近人如康有為之流竟然把《左傳》連同古文《尚書》一起說成皆由劉歆所偽造，更是荒謬絕倫，不值得一駁。

不僅左丘明之撰《左傳》有人懷疑，甚至左丘明其人究竟姓甚名誰也被弄成疑案。一說左丘明姓“左”、名“丘明”；一說左丘明複姓“左丘”、單名“明”。複姓說淵源於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孔子厄陳蔡”、“屈原放逐”、“孫子臏腳”都是廣為人所熟知的典故，勿庸費解。“不韋”，就是秦始皇的生父呂不韋。“呂覽”，指《呂氏春秋》。呂不韋因何遷蜀，《呂氏春秋》如何編撰成書，上文也已提及，亦無須復贅。“說難”、“孤憤”都是《韓非子》的篇名。因這段話簡稱“左丘明”作“左丘”而不作“丘明”，遂成為“複姓說”的根據。其實，司馬遷如此這般簡稱，並不足以支持“複姓說”。比如，《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和《史記．管晏列傳》皆稱“鮑叔牙”為“鮑叔”，而史有明證“鮑叔牙”姓“鮑”，名“叔牙”，並不複姓“鮑叔”。又如，《晉書》合稱班固和司馬遷為“班馬”，《史通》簡稱司馬遷為“馬遷”，亦不足證司馬遷不複姓“司馬”而單姓“馬”。此外，“左丘明”也可能姓“左”，名“丘”， 字“丘明”，故稱之為“左丘”、“左丘明”、或“丘明”，皆無不可。

故“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這句話，其實只能說明一點，即據依司馬遷之見，左丘明不僅是《左傳》的編撰者，而且也是《國語》的編撰者。後人也有根據《國語》各章文體不一而認為非一人所作者，這種論斷法之不可靠，上文恰好指出，無須復辯。《國語》亦名《春秋外傳》，這名稱顯然是由相信《左傳》是《春秋》的“正傳”或“內傳”而來。《左傳》既然不是孔氏《春秋》的“傳”，而因當正名為左氏《春秋》，稱《國語》為《春秋外傳》自然更加沒有道理。《國語》函蓋的年代上迄公元前967年，下至公元前453年，上限較《左傳》約早250年，下限較《左傳》約早50年。與《左傳》不同，《國語》不是編年史，其中大部份內容是歷史對話記錄，名副其實是“語”而不是“事”，“事”的出現只是為“語”提供背景。這些對話記錄對認識春秋時代人物的觀點和性格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可惜這種體裁後繼無人，成為絕響。

後起的紀傳體斷代史中的“傳”雖然以描寫人物為的，往往以紀事為主，對話不多。而越是往後的斷代史，對話就越是罕見，降至《清史稿》，“傳”中人物名副其實為“死人”，絕不會開口。《國語》的另一部份以“事件”為綱，敘一事了，方再敘一事，即使在時間上相重疊，只要“事”不相涉，絕不夾敘。如此體裁大約堪稱開後世“紀事本末體”的先例。與《左傳》不同，《國語》也不是一國之國史，而是包括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之眾。其中以《晉語》最多，占全書一半以上，於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以及日後登基為晉文公、繼齊桓公稱霸之事跡記敘尤詳。《齊語》止限於齊桓公和管仲的霸業，其中關於管仲的政論可與《管子》相參考。《吳語》和《越語》僅措意於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之爭，至於其餘各國，“語”皆零星點滴，不成系統。之所以會如此，若非出自編撰者之取捨，則必由史料之殘缺。《吳語》和《越語》雖於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之爭言之不厭其繁，卻皆不曾言及子貢。《左傳》於吳、越之爭記載遠較《國語》簡略，亦不見子貢之蹤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所記種種，若非別有所據，則今本《國語》和《左傳》皆非完璧可想而知。

§130

經常與《國語》並稱者，有《國策》。與《左傳》和《國語》不同，《國策》中的文字雖為先秦人撰寫，其編輯成書卻在西漢之末。據編撰者劉向的敘述，《國策》原本為藏於皇室圖書館中的三十三篇散見的文件，題名或作“國策”，或作“國事”，或作“短長”，或作“事語”，或作“長書”，或作“修書”。劉向為之編輯校訂之後，因各篇所記皆系戰國時各縱橫家之權謀詭計，故名之曰：“戰國策”。或以為《國策》系《戰國策》之省稱者，皆未明是書來源之本末。

