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皖南事變起因還是國共之爭，中共叫做反共高潮。這個磨擦本身到不奇怪，畢竟是兩個黨，所以國共合作，從一開始就是不順利的，時好時壞。
　　 國民黨內部一直有很大力量在反對容共的政策，而鼓吹限共的政策。這個同大革命時代很近似。但是這次國共合作的環境不同。一是中共始終沒有交出自己的領導權給國民黨，而是黨際合作。二是中國政治結構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抗日戰爭，使得幾次摩擦都是和平解決了。但從蔣的本意上講，在39年，40年，他很強調“統一意志，領袖意志”等等東西，講法西斯精神。所以給中共施壓，不斷的測試中共的底線，就是他的一些親信的策略，不斷的生事，借題發揮。這個情況到40年底的時候，就開始走過頭了。他想一舉拿掉江南的新四軍，看看中共怎麼辦。
　　 從軍事上講，確實機會很好，誘惑力很大。項英他們在江南遊來盪去了近一年，就是不過江，向蘇北發展，結果孤懸江南沒有力量去策應，同時又遠離抗日前線，這很容易誘使蔣的反共親信們發動一場攻擊。事實也證明，這是一次很利落的伏擊戰，兩天就結束戰鬥了。但這個軍事勝利，根本就沒有轉化成政治的勝利。
　　
　　C：當時有幾股力量都在起作用，一個是抗日力量，這個不用說。另外就是親日力量與主和派。當時中共好像也很擔心蔣與日本人講和，當時日本人開始表露出不想占領中國的意思，也主張廢除殖民制度，亞洲人自決等等溫和的口號。有一部分對知識界的人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所以這個講和的方案在國民黨內部還是有市場的。
　　 再一股就是美國人。美國人那時全力支持蔣，但同時又很贊同中共的社會政策。認為中共參政可以抑制蔣的獨裁傾向。所以美國的力量正在上升，而且有利於中共。中間力量，則不希望看到抗戰演變成內戰。因此，只要說清楚你是反對內戰的，你就可以獲得中間力量的支持。當然，有一點是不用多說的，在抗日來說，中共是沒有多少力量的，也沒有出同他力量相當的力氣。蔣說的“游而不擊”不是沒有道理。
　　
　　Y：中共在這個時期明確的提出了中間力量的爭取。再有股力量，那就是各種雜牌的正在消亡的地方軍事集團，正在以各種名義苟延殘喘，有的依靠日本人、有的靠抵消中共取悅國民黨。這些力量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極為複雜的政治格局。這個格局，黨內的領袖們以前不曾遇到。但毛的反映很快。他同負責華北地區工作的劉少奇一道，制定了“政治反攻，軍事守勢”這樣一種策略，就是大打政治牌，借題發揮，以哀兵形式，訴諸與全國政治團體，要求以和平解決皖南事變為發端實行全國政治和解，推進民主化。中共提出了一個十二條政治主張，通電全國，蔣就被動了。中共並不就事論事，而是一付不與你爭一時之長短，我看重的就是民族大義的樣子。這個姿態很高，中共一下子搶到先手了。然後，在參政會問題上，主動發難。提出有條件參加參政會，讓參政會這個民主形式成為要挾手段，扯進美國人。美國人是這個民主化的熱心人，現在一看中共的這個態度，就反過來指責國民黨。於是各種力量就傾向於同情中共。中共不失時機，又發了一個“新十二條”，更加具體的對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提出修正意見，作為參政會的政黨主張。
　　
　　C：這期間，還有一個力量起了作用，日本人為服從其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安排，結果在41年元月中旬，發動了豫南戰役，把國民黨的主力部隊，15萬人打的幾乎全軍覆沒。這個舉動打消了與日講和的可能性，所以，蔣就只能徹底抗日。
　　
　　Y：這個因素很重要的。毛當時講，中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制約了蔣的行動。所以，中共敢於冒這個險，以軍事損失換取政治同情。第一次就全國政治綱領發表了實質性、建設性的意見。迫使蔣在參政會向與會者承諾不會再有皖南事變了。這個期間的政治鬥爭，實質上等於蔣替中共安排了一場苦肉計，中共以近萬人的代價，換回了中共的清白之身。在此之前，中共在政治上很被動，是被很多政治人物當作投抗日之機謀反的匪黨。相當一部分上層中間人物，也持相近的觀點。但皖南事變，顯示出中共博大胸懷，深遠眼光，和為民族擔當的負責任的政黨形象。就一下子取得了全國主要中間力量的認同。在此之前，各種反共浪潮，並沒有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這之後，反共成了一種“政治不正確”。這個東西到重慶談判時，還在起作用。毛在這個中間的那種縱橫家的作派，真是讓人佩服。而且，41年3月初，參政會還沒有開，毛就預言：“從此以後，國共力量對比就將開始發生對我有利的變化”。
