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探秘——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五(上)

　　C：我一直都有過猜測，從中國革命史角度看，就是中共49年以前的勝利，不是什麼經濟基礎決定的，也不是空洞的歷史規律來決定的，也不是含混不清的所謂民心向背能解釋通的。應當是同中共這個政黨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講同它的組織化程度等等有關。還有，你曾歸納的所謂革命組織動員效率的定理也應當是原因吧。以前，我們總有一種拿中共黨史替代革命史和近代史的傾向。我有個印象，黨史似乎比較容易受到黨的當下政策的影響，比較喜歡用決定論來解說黨的勝利史。
　　
　　Y：迄今為止的近代史，現代史都是決定論的。我倒不一定反對這個決定論，大概有些歷史趨勢確實存在吧。但涉及革命、以及革命的成敗，我就感到不那麼確定。
　　與決定論者相比較，我更相信那些歷史過程的當事人的感同身受。在那個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日子是一天天地過的。形而上的解說，對這些當事人來講，究竟有沒有作用，有多大作用是要好好地分析的。
　　拿後人總結的所謂歷史規律去解釋一個並不長久的歷史片段肯定要冒很大風險。就中共的勝利過程來說，我不傾向於相信那些歷史趨勢啦，什麼階級利益的反映啦等等解說模式。我更傾向於去觀察政治過程的主體，就是那些政黨的組織體系的具體的運動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加入各種因素。例如意識形態，例如民眾心理等等。這樣，我想可以找到歷史的當事人的感覺。我比較堅持這一點，這是個思想方式，可以粗略的叫做政治行動分析，即每個歷史瞬間、片斷都是政治行動的選擇空間決定的，當事人的眼光、特點、及思想的偏好是重要的。事先的觀念設定並不能引導歷史事件，最多只是在事後賦予事件某種意義罷了！雖然歷史無法再現，但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貼近這個歷史。
　　無論怎麼樣，以一個當事人的眼光看，很多歷史事件或人物或組織，都肯定大大地不同於從後面看過去的那個樣子。所以，有必要從中共早期的具體政治社會活動中去尋找中共獲勝的秘密。我們寧願做個案的分析，而不是做趨勢的判斷。
　　
　　C：以中共的勝利而言，從政黨的組織效率和它對社會力量的動員整合效率這兩個角度去看時，也許我們就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共是怎樣走向勝利之路的。
　　
　　Y：我們首先來看看中共的政黨組織效率。一般地講標準的政黨是指在即定的憲政框架下的參政組織，或者最起碼有個公認的政治規則條件下的參政組織。
　　還有一種政黨，是非一般的政黨，它是打破原有框架規則，建立新框架，把它叫革命組織。老話講，叫亂黨，或者也叫叛亂組織。所以最初孫文搞的那些個會黨，就總是被朝廷叫亂黨。它的表現也確實像是個亂黨。以現在標準看，還像個恐怖組織。
　　民初開始的政黨運動，就比較符合典型的政黨標準。所以雖然政黨林立，倒也大體相安無事。只是觀點分個左、中、右而已。其中從孫文的同盟會脫胎而來的國民黨，在宋教仁的手裡給調教成一個像模像樣的政黨了。所以政黨和革命組織是可以互換的。到了中共出現以後，還可以兩者並存，即中共同時具備了雙重性：政黨性和革命性。全看環境與策略。中共從一開始是以建立一個全新社會為目標的政黨組織，完全不同於其他的政黨。所以是一種革命組織政黨。但隨環境變化，它在策略上有時就遵從政黨規則，此時它就近似於政黨了。
　　
　　C：革命組織的行為特徵，就是要顛覆現存的政權，簡單說是它要發動民眾打破“舊世界”。
　　
　　Y：你別講的那麼直白好不好。當然，一點沒錯，政黨和革命組織區別就是這個組織同社會民眾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如果是前者，它只是去影響、說服民眾支持他的想法和綱領。如果是後者，它則是以社會動員方式組織民眾力量進行活動。所以講到中共勝利，我們就要講這個動員效率，這個動員的效率同中共的政黨組織的本身的效率有關。
　　
　　C：你這個“社會動員”的概念應當發揮。
　　
　　Y：一般的政黨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的辦法，是影響民眾，利用各種社會矛盾和集團利益，合縱連橫，透過公開的議決機制和談判方式。你可以對民眾、集團、社會組織進行說服，甚至欺騙，但你不能脅迫他們。這裡的關鍵區別就是這個“脅迫”。脅迫不是強迫，而是創造或製造一個局面，使當事人不得不為之，這就是脅迫。我聲明，這裡使用脅迫並無貶義或褒義，它是指一種行為特徵。所以非一般政黨的達成政治目標的方式是社會動員，社會動員的特徵就是脅迫民眾參加預設的政治運動。