又據劉向可知，三十三篇文件的文字原本錯落甚多，比如，“趙”字或壞為“肖”字，“齊”字或壞為“立”字。雖經劉向校訂，謬誤之處仍在所不免，故所記人名、地名、年代頗有與《左傳》和《國語》不合者。經劉所校訂者，後世復多遺散，至北宋皇室所藏僅得十一篇。幸得曾鞏於民間搜羅搜集，復湊成三十三篇之數。流傳至今者，系經曾鞏編輯校訂而成者，是否劉向所輯之原貌，已不可得而知。劉向其人，前已多次言及，此不復贅。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故亦稱曾南豐。與蘇軾同榜登進士第，當時主考官為歐陽修，據說歐陽讀蘇文嘆賞之至，疑其為曾鞏作，因曾鞏為其弟子，恐遭不公之議，未敢取作首選，抑為第二。歐陽、蘇軾、曾鞏皆以散文著稱，後世於散文有所謂“唐宋八大家”之稱，宋以歐陽為首，蘇、曾亦皆入選。其弟曾布為協助王安石變法的主要人物。

劉向與曾鞏於《戰國策》並有微詞，無非是以為《戰國策》所記皆不講信義之陰謀，未合儒家之正道云云。劉向之責稍緩和，以為當時時勢如此，不得不耳，並稱《戰國策》中所記出自“高才秀士”之口，乃是“奇策異智”，能夠“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可喜，可觀”。曾鞏之責雖較苛刻，然以為《戰國策》所記皆歷史，絕不可毀，可見曾鞏亦絕非以為非孔孟聖賢之書皆應付之一炬之流所能望其項背者。竊以為劉、曾二人之議或輕或重，未必盡為二人之私意，正反映出自漢至宋，儒家勢力愈熾、思想愈下之潮流而已矣。觀乎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種種，無不於前言後語之中攙入一些不倫不類的傻話，劉、曾之微詞或亦皆迫於形勢，不得不耳。要之，劉向、曾鞏於保留《戰國策》之功皆不可沒，其微詞，無論是否言不由衷皆可忽略之不予計較。

歷來不僅談文者多略《國語》、《國策》，談史者亦多略《左傳》、《國語》、《國策》而以《史記》為首稱。雖顯然極其未合道理，其原委卻無須深究而明。《左傳》因被視為《春秋》之附庸，故同《春秋》一起被尊奉之以入“經”部而未嘗以“史”書視之。《國語》因被視為《左傳》之剩餘，《國策》因其所記繼《國語》之後，漢人亦以“經”視之。比如，《漢書．藝文志》即列《國語》、《國策》於“經”部之“春秋”類。後世腐儒又下漢儒一等，以為《國策》所記離經叛道，遂將《國策》打入“雜史”。所謂“雜史”者，居“史”部之末，所謂“正史”者，居“史部”之首，而司馬遷之《史記》又向來居所謂“正史”之首，《國策》在史學的地位遂不可與《史記》同日而語矣。

雖然，《史記》之所以居“正史”之首，並非沒有理由，而且其理由也並非不夠正當，因為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一種書寫歷史的體裁，而這種體裁又恰好為後世官方修史者所繼承，成為所謂正史的體裁。《史記》的體裁，慣稱之為“紀傳體”。“紀”，指“本紀”，“傳”指“列傳”。“本紀”以時間為次序、以一朝天子為一段落，以編年的方式記錄重大的歷史事件。“列傳”以人或物為經、以事件為緯，以敘事的方式描述人或物的細節。同一歷史事件經常於“紀”或“傳”中互見，互見之內容或詳略不等、或褒貶不一、或甚至頗有出入。不過，這些異同往往是編寫者有意為之，而未必是出於疏忽或勘誤。所謂有意為之，其說有二：其一，難於斷定孰是孰非，故兩存之，以待高明。在同一段落中兩存不同之說，難免自相矛盾之譏，故分見於“紀”、“傳”。其二，編史者不享有絕對的書寫自由，倘若有難言之隱又不欲令之磨滅者，故隱於“此”而見於“彼”。所謂“此”，指遭檢閱者注目之處；所謂“彼”，指易於遭檢閱者忽略之處。不過，這種手法大約是後世編史者逐漸發明者，未見得同司馬遷有多少瓜葛。之所以稱“列傳”以人或物為經，是因為“列傳”的對象不僅限於“人”，而且有“國家或地區”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大宛列傳》，有“民族”如《西南夷列傳》，有“行業”如《日者列傳》、《龜策列傳》、《貨殖列傳》，有“社會分類”如《儒林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循吏列傳》、《酷吏列傳》、《佞幸列傳》等等。
由司馬遷創設的“本紀”和“列傳”這種分類方式，後世正史完全承襲。然於“列傳”所函蓋的範圍卻各代不盡相同。比如，“日者”、“龜策”、“滑稽”後世不再見，“貨殖”與“遊俠”僅復見於《漢書》。後世史冊不僅有所刪簡，亦有所增加，比如“宦者”、“文苑”、“黨錮”、“列女”、“隱逸”等等各傳皆後世所創，皆不見諸《史記》，也不盡見於各史。“列傳”函蓋範圍的變化，固然反映作者的社會觀點，也是社會變化本身的反映。比如，“遊俠”自西漢初年以後從社會上絕跡，後世史書遂不可能復作《遊俠列傳》；“黨錮”為東漢所獨有，故他史不得有；宦官的勢力自漢以降有增無減，故後世皆為之立傳。

