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共 革 命 探 秘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五（下）
　　
　　Y：中共在內戰時期完成了自身的鍛造，這一點，毛澤東當時就看得很清楚。在7.7事變後，中共及時地獲得了一個適宜的環境，結果那些包含着中共革命勝利的一系列秘密種子就發芽成長起來。
　　
　　C：原來常講，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現在看，只能講，抗日使中共有了成長的適宜環境，用毛自己的話叫做外因是條件。
　　
　　Y：是呀，整個抗日時期中共成熟起來，我們可以仔細的分析這個環境。首先，是抗日戰爭造成的一個獨特的超級割據局面。我們知道，中共武裝鬥爭發端於地方割據的政治局面，中共這個初生的力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時期內，生存發展起來。
　　當這個割據的條件減弱時，中共生存的環境就惡化了。這個前面我們已講過。那麼，抗日時期，就全國而言，忽然又有了一種割據局面，那就是日本入侵造成的淪陷區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割據。這個不是地方武裝割據，而是民族國家衝突造成的，所以我把它叫做“超級割據”。
　　
　　C：恰巧，中共身處陝晉邊界，這是接近日本敵占區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邊界地帶。
　　
　　Y：我們後面會講到，不是恰巧，而是肯定會如此。超級割據局面的出現，同日本對中國的企圖和戰略有關。中日兩國的關係，幾乎就是中國百年史的最重要的國際因素了。這也不奇怪，畢竟是相互為最大的鄰居嘛。
　　但制約兩國關係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麼呢？是中國絕對的安全感和日本的絕對不安全感。這個是從絕對意義上講，而不是相對意義。因為，從地理環境、人口、資源和文化傳統上看，中國儘管國力瀛弱，但是其戰略位勢卻具有絕對優勢，而日本則處於絕對劣勢。從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看，日本可以獲勝。但這個獲勝有個限度，就是日本你無法全部占領中國，或者是象英國人對印度那樣徹底征服；而中國儘管敗仗連連，幾十萬人打不過幾萬人，但失敗卻有個底線，就是我總有新的部隊投入戰鬥，你日本無法打穿中國的全部縱深。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最弱的20年代，中國軍事家如蔣百里先生都還是認為日本無法征服中國。這點只怕是日本人也很清楚。
　　
　　C：日本人的絕對不安全感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二戰前，也沒有地區整體安全的保護傘，這個感覺就更明顯。這個因素顯然支配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而中國這頭，從我看到的蔣介石日記里，似乎蔣也從來沒有設想過最終亡國的情況。他雖然憂憤於十戰九敗的軍事局面，但你也確實看不出他有徹徹底底的危機感。相反，似乎有一種從容在裡頭。蔣在日本學的軍事，應當是知日派吧。
　　
　　Y：中日之間在安全感上的兩極化，是制約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到今天為止都是如此。即便有日美安保條約，但在中國擁有核武之後，這個優勢又被抵銷了。你看為什麼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持十分可疑的態度，就有這個安全感在裡頭做崇。我基本上認為台灣問題不是中美問題，而是中日問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日本則不同，即便大陸不是共產黨執政，它仍然會阻擾台灣回歸大陸的。大陸目前對台的政策是大可以批評的，這是其中的一點。另外，還有日本為什麼在歷史問題上曖昧，也是可以從安全感的角度予以大部分解釋的。中國的外交戰略制定人似乎沒有重視這個安全感問題。