　　
　　C：那麼政府，比如講專制政府，同民眾的關係呢？它有沒有社會動員呢？
　　
　　Y：我們在這裡只是狹義地使用這個社會動員來解釋非一般政黨的活動特徵。專制政府或已經執政的唯一政黨，它用不着脅迫民眾。它是強迫民眾，它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強迫民眾遵從它的目標，這同政黨活動完全不同。而革命組織因為原本就不承認即存的那個議決機制，它必要打破它，這樣它就必須動員民眾，聚集力量以暴力擊碎或以非暴力要挾原有制度維護者改變規則。
　　這樣，如何啟動這個“社會動員”，就是革命組織的首要任務。你可以從中共的歷程中看到這樣的一幕幕大戲。
　　
　　C：我同意這樣來使用“社會動員”的概念。當然，具體的政黨活動一定要複雜得多。但這個可以作為主線。
　　不管是誰，只要你來做這個革命組織，你總要給出這樣的“動員”方案，才好組織起你的革命力量來。你如何盤算這個動員“方案”，在這個方案中你的組織力量、民眾的力量及對手的力量等等，都要有個恰當的整合。否則，你的方案就得失敗。說起來中共從一開始其實就是很重視這個事的。用中共黨內的語言講，叫做“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指的就是這個方案吧。
　　
　　Y：中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革命黨，它從一開始就清楚的表明了自己的革命對象，階級基礎和革命的手段。這些東西共產國際手把手地教給了中共的創始人。所以關於“社會動員”及實施方案，就是中共的全部政治的中心任務。我們可以把中共的歷史由此分成若幹個階段，來看看它是如何走向全國勝利的。
　　中共從成立到國民黨一大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是一個階段。這時的中共在策略上是純粹模仿蘇俄。它打算的就是如何動員工人及軍隊起來推翻封建專制政權。它的重點是放在工人階級身上。
　　當時如張國燾這樣的核心領導人，都是搞職工運動。由於這個工人階級力量太弱。這兩年當中確實沒有搞出什麼動靜來。就是講它的社會動員沒有什麼效果。除了陳獨秀之外，其餘的人在社會上原本就是些小人物，也沒有號召力。去影響軍隊也很難。這期間，共產國際以及蘇俄，對中國的局勢非常關注，派了不少人來具體指導中共的活動。他們這批人你得承認，確實是有傳教士的獻身精神的傑出人物。他們狂熱的工作，他們形成了判斷。列寧和蘇俄當時要的是周邊的安寧，不要有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合圍之勢。所以，立即在中國實現一個親俄的政權是當務之急。
　　在這個考慮下，他們自然選擇了國民黨，在當時蘇俄代表的眼中，國民黨也是革命黨，而且已經形成全國性影響力。相比之下，中共儘管更正宗，但力量還太小。第一次國共合作，準確講是國民黨同蘇俄聯手。沒有中共多少事。也因此，中共不是以黨的形式而是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樣就有了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始了第二個階段，直到“八一”南昌起義失敗。
　　
　　C：有意思的是，中共這幫人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一個大轉彎，就成了國民黨大員。大概由此可以推測，當時總的社會輿論，把國民黨、中共沒有看得那麼黑白分明，都是革命黨罷了。而且社會精英也不能非常準確地區分那麼多“主義”之間的區別。所以那時候，跨黨活動也很正常。
　　
　　Y：你看，陳公博、周佛海這樣的中共創始人，在國共之間來回走走根本就不是個事。像戴季陶、吳稚輝這樣的極端反共者，當初可都是社會主義的信奉者，甚至戴本人還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這些到了30年代後就不好想象，49年就乾脆被遺忘了。但當時，這些青年俊傑的各項選擇很自如。說明那個時期正是中國意識形態的發蒙狀態中。
　　所以，第一次國共合作同後來抗日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性質完全不同。第二次就帶有政黨活動的特點了。而第一次基本上是兩個革命組織的合作，而且是在蘇俄給錢、給槍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就對中共的革命活動帶上了多重性。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活動就是三大塊。一是軍隊，建立黨軍，這個是重點，蘇俄的工作重心也在這裡。中共在軍隊建設方面進行了儘可能廣泛的介入。這倒是為中共培養了大批的軍事幹部。二是對當時社會各種豪強勢力的整合。這一塊中共介入不多。
