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個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國一建立，滿清退位，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義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於修鐵路，十年內修二十萬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實在不高。他頭上的光環是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後，為一黨專政的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刻意
製作出來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虛名，卻非常缺乏民主素養。早在1906年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孫文就提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三階段論，從奪取政權到實行憲政最少要9年。問題不在時間長短，而是沒有給其他政黨留下活動空間，儘管那時的中國早已有與國民黨政見不同而又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黨派。孫中山自己就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豈有獨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後完全按照他的意願組織起來的中華革命黨有關黨員作用的規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觀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國同胞皆有進本黨之權利義務”。[xxvi]把參加某個黨說成是全民的義務，已有點不倫不類，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設計的政治結構中，“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而這三類黨員居然
享有不同的公民權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xxvii]

一個政治團體的章程，居然規定要剝奪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資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絕無僅有。如此安排實際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黨專政體系。這是20世紀的創舉，比俄德意諸國都早。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實現公民的自由、平等，孫文設計的政治生活藍圖中卻要在一個時期內剝奪大多數國民的公民
權，國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黨員則成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權利的特殊階層，而這個特權階層還要進一步依照與一個政黨關係的深淺劃分為三等！

這樣的創舉與民主主義背道而馳，並且直接違反了《臨時約法》關於“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的規定。

再以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那些反民主的舉措令人吃驚。代表半數是指定的；籌備過程中對方針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動輒開除；黨章上明明白白寫上“總理（指孫中山）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xxviii]並把“忠誠服從領袖”寫入《紀律問題決議案》。這些踐踏民主的傳統不但為害全國，國民黨自身也被害慘了。丟掉大陸，在台灣選戰中敗北，不是都與這個黨缺乏民主、自由的狀況息息相關嗎？

從政黨制度的角度看，這是沒有從革命政黨向民主政黨轉變的惡果。現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後，全社會（包括各政黨和各種社會團體）都需要把法治擺到首位，堅決維護公民的自由，維護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運作機制，才能不斷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機；否則必然遭到歷史的懲罰。

......更值得重視的是這已經成了一種文化氛圍，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襲了專制文化中以勢壓人的方式去解決他們與政敵之間的歧見，而不是通過辯論或訴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會的張繼、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領四百多人搗毀立憲派的政聞社成立大會的不光彩記錄。[xxx]民國元年7月7日，同盟會在北京的機關報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領二十多人搗毀《國民公報》社，只因後者報端發表了對同盟會的不敬之辭！[xxxi]在近代中國革命家和革命黨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導致他們無法適應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後的新局面。中國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傳統，使中國人在19、20世紀吃盡苦頭。時至21世紀，恐怕還需要幾十年才能彌補這個缺陷。

梁啓超與立憲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國民黨吧？其他社會力量難道就沒有責任？

袁：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弄亂了剛剛開局的民主政制，這個錯誤影響全局。任何國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夾雜不少污穢；反覆操練，就會逐步走向正軌；粗暴地打斷，後果難於預料。梁漱溟是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當記者，出入國會，曾認真觀察過民初政治生態的變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於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xxxii]這位過來人的意見，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