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對兩位彝族前輩充滿敬意

一、安毅夫

2022年9月12日，貴陽疫情防控嚴峻之際，驚聞前輩貴州民族大學前院長安毅夫先生在貴陽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安伯伯是先父老友、同校工作、同族兄長。“安毅夫”這個名字在我和發小們心裡是一個傳奇。我們的父輩與安伯伯是老友，他到成都，我們幾家人必定輪流宴請他。如今我們幾家的父親均已仙逝，我們十幾個後生晚輩聯名向安伯伯家人致哀，隔山隔水向安伯伯鞠躬送行，遙祭他在天堂安息！他99歲長壽而終，他的老朋友們在天上等他把酒言歡，他的魂靈不會寂寞。安毅夫在西南民族學院的摯友賀新民伯伯於2020年9月12日去世，與他去世的日子同天不同年，他倆選擇同一個忌日，一定會在天國重逢。

安伯伯一生命運多舛，人生情節遠超電影故事，其苦難曲折是編劇、小說家想象不出的。他自己寫了一部回憶錄《苦難的歷程》，多年一直無法公開出版。他贈送我父母一本，父母認真拜讀，讀後唏噓，感慨萬千。今天看見朋友轉發一微信公眾號刊發他的回憶文章《安毅夫：鐵窗十年》，當是他回憶錄中的節選。我轉發了這篇文章，並寫了一句轉發語：“這個標題是錯的。安伯伯關押豈止十年，是二十年，鐵窗二十年！！1958年12月被捕，1978年12月出獄，1979年平反。後任貴州民族學院院長。”

朋友紛紛留言好奇他的人生遭遇。前輩們已逝，我也不知當初的詳情，只好把從父輩口中了解的一二信息簡告諸友。

安毅夫，彝族，貴州彝族著名水西阿哲（安氏）土司後人。水西土司安氏與明初著名彝族女政治家、女土司奢香夫人的奢氏家族是世代聯姻關係，安氏土司後人視奢香夫人為自家祖宗之一。明朝天啟二年，奢、安兩家姻親聯手反明，以反對“改土歸流”而發起震動朝野的“奢安之亂”，此安氏即安毅夫的祖上。

安毅夫之父安健，從貴州郎岱縣蔽塞偏僻山區外出闖世界，清末秀才，憂國思變，早年留學東洋，在東京首批加入中國同盟會，是孫中山的密友、得力助手，對辛亥革命頗有貢獻，被孫中山任命大元帥府中將參議、川邊宣慰使……等多個要職，是孫中山的西南少數民族問題首席顧問。袁世凱稱帝，孫中山委任他為貴州討袁護法總司令。黃埔軍校成立時，他動員並資助百餘貴州青年進入黃埔軍校，為時代培養新青年，其中一些人後來分別歷練為軍、師、團長，估計其中定有他的族人彝族青年才俊。安健先生憂國憂民，是貴州最早致力於民主革命的著名人士，遺憾於1929年52歲英年早逝。

安毅夫幼年喪父，進入國民政府專門為北伐戰爭革命烈士遺孤辦的免費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讀書，接受全面系統的新學優質教育，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督教人道主義教育，奠定了他一生的人格基礎。抗戰時期入讀浙江大學，習機械工程專業，左派學生，畢業後在上海工作，1947年24歲秘密加入共產黨後，幾乎是職業革命者，聽從黨的安排東奔西走，聽家父說他還去過香港工作，大概是因為他父親和廖仲愷關係密切的家庭背景，上層人脈利於掩護地下工作。解放初期，因西南地區民族問題尖銳而複雜（雲貴川西康都是在新中國宣布成立後的1950年解放的），各地都有少數民族對抗勢力及土匪騷亂，對中共西南局是一個緊迫的棘手問題，急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以及各類人才，西南局緊急在成都籌建西南民族學院，在全國廣攬有民族背景的幹部人才，安毅夫被西南局看中派往成都，參與西南民族學院籌建工作（他是1951年3月到的民院，我父親是4月到的民院，6月1日民院正式成立）。據老民院人李生壽阿姨回憶，安毅夫到民院時是別着左輪手槍來的。那時時局不穩，途中常遇土匪，最早一批西南民族學院的籌建者們很多都是帶着槍上路到成都的。