§131

其實，以“紀傳體”概括《史記》的體例，並非十分恰當，因為除“本紀”、“列傳”之外，《史記》尚有“表”、“書”和“世家”。“表”者，以圖表的方式表現時代的相接或事物的相屬。比如，以《十二諸侯年表》展示春秋時期十二諸侯國的紀年，以《六國年表》展示戰國六國之紀年。“書”者，用於記錄典章制度。比如，《禮書》、《樂書》、《曆書》分別記錄典禮、音樂、曆法。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河渠書》和《平準書》，前者記敘河流防汛，後者記敘財政制度。後世官方正史大都更“書”為“志”，而於《河渠書》和《平準書》則大都缺如。《河渠書》和《平準書》之缺，顯示後世欠缺對經濟管理的興趣。“世家”者，大抵用以記敘諸侯王，與“本紀”相類。“大抵”云云，因“諸侯王”的說法不是十分準確。比如，《史記》於先秦有《孔子世家》，於秦漢之際有《陳涉世家》、於漢有《外戚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世家》等等，所記之對象皆並非諸侯王。非諸侯王而以“世家”相處，可見這些人在司馬遷心目中具有等同於“諸侯王”的地位，故其內容雖同“列傳”，而有意拔高其標題的檔次。後世不再有“諸侯王”，故由司馬遷首創的“世家”體例，亦在司馬遷手中成為絕響。“世家”體的消失，亦自秦以後中國政治制度之非“封建”的明證，其意義遠在“體例”之外。

《史記》的體裁雖然為後世官方所接受為正史的體裁，《史記》所表現的史學思想卻在相當程度上遭到後世官方以及儒家的抵制和否定。首先，《史記》不是一部斷代史。《史記》所包括的時代上迄司馬遷可見(非親眼見，有書寫資料可見)、可聞、可信的上古之世，下至司馬遷能親眼所見之漢代初期。《史記》的人物“列傳”有意打破或跨越時代的界限。比如，老子、莊子、韓非子、申子相去數百年，而《史記》合四人於一傳；屈原與賈誼亦相去數百年，而《史記》亦合二人於一傳。不以朝代的始終作為史策記錄的始終，表明司馬遷的歷史觀不以朝代劃線。《史記》之後不再有這種體裁的史作，後世即使是所謂“通史”者，只不過是把一系列斷代史連串到一起而已，同司馬遷的不以朝代劃線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司馬遷尊重項羽、呂后曾為事實上的天子的歷史事實，作《項羽本紀》與《呂太后本紀》。《漢書》雖為呂后保留本紀，卻更名為“高后本紀”。不稱其本姓而冠之以夫的廟號，其意在於降低其獨立性無可疑焉；至於項羽，則降格為《項羽列傳》。後世修史者於此皆反司馬遷之道、尊班固之例，並於班固之貶抑呂后變本加厲，故王莽、劉玄、武則天等等雖有天子之實皆無“本紀”以紀其年月。時至如今，傳統的正統觀以及歧視女性的觀點當已成為歷史陳跡，卻不見有人為王莽的新朝、武則天的周朝正名，真是咄咄怪哉！