　　
　　C：為什麼呢？這塊就革命而言，油水很大呀。
　　
　　Y：這個工作大體上是在城裡進行的。你要知道當時城市的空間很小，就那麼點地方，擠滿了國民黨的要員和割據勢力。中共插不進去。那些要員們都有很大的社會名望，老蔣當時都不算數的。另外，蘇俄對這塊也不熟悉，也不想插手。所以中共差不多放棄這一塊了。這個同抗日期間和之後的情形是大不同的。
　　第三塊就是農村工作。這個當時都叫農運。其實很有意思的是，中共剛開始對農運不重視，國民黨反而重視。國民黨一大時就設有農民部。而那時中共中央機關中沒有抓農運的機構和專人。直到26年時，中共中央才設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由毛來做主任，專責此事。
　　
　　C：孫文早年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這個到後來國民黨一大時就繼承下來了。但國民黨似乎沒有在這個方面有什麼作為。
　　
　　Y：不能這麼講。國民黨是有作為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兩湖的農運，都是以國民黨名義進行的。怎麼不是國民黨的工作呢。要知道國民黨也是革命組織，它也要對社會力量進行“社會動員”，這當然包括農民了。
　　至於說，大革命時期，在國民黨內部做農運的主要是中共人員，這倒是真的。這個同中共的人員組成有關。相較而言，農運工作是默默無聞的，比較艱苦。當時加入國民黨的社會青年中，最優秀的直接參加軍校，加入軍隊，剩下的則擠進主流機構，如各地的黨部，再次的去比如文化機構、政府機構、實業部門。農運工作的吸引力不大。
　　而中共則不同，一方面中共黨員更具有獻身精神，敢於奮鬥；另一方面，從中共自己的政黨目標上講，做農運工作有其改造社會的依據。所以中共基本上就把住了這一塊。如毛澤東、譚平山、林伯渠都是這個時候成為國民黨農運的中心人物。隨後中共上層也逐漸地把重心向農運傾斜。但這並不是說中共有精確的判斷和選擇，中共後來做農運是不自覺的。因為從黨的性質上講，中共自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從農運的內容上看，土地的減租減息，甚至平分土地都只是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與中共無關。所以直到23年中共三大時，才有毛澤東在大會上呼籲中央重視鄉村，認為在那裡有中共的力量，一旦發動起來，無堅不摧。但這還是沒有引起中央的重視。當時最有活動能量的張國燾，也並沒有響應。他只是在後來的回憶中，才承認毛的先見之明。就當時而言，中共似乎也沒有別的領域可以大顯身手。
　　
　　C：中共最早進行的農運，應當是彭湃在陸海豐進行的吧。這是在國民黨之外進行的。
　　
　　Y：彭湃的農運，因為是最早的中共對農村社會的介入，所以有一定意義。除此之外，他的活動總體上是個農村裡的某種改良性的權利結構的修正。我認為對中共的意義不大，因為他的活動並不是着眼於動員農民，太過局限於為農民排憂解難。當彭湃把眼光向上，而不是向下時，他和同伴們就同廣東的政權發生衝突。注意，這個衝突是彭湃同政府的衝突，而不是農民同政府的衝突。這個同毛在湖南做的事，就根本地不同。你可以從中看到彭湃這個富家子弟與毛這種平民出身的叛逆者之間有多麼不同的情懷。
　　
　　C：這個地方我插幾句。我也比較着意那些革命史上的人物的出身、教育、修養對他們的行為特徵的影響。那種骨子裡的東西是如何在革命活動中表達的。這個很有意思。
　　像彭湃這種人，我想在他內心深處，是有一種難以名狀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吧。青少年時期，他是順利還是貧困挫折，對革命者後來的行為有莫大的影響。彭湃參加中共，渴望共產革命，更多地是從人本的角度，一種類似終極關懷的角度接受革命理論，投身革命。而毛這種類型的人，則更多地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理解共產理論的。他那裡，大概終極關懷這種東西就少了許多，甚至沒有吧。對他而言，一切都是當下的。
　　後來中共黨內，隱約呈現的專制主義傾向和自由主義傾向，向前追溯是可以找到這個不同的源頭的。
　　
　　Y：你恐怕還得加上一句。後者都出局了，只有前者才站住腳。
　　
　　C：那當然了，這個沒有辦法。每念及此，不勝唏噓。
　　
　　Y：好吧。還是言歸正傳。中共在國民黨內進行的農運是有多重性的。
　　開始的時候，是以陳炯明為中心。當時，農運講習所是以廣東農民學員為主的。在廣東，國民黨是執政黨性質的。所以其革命黨的色彩就比較弱。農運講習所的內容就比較改良性質，比較溫和。具體措施上比較多的是改善農民處境，提高鄉村建設的水平。所以解放後，儘管宣傳毛在這個講習所的作為，但幾乎不提講習所講些什麼內容，因為這些內容實在同後來的鄉村裡的革命動員無關。