　　
　　C：有意思的是，毛並沒有安排這麼一場事變，他碰到了，就將計就計的利用了。在黨內，基本上王明、項英這些反對派在41年3月之後就沒有了。就象西路軍一樣。中共某些地區力量的損失加強了毛的地位和權威。
　　
　　Y：毛差不多總是下明棋，他自己講是陽謀，至少在49年前，他一直如此。
　　
　　C：他搞陽謀，總是大手筆，遇到一個局面，他就靈活調整。西路軍讓他滅了張國燾，但西路軍的形成恰恰是張國燾自己辦的事。皖南事變也是如此。所以你講得不錯，毛在這之後，就變成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蔣身邊那幫反共親信根本沒有想到吧。
　　
　　Y：我對這個事件的處理看得很重。我認為，就全國政治流變而言，皖南事變之後，除重慶談判之外，就再也沒有什麼可值一提的故事了。
　　
　　C：那麼，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起的作用呢？
　　
　　Y：你可以注意到，我們講的兩個環境的變化，三篇大文章和兩個事件的處理，都是從全國的政局角度講的，不是從黨內政治角度。但是全國政治軍事問題的處理，特別是全局性問題的處理，確實會反映到黨內，那就是黨的目標、性質同當時當地的軍事、政治策略如何統一起來。進一步，社會各界對中共革命目標與其政治手腕之間不一致的疑惑也很重。所以，在這背景下，毛在40年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來回答這些問題。以前講，似乎這個新理論指導了當時黨的抗日工作，是在抗日工作中黨需要一個全新的符合民族大義的政治綱領來站住腳，所以，才有這個新理論。毛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產生有個過程，但時間並不長，最初是在39年同陳伯達等幾個延安知識分子共同討論時提出來的。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已經結束很多年了，陳伯達把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學說，帶給毛。毛是在40年一月一個文學協會的代表會議發表演講的，一口氣講了5、6個小時。據當時在場人的回憶，屏息靜聽，全場肅穆，在場的都是知識分子。毛從“中國向何處去”開始，一下子抓住聽眾的心，當時的場景是可以想象的。

C：怎麼又是在文藝會議上的演講，毛同這個文藝有不解的緣分呀！
　　
　　Y：但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作用當然是另一回事。這個東西毛很堅持，提出10年中或左或右總是有搖擺，但基本方向沒有變，直到50年代放棄。但總的來看，不能太過拔高這個理論對中國社會各種力量的影響力。它在黨內的影響與它在黨外的影響是不同的。它對左派知識分子和右派知識分子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相比較，還是行動層次上的東西是更加實在的影響了當時的政局。皖南事變之後的中共政治策略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毛當時的判斷與黨內其他同志的張惶與無奈就形成了對比。這個時候主義是不起什麼作用的。毛把握住日本人不會給蔣留下迴旋餘地這個要害，冒險在這政治上同國民黨攤牌，打出全國民主化的牌，上綱上線，兩個12條，招招中的。以軍事失利換得政治主動，這個高超的政治運作堪稱中國現代政治史最精彩的一頁。彼時彼地而言，這個運作能力比主義會給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行動家是不屑於在事後言說個中秘密的，於是理論家就拔高了理論的重要性。所以就中共這個革命組織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歷程，我看重的就是它如何在組織效率上，最大限度的激發了它在瑞金時代所獲得的成長因素。
　　
　　C：那麼到解放戰爭呢？這個時期中共的發展在什麼地方呢？
　　
