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中文本來有“幽默”一詞，意思是“寂靜無聲”，見《楚辭》。近代“洋肉”精英是否知其存在？無從考核。不過，即使知之，以為可以視之為“無有”卻無須考核而後知，因為“洋肉”精英“創造”“幽默”以對應英文的“humour”(美式英文作“humor”)。如今一說起“幽默”，沒有人會想起“寂靜無聲”，可見“洋肉”精英是勝利者。然而，倘若今人仍能像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則“創造”“幽默”以對應英文的“humour”者，卻只配稱之為“狗雄”。據“洋肉”精英說，英文“humour”一詞奧妙非凡，中文無詞以對，故除找兩個聲音相近的漢字塞責之外，無法翻譯。怎麼個奧妙非凡法呢？《辭海》的解釋是：“美學名詞。英文humour的音譯。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區區六個英文字母，竟須四十多個漢字解釋之，真是奧妙非凡！然而，這四十多個漢字所云，確實是英文“humour”的原意？還是“洋肉”精英故弄玄虛，欺負不認識洋文的“閭巷布衣”呢？不巧，正是後者，因英文原文字典對“humour”的解釋大都只是“the quality of being laughable, entertaining”或“ funniness”，兩者譯成中文，不過就是“可笑者”或“有趣者”之意。“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云云，純屬“洋肉”精英自作多情、加油添醬之作。或曰：“‘humour’一詞正因其寓意深刻，故英文原文字典也解釋不清。新文化運動精英大都留學海外，其對‘humour’的體會或根據其海外生活之經驗而來，未可據字典之說而否決之。”不巧，在以英文為母語的世界裡，柞里子也混過了三十個春秋；像在中國稱之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那種洋人，柞里子也結識過不下數打，卻從來不曾經歷過“the quality of being laughable, entertaining”或“ funniness”以外的“humour”。

其實，所謂“humour”者，就是“滑稽”。即使所謂“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云云，也還是“滑稽”。但凡不信者，皆因不曾讀《史記．滑稽列傳》。有現成的“滑稽”一辭舍而不用，“創造”“幽默”以生吞原有的“幽默”，與視敦煌石窟的廢紙和塗鴉為國寶，同為“洋肉”精英食洋人余唾而不化之明證，亦華夏文化近百年來陵夷不振的明證。可嘆之至！

《史記．滑稽列傳》有如下一段開場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譯成今日之白話，即“孔子說：‘六藝對於治理國家有同功之效，《禮》的功能在於節制人的行為，《樂》的功能在於協調融合，《書》的功能在於傳播史實，《詩》的功能在於表達情緒，《易》的功能在於出神入化，《春秋》的功能在於申述正義。’太史公說：‘天道渺渺無邊無際，宏大得很！一談一言旨趣微妙而有所指，亦可以排難解紛。’

對舉“六藝”與“談言微中”的社會功能，意在說明“談言微中”雖不予所謂“大道”之列，相去亦不遠。而所謂“談言微中”者，正是“滑稽”之定義。用不着如《辭海》編撰者的那種想像力，就可以從“談言微中”四字引出諸如“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云云一類的羅嗦廢話。故曰：即使所謂“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訛和不通情理之處”云云，也還是“滑稽”。

如前所述，《滑稽列傳》僅見《史記》，後世修史者不曾模仿。後世修史者之所以不曾模仿，顯然絕非後世無滑稽之人物，如遊俠之絕跡，遂使修史者難為無米之炊。後世史策之所以無《滑稽列傳》，當是因後世思想潮流的主流並不同意“滑稽”可以與“六藝”相提並論，心輕視之，或甚至蔑視之，故自無為之作傳之可能。司馬遷恨儒、墨之不載遊俠，致令先秦之遊俠淹沒無聞；柞里子亦恨後世偽儒之不載滑稽，致令漢以下之滑稽幽默無聞。不言而喻，“幽默無聞”之“幽默”，“寂靜無聲”之謂也，與英文“humour”了不相涉。稱不屑於為“滑稽列傳”者為“偽儒”，亦非信口開河，而是言而有徵。孔子弟子子遊學成之後，在小鎮武城為長，居然大興禮樂。孔子路過聽見了不禁莞爾而笑，說“割雞焉用牛刀？”可見孔子亦滑稽人也。前文提到晏子曾反對任用孔子，其反對之辭劈頭就說“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可見視孔子為滑稽之人，並非柞里子一人痴人說夢。後世偽儒既尊奉孔子為神靈而居然蔑視滑稽，其為“偽”也，不亦明乎！