第三，《史記》作《陳涉世家》。“陳涉”即“陳勝”，《史記》既為陳勝作“世家”，是視陳勝等同“諸侯王”。何以尊之如此？竊以為司馬遷的尊重陳勝，大約出於兩點。其一，不以成敗論英雄。其二，俗語有：“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時勢所造就之英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雖成，不過第二流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予人以成事之機者也；雖敗，仍不失為第二流人物。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譯成今日的白話，就是：“桀(夏代的亡國之君)、紂(商代的亡國之君)喪失其執政之道而出現湯(商代的開國之君)、武(周代的開國之君)，周喪失其執政之道而出現《春秋》，秦喪失執政之道而出現陳涉，各路英雄一起造反，如風之起、如雲之涌，終於消滅秦朝。天下形勢變化之始，實由陳勝之發難。”湯、武皆成功開創一代之君，比陳勝於湯、武，即不以成敗論英雄之證。“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即視陳勝為造時勢的英雄之證。《史記．陳涉世家》結尾稱：“陳勝雖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意思也是強調陳勝為造時勢者。俗語亦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而後世修史者皆取法於此。但凡不成功的造反者，未嘗不以“寇”“賊”相稱，且“天下之惡皆歸焉”。於是後世也就不復有造時勢的英雄，有的只是寇賊。近來於歷代造反不成功者，皆歌頌之，然其觀點出於意識形態，與“不以成敗論英雄”風馬牛不相及焉，未可混為一談。

第四，《史記》作《貨殖列傳》。除班固抄襲之、列於《漢書》之外，後世無問津者，遂令司馬遷之為商業和商人樹碑立傳之舉亦如“世家”之體例，成為絕響。

§132

華夏古籍如今為冷門，無可置疑，而《史記》為此冷門中之熱門，大約也無可置疑。讀者眾多，故無須徵引示範。然此熱門中亦復有冷門，比如《遊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大抵因其無關歷史大局，從來問津者寡，而柞里子以為此三者皆於泛文化頗有深意焉，茲摘選若干段落如下，為便讀者，都譯作白話。

“《韓非子》稱：‘儒者用文字違反法律，而俠客以武力觸犯禁令。’這兩種人都被人譏笑，而學士多受世人稱道。至於那些憑藉學術官至宰相、卿大夫，輔佐當時的君主，功名載於史冊的人，自然是用不着我在這裡多說。至於像季次、原憲這些胡同里的平民，好讀書、胸懷與眾不同的君子之德，意識不與當代苟合，當世人也笑話他們。所以季次、原憲一生住在空空的房子裡，穿麻布短裝，吃蔬菜無肉的飯而心滿意足。他們死了至今已四百多年了，而他們的弟子仍然孜孜不倦地繼承他們的遺志。而遊俠，其行為雖然不合於正義，然而，他們講信用，說到做到，捨己救人，存亡死生之後不炫耀其能，以吹噓其品德為恥，這樣的人也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

“況且緩急，人人都難避免。太史公說：‘從前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這些人都是學士所謂的有道的仁人，仍然遭難如此，何況以中人之材而處亂世的末期？遭難之多，真是說都說不完呀！’

“俗話說：‘何必知道仁義，已獲利益，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周朝為醜惡，餓死首陽山，而周文王、周武王不因此遭貶斥而不得稱王；跖、□暴戾，而他們的信徒沒完沒了地稱道他們的義氣。由此觀之，‘竊鈎的賊，落得殺頭的下場，竊國的賊，卻受封為侯，侯家門內，就是仁義的所在’並不是空話。

“那些迂闊的學者很可能抱區區之義，長久不受知於世，豈能比得上以淺俗的低論，與世沉浮而獲得聲譽的那些人呢！而身為布衣者，講究信用，使方圓千里之內的人都稱道其義氣，寧可死而不受世俗之累，這些人也有其長處，不是光混日子而已。所以人遇到危急，能以性命相托，這樣的人難道不正是人們所說的英雄豪傑嗎？如果拿鄉里的俠客同季次、原憲比較權力，效功於當世，顯然不同日而語。如果以結果來衡量言論的意義，那麼，俠客之義，又怎麼能沒有呢！

“古代的布衣俠客，沒怎麼聽說過。近代像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流，皆因王者親屬，倚仗有土地和卿相之勢力地位，招攬天下諡能，顯名諸侯，不能不稱之為賢人。比如順風而呼，聲音並未加速，而其勢力卻更激烈。至於胡同里的俠客，依靠自我修行而使名聲聞于于天下，令人人皆稱道其賢，這是很難辦到的。然而儒、墨兩家皆排斥之而不予記載。致使先秦匹夫之俠，湮滅無聞，我深以為恨。以我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然經常觸犯當時的法律，但其私人的義氣與廉□退讓，都有可稱道之處。名聲不能憑空樹立，人們不會無緣無故跟隨。至於相互勾結為夥，倚仗財勢剝削窮人，欺負孤弱，逞其私慾，遊俠也以為醜惡。我感嘆世俗不能明察遊俠的心意，而把朱家、郭解等人視同暴徒一類而共同譏笑之。”