　　陳炯明很熱衷於鄉村政權的建設。所以，廣東農運更多地在於改良。如減租減息，土地制度上沒有動作。此時，中共的活動也就像個聯合執政的政黨組織。它基本上是在鄉下做一些跟彭湃類似的事情。
　　隨着北伐的準備和開拔，農運的中心向湖南轉移。毛澤東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湖南。當中共人員遠離國民黨的大本營以後，毛澤東、易禮容這些人，就開始進行一些更加激進的試驗。
　　湖南和廣東鄉村結構很不同，那些在廣東進行的改良性質的東西，在湖南推不動。你不想新的辦法你就無法在鄉村立住。也就是講，湖南鄉村中似乎有一層更加厚實的殼，你得想法把它們打碎，才能搞你的農運。
　　這個時候，似乎湖南人骨子裡的叛逆性和激烈的性格在起作用。湖南各地突然之間爆發了一場中國歷史從未有過的鄉村結構大解體，一場全新的革命樣式橫空出世。這個東西是如此的廣泛和突如其來。
　　剛開始的時候，把中共也嚇了一大跳，中共去點燃這個導火索時，他並沒有想到導火索的那頭怎麼有這麼大容量的火藥呀。湖南農運從25年春天開始，到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剛開始的時候，似乎還是很熱鬧，鼓舞人心的革命場面，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號稱農會會員人數已有200多萬人，這些農會很快就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打碎了這個鄉村基層結構，而且其力量猛烈的向上層結構噴發，各縣的政權機構也被打掉，各地農會居然就開始行使行政和司法大權，這種局面一下子把全社會給震在那裡了。毛及在湖南的同事們也給弄糊塗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所以才有毛以中央大員的身份對湖南農運進行了考察了。這個考察報告的完整版本，這幾年有所披露。那是有很多形象細緻的描寫。
　　描述這場農運的材料很多。總之，它表面上呈現的是血腥、混亂和喪失理智的瘋狂，似乎完全失控了。當時黨的領導人李立三為他父親不要給打成土豪，給湖南農會寫了信求情，結果沒幾天就把他父親砍了頭，那信根本沒有起作用。這個李立三也毫無辦法，只好不吭氣。
　　當時主流社會大部分政治團體都是指責中共把湖南農運搞過火了，“糟得很”。當時，只有毛，透過那瘋狂的混亂場面，看到了一種全新的鄉村秩序，一個革命的秩序，一個只屬於中共的社會動員秩序就要出現。他堅定地講“好得很”。
　　那時，張國燾有次就“有土皆豪，有紳皆劣”責問毛澤東，毛哈哈大笑，並不做答。他根本就犯不上同這班人理論，因為他發現了他要進行的革命的最大的秘密。那就是怎樣去動員中國最廣大的鄉村力量，去打碎最廣泛的所謂封建制度的基礎，傳統鄉村秩序。他相信這中間蘊涵的力量絕非像浮萍一樣在城裡四處投機的各種政治團體和政客們所能比擬的。他相信他有機會從基礎上掀翻整個社會，從而再造中國。他在1923年就有預感，現在湖南農運印證了他的感覺，甚至比他預料的還要猛烈，他不說好才怪呢。
　　他在調查中發現，原來那個鄉村結構貌似平靜，只要有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發動最初幾個農民（他們往往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那種人物）衝擊鄉村富戶，就可以引發一個連續的暴烈過程，捲入的人越來越多，類似物理上的那種鏈式反應，積累的衝擊力越來越大，一下子就沖開了那層鄉村治理的殼。
　　
　　C：一個小小的初始擾動，引發一個鏈式反應，轟隆一聲就炸開了。
　　 我們是否可以做個鄉村結構瓦解的模擬過程，先把傳統鄉村的結構力量做個大略的分布，一個當然是地主了，或者講叫士紳。這個在湖南就比較多，有很多官僚家族在鄉村，就是士紳了。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你講的那種閒雜人等，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往往是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的，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這些人不妨給個名稱，叫鄉村邊緣力量。黨史上曾經把他們叫做流氓無產者。在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其實在農運之前，即便是湖南鄉村也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否則，就很難想象1915年夏天毛澤東和朋友肖子愷可以不帶一文錢在湖南鄉村“走透透”一個半月之久，說明當時湖南農村基本的秩序是存在的。但當農運幹部進入鄉村發動這個邊緣力量斗紳士時，就變了。起先是斗幾個紳士，有的村子大概也只有一個吧。