§134

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一共寫了三位人物，強調“司馬遷”，因如今流傳的《史記》附帶“褚先生”追加的文字，而為“褚先生”所追加者正好包括《滑稽列傳》在內，故今本《史記．滑稽列傳》不止於“三人行”。“褚先生”者，名少孫，漢元帝、成帝時人，晚於司馬遷五十年以上，其所增補，未見盡合司馬遷之本意，故舍之，不予轉錄。

司馬遷“三人行”中的第一位，為在齊國當官的淳于髡。淳于髡見諸見《孟子》，也同孟子說過笑話，而孟子似乎不懂滑稽，一本正經地對待之，因而自己頗顯得滑稽。司馬遷筆下的淳于髡，有故事三則，今取其一：

“齊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大發兵侵齊。齊王派淳于髡往趙請救兵，以黃金百斤，套四匹馬的馬車十輛為禮物。淳于髡仰天大笑，把帽帶都笑斷了。齊威王說：‘先生嫌禮物太少嗎？’淳于髡說：‘豈敢嫌少！’齊王說：‘這麼笑總有個說法吧？’淳于髡說：‘臣今天從東方來，看見路旁有人在祈禱豐收，拿着一隻豬蹄，一杯酒，祝道：“梯田收滿筐，窪地收滿車，五穀豐登，糧食滿家。”臣看見他所拿的東西少而所想要得到的東西多，所以笑。’於是齊威王增添黃金千溢(二十兩為一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為禮物。淳于髡辭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國聞到之後，連夜引兵而去。”

司馬遷筆下第二位滑稽人物為優孟。“優”，就是“演員”。故所謂“優孟”者，就是“演員孟”的意思，“孟”或為其姓、或為其名，不得其詳。於優孟，司馬遷敘述了故事二則，以下為第一則：

“一百多年以後，楚國有優孟。優孟，前楚國的演員。身長八尺，善辯，經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 楚莊王在齊威王之前近三百年，從齊威王往下數一百來年，當為楚考烈王或楚幽王 ) 之時，愛一匹馬，給馬穿刺繡的衣服，養在雕梁畫棟之下，地上敷設露席，餵以棗脯。馬因過胖而死，楚王叫群臣去送喪，準備用棺槨葬以大夫的禮節。楚王左右近臣反對，以為不能這麼辦。楚王下令道：‘但凡敢為馬而諫者，罪至死。’優孟聽說之後，進入殿門，仰天大哭。楚王驚，問其原因。優孟說：‘這馬，是大王之愛物，以楚國堂堂之大，有什麼東西求不得呢，而以大夫的禮節來葬這匹馬，簡直是太薄了。應當以國君之禮下葬。’楚王說：‘怎麼個葬法？’優孟回答說：‘臣請用雕玉為棺，用高級梓木為槨，用□楓樟木為題湊(題湊，槨室內積木，上方之積木稱“題楱”)，發士兵挖墓穴，老弱抬土，齊、趙之使臣在前邊奉陪，韓、魏的使臣在後邊保護，在太廟裡供着享受三牲，用人口萬戶的城邑供養其陵寢。諸侯聽到了，就會都知道大王賤人而貴馬啦。’楚王說：‘寡人的過失，一至於此嗎！我該怎麼辦呢？’優孟說：‘請大王葬之以六畜(六畜，指馬、牛、羊、雞、犬、豕)的禮節。用灶為槨，用銅鍋為棺，用姜、棗相送，用木蘭相墊，祭之以稻米，用火光為衣，葬之於人的肚腸。’於是楚王把馬交給太官(太官，官稱，職掌王室宴會)，不讓天下再聽見這件事。”