1958年12月，35歲的安毅夫被貴州省公安廳與四川省公安廳聯合逮捕，罪名是“國民黨中統特務”，時任民院馬列教研室副主任，宛如重磅炸彈，震驚全院。因為他是院領導的得力助手，聽我父親講，他是大才子，口才好，妙語連珠，見多識廣，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出眾，工科專業出身的他，在西南民族學院教授幾門文科課，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理論、時政等，文理皆通，可根據需要改變課程，是難得的教學、行政集一身的“雙肩挑”人才。他是全院出名的美男子、帥哥，為人豁達，談吐極幽默風趣。長得帥也就夠了，那是爹媽給的，他還給自己的相貌添加了很多附加值，才華出眾，名牌大學高才生，他曾在杭州、南京、廣東、上海、香港這些民國時期的時髦都市學習、工作、生活過，衣着洋氣，品味不俗，會英文，還很會跳交際舞，在民院諸多老革命幹部、工農兵出身的一眾土老冒教職員工中，他就是一個耀眼的“洋盤貨”。他多才多藝，還是運動健將，是民院教工籃球隊主力，打遍成都高校無敵手，連體育學院教工籃球隊都甘拜下風，我猜想當年這位兼具籃球明星魅力的翩翩男子，一定是不少年輕女教職工心目中的男神。正因為他身上散發出的耀眼才華，他豁達幽默的為人，讓眾人為之巨惋惜，就像目睹一座美麗的雕像突然被砸毀。小時候鄰居一阿姨向我們幾個少女提到“安毅夫”，全部內容就是形容他長得如何帥，如何才貌雙全，他結婚時如何澆滅了諸多女性的暗戀奢望而失望不已，隻字不提他有何罪。因為任何人都不相信這位魅力十足的馬列主義共產黨幹部是國民黨中統特務。可以想見，他的被捕，是如何驚愕全校。他去世後，在西南民族大學老民院兩代人中引起漣漪，連續兩三天，各個微信群的話題都是“安毅夫”，他離開西南民族學院60多年了，老民院兩代人的江湖上依然有他的傳說。   

安毅夫是在籃球場上打球時突然被公安人員逮捕的，一頭霧水，莫名其妙，關押很久後才知道自己是“國民黨特務”。無中生有誣陷的罪名，讓這位忠心耿耿從事地下黨工作的職業革命者萬般叫屈，卻申述無門，司法機關無人理睬，在強權面前，不僅失去人身自由，也失去任何話語權，連申辯的一絲機會都沒有，被關押十年後才被宣布判刑二十年。在十年後的審訊中第一次得知自己還有一個罪名：“右派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1957年反右運動時，他妻子被劃為右派分子被罰出學校，他被開除黨籍，但他並不是右派。出獄後，同校好友告訴他：因為到1958年時，上級傳達給學校的右派指標還差一個人沒有完成，某領導就把他劃為“右派分子”填補空缺。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壓死人的沉重大山。他在獄中二十年豬狗不如的非人煎熬，記述在他的回憶錄里，字字啼血篇篇悽苦，儘管時有幽默性情躍然紙上，讀之依然剜心。從35歲到55歲，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自由和幸福被無端剝奪，填滿的全是冤屈、折磨和恥辱，以及對親人的無盡思念。我想，如果他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對主人公遭受不白之冤定生同病相憐之情，更有可能羨慕死別人的獄中生活。

1979年，安毅夫服刑二十載出獄後，為了與家人聚合，歷盡曲折，比監獄生活更戲劇性。他夫人吳阿姨在他被捕前的1957年先遭殃，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踢出大學，獨自帶着兩個年幼兒女被發配到四川西昌農科所改造（現在西昌是旅遊地，過去貧窮落後的西昌地區離成都三、四天車程，是政治犯的流放地，成渝兩地不少右派被發配西昌，清華北大的一批學生右派被流放到西昌地區益門煤礦下井挖煤多年，各地很多政治犯被送至西昌地區的監獄或勞改農場服刑、勞改）。安伯伯在獄中，罪名滔天，歸期無望，兩人天各一方，妻離子散。安伯伯與家人的團聚過程聞之心痛心酸，蒙冤受難二十年沒見過自己的孩子，雙方無音無訊，與子女相見不相識，人間至悲。他第一個聯繫和見面的家人是他的大女兒，女兒寫信告訴他會到火車站接他，然後詳細描述自己的身高長相、衣服顏色、手持何物等等識別特徵，就像地下黨接頭一樣，令聽者鼻酸。安伯伯與吳阿姨的破鏡重圓牽涉多個家庭的糾結、拆離、重新組合，全程浸透苦難、悲慘、善良、豁達與人性之光，令人唏噓，過程和結局也讓人感動。他與妻子兒女的團聚，是他後半生的最大幸運和幸福，他活到99歲，必定是家人無微不至精心呵護使然。