很快就鬥倒了，或是打死了，或是逃到縣城、長沙、漢口、上海去了。然後斗誰呢？鬥富農或中農，富農和中農人數比較多，如何斗的過呢？這裡涉及到被衝擊的人，富農或中農組織起來對抗的成本比較高，“搭便車”可以解釋這個現象。比如講邊緣力量只占村子裡的人的5%，他們只要在富農中找幾個人出來，比如1%，用這5%斗那1%就沒問題。由於士紳斗沒了，鄉村中原有的組織化資源就沒有了，富農或是中農沒有辦法組織起來，於是1%肯定被鬥敗。因此富農或中農就會產生靠攏這5%的想法。於是大家就爭相入農會，以便自己不成為被斗的對象。於是鬥爭就從少數幾個人，逐步擴大到多數人斗少數人。如果這時，有個人或紳士家族反擊，也組織反向鬥爭過程，更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就不可避免了。
　　你可以比較一下，在上海，由於有青紅幫，所以中共領導的工人起義就不可能演變成社會兩派衝突，最多只是黨員領導工人直接衝擊市政府，你是無法搞出“階級對立條件下的階級衝突的”。就是因為資本家及相關職員和技工是高度組織化的。同樣你可以把這個過程同文革時，一個平靜的單位內亂的過程比較一下。那一些最醜惡的東西就暴露出來了，貪婪、殘忍、卑鄙等等就全出來了。這叫做“禮崩樂壞‘吧。
　　
　　Y：確實，一般的人就嚇壞了。但毛畢竟是大英雄嘛。他倒不怕，他似乎也胸有成竹，他對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個本能體驗在裡頭。他相信可以掌握住。以後的歷史也證明，此類社會爆炸裂變的動亂，他總能做到收放自如。
　　
　　C：當時呢？毛有沒有考慮如何控制住這股爆發出來的力量呢？
　　
　　Y：沒有。或者更準確的講，他還沒來得及考慮，湖南農運就失敗了。你要知道時間的因素在裡頭。我們事後看歷史往往捨棄掉了時間，只看邏輯的演進的過程。毛澤東是在27年1月，社會各界包括中共內部對此激烈辯論的情況下，才去鄉村進行調查的，經過1個多月的調查，他開始向中央進行報告，堅決支持農運。幾個月後，他就公開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已經是27年3月，那時，隨後的5月就發生了馬日事變，湖南農運就被打垮了。所以講，從如此緊湊的時間節奏看，毛是來不及進行整合組織的。但是從考察報告的字裡行間，你可以看到毛澤東根本就不為鄉村的殘暴混亂場面所動。所以，儘管報告中沒有關於如何控制利用這股力量的辦法，但毛是有信心找到辦法的。
　　
　　C：不管怎樣，革命黨人進行的社會動員，終歸是有其革命目標的，結果那時的湖南農運不但沒有促進這個目標，反倒是破壞了這個目標。
　　
　　Y：這畢竟是中共第一次進行的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社會動員。張國燾他們搞的二七大罷工同這場鄉村動員的意義不能相比。但總起來講，到馬日事變，這個農運的時間並不長，中共從整體上講，對農民運動如何進行，是相當無知的。這畢竟是中共的幼稚期嘛。
　　
C：兩年的湖南農運，也不能算短啊。這期間，中共的意識形態在其中有作用嗎？農運同中共的意識形態目標有關嗎？
　　
　　Y：沒有關係。意識形態的作用肯定也是微不足道的。你要知道，在這兩年中發生的事情特別多，所以也就“呼”的一下子過去了。這期間，中共是用國民黨的名義展開活動的，它當然就不能宣傳它的意識形態，而且當時中共相當教條，遵照共產國際的標準說法，農運的性質是屬於國民黨的民主革命性質，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所以這個意識形態你即便是宣傳，也不會有什麼作用。革命手段的豐富過程，往往同目標沒有關係，但革命目標確實可以點化那些手段和方法。你看，農運的內容是如此豐富，但其中蘊含的社會革命的意義，卻非得有一整套意識形態才能點穿。毛澤東就是這樣來理解農運，並認為“好得很”。所以不是意識形態創造或是指導了那些方法和手段，而是那些手段和方法因為意識形態而變得有意味，最終演變成了歷史。
　　 其實，在20世紀初，還是有很多鄉村暴動的，它們就象流星一樣，悄無聲息的划過中國的夜空，沒有留下任何歷史的蹤跡。而其中很小的一股力量，井岡山上的小股土匪袁文才、王佐因為被整編到紅軍中，才在歷史上留下來。這個我隨後會專門講到，這個意識形態是中共的革命具有一種區別一切自發的社會動亂的地方。
　　
　　C：講點主題之外的話，這個湖南農運為什麼這麼特殊呢？同時代的湖北，廣東就沒有這麼激烈，當時國共兩黨的大部力量都在湖北廣東啊。
　　
　　Y：這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湖南鄉村同廣東鄉村在結構上有什麼不同呢？後來山西，華北地區的鄉村結構又同湖南有什麼區別呢？這真是很吸引人的問題。北京有個學者好像叫於建榮吧，對當下湖南鄉村有研究，但沒有看到對比的研究。總之，今天我們在這裡只能是猜測了。
