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話說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

歷史對民族的興亡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歷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

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並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歷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並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斷，不驟然消亡。稍微留意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許多令人不勝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規範社會生活方式的巴比侖人，可謂人類第一朵燦爛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裡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臘人，在愛琴海諸島創造了輝煌文明，其哲學、法學、神話文學至今還都是熠熠生輝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臘人”如今在哪裡呢？兩千多年前的亞平寧山地人以絕對的尚武精神吞併希臘橫掃歐洲而建立了羅馬帝國，可是，那些羅馬人如今在哪裡呢？(對歷史無知而又罵口常開的新新人類們，可別將今日希臘、今日意大利當成了古希臘與古羅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蹤跡，以至於被某些頗具想象力的“家”們說成是“外星人”的那個發達民族，如今在哪裡呢？創造了金字塔與諸多偉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們的族群，如今在哪裡呢？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間幾百年的歷史卻是一個中斷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後裔的光榮！蒙古人曾經橫掃歐亞、統一中國，建立了其廣袤無與倫比的草原帝國。可是，以國家實體為依託的古蒙古人，數百年間卻國亡族破，至今仍然支離破碎。中世紀的鐵血帝國拜占庭、奧斯曼、神聖羅馬，同樣也是灰飛煙滅，其主體民族星散消亡於人類海洋了。還有那些絕對尚武的強悍王國，馬其頓、波斯、波希米亞、大月氏、西夏、遼、金、樓蘭等等等等，一個個都成了供人憑弔的遺址，當時的主體民族也都星散融會，那些獨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於人類天宇的流星。

為什麼？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歷史，正視自己的歷史。因為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着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着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於本時代的生存謀略。

所以，審視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虛幻的發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為創造新的歷史的出發點。要解密中國民族在無數次生死存亡關頭的求生奇蹟，以開拓我們的戰略視角，就要從我們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根基。一個民族在她從涓涓細流發展為澎湃江河 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積澱凝聚進而升華的時期，這個時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謀略等一系列穩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那樣改變， 將長久的甚至永遠的影響着一個民族的生命軌跡與發展潛力。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這個民族身上的“胎記”，永遠不能磨滅。一個基本的交代是：中國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原生文明 形成後的第一波驚濤駭浪便是統一的大秦帝國的建立，從而使中國文明萬源歸一，形成中國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歷史波瀾便壯闊的展開。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於抵禦外來族群的欺凌與侵略。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着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的鐵則。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就在於對外來危險無與倫比的抵禦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於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

總結中國歷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面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對於這個“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剎車卻極難。歷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中國歷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

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 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

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了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歷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只有《武經七書》。

姑且只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只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以戰止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民族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是冷靜清醒的，是堅決排斥盲目性的。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歷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百餘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鬥，對外夷的防範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面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上古話語——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姜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含義是，齊國犧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後並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陝西寶雞)，所有的諸侯都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戰國末期北方匈奴捲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後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的土地沒有什麼伸展。

第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興起後對中原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全面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為根據，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的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則沿着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谷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戰爭。

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

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 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雲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陝北高原與內蒙古)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禦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游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

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咸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麼，偏教爾等嘗嘗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屍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於咸陽廣場，後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後，秦帝國沒有窮追不捨，而只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谷，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里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禦。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準。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牆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於駐軍的。長城只是長駐軍隊縱深防禦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築與城牆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歷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歷經十餘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里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里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於基本從中國歷史上消失。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游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於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面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鬥富，皇帝白痴(晉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大為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干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夥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鑽牆窺視大為讚嘆！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捲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託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後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後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歷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後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歷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大敗之後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於胡人政權 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隋的大反擊，不但恢復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里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南征北戰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面的突厥三股強敵。歷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鹹海，直接於今日伊朗接壤，稱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隨着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我所說的是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第四次危機是宋明時期。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於守勢而後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後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偏背離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制”，過分崇尚文職而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大理國，宋代一直處於防守狀態。割地賠款，漢奸輩出，先丟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後被元軍消滅，中華國土終於第一次被外敵完整占領八十餘年。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殘害主戰派將領而被永遠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長久積蓄之後的大反擊，始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

明初是中國歷史上“將星如雲，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終於恢復了中國民族的固有領土。這次反擊雖然最終擴張不大，但卻能在八十多年後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沒有奪回新疆，沒有奪回蒙古草原)，也可謂一次成功的大勝利。明朝之後，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滿族原於女真部族，其所居住東北地區至少在隋唐時期已經是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領土(稱為努爾干都司)，相當於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人。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問題。只是由於中國主體漢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復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徵(剃頭留辮子)強加於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感覺。但是，隨着滿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終於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後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歷史上的外敵入侵有着本質不同。一個最起碼的比較是與蒙古入侵後的政策比較。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面，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面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台灣、蒙古、新疆， 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餘.

………綜上所述，“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這是中國民族在長期生存競爭中的第一個大智慧——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有人說中國文明其所以能夠以國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於中國西南部環山、東部臨海、北部草原荒漠，遠離西方衝擊力的原因。這是不了解中國歷史。誠實的說，在冷兵器時代，中國經歷的巨大衝擊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都慘烈！而實踐證明，任何軍事力量(當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毀華夏民族，尚且不說匈奴人的許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種人。如果以近代以來的歷史說話，西方力量與東洋力量難道沒有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這些火器民族無情“衝擊”我們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尚未脫胎換骨最為貧弱落後的時候，中國沒有滅亡，難道是他們可憐我們？中國雖然暫時落後，但中國正在積聚強力反彈的力量。從歷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彈指一揮間。不要說當代技術日新月異，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重新伸展的餘地無窮之大。然則即或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牢牢記住民族生存歷史所沉澱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擴張，而不是向全世界瘋狂報復。一個經常處於神經質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內亂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後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與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丐，淪為行屍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的災難。某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歷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歷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斷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結果的民族悲劇。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一等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唯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活狀況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儘管這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面內亂摧毀了歷史選擇的最適合於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制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幾乎只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杆主體，遍體鱗傷，誰都可以對他指手劃腳。分裂內亂，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現實原因講，中國人也許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禦嚴酷大自然與“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族群統一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歷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侯，只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幾十年中疏通了橫貫數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嶽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恆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團結統一，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鬥爭，是統一專制的東方帝國的起源（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魏特曼的《東方專制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歷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統一聯邦制的夏。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歷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的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