　　 扯遠了，再說回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總是游移不定的。進，不能全部拿下，退，又多半一瀉千里。李宗仁在回憶抗日初期中日兩國戰略得失時，特別指出：日本是漸次投入戰力，結果消耗太大，無以達成真正戰略主動權。這個軍事上的被動就是日本拿不準對中國的企圖以及達成企圖的戰略。所以日本在中國，總是得而又失，失而又圖。你看日本在遼東半島下了那麼大功夫，結果還是丟掉了。在山東經營多年，結果還是得歸還中國。滿洲國弄得太勉強，在蘇軍重壓下，始終未起到重要作用。
　　
　　C：可以用朝鮮做個例子。日本在明治以前，德川時代就圖謀朝鮮，應當講，企圖之心是堅定不移的，達成企圖的戰略始終如此，所以得手了。朝鮮對日本現代而言，是起很大作用的。這裡，有個東西是對等的：即朝鮮有同樣的不安全感，從今天朝鮮半島的局勢中仍然看得到。
　　
　　Y：回到我們的主題。由於日本知道無法圖謀全中國，日本就企圖建立起地區霸權控制系統，即“大東亞共榮圈”，以增強其安全感。在這個架構下，日本認為只要做到在中國扶植起一個親日的穩定的政權就可以了。當蔣介石通過策動張學良東北易幟後，日本人基本上對蔣失去了耐心。所以，以打擊的方式引發出中國政局重組，就成為日本的侵華的政治戰略。這種情況下，當時華北地區是蔣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
　　所以，日本首先從這裡這手，試圖建立起一個親日本的、“自治”的華北政權。這樣一來，就形成前面講的“超級割據”。一方面日本人只從軍事角度占住點和線，而把面分給華北偽政府。另一方面，蔣的力量全放在長江流域以及西北，華北沒有蔣介石的力量。而偽政權對面的統治在道義上講不通，它畢竟是外敵支持的政權。於是華北就出現了廣大的鄉村地區、非戰略要點的地區這樣的巨大空白區域。日本人的一個大錯誤是在華北建政後，他又打封閉之省的山西，可能是要獲得能源煤礦吧。
　　
　　C：不好講。當時遼寧的煤礦夠用了吧。弄不懂日本為什麼分兵山西，對閻老西作戰。是不是日軍當時想保留從山西出發，進漢中、寶雞，打垮蔣政權的選擇呢？可是它雖然投入了兵力，但很快又撤走了精銳部隊，這確實同日本對華的戰略不穩定有關。
　　
　　Y；總之，日本打山西，又沒有決心徹底打下。結果在中共身邊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這點很重要，要是日本不打山西，則中共無法同抗日的地區便捷地溝通。那麼你就只好按蔣委員長的指令，繞過山西，到河南東北地區同日本對壘。那中共的機會就不大了。中共是以抗日取得蔣應允合法化的。否則，胡宗南仍然有力量打垮紅軍那一萬多人的隊伍的。所以，既然日軍打了山西，紅軍就可以不聽從蔣的指令，堅決的隔河抗日。自山西出發，占領空白地區，棋局到此，毛就看透了。
　　
　　C：山西這個地方是挺有意思的。在歷史上，由於它地理上的封閉性，所以相對戰亂較少。在抗戰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山西已經被閻錫山治理的比較有特色、有秩序、有相當大的自治性，很象那麼回事。
　　 抗戰之初，閻非常在意他這個一畝三分地，堅持要保持獨立性，所以他不許中央軍進入布防。他為了維持自己的實力，更願意把事態複雜化。所以引中共入晉，以共同抗衡蔣介石。另外閻受日本教育，而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思潮也是比較主流的，所以他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共產黨有親近感。再加上當時中共分子確實很有能力，很能吃苦，富有犧牲精神。於是，在共產黨人的襄助下，他搞新軍、犧盟會。但是過不久，他發現有問題了，這些人慢慢控制了這些組織，他好像不算數了。而這些組織就為以後的根據地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假如當時按蔣的意圖，中共去河南，是很難立住腳的。中共在河南沒有什麼基礎，河南又是戰略要道、平原地區。至於後來的幾個根據地都是從山西發展開去的，且多為山區。