我從小在家裡照片上知道安伯伯其人其貌，在北京上大學期間聽聞他出獄平反。後來他擔任貴州民族學院院長、連任兩屆全國人大代表，幾乎每年兩會期間都在北京見到他。從小就知道他是美男帥哥一枚，我初次見到他時，是他關押大牢二十年之後的上世紀80年代，但見他氣質瀟灑，風度翩翩，舉手投足有知識貴族范兒，極富個人魅力，完完全全不像一般的“勞改釋放犯”。在監獄裡曾經被飢餓、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九死一生的悲慘在他外表沒有留下淒淒痕跡，開朗幽默依舊，我眼前就是一位雲淡風輕的儒雅老人。他散發出一種悠然高貴，那不僅是行為舉止的高貴，不僅是學識修養的高貴，更是骨子裡的高貴，是風骨，讓我想到宋人蘇東坡。我還見過其他幾位與他經歷相似的前輩，個個上層家族背景，被監獄折磨十來年後依然玉樹臨風，氣度超凡，無絲毫萎靡狀，估計與他們早年所受貴族家教有關。我父母給我的家教也不差，但我成長的紅色年代即使好家教也缺“貴族”二字，我一直認為，如果我遭受安伯伯他們那樣的莫須有罪名和長年與世隔絕的非人待遇，我不是得重度抑鬱症就是神經失常了，精神必定挺不過那殘酷無望的冤枉關押，斷乎沒有那種歲月薰陶出的堅強意志。正惟如此，我對安伯伯那樣的長輩充滿敬意，仰望他們。

           （二）楊砥中

我有一位尊敬的楊大姐，得知安毅夫伯伯去世的消息，與她通了長話。其父楊砥中是貴州畢節的彝族土司，是安毅夫關係非常親密的表哥，與安毅夫同時同地被逮捕。楊大姐家也是滿門血淚史，我們兩家很熟，但她父親的情況我卻只是模糊知道大概，從楊大姐處得知《身份、國家與記憶：西南經驗》一書中有關於其父的專門章節。作者溫春來做了大量一手調查，佩服其學問精神，書中所述很多事情是楊家後人所不知，我根據此書文字，以及從楊大姐處了解的情況綜合簡要轉述於此。

楊砥中，1908年生人，貴州畢節彝族扯勒部奢氏土司，明朝貴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嫡系後人，畢業於中央軍校。民國二三十年代起，在畢節乃至川滇黔三邊相鄰地區，楊砥中之大名可謂家喻戶曉。他是精力十足、須臾不閒、組織能力超強、德被四方的彝族開明賢達，多年為西南邊疆民族爭取政治權利奔走呼號，為治理邊疆做過很多具體善事，樁樁件件只有長文才能敘述清楚，我只選幾樁於我印象深刻之事。

其一，楊砥中之所以在家鄉家喻戶曉，威震八方，是因為他平等待人，好善樂施，對家鄉有責任感，對百姓有同情心。他熱心家鄉建設，出錢出力，鋪路架橋，修建公共設施。每遇水災旱災，便開倉濟貧，百姓排長隊到他家衙門領取糧食，無論彝苗，家家有份。災年冬天給窮苦貧民發冬衣禦寒。對教會在當地辦的學校、醫院，經常出資捐贈，助力學校、醫院發揮地方公共作用。他還收養同族遺孤，把這些孩子送到重慶就讀西式學堂，撫養成人。他身體力行從家鄉做起，長期致力西南邊疆建設。

其二，他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思想開明先鋒派人士，領袖型組織人才，致力於西南邊疆民族建設，表示邊疆工作為自己終生之職志。他

參加過多項活動的組織發起，如“西南夷苗土司民眾代表聯合駐京辦事處”，被眾人推舉為四名常駐代表之一；在渝組織成立“西南邊疆民族文化經濟協進會”；發起“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貴州邊區文化經濟協進會”。他建立起“西南邊疆土司民眾駐京代表駐渝辦事處”的大系統，總部設在重慶，下設雲、貴、康、川、湘、桂、粵諸省多地17 個通訊處，專注邊疆民族建設，聲勢浩大。