司馬遷《滑稽列傳》中的最後一位人物為優旃。所記共三事，皆引述如下：

“二百多年以後，秦有優旃。優旃，秦朝的侏儒演員。會說笑話，但合於大道。秦始皇時，開酒會而逢天下雨，台階下的儀仗隊員都因淋濕而受凍。優旃見了覺得可憐，對他們說：‘你們想不想歇歇？’台階下的儀仗隊員都說：‘巴不得。’優旃說：‘我等下叫你們，你們立即回答說“在”。’隔了不久，殿上在向皇帝祝酒高呼萬歲。優旃憑攔大喊：‘陛□郎！’台階下的儀仗隊員說：‘在。’優旃說：‘你們雖然長得高，有什麼用？還站在雨里。我雖然矮，卻休閒。’於是，秦始皇令陛□郎改為兩班輪流休息。

“秦始皇曾討論擴大獵場，東擴至函谷關，西擴至雍和陳倉。優旃說：‘好極了。多在裡面縱養禽獸，敵人從東方來，叫麋鹿去觸就成了。’秦始皇因此而止。

“秦二世立，又想欲漆城牆。優旃說：‘好極了。主上即使不說，臣正想請這麼辦。漆城雖然令百姓發愁破費，但是件大好事呀！把城漆得蹭亮，敵人就爬不上來了。想要立刻辦成的話，做漆容易，只是難修地窖(漆與地窖有何關係？不得其詳。難道是要在地窖中生產漆不成？)’秦二世於是笑之而止。”

談畢《滑稽列傳》，順便一談“滑稽”之本字。《史記索隱》於“滑稽”引述了兩種不同的解釋。其一，“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其二，“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據第一說，“滑稽”本為流酒的器具，用作“談言微中”之意，出於比喻和假借。“滑稽”之為流酒的器具，能“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實奧妙非凡，惜今不傳，未知究竟。然“談言微中”，並無“出口成章，詞不窮竭”之意。竊以為第二說於意差近，且所謂“俳”，就是“笑劇”，而司馬遷《滑稽列傳》中三分之二的人物恰好是“演員”，而且優旃既為“侏儒”，顯為“笑劇”演員，正與之合。照前一說，“滑”應讀若“骨”，而照後一說，“稽”應讀若“計”。故無論遵何一說，今日的讀法皆有一誤。如今詞書、字典大都註明“滑稽”之“滑”在古文中應讀若“骨”，而不曾指明“滑稽”之“稽”應讀若“計”，似乎僅知有第一說而不知第二說，更遑論知第二說之較第一說於意更順。

但凡自以為好古、通古者，往往喜歡笑話不遵古音者為讀錯音。其實，詳考之，讀錯音者往往是笑人者而非被取笑者。笑人不知讀“滑稽”為“骨稽”者，正其一例。不過，這一例屬於特例，更多的情形並非因有不同的說法而來。但凡以為某字應讀若某音者，皆根據古人對更古的文字所作的注釋，比如唐人對漢人著作所作之注音。唐人之所以要對漢人著作中某些字特別注音，因這些字的讀音在唐代已發生變異，為求與漢音相吻合，故須註明某字不讀若本字而須讀若另一字。比如，《漢書．西域傳》有國名“龜茲”，唐顏師古注曰：“龜，音丘”。今人不明顏師古所謂“音丘”者，指讀若唐代之“丘”，而竟按今人之“丘”讀之。比如，《辭海》在“龜茲”條目之下，用“qui”為“龜”注音。唐代“丘”讀若“gou”，與今日之”丘“相距甚遠，而與今日之“龜”相去反而較近。故但凡讀“龜茲”為“丘茲”而笑話讀“龜茲”為“龜茲”者，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以為好古、通古、以會讀古音而沾沾自喜者，其可笑，尚不止於此，而有更可笑者二。其一，所謂古音者，以時代而論，有上古之音，先秦之音、漢音、唐音、宋音之別，無法一概以“古音”名之；以地域而論，有中原之音以及楚音、吳音、越音等被孟子譏笑為“南蠻□舌”之音之別，也不能一概以“古音”名之。故所謂讀“古音”者，充其量，不過合於某特定時期與某特定地區之“音”而已，何足誇口？其二，今人所讀之音，尤其是按北京音所讀之音，與所謂古音者幾乎字字皆不合，遠遠不止“滑稽”之“滑”、“龜茲”之“龜”、“車馬”之“車”、“皋陶”之“陶”等等，倘若但凡讀古文皆須讀古音，則幾乎字字皆須改讀，何必斤斤計較於“滑”、“龜”、“車”、“陶”等區區數字？