　　那時，毛如何看抗日呢？
　　
　　Y：就對日戰略而言，毛同當時大部分戰略分析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持久戰，中國終將獲勝。我們講過，這不是他的真知灼見。毛的厲害，是在於山西抗日局面一旦形成，毛就知道紅軍的機會在哪裡了。你看，西安事變後，毛把大部分紅軍派到山西，同時又緊緊的控制住前方指揮部，堅決不打正面戰，只做游擊戰。當時紅軍大部分領導人和黨內同志對此思想不通，所以，毛的指示在語氣上很硬。隨後中共就在山西形成了四個根據地。這樣一年後，中共人數就達到了15萬人，緊接着又在冀中、冀南和山東建立了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是在割據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C：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政治上、戰略上似乎靈感很多，觀察深遠，無人能比。
　　
　　Y：是啊。看到持久戰並不難。可是能抓住山西的機會，連續走出六大根據地的棋，則是他的過人之處。這就是中共開始壯大的第一個戰略環境條件。
　　 第二條就是中共放棄蘇維埃政權，變成國民政府的一個地區政權，取得合法性。這個同第一個條件是相聯繫的。也是同中共一系列的政治路線的改變相關聯的。
　　
　　C：7.7事變以後，似乎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都開始進行調整了。首先是共產國際進行調整，當時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中央當時也還處在到延安之前那段十分琢磨不定的時期。好像閉塞得很。但是，事實上張國燾是第一個明確的反對蘇維埃政權形式的，他在川北搞的那個西北聯邦政府，實質上已經是打着抗日的旗幟，搞的多種社會力量的聯合陣線，類似後來的統一戰線。
　　
　　Y：抗日統一戰線，這個政治戰略的形成，毛在初期沒有直接的貢獻。王明和張國燾應當講在理論、實踐上是領先的。但毛隨後就調整自己的看法，毛這個人經常是隨機正確的，他可以迅速的調整自己的看法，以符合棋局的變化。但不管怎麼樣，毛後來是掌握統一戰線的本質和主動權的。
　　
　　C：中共政治上這個變化，就為與革命對象國民黨合作提供了依據。我也在想，國民黨同意與中共合作，到底是什麼原因，不會僅僅是蔣被扣押吧？
　　
　　Y：當然不是。國民黨接受中共還是同當時整個國際戰略格局有關，就是蘇聯在這個格局中處在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面，蘇聯曾經乾淨利索地在諾門坎戰役中擊敗關東軍，由此，日本人相當畏懼蘇軍；另一方面，蘇聯又試圖同德國修好、引誘歐美內亂。在這個格局下，與日為敵的中國必然非常看重蘇聯的作用。此種情況下，只要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蔣當然就可以接受中共，以取得蘇聯的幫助。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果講第一次國共合作，僅僅是孫中山與蘇餓聯手，中共是被迫參加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兩黨合作，但以蘇聯為保人。所以蔣才下這個決心的。
　　
　　C：有這個說法：認為蔣沒有流氓到家，他要做聖人。所以，會執行西安的協議。
　　
　　Y：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也是個次要因素。關鍵是當時這個戰略格局，在德國同美英開戰之前，中國只好依靠蘇聯這張牌。你還要想到：中國近、現代外交是從聯俄抗列強開始的，從李中堂那兒開始的一個外交傳統，就是同俄國修好，抗擊日本。這條傳統到7.7事變後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所以，中共是蘇俄支持中國時搭售的一個附件，蔣必須接受。再者，我猜測，蔣那時大概認為中共也沒什麼力量造反了吧，萬把人，能成什麼氣候。
　　