　　Y：抗日勝利到內戰發生之間差不多有一年半時間吧。這段時間有兩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它對中共的影響並不大，但對中國歷史影響很大。一件是重慶談判，這個事情我非常重視，但我認為這次談判是超越中國革命史的。它有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你要注意到我們迄今為止所談論的是很特殊的革命史，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史。比如講，革命史偏重革命的必要條件，現代史偏重於革命的充分條件。這自然是有我們自己的史學觀點在其中，此處按下不表。重慶談判必須從這個一般的中國現代史上加以定位和觀察。我基本上是把這事件當作百年中國史上的兩大歷史拐點之一。我特別想有機會好好談談 這個看法。
　　
　　C：那是下個對話的內容吧。
　　
　　Y：這個想法由來已久，但總想應該是對百年中國革命史略做梳理之後才能順理成章的談。
　　
　　C：那從革命史角度來看，重慶談判有什麼特別嗎？
　　
　　Y：沒有。從革命史角度看重慶談判沒有什麼秘密。對中共而言，不過是一次最高規格的統戰實踐而已。原先都是周恩來做，這次改毛澤東，老蔣也親自出面。結果雙方的政治秀各自表演完，就回到原來的路上去了，就像兩個路人，路口相遇交談幾句“天氣不錯，哈哈哈”，就各自走路啦。中共的正統說法是老蔣根本就沒有和平的誠意，談判是爭取時間，倒是不無道理。但這遠遠不是苦苦追問下的歷史敘述。
　　
　　C：總之不是那樣簡單吧。雙方有什麼誤算在裡頭。好吧，這個以後再談。可以做對談錄之六的題目。那另一件事件呢？
　　
　　Y：另一件事，就是中共同第三力量的關係。第三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民盟。這力量在抗日後期，就漸漸地發展了。它主要體現以英美為理想樣式的中國知識界對民主、自由、憲政和國家強盛的政治訴求。隨着國際的反法西斯同盟的節節獲勝，英美的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占到上風。在此之前，先是左傾的思想占上風，比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比較傳統的民族主義等等，是知識界的主流，大革命失敗到30年代就異端化了。30年代老蔣比較傾向於右傾思潮，如賀衷寒這些青年國民黨人借了德國在法西斯統治下迅速崛起的東風，鼓吹法西斯蒂，模仿德意志的法西斯民間組織形式，在中國成立復興社、藍衣社之類的東西，對思想駁雜的蔣氏產生了很大影響。西安事變以前，這股法西斯主義占據了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當然這個東西，抗戰一起就不合適宜了，就消失了。這時候思想界出現空白，就興起了以英美為現代化榜樣的思潮。這種情況下第三力量才起來。這在現代史上，是第一次純粹的知識分子參政能夠達到如此的規模。中共也一下抓住這幫人，大耍政治手段，將計就計，逼老蔣在政治上放開。於是，才有毛澤東在45年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政治上奪了先聲，讓老蔣很被動。中共提倡聯合政府，就像是要搞個股份公司，其實同蔣氏搞參政會一樣，都只是一個意思，就是借個民主的外殼罷了，並沒有觸及到民主自由的實質內容。但民盟這幫人沒有政治觀察力，他們沒有看透這一點。
　　
　　C：儲安平可能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倒是蠻冷靜。
　　
　　Y；儲安平觀察能力倒是有啊，但他自己架不住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想投中共的機，結果數他最慘。話說回來，他們本來就是書生，只是因為政治家們不成氣，他們才不得已從書房裡跑出來的。所以我是極尊重他們的努力的。話歸正傳，中共提出搞聯合政府，當時看上去，國民黨、中共是大股東，民盟是小股東，三方合組公司。這三方股東對公司的組成是有不同想法的。國民黨內心是希望在現有攤子上略加改組，你們兩人參加入股就是了。中共希望組成一個新公司，但要大傢伙兒先談好條件再合組公司。民盟是怎麼都可以，只要公司的宗旨合他們的意就行。但到46年，形勢就不對了，合組公司基本無望，中共這時候本錢已經不少了，掂量掂量之後，就決定與老蔣硬抗。此時中共的聯合政府的想法就悄悄變了，那就是拔掉蔣氏的攤子另起爐灶，以中共為主吸收社會散戶入股。這種情形下，民盟就有點左右為難，於是就有民盟呼籲和平，實質支持了國民黨。所以周恩來痛心疾首，失聲痛哭。這件事，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不過書生幹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解放後，這件事的惡果在反右時顯示出來了。