§135

《史記．貨殖列傳》所敘，大抵可分為三。其一，商業理論；其二，著名商人；其三，各地商業概況。茲先引述商業理論部份如下：

“《老子》上說：‘最高的治理狀態是這樣：鄰國近在可以看得見的距離，近在雞狗之聲可以相聞的距離，而各國之民各滿足於其所食、各滿足於其所衣、安於各自的習俗，樂於從事各自的生涯，直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果一定要做到這種地步，那麼，近代的百姓就是近乎太無品德了。

“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至於見之於《詩》、《書》者，自從虞夏以來，人們的耳目都想極盡聲色之好，人們的口舌都想極盡牛羊豬狗之味，人們的身體都貪圖安逸，人們的心中都炫耀其勢力和榮華。人們受這種習俗支配已經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戶用高明的理論遊說之，也不可能使之改變。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順隨之，其次是以利引道之；再其次是教誨之，再其次是整頓之，最下策是與之爭奪。’”

“《周書》上說：‘沒有農業，就會乏食；沒有手工業，就會辦不成事；沒有商業，各種寶貨都會缺乏；沒有人管理山川，財富就會不足。’財富缺乏，山川就不能開闢。這四樣，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寬廣就會富饒，來源狹小就會貧窮。就大處而論，這是富國之道，就小處而言，這是富家之道。為貧、為富，皆由自取，巧的會有餘，笨的會不足。太公望受封於營丘，地多鹽鹼，人口少，於是太公望獎勵女工，極其技巧，販賣魚鹽，移民絡繹不絕而來。齊國之富於是可以供給天下人之衣服鞋帽，從海岸至泰山，人們紛紛奔往齊國之都。後來齊國一度衰落，管仲治理之，設立九個管理錢財的部門，齊桓公因此而稱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所指，說見前，此不復贅)；而管仲也有三個家，雖然地位只是諸侯之臣，其富卻與列國的國君相當。正因為這樣，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齊威王和齊宣王的時代。

“所以說：‘糧倉滿方才會懂禮節，衣食足方才會知榮辱。’有財富才會有禮，無財富禮就會無禮。所以君子富有，就會想到做好事；小人富有，就會自食其力。水深才會有魚，山深才會有野獸，人富才會講仁義。富而得勢，事業就越發達，失勢就會失去依據而沒地方去，因此而不快樂，中國人如此，夷狄更加如此。諺語說：‘有錢人家的孩子，不會死在市場上(古代在市場行刑，所謂“不死於市”，意思是說不會被判處死刑。何以不會被判處死刑？因可使錢打通關節。)’這絕不是空話。所以人們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一千輛車的王，有一萬戶的侯，有一百人家的君，都還以貧為憂患，更何況平民百姓呢！”

《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載的第一位商人，是越王句踐的主要謀臣范蠡。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越王句踐在會稽大敗於吳王夫差，俯首稱臣，後用范蠡、計然之計，滅吳雪恨。詳見前，此不復贅)，長嘆一聲道：‘計然獻七策，越用其五而得志。既已施之於國事，我來試用於治家。’於是，乃范蠡乘小船漂流江湖，變易姓名，在齊國國都稱鴟夷子皮，至陶(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稱朱公。朱公認為陶是天下之中央，諸侯四通八達之地，貨物交易之所。於是在陶治產定居，看準時機牟利而不是靠強求人力以致富。但凡善於治產業的人，都是能夠用合適的人、看準時機。十九年之中三次發大財，一再分錢財與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兄弟。這正是所謂“富好行其德”。後來年老體衰，遂把生意交給子孫，子孫繼續從事商業和財務，從而成為億萬富翁。故但凡談到發財致富，總是會首先提到陶朱公。”