　　C：只怕當時大多數人都這麼認為吧。
　　
　　Y：所以，結果蔣就容納了中共，給其合法性。這樣中共就同以前不一樣了。它利用這個合法性展開了自身的全面發展。中共在這個合法性下，作了三篇大文章，一氣呵成。
　　 一是異常出色的宣傳工作。這個從八一宣言到西安事變，大體經過半年左右時間完成的。這個宣傳工作的結果是中共從一個久已被忘卻的黨一躍成全國性政治力量，它把這個合法性變成了它存在的正當性，從而讓自己成為中國高級政治事務的參與者。這在過去二十年中，是不可能的。中共真正從四一二事變被逐出中國政治舞台後，第一次重返政治中心。這期間的宣傳工作是值得好好寫寫的。因為，這之後在皖南事變、重慶談判、重開內戰、48年和談等等歷史事變中，中共在宣傳上始終勝國民黨一籌。
　　 二是在合法條件下，主要是在山西的幾個根據地，把中共的看家法子，鄉村社會動員同合法的基層政權建設結合起來了。這點要特別給予注意。因為在農運時代，中共在鄉村進行了動員，但並沒有掌握住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結果這個力量將中共也給衝垮了。到了蘇區，中共則致力於將這個力量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力量，但在游擊戰和運動戰條件下，無法建立起穩定的基層政權。同時即便是在某些地區建立政權，也缺乏正當性，得不到社會主流的認同。只好軍政合一，以軍領政，行為方式就同叛匪無異。這樣，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中只有少部分加入紅軍，大部分則在紅白之間擺動。到了抗日時期則不同，中共有合法的政權形式，有抗日的正當性。同時，在超級割據條件下，各根據地相當穩定，政權可以穩定存在。這個時候中共呼應其合法性，在政權人員組成上搞三三制、土地問題上放棄革命，選擇改良道路、依照國民政府的法案，進行減租減息，這樣以一系列溫和的社會政策作輔助，使中共的鄉村動員手段豐富起來。同時也徹底掌握了將被動員的社會力量組織起來的技巧。這個時候，中共就不僅僅是從鄉村中發現那些可以參加革命的邊緣力量，它還藉此力量形成對鄉村進行全民動員，使中共在鄉村主體力量上同樣獲得支持。這種情況出現以後，中共就可以合法的獲得根據地民間財政的支持。
　　
　　C：在合法性和正當性條件下，其實老百姓可以忍受更大的稅收負擔。在西歐，革命的法國政府就不能徵收太多的稅，否則，就同你的與民的承諾相矛盾，革命者也深恐由此失去民意。相反，英國保守政府卻可以有比法國高得多的稅收，這個使英國人過海高成本作戰，一樣可以打敗拿破崙。這個例子也可以在中國根據地看到。
　　
　　Y：中共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以前也談到過。例如彭真、高崗、薄一波這些人做出了傑出貢獻。李井泉、康生也有貢獻，當然這兩個人經常是保持張力的另一端，他們在發展鄉村動員手段上，經常越界，滑向激進革命的一邊，這個也是必要的。毛就從來沒有認真的批評他們，雖然經常的糾他們的偏。
　　
　　C：人大的張鳴對此階段的中共鄉村動員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那個劇場效應，很有解釋力。說到底，中共本質上還是革命黨，所以社會動員是他們必須進行的。可是只有中共在鄉村的黨員們，似乎看清了鄉村基層結構里的邊緣力量的人性當中的那點負面的東西，如何可以被引誘出來。所以這個社會動員，在合法政權外衣下面，就成熟了。
　　
　　Y：毛當然知道這個東西的意義。彭真從山西根據地到延安本來是準備參加七大的，七大推遲以後，彭就留在延安學習。他給毛講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毛就說“你再給政治局的同志講”，後來毛講“那麼好的馬列主義，不能就這麼幾個人聽，讓延安的同志們都來聽”。彭就連續作報告，後來乾脆留在中央黨校，主管教學。中央黨校主要就講這個社會動員與政權建設。七大時，彭真、高崗都進政治局同這個直接有關。
　　
　　C：劉少奇在這個方面也有大貢獻吧？
　　
　　Y：那還用說？劉少奇除了黨內鬥爭中挺毛這一條之外，在社會動員和根據地建設以及這個過程中，黨員的地位作用等等方面，有大貢獻。特別是加以理論化。這成套的理論成果，後來在解放戰爭和解放後，都派上大用處。最有意思的，劉在六十年代搞四清，簡直就是以前土改的翻版，什麼紮根串聯之類的東西。