　　 再有一點，這個鄉村結構被打破以後，破壞者並沒有流竄到外鄉去，他們就地組織起新的基層結構，他們改變了鄉村傳統的人際關係、鄰里關係，進而改變了經濟和政治關係，這是就地的鄉村革命，同太平天國及其它農民起義完全不同，那些都是一路殺過去，最終打碎了原有的國家上層結構，所到之處，一片恐怖。但隊伍一走，就恢復原狀了，所以，農民起義只能改變朝代，改變不了鄉村基層結構。
　　 但中共搞的湖南農運則不同，它搞的是就地的革命，是在熟人社會裡進行的殘酷遊戲。它把鄉村基本組織方式給改變了，至少在湖南農運時，農會提供了另一種鄉村組織方式的可能性。中共果然在十幾年後給它廣泛的推行起來。
　　
　　C：我在想湖南農運的第一個案例是怎麼出現的。現在這個方面的資料很少。
　　
　　Y：沒有這個方面的記錄。這個現象的出現和普遍性是需要另外做一篇文章的。
　　問題是在廣東沒有出現，在湖南出現了。說明湖南農村里一定蘊含了一個相當大的勢能吧。幾個人進村子，找幾個痞子，去搶，去打，就一下子形成兩個對着打的集團。你看看，就湖南省委那十幾個人透過幾百個農會幹部，就發動了200多萬農民，進而影響了上千萬人的鄉村生活，這個革命槓桿的比例有多高。所以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動員。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就必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C：倒是，文革不就是這麼回事嘛。那些造反派，戰鬥隊就像農會。
　　
　　Y：相似的是社會動員的過程。不相同的恰恰好就是被動員後的社會力量，在當時沒有很好的組織化。
　　而文革時，毛是知道如何駕馭這個群眾力量的。在湖南時，他還不會，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威。湖南農運很快就變成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除了國民革命軍之外，湖南全省的政府機構幾乎給全衝掉了。直接抓人就槍殺，發展到極端時，農會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
　　這樣一來，農運又給自己的敵人創造了被動動員的狀況。當時湖南鄉紳階層及其關係人也開始進行動員，對抗農會。國民革命軍軍官大部分出身湖南鄉紳家庭，他們決定在這兩派的爭鬥中支持鄉紳。
　　
　　C：這也很像文革時，解放軍支左。
　　
　　Y：你很喜歡拿文革比。這是個省力氣的思考方式呀。反正當時軍隊站到了農會的對立面。
　　軍隊的支持就成了決定性的東西。許克祥一團人進長沙，搞了馬日事變。沒幾天功夫就打跨了農會，也是相當慘烈的恐怖鎮壓。湖南農會就一下子跨了，主要的農會幹部都被殺了，能逃生的不多。因為都在鄉村里進行的革命，大家彼此是熟悉的。那是個熟人社會裡的殺人遊戲，所以誰也跑不掉。你看後來中共早期幹部里，出身湖南的農運的人不多，所以關於湖南農運興起時的回憶也不多。倒是從毛的考察報告裡可以看出些情形。
　　
　　C：馬日事變後，中共的力量又轉向策動軍隊起義，棄農運於不顧。
Y：從馬日事變到“八一”南昌起義，就那麼幾個月時間，期間發生了很多事。總括講，就是國共徹底分手了。
　　中共方面，被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刺激的夠嗆，它自然也想以牙還牙，就想策動張發奎、唐生智搞武裝割據。路數跟孫文一樣，想以“主義”的力量爭取軍事強人集團形成革命的對恃的局面。但沒有弄成，退而求其次，就動員了賀龍幾個將領搞了武裝起義。
　　八一起義的意義只是中共開始搞軍事工作了。其實它不能同湖南農運的意義比。因為後者是種社會動員模式。這即使在農民起義史上，也沒有這樣的社會動員，它是就地的革命，改變每一個人生活方式，與農民起義完全不同。這個以後就逐步地發展了，而八一起義則中國近代史上你可以找出很多相似的例子來，只不過這一次是中共領導的罷了。它失敗的速度也像它所模仿的那種賭命式的起義一樣。最後一路失敗，只剩幾個人，要不是同毛的人馬會師，一塊去山區鄉村，怕早就沒影了。
　　
　　C：這段時間，毛在做什麼呢？
　　
　　Y：同樣也是記錄不全。大部分時間應當在武漢，那時中共領導人都齊集武漢了。湖南農運失敗，不會給其最堅定的支持者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加分的。
　　中央一度想讓毛到四川去。我推測，毛在黨內已沒有地位了。因為策動軍隊起義，他沒有參與其間。甚至可以講，讓他到四川去，差不多是接近開除了。毛在黨內的前途芨芨可危。但南昌起義迅速失敗又給了他機會。
　　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中心議題集中到土地革命和農民武裝起義上了。我不知道這個八七會議是怎麼醞釀召開的，毛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但會議的決議案是大大地強化了毛的特殊作用。那就是由他來領導湖南的農民起義，時間很緊的。從八七會議的決議，到秋收起義，也不過才1個多月，毛就轟轟烈烈的幹起來了。