關於范蠡的生平事跡，《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有更加詳細的記載，其中一段故事頗有新意，茲全文轉錄如下：

“朱公在陶定居之後，生了小兒子。小兒長成人的時候，朱公的第二個兒子殺人，被關在楚國監獄。朱公說：‘殺人而死，本該如此。不過我聽說“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於是叫小兒子去探望老二。叫小兒子裝備黃金千溢，藏於粗麻布衣服之中，用牛車載着。就在要打發小兒子上路的時候，朱公的老大堅決請求讓他去，朱公不聽，老大說：‘家裡有長子，號稱“家督”(“家督”，管家的意思)，如今弟弟犯罪，大人不派我去而派小弟去，是我不成器。’想要自殺。老大的母親替老大對朱公說說：‘如今派遣小兒子，未必能救得了老二的命，而先白白死了老大，何必呢？’朱公不得已而派遣長子，寫了一封書叫長子交給老朋友莊生。說：‘到了就把千金送到莊生家，一切任憑莊生處理，千萬不可與莊生爭論應當如何辦。’長男上路時，也私自帶上數百金。

“朱公老大來到楚國都城，看到莊生的家在城外，從野菜地中開道才行到莊生家門，居處破得很。不過，朱公老大仍照其父的吩咐，逞上書信和黃金。莊生說：‘趕快回去，千萬別留下！如果你弟弟放出來了，別問為什麼。’老大走後，不再去見莊生卻私自留下來，用私自帶來到黃金贈送給楚國當權的貴人。

“莊生雖然住在破胡同里，但以廉直聞名於楚國，自楚王以下皆尊之為老師。當朱公老大替朱公送來黃金之時，莊生並無意接受，只是想等辦成事情之後，當作信物歸還。所以當黃金送來之後，莊生對他老婆說：‘這是朱公的金子，來得突然，就像是生病不會頭天晚上先給信息一樣，事後要歸還，別動用。’而朱公老大不明白莊生的意思，以為沒什麼奧妙。

“莊生得機會入見楚王，說：‘某星在某地，這對楚國有害。’楚王素來相信莊生，說：‘如今該怎麼辦呢？’莊生說：‘只有施行德政可以免除此害。’楚王說：‘您休息去吧，寡人將行德政。’楚王於是派使者在存放三種貨幣的錢庫門上貼封條。那個楚國貴人驚告朱公老大說：‘楚王將行大赦。’老大說：‘為什麼？’貴人說：‘王每逢將行大赦，總先封存放三種貨幣的錢庫(之所以封，唯恐走漏大赦風聲，有人偷盜錢庫而遇赦不得受罰)大赦。昨天晚上王派使者封之。’朱公的老大以為既然有大赦，他弟弟自然會放出來，覺得白白仍給莊生千金，太犯不上了，於是再去見莊生。莊生驚道：‘你怎麼還沒走？’老大說：‘還沒有，當初是為弟弟的事情來的，如今弟弟自會得赦，所以我來辭行。’莊生知道他的意思是想把金子拿回去，就說：‘你自己進房去搬金子吧。’老大就自己進房把金子搬走，獨自慶幸。

“莊生覺得被老大這小子給出賣了，心懷忿恨，於是入見楚王說：‘臣上次說某星的事，王說準備施德政來對付。今日臣外出，路上的人都說陶之富人朱公的兒子殺人被囚在楚，他家裡人用重金錢賄賂大王左右，所以王的大赦，並非為撫恤楚國人，乃是為朱公的兒子。’楚王大怒道：‘寡人雖然不德，怎麼會以朱公之子才施恩惠？’下令論殺朱公之子，第二天方下大赦令。朱公的老大結果是帶着弟弟的棺材回了家。

“老大回來，老大的母親和老鄉們都很悲哀，唯獨朱公笑道：‘我就知道他必然會致其弟於死！他不是不愛他的弟弟，只是有所不忍。他小時候與我一起見過苦日子，知道為生的難處，所以把棄財看得太重。至於小兒子，生下來就看見我富有，就知道乘高檔車、駕好馬，獵取狡兔，哪裡知道怎麼生財，所以他對棄財看得很輕，豪不吝惜。我先前之所以要派小兒子去，就是因為他能棄財。而老大不能，所以結果是把弟弟給搞死了，事理就是這樣，沒什麼可悲的。我早就日夜等着他的棺材回來了。’”