以上摘自《遊俠列傳》，出自該傳的之引言部分。

《韓子》，即《韓非子》。季次與原憲皆孔子弟子。季次，複姓公皙，單名哀，字季次。季次一身不曾出士，孔子以其不願屈身為家臣而深許之。原憲，原姓，憲名，字子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如下記載：“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譯為今日之白話即：“孔子死後，原憲竄處荒野。子貢為衛國的丞相，率領大隊車馬，從野菜地里開道而入破敗不堪的胡同，探望原憲。原憲穿着破衣破帽見子貢。子貢覺得難為情，說：‘您病了嗎？’原憲說：‘據我所知，沒有財的人叫做“貧”，學道而不能實踐的人叫做“病”。像我這樣，是“貧”，不是“病”’”

太史公，司馬遷既自稱“太史公”，也用“太史公”稱其父。此處之“太史公”，似以指其父司馬談為宜。虞，上古部落名，舜為虞之首領，故舜亦稱虞舜。相傳舜之父與弟欲至舜死，令其穿井而下石，令其漆倉而放火，舜皆得脫身不死。所謂“窘於井廩”，即指此。伊尹，輔佐商湯開國之主要謀臣和權臣。鼎俎，鍋盆等炊具。相傳伊尹賣身為有莘氏之家為仆，湯娶有莘氏之女為妃，伊尹作為陪嫁的僕人，背着炊具進入湯家，因烹調高明而得以接近湯。所謂“負於鼎俎”，即指此。傅險，亦稱傅悅，曾在傅岩為苦力修路，商王武丁用以為相。“傅險”之下似有脫文。呂尚，前文已言及之，“困於棘津”，指其曾在野水垂釣而遭遇周文王。夷吾，管仲之字；桎梏，刑具。“管仲桎梏”，指管仲為魯囚，事見前，此不復贅。百里，指百里奚，百里奚曾以養牛為生，遭遇秦穆公而至丞相，事亦見前文。

跖，指盜跖，其人其事，見前文。□，指莊□，為楚將，開拓今四川、貴州一帶。延陵，不詳所指。班固據《史記》此文而編撰《漢書．遊俠列傳》時，即予刪除，可見班固之時已不知何所指。然既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並稱，當為戰國時某國之權貴。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分別指齊國之孟嘗君田文、楚國之春申君黃歇、趙國之平原君趙勝、魏國之信陵君魏無忌，《史記》皆有傳，四人俱為戰國權臣，俱以養士好客著稱，除黃歇之外，其餘三人皆為王室公子。

司馬遷的這番議論，有二費解意之處。《史記》既為孔子作“世家”，尊之如“諸侯王”，又為其弟子作“列傳”，即使只有姓名而毫無形跡者也一一列入，唯恐其名沒於身後而不顯，可見司馬遷於孔子及其學派皆尊崇得無以復加。而《遊俠列傳》卻首引《韓非子》之語，並列“俠”與“儒”而共譏之。繼而拿季次、原憲一流的儒家“高士”與儒家所不齒的“鄉曲之俠”相比，而居然把季次、原憲給比下去。又稱道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品德，而這種品德又恰好是孔子貶之為“小人”的品德者。進而徵引與儒家所鼓吹的理論背道而馳的俗語“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以及“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並從而肯定之。何其矛盾乃耳！此其費解者一。

既譏“儒”與“俠”，又說“而學士多稱於世”，可見在司馬遷的時代，“儒”與“學士”並非如後世等量齊觀，而是截然有別。區別何在？非儒之學者竟何所指？此其費解者二。

雖有如此費解者二，卻不妨窺見司馬遷之心顯然視“立功”、“立事”於“立言”、“立德”之先。根據前文的分析，這種觀點實與孔子的觀點並不矛盾；其與先秦縱橫家的思想合流則更不在話下，無待分析而後明。衡之以後世的偽儒學或庸俗儒學，司馬遷的這番議論則顯然為離經叛道，斷乎不會見諸史官之筆。由此可見，當西漢武帝之世，獨尊儒術之議雖已首倡，學術思想仍遠非如後世之僵化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