其三，他是邊疆民族教育開墾者。1943年，35歲的他組織雲貴彝族上層精英合作集資，在英國傳教士伯格理行善事的貴州石門坎，延續伯格理扶貧必須扶智的精神，以石門坎光華小學高小部為基礎，籌資創辦了貴州第一所民族中學——“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形成一個以石門坎為中心，輻射黔西北、滇東北、川西南三省近三十個縣市的辦學圈，校長為朱煥章，楊砥中任董事長。學校招收苗、彝、漢、回等民族學生，畢業後少數民族學生直升國立邊疆大學深造。一位彝族土司，之所以在苗族聚居的石門坎辦學，源於他夫人大哥隴體要的關係。雲南彝族隴體要，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曾任國民政府雲南建設廳廳長，伯格理所辦石門坎學校是他接受啟蒙的母校，是他牽線楊砥中在石門坎辦學。抗戰期間，除辦學外，楊砥中還曾保送 240 余名邊疆學生到軍校受訓。他與四川彝族土司楊代蒂、嶺光電是親戚，與開明人士曲木藏堯、李仕安等人是好友，他曾與曲木商議在涼山為彝民子弟辦一所學校，豈料曲木藏堯不久被軍閥鄧秀廷毒死于越西，辦學事宜不了了之，令他扼腕嘆息。也令我扼腕，否則涼山會再多一些彝族精英人才。

其四，1945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他領銜滇、黔、川、康各省一眾各族土司，代表西南非漢民族，致電國民政府祝賀國家大捷。

其五，他是民國時期積極爭取西南邊疆民族政治權利和民族平等的首要推動者。1945 年他獲蔣介石召見，當面表達了一個核心訴求：懇請在國大代表名額中確定20 個名額給西南邊疆土司“夷苗”代表。後被內政部拒絕。西南各民族政治精英一直在向國民政府爭取國大代表名額，多年未果。楊砥中是當時西南各族中極為少有的國大代表。他一生的政治高光時刻在1946年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上。那年38歲，他以西南邊疆各族國大總代表身份出席大會，參與新憲法制定（我一直誤以為他是雲貴川彝族國大總代表，結果人家是西南邊疆各族總代表）。他抓住這一發聲機會，寫提案，大小會發言，強烈要求新憲法須明文規定土著民族在國家各關鍵權力機關均能有一席之地。他不僅為西南各族爭權利，也為全國邊疆民族爭權利。當大會選舉主席團時，眼見西南邊疆民族代表絕無可能躋身主席團，他突然拿起會議麥克風發出獅子吼，在擴音器里怒聲質詢主席團中為何無土著民族代表，厲聲陳述給予邊疆民族國家政治地位的必要性，陳述民族一律平等在現代國家的重要性，…云云，威震全場。逼得台上蔣介石妥協，寫紙條示意張道藩申明放棄資格，改由楊砥中遞補進入主席團。他的一聲怒吼也把整個西南土著民族的政治權利首次帶進了國家憲法。此戲劇性一幕被當時在場的中外記者特別報道於世。

楊砥中的外孫在美國圖書館查到當時美國記者對他在制憲議會上為邊疆民族怒爭平等權利一幕的報道，刊登在著名的《Time》（時代周刊）雜誌1946年12月2日期刊上，他是第一個被這家世界頂級雜誌報道的彝人，通過對他的報道把中國彝族及邊疆民族爭取政治平等權利的信息傳遞至世界。他的義舉讓我聯想到他之後為黑人群體爭平等爭權利的英雄馬丁•路德•金，兩人有異曲同工之處。多年後，他的大女兒在北京讀書期間偶識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潘教授對她說：“你父親很能幹，在國大會議上為少數民族爭取平等，直接和蔣介石對話的情景，我們人人都知道。”然而，他的這聲怒吼惹惱了蔣介石，下一屆再不敢讓他當國大代表，他為民族爭權利直接犧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從此被核心政治邊緣化。

其六，他是罕見的彝族銀行家，1947年與龍繩祖、安文石、隴應奎等幾位彝族精英在重慶開辦和豐銀行並出任總經理，開啟了他的職業金融生涯。

其七，剛解放時，乾坤大變，他審時度勢，刻苦鑽研中醫、針灸，為人治病，想以一門手藝在新社會立足謀生，亦可懸壺濟世，照樣服務百姓，真是男子漢大丈夫，能伸能屈。

1949、50年之交，胡宗南挾持四川一批社會知名賢達赴西昌，想藉助這些人的社會影響力在西昌建立國民黨的最後根據地，楊砥中和四川前總督尹昌衡等人同行。行至喜德縣羅洪家支頭人羅大英家，解放軍突然閃電般快速進軍至西昌，胡宗南丟棄部隊坐飛機逃走。楊砥中和尹昌衡這些無黨派人士都對老蔣不滿，在國共兩黨都有密友，楊砥中還於共產黨幹部有救命之恩，所以共產黨對他們禮遇有加。楊砥中從西昌赴昆明，在時任雲南省副省長張沖家住下。張沖與他是同族結拜兄弟，後舉薦他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去學習，並讓他把張家四個子女一同帶去北京上學。