　　
　　C：這也不奇怪，毛那時一定是胸有成竹吧。他那時是少數派。
　　
　　Y：也不能講胸有成竹。但從八七會議看，幾個主要問題都形成決議了，一個是土地革命，一個是武裝起義。這兩點很重要，為什麼這麼講呢？你要注意到，中共是在國共合作框架下搞農運的。而且在具體的組織運作時，用的名義也是國民黨。所以，中共的革命性這一點就受到限制。它的政黨性就比較突出。
　　陳獨秀當時就很在意這一點。這樣的情形下，一方面中共有便利條件，就是它在南方是合法性的組織。它可以公開地開展運動。另一方面，又被捆住手腳。比如講，湖南農運一起來，就提出了土地問題。但在這裡，中共就必須考慮到整個國民革命的大背景。它還不敢講要搞土地革命，只是說要分大地主的田畝。又為這個大地主的標準爭議不休，講500畝以上才是大地主。這樣大地主的數量就很小了。所以並沒有對土豪劣紳的土地普遍進行分配，這樣就有問題了。
　　短時間內由打殺“土豪劣紳”動員的農民力量，沒有持久的革命目標。他們死的死，逃的逃，你再打誰呀？充分動員的農民力量，打破了原有的鄉村秩序，但並沒有轉化為建設新秩序的力量。這樣的社會革命就不是徹底的。此種情況下，就地動員的暴民力量是長久不了的，軍隊一來就玩完了。除非你跑到別的鄉村去流竄才可能慢慢地成氣候。但當時農運領導人並不認為他們是非法的活動。當然也就不會去想到這一點。
　　就地的革命，必須有更堅實的基礎。你要有新秩序，以使任何的外來衝擊，在新秩序條件下變成新的不合法才行。這是事後的明白事。當時誰也不懂，毛也不明白。
　　所以八七會議講搞土地革命，是徹底的重新分配，是按人頭重分還是按勞動力重分沒有講清楚，但重新分配土地範圍包括了所有的土地。這可以視作從農運失敗里得出的教訓吧。就是講，中共認為只有普遍的土地革命才可能建立新秩序的基礎，否則，難免還會象馬日事變一樣，被一風吹掉。
　　
　　C：這個教訓是否過頭了，到抗日時期又退回去了。
Y：那是另一回事。當時，你想想，八一起義剛失敗才二、三天，那麼緊急的狀態下，武漢到處抓中共份子。所以，很容易形成極端的看法。
　　再就是農民武裝，也是一樣。湖南農運最激烈的時候，也不過是些梭鏢隊，沒有搞真正的農民武裝。這個也是在國民革命的大背景下的原因。你弄單獨的武裝，還怎麼維持國共合作呢？這個不可能。當時即便先知先覺如毛澤東也沒有想到要搞中共自己的武裝，倒是陳獨秀半真半假地給蘇俄的人講，弄5000支槍給中共。
　　當時對農運的指責，恰恰集中在梭鏢隊濫殺上面，說明總體的社會導向，是不接受你搞農民武裝的。這也是湖南農運瞬間失敗的原因。所以八七會議第二個決議就是搞農民暴動。這兩塊立起來，中共就徹底恢復了原形，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革命黨了，原先國共合作時的政黨性質就沒了。
　　到這時，最初反共的蔣介石自然就被證明了是有先見之明的。聲望大增。親共的汪精衛及國民黨左派就不尷不尬了。對應的，中共內部就開始清算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斯大林這些人開始尋找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在蘇聯就推到托洛斯基身上，在中國就推給陳獨秀，就是陳獨秀路線了。這之後，中共裡面如陳獨秀、張國燾之類的老資格同志靠邊站，而如瞿秋白、李立三之類的毫無經驗的知識青年開始占上風，他們就以一種狂熱的勁頭大幹起來了。
　　極端的力量開始占據主流。中共上層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人在八七會議後，走上了城市暴動的道路。比較草根化的毛就走農民暴動的路。一條革命的不歸路。
　　
　　C：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是對被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的轉化和強化。當時八七會議有這麼深的認識嗎？
　　
　　Y：根本沒有。那個八七會議不過是些極端的思想匆匆忙忙的匯聚在一起了罷了。但毛不同，他是看到了些東西。他知道這個社會動員在基層社會結構下是怎麼進行的。他知道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可以把動員起來的力量組織化。他更想知道的是如何保持這個動員的勢頭不減，動員的力量不衰，這個答案他還不知道。否則，他不會讓紅軍打長沙城的（差點全軍覆沒）。但他隨後就知道了。
　　我們概括講，當時中國社會裡就三股力量。北京政府利用其執政地位（其合法性也是有疑問的。所以南方國民黨也就相應地不是那麼典型的叛亂組織了），控制社會力量。