在一般有涉錢財的故事裡，勤儉的人、知道疾苦的人、明白生財不易的人總是正面人物，而生養於富貴之家、遊手好閒、不懂得愛惜財力的紈褲子弟總是反面人物。上面這故事卻正相反，故曰：頗有新意。雖然，有新意未見得必有聊賴。倘無聊賴，亦無足觀。而上面這段故事卻不僅意新，而且意深。深意之一，世無絕對的優點與缺點。深意之二，為優點抑或為缺點，不取決於性質本身，而取決於性質所處之環境或者說條件。深意之三，善用人者，世無無用之人；不善用人者，世無可用之人。

§136

《史記．貨殖列傳》提到的第二位商人，是孔子弟子子貢。關於子貢其人其事，前文已多次言及之，然《史記．貨殖列傳》中有關子貢的筆墨不多，仍不妨全文引述如下：

“子貢從孔子學習之後，退學而在衛國當官，在曹國、魯國之間買賤賣貴，孔子七十高足之中，端木賜最有錢。原憲不厭糟糠，隱於窮巷。而子貢率領大隊車馬，載絲綢貨幣出使於諸侯，所到之處，國君不無與子貢分庭抗禮(以對等的禮節相待，言下之意是：視子貢為諸侯王)。孔子之所以能名揚於天下，正是因有子貢前後為之宣傳的結果。這就是所謂得勢更流行吧？”

上文提到後世儒家極力抵丑外戚，而儒學之所以能在漢武帝之時奠定獨尊的地位，正是因有外戚田□之故。後世儒家也極力貶抑商人，而由司馬遷此文可見，孔子之道之所以能在先秦發揚光大，正是因有商人子貢之故。既依商人在先，又依外戚在後，始能成為華夏文化之主流，而此主流卻既仇視外戚又蔑視商人，何其怪哉！

子貢與范蠡同時，其經商似稍早於范蠡，不居《貨殖列傳》之首而居其次，大約是因世之言商者“皆稱陶朱公”而不稱子貢。之所以不稱子貢，或正因為後世儒家蔑視商業和商人，子貢既為孔門大弟子，其為商人之經歷遂為儒家之忌諱，所知者愈少愈妙。

以下是《貨殖列傳》中有關其他商人的記載，這些商人不如子貢與范蠡出名，因既無學問亦無政治背景，然作為商人，卻無疑更純粹。

“白圭，周人。生逢魏文侯(公元前445-396年在位)之時，李克(魏文侯之臣)以充份利用土地的生產力為務，而白圭卻喜歡觀察時機的變化，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別人不要的，我收購，別人要的，我提供)的方針。收穫季節買谷，賣絲漆；蠶繭熟時買絲綿，賣糧食。…… 能夠飲食從簡，節制嗜欲，節省衣服，與辦事的僕人同甘苦，看準時機而發，迅若猛獸猛禽。所以白圭說：‘我管理生產，像伊尹、呂尚之設計，孫武、吳起之用兵，商鞅之行法。所以但凡智不足以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力不足以守成的人，即使想學我的方法，我絕不會教。’天下但凡言管理生產，皆以白圭為祖。……”

“猗頓依靠鹽鐵起家。而邯鄲的郭縱，以冶煉鐵成業，其富與國王相當。

“烏氏(今甘肅平涼西北)有個叫裸的人，從事畜牧，多了之後，賣掉，收購珍奇絲織品，找機會獻給戎王(戎，西部非華夏部落)。戎王以十倍其成本的價格購買，用牲口與之交換，牲口多至用谷來記馬牛之數。秦始皇予裸以封君的地位(封君，有封地的貴族)，令裸按時與大臣朝見。巴地(巴，四川東部)有個叫清的寡婦，其祖先找到硃砂礦，好幾代靠這礦發財，家產亦不計其數。清，不過是個寡婦，卻能守其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認為清是個好女子而待之以賓客之禮，為之修築‘女懷清台’。裸，不過是下賤的放牧牲口的首領；清，不過是窮鄉的寡婦，卻能於天子抗禮，名顯天下，靠的難道不是財富嗎？”