　　
　　C：從湖南農運到蘇區，到抗日華北根據地建設，確實可以看到社會動員這條主線，這是一個很好的歷史脈絡。你可以觀察到一個革命黨的成長史。當然，它也是獨一無二，大概也是空前絕後的。
　　
　　Y：中共的第三篇文章就是人才聚集、培訓和參與基層動員的精英動員體制的建立。這個是在以前沒有的。中共是少數激進青年知識分子通過社會動員改造國家的革命組織。從一開始中國知識精英是對共產主義有疑慮的，大部分政治力量和知識階層是不贊成中共的，所以，中共的人員組成，就由兩極構成：一頭是少數激進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在蘇聯受訓洗腦的；另一頭是鄉村被動員的力量。中間是沒有東西的。到蘇維埃時期，社會精英就完全不贊成中共，甚至持反感的態度。這個局面到延安時期就變了。這時中共成為這個政治平台的主角，而且由於傑出的宣傳工作，使中共在山西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成了抗日的象徵。延安獨特的精神氣氛，也同國統區很不一樣。國民黨那時已當政十多年了，整個黨政不分、黨軍不分，結果已成為一個金字塔形式的分肥體制。這個體制一方面造成很多失意者，另一方面，又使有志青年沒有信心加入這個體制。因為是官僚體制，有很多東西讓知識青年厭惡。記得有個後來做到部長的人回憶講，剛開始時跑到南京，找政府參加抗戰，後來左等右等，被這幫老官僚給耗在那裡，一轉念就來到延安。這個故事很典型。
　　
　　C：這個也同共產黨本身那種類似傳教士的純潔、高尚、理想等等精神符號的吸引力有關。就是講，當時抗日初期有那麼種精神提升的味道，就象五四前後的那種社會氛圍。這時候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開始接觸中共，到延安去成為一種時尚。毛和蔣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喜歡辦培訓班。毛在延安大辦教育，吸收知識精英主辦各類學校，培訓到延安的知識青年。
　　
　　Y：國民黨那個分肥體制，人才是向上流動。而中共的培訓、分派人才是向下擴散。因為從一開始就為理想而來，當然就要到鄉村去，才能施展身手。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培訓生活，很多人回憶，並不是那麼的浪漫，而非常接近清教徒的生活。這個生活方式加上思想方式，是在抗日和革命名義下進行的。
　　
　　C：我記得還有些青年不知怎麼回事就被拉進黨內鬥爭的激流中，也變得異常殘酷。
　　
　　Y：這是一種全方位的訓練，有些人就抗不住，跑了。但部分人留下來了，他們產生了對革命的依附性，對中共組織的歸屬感。我相信當時是有一種宗教似的氣氛，中共這些長征過來的人的故事，就象聖經故事。
　　
　　C：中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38年，39年好像也成系統了。這個立足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革命理論同陳腐的不成體系的三民主義形成對比。
　　
　　Y：對知識分子的培訓和使用，又和中共的知識結構，和它的扁平化的組織體繫結合了起來。它使青年下鄉村後，真的是有大的作為。這個就不再是陳腐的官僚了，培訓你是專做鄉村動員和組織的，不是做官僚。
　　
C：這個很成功啊。當時中共開始建政，需要大批知識分子才滿足需要。所以到45年日本投降時，很多民主黨派的大知識分子也講中共人才多。
　　
　　Y：所以中共及時因應了兩大環境的變化，連續做了這三篇大文章，走向康莊大道。這以後，就沒有力量可以消滅中共了。我看到一些數據，37年到了38年，八路16萬人，新四軍2.5萬人，到41年，已有100萬人之多了。到抗日結束，中共實際力量已在300萬以上，統治區人口已在5000萬以上。這是不可能消滅的力量，而只能去設想如何與之共處，並改造之。想不到這點，你就完蛋。老蔣想消滅中共，於是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讓毛給將計就計，再起戰端時，合法性和正當性全跑到中共這裡了。而當初這可是國民黨給中共的。