北京學習期間與表妹楊代蒂（涼山雷波阿卓土司）合影

1952年，44歲的楊砥中在中央民族學院參加全國少數民族上層頭人政訓班學習，與全國邊疆各民族頭人一道，改造舊思想，認識新社會。開學典禮上，費孝通教授當眾點他的大名說：“當年你在國大會上的發言，我記得很清楚，你要求各民族平等，現在到了今天，應該會實現了。”說得他心潮澎湃。政訓班結束後他先被安排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民委工作，後被調到西南民族學院，與他的表弟安毅夫同校共事。他對彝族文字、經典、漢文史籍以及西南民族史均有相當程度了解和研究，在民院專事彝族史研究，積累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並着手整理雲貴川彝族上層人士的家譜，發表有關彝族歷史的學術論文，他的學術規劃雄心勃勃，準備著書立說，潛心彝史研究。

1952年在京彝族火把節合影，最後一排中間被戴眼鏡女士遮住一半者是楊砥中，其中有龍雲及雲貴川在京學習的彝族前輩們

1958年12月安毅夫被捕，一個月後，50歲的楊砥中也被公安部門逮捕，罪名是“歷史反革命”。他與安毅夫關押在同一監獄，兩人竟全然不知。楊砥中被關押六年後於1965年慘死獄中，享年57歲，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沒能熬到改革開放的雲開日出時。與安毅夫一樣，楊砥中在同校教英語的妻子在1957年已被劃為右派分子，被踢出大學，發配到四川西昌地區會理益門煤礦子弟校工作。爹被關押娘被流放，他的七個孩子分別投親靠友，四散在成都、重慶、貴陽、北京，顛沛流離，受盡屈辱，在夾縫中生存，掙扎自立，每個人都是在苦水裡泡大。我認識不少“牛鬼蛇神子女”，家家有本悲慘史，血淚浸泡，苦不堪言。

安毅夫伯伯在世的這最後一年，中國理論界颳起一股妖風。僅舉一例，今年6月，中國權威學術機構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信平台刊發一篇重磅長文《階級分析方法仍是認識歷史、把握歷史的科學方法》（原文刊載於國內史學理論研究領域唯一的專業學術期刊《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3期），作者是該機構某中心主任。此文論證階級鬥爭理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鼓吹“有必要重新審視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時代價值”，提倡政治掛帥，字裡行間全然忘卻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理論曾經給中國人造成的無數冤魂和災難、給中國人造成的精神枷鎖、給國家發展造成的嚴重障礙。當年，在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全國每一座城市、每一個縣、每一所大學，都有安毅夫、楊砥中那樣遭遇政治迫害的冤屈者，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者不計其數，受家庭階級成份影響而失去正常前途的子女多如牛毛。這位作者和該機構掌門人，是從老鼠洞裡竄出來的獐頭鼠目之徒，唯恐天下不亂。以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理念治國，必定帶來災難，中國人對此已有過慘痛經歷和教訓。安毅夫被關押多年後，在監獄審訊中才得知自己還有一個罪名：“右派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因為1957年反右運動時，他妻子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懲罰，他並未遭此劫。出獄後，同校好友告訴他：因為到1958年時，上級傳達給學校的右派指標還差一個人沒有完成，某領導就把他劃為“右派分子”填補空缺。這就是搞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的惡果。時代的一粒政治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對全民講政治掛帥是一把雙刃劍，稍微把握不好“度”就是一把殺人刀，尤其心地不善者掌握了一點權力就有恃無恐，草菅人命。如果政治掛帥的鋼鞭下放基層，必定泛濫，不知會冤枉多少好人，導致多少人遭殃受難，就如同安、楊二位，被極左政治壓制無法翻身。治理國家最好的政治不是強調政治掛帥、階級鬥爭，而是健全法治、改革體制、發展經濟、提供老百姓安全感和幸福感、…….。權威學術機構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來的一系列文章和立論讓人感到理論界公然倒行逆施的堂而皇之，文革極左殭屍起而復生，真擔憂當年千萬個安毅夫、楊砥中們受迫害的政治環境捲土重來。

（註：因為家父廣交豪傑，我知道雲貴川一大批彝族精英前輩的名字和事跡，他們每個人都對彝族的文化、政治、經濟做出過各自非凡的貢獻，我對他們每個人都心懷敬意，只是因為安毅夫先生的去世，讓我聯想到安、楊兩家蒙受的不白之冤，想到兩人蒙冤入獄所致的自身苦難和家人災難，心有戚戚焉，提筆一記。更是因為期望杜絕此類人為悲劇再現的強烈願望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