以上所引，皆漢代以前的商人。漢之巨富有以下數家：
“川西卓氏的先人，是趙國人，因冶鐵致富。秦消滅趙國時，卓氏被強迫遷移。卓氏的財產被掠奪，只剩下夫妻二人推着一輛車，前往遷移地。但凡被迫遷移的人倘若還稍微剩下點錢財，都爭着賄賂執行遷徙的官吏，求遷往近處的葭萌(葭萌，今此從廣元)。唯獨卓氏說：‘葭萌這地方小而窮。我聽說汶山(汶山，即岷山)之下是一片沃野，地下產大芋頭，到死都不會挨餓。人又懂生意，容易做買賣。’於是要求遷往遠處。結果被遷往臨邛(臨邛，今四川邛崍)，大喜。就在有鐵礦的山邊開鼓風爐鑄鐵，並運籌策劃生意，傾倒滇、蜀的百姓，富至有僮僕千人。享受園囿打獵之樂，像一國之君。

“程鄭，從山東遷來的俘虜(指秦滅齊國時被俘獲的齊人)，也做冶鐵的生意，同把頭髮梳成椎形的人(椎髻之民，指越人)做交易，財富同卓氏相當，也住在臨邛。

“宛(宛，今河南南陽)孔氏的先人，是魏國人，以冶鐵為業。秦滅魏，遷孔氏於南陽。孔氏大規模鼓風鑄鐵，築坡修池，駕乘車隊同諸侯王(漢初一度恢復封建，故有諸侯王)交遊。因經商之利，獲游閒公子之名與實(意思是生活享受、出手闊綽，故既有“游閒公子之名，也享“游閒公子”之實)。然而孔氏的收入高過其開銷，比靠儉省發財的人更闊，家產有數千金，所以南陽一帶的行商都效仿孔氏的雍容。

“魯國民俗儉嗇，而曹(曹，春秋國名，為魯所滅，今山東定陶)邴氏尤其如此。邴氏以冶鐵起家，富至巨萬。然而邴家父兄子孫自己約定：低頭可以有所拾，抬頭可以有所取，依靠借貸在郡國行商(郡國，直屬朝廷的地方行政區域稱郡，封給諸侯王的地區稱國)。鄒、魯兩地的人也不少放棄學述而經商，都是因為有曹邴氏為其板樣。

卓、程、孔、邴四家皆以冶鐵致富，絕非偶然，顯然是因為冶鐵在當時正是先進技術。但凡掌握先進技術者，無不為生財有道者，古今中外皆然。卓、程、孔、邴的發家是“古中”之證。美國最豪華的私邸本屬鐵路大王，如今鐵路生意每下愈況，該宅早已改做博物館，名副其實成了歷史陳跡，電腦技術如今一枝獨秀，於是電腦大王的私邸遂取而代之，此則正是“今外”之證。

卓、程、孔、邴四家之中，卓氏最出名，不過不是生意上的原因。稍有古典文學常識者，皆不會不知道司馬相如其人；但凡知道司馬相如其人者，皆不會不知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此卓文君者，正是臨邛卓氏之女。且看《史記》如何描寫這段風流典故：

“司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客游梁國，……碰上梁孝王死，司馬相如歸成都，而家貧，無可憑藉治產業。相如素來同臨邛令王吉是好友，王吉說：‘長卿宦遊久而不順，不如到我這兒來。’於是相如前往臨邛，住在臨邛賓館。臨邛令假裝對司馬相如恭敬，每日前往拜會相如。相如一開始還同他見面，後來就稱病，叫從人謝絕王吉，而王吉對司馬相如愈加顯得恭敬。臨邛中多富人，卓王孫家有僮僕八百人，程鄭家也有好幾百人，兩人商量道：‘縣令有貴客，咱們當設宴招待。’於是一起宴請縣令。