　　
　　C：這時期，毛也成熟起來了。我們在之三談到過，毛在這個時期成為黨內主流的。那個重點是毛在黨內的精神領袖地位的確定。而毛作為一支全國性政治力量的統帥地位的確定，是毛同中共一起在全國棋局中走出來的。
　　
　　Y：這個特別體現在兩件大事的處理上。一個就是紅軍在山西的抗日策略，這個前面已經講過了。毛在這件事上，體現了軍事統帥的無情性格特徵。他根本就不為空洞的抗日口號和民族大義的衝動所左右，他把這個完全看成是個軍事沙盤推演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一切的目的就是在這個階段上完成中共軍事力量的再造。所以，他對八路軍司令部那幫人的“輕浮”是很不滿意的。一時的軍事勝利沒有任何意義。平型關根本就擋不住日軍占領太原的步伐。毛澤東沒準還希望這些大城市被占呢，這樣閻錫山就只好低下身段，容納中共和八路軍。這個時期，顯示了毛作為軍事統帥的大局觀和戰略眼光。這之後，毛有次還專門講到什麼叫領導，他有一大段話：在指揮台上的人，必須看到桅杆時，就能判斷出事物變化的方向、趨勢，並且掌握之，才叫領導。
　　 這期間，在處理相關人員和決策時，毛完全是獨斷專行，充分發揚了他身上的統帥性格。抗日時期游擊戰術又獲新生。這當然同超級割據和華北地區的特點有關。當時僅僅在一年多前，紅軍還在中央蘇區時，象劉伯承、彭德懷這樣的人，就已經放棄游擊戰，改打野戰軍比較規範的運動戰了。到了洛川會議上，中央討論如何制定抗日戰爭中紅軍的戰略時，毛就同將領們有分歧。林彪當時還滿不在乎的講，打小日本，照樣勝。果然在隨後幾個月就有了平型關戰役。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動搖，他堅持不能同日本人正面作戰，要打游擊戰。他在37年9月，離7.7事變才兩個月，就致電在前線總部的彭德懷“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要有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個拿手好戲上，要自己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堅決制止總部的人去打大仗的。
　　
　　C：這其實也類似一種避戰，保有實力的作法吧。
　　
　　Y：這個同那些軍閥的保存實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一個戰略家進取的深遠眼光。毛澤東在這期間多次告誡那些幹部，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是唯一取勝的辦法。而正規的正面作戰，是不可能發動群眾的，只有分散作戰與發動群眾相結合才能打勝仗。他警告那些頭腦發熱的人，不可回想起過去內戰的味道。你看看，毛澤東這個人的辯證法那是到了家，他居然在抗日開始幾個月就看清抗日的游擊戰同內戰時的戰爭區別。內戰時游擊戰很難發動群眾，當時中央因為這一點，相當冷淡毛的經驗。而到了抗日就變了，只有游擊戰才能發動群眾。這裡起作用的因素就是那個超級割據，同內戰時的格局完全不同。因為日本人沒有占住面的打算和決心，所以事實上，你只要在面上發動群眾，你就很穩固，時不時的出擊一下，打點打線，這可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又建立起根據地。這同內戰時，政府軍一定要占住面，讓紅軍沒有辦法再打游擊戰就不同了。所以毛的辯證法很靈。
　　到在山西形成四大根據地時，八路軍將領們就完全服氣了。這遠比什麼四渡赤水之類的小戰鬥更能體現毛的統帥能力。另一件大事的處理，就是皖南事變之後的半年內，中共在中國政治迷局中的搏奕，異常出色。這件事的處理，顯示了毛澤東全國性傑出政治家的眼光、手腕。從此以後，毛就不僅僅是中共的領袖，而是僅次於蔣介石的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中共史上無前例的。
　　
　　C：這個說法很新鮮，詳細講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