　　國民黨則利用其南方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對社會中上層城鎮力量進行動員。中共力量最小，只好到鄉村里搞農運。結果，讓毛這些人給找到最有效率的社會動員模式。你根本就不用任何堂皇的口號，你就從當下的利益和本質出發，就有可能造成底層社會的大分裂。到抗日時，彭真同志搞土改，就簡單一句話“地主家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你搶就是天然正當的。
　　你可以利用人性中那些最本原的東西，引發出力量來。對一鄉村流氓來講，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要比別的滿足更加爽，更加願意企求。
　　所以，中共搞的這種社會動員，是一種全新的大規模的革命手段，它並不必然地被其目的制約。它自有其奧妙在裡頭，我總結就叫革命黨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就是講，革命黨實行的社會動員的政策所含的知識的專門化程度同這項政策對社會力量動員的效率成反比。
　　在當時，什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翻身解放的民主、自由、反專制等等，相對於你要動員的社會力量來講，都是高度專門化的知識，他弄不懂，也就很難被你動員起來。相反，你鼓動一個二流子專搶富戶的財富，讓他有一種搶的正當性的感覺，那他就跟你走，聽你指揮，打土豪，挖浮財之類的口號為什麼有力量就是這個道理。
　　
　　C：對呀。基於民主自由的社會革命理論為什麼總是掀不起風浪來。就是對民眾來講，他搞不懂。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原因就是秀才的革命總是從他那個情懷、知識、概念出發的，同民眾的當下利益無關。你動員不起來，你還造什麼反呀。這確實可以找到很多例證來證明這個定律。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結成正果的叛亂總是由一些看似很下層的人物發動的，就是這個動員的效率在起作用。與此相反，中共在湖南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東西，即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也照樣可以發動大規模的叛亂活動，關鍵是你要掌握這個社會動員的秘密。所以毛澤東的考察報告中對當時造反了的鄉村流民的性情狀況的描述就是意味深長的，即便是我們這些人在70年代上中學讀到這份報告時，也對老師解說的到小姐牙床上打滾的情節十分感有趣，不免還有些嚮往那熱鬧的場景。這個東西是催生毛澤東這樣十分草根化的人物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毛澤東考察報告裡甚至頗有些不雅的語彙。有些老同志回憶毛澤東當年是髒話連篇。所以朱德講“老毛懂那些舊社會的旁門左道”，連朱德這種老兵油子都這麼講，可見毛身上的江湖氣。這些東西使毛頗為理解底層人物，特別是那些鄉村裡的邊緣性人物的心理。所以他的東西就更加能被這些人理解。
　　 所謂政治家大概有些獨特的能力，就是能把理論家的東西換成大眾能懂、而且還可以同自身利益、訴求掛上鈎的政治口號吧。即便是大眾素質及教育水平提高了也是一樣。所以，這個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可以用來分析很多政治歷史的。我們以前在討論到台灣民進黨的崛起時，也專門談到這一點。

Y：大革命失敗了，中共這幫年輕人，落得兩手空空，變成晝伏夜出的地下分子。想想看，僅僅三年前，國民黨一大開幕大會上，毛澤東、李立三，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在場的國民黨元老們對他們的才華與激情嘆服不已。僅僅三年多時間，李立三就只能隨中央機關躲進上海租界，他們被逐出中國政治舞台。到八一南昌起義失敗，應當講，任何一個政治分析家都不會把中共當作一支政治力量看待了。對國民黨而言，即便是左派人物，也基本上認定歷史與中共人物是擦肩而過了。隨後的中國就是國民黨的了。
　　
　　C：歷史是不可知的，在這個關頭，可以驗證此點的。此時，毛澤東離開武漢到長沙，又離開長沙到安源。他知道，拋在他身後的那個浮華詭異的歷史是同自己無關了，在他前面，透過湘省農村秀麗的秋色，他肯定想知道自己的道路通向何方。
　　
　　Y：他懷揣着他自己獨有的中國鄉村革命的秘密。我相信，他內心也涌動着聖潔的使命感和殉道士般的獻身精神。隨着他抵達安源的步伐，中共也就告別了攘助國民革命的歷史，走進了自己的革命歲月。
　　 當然，這革命是以鄉村為舞台，以毛澤東為主角的。你說得對，在這個關頭，歷史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