縣令到時，卓氏所請的客人已經來了數百。至日中，派人請司馬長卿，長卿託病謝絕，臨邛令不敢嘗食，親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強前往，一坐客人皆為之傾倒。酒喝得差不多時，臨邛令上前奏琴，說：‘我聽說聞長卿好鼓琴，請奏琴自我消遣。’相如辭謝，大家一再鼓掌請奏。當時卓王孫有女名文君，新近在家寡居，文君喜好音樂，所以司馬相如同臨邛令假裝敬重而計劃以琴心挑動卓文君(如何以琴心相挑？柞里子自愧非箇中高手，說不明白。晉人郭璞的解釋是：“以琴中音挑動之。”晉人向來號稱風流，然以此解釋觀之，也是書呆子，說不到點上，等於沒說。後世說者多以如下詩歌附會之。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此歌詩來歷不明，且意淺格下，司馬相如想不會作此等語。更何況如以此歌詩挑之，則當雲‘以歌詩挑之’，不得雲‘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見後世學者又呆過郭璞遠甚。)

司馬相如到臨邛來時，帶着車馬隊伍，雍容閒雅神氣得很。在卓氏家裡飲酒、弄琴之時，卓文君偷偷從門裡窺望到，看上了相如，唯恐相如看不上自己。宴會畢，相如派人送重金給卓文君的侍者通殷勤。卓文君當夜私奔相如，相如於是同文君一起馳歸成都。相如成都家居，只有空空的四方牆立在那兒(成語“家徒四壁”即從此文出，成語大都四字，故落去“立”字。其實，此文之精彩正在這“立”字，有此一“立”，方有動感，不若“家徒四壁”之呆)。卓王孫大怒道：‘女兒如此不成材，我雖不忍殺，但絕不分給她一錢。’旁人勸王孫，王孫始終不聽。文君在成都呆久了，心中不快，說：‘長卿只要同我一起回臨邛，就是靠從兄弟借貸也足夠過日子，何至自苦如此！’於是相如與文君一同回臨邛，把車騎變賣精光，買下一酒店做賣酒的生意，叫卓文君照看酒吧，相如自己身着犢鼻□(犢鼻□，勤雜人員所着之工作服，因形似牛鼻，故名)與酒保傭人一起干雜活，在市面上滌刷鍋盆碗盞。卓王孫聽了深以為恥，因此而杜門不出。卓文君的兄弟叔伯紛紛對卓王孫說：‘有一兒兩女，所不足的，不是錢財。如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只是遊宦疲倦了，雖然窮，其人才足以依靠，況且又是縣令的客，為甚麼非要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僕百人，錢百萬，以及文君嫁時的嫁妝。文君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成為富人。”

為勾引卓文君並由此而擺脫窮困、成為富人，司馬相如與王吉可謂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司馬相如之行徑既然如此這般，其為人也，非孔子之徒不言而喻。司馬相如後來卻大得獨尊儒術的漢武帝的寵任，此於後世不可想象，可見漢之獨尊儒術，大抵限於儒家的宏觀政治理論，於微觀個人修養措意甚少。

古往今來，靠騙而發財致富者不多，靠騙女人而發財致富者更屬罕見。美國商業雜誌《富布斯》一年一度按財產多寡替富家排坐次，坐次排畢，更根據統計數字歸納生財之道的難易，而女人發財致富之捷徑總是靠嫁對人，可見在外國也是男人被騙者居多，女人被騙者少。“吃虧上當”往往連文。不過，卓文君雖然上當，卻不能說吃虧。司馬相如的“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雖是假象，“其人才足依”卻不假。卓文君倘若不上當、嫁“錯”人，其風流的名聲豈能隨司馬遷之筆而永垂不朽！

卓文君新寡即回娘家，不僅回娘家，而且把嫁妝也一起帶回娘家。這不僅說明女人守節在當時不成社會風氣，而且也說明女人的社會地位遠較西方為高。前者不言自明，後者於不熟悉西方社會者則或略須解釋。西方社會女人的嫁妝既嫁則成為夫家財產，不再屬於女方所有。據Edith Wharton所著《The Age of Innocence》可知，西方的這種剝奪女權的狀況至少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仍然如此，遑論卓文君所處之公元前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