　　
　　C：是嗎？怎麼還同反右扯到一塊了。
　　
　　Y；不是扯到一塊，而是緊緊相關係的。你看，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是中共對全社會的政治承諾，得到廣泛讚譽。中共49年建國後，也沒有公開背棄這個承諾。那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後來的國務院從人員組成上，含有聯合執政的意思。但從合股公司的經營上講，完全是中共絕對大股東說了算。民盟那幫人插不上話。到57年時，本來只是毛澤東讓公司員工起來批評公司管理層，不成想，民盟那幫人，以股東自居跳出來指責大股東專政，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是合資經營。所以你看那些用語，輪流做莊，黨天下，政治設計院之類的，不管你事後如何講，就是那個意思。這把中共給弄火了，因為在中共看來，46年底你們這幫人呼籲和平，我們就此了斷了。那個合資經營的承諾給對沖了。你們解放後參政，那只不過是中共虛懷若谷，讓你們參加管理層而已。你們居然還以為有你們的股份，要分紅還是怎麼的呀？這下子，反右就轉了向，這就是毛那篇《形勢在起變化》一文的背景，這就是反右的實質。章伯鈞的女兒最近寫一文章，回憶她的父親，批評很多作者大寫反右，而不知道反右的要害是民盟同中共的關係。說到點子上了，章有這樣的女兒，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C：反右這件事是鄧指揮的。鄧這個人簡單，直接，是個行動人。他關心的是行動的結果。鄧同民盟這幫人是沒有什麼好談的。鄧要講的是貓捉老鼠的效果，民盟這幫人要講的是老鼠的權利，他們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鄧終其一生也沒有改變這一點。
　　
　　Y：毛讓鄧來指揮反右，選對了人。貓捉老鼠是一捉一個準。總之，反右之後，就是獨資公司了，大家都踏實了，不鬧了。所以講，46年的這件事是深深影響了解放後的政治制度變遷史的。但這兩件事對中共49年的獲勝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
　　
　　C：那從46年底開始的內戰呢？這期間中共有什麼樣的發展呢？
　　
　　Y：就兩個字：獲勝。別的就沒有什麼了，這三年期間就是軍事鬥爭了。中共的軍事戰略要比蔣軍成功。蔣氏的戰法有問題，就是你以前講到的，整天救來救去。既怕失城池，又怕失部隊，結果全中了中共運動戰的下懷。毛講可以調動蔣介石，絕非虛言。除開軍事戰略因素，中共在解放戰爭時就是把以前的東西發揚光大罷了，沒有也不需要新的東西。就探秘而言，這段歷史就不用觀察了。
　　
　　 結語或多餘的話
　　
　　Y：我們這個對談錄，還是起於胡繩那個談話。當時我在想，胡繩以這個身份，講到了49年前這4年多，國共角逐之勝負在於中國走什麼道路問題上影響了中間力量的人心向背。這樣，一個問題就浮現出來，就是講，以前的話語講了那麼多中共獲勝的原因，其實是大可質疑的。這個中間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重新討論一下的。於是就有了一些想法。
　　 首先，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不發展到底是什麼原因？真的是國民黨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導致人心倒向中共？我們不這樣認為，所以有“之四”的內容。當然，我們的觀點亦被很多人批評。但我還是有信心立得住。如果除開這個因素，那麼中共獲勝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樣，就有了以上這麼多的考察。稱之為探秘也無不可吧，畢竟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
　　
　　C：我想分清一下：中共獲勝的原因不一定對應着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不管怎麼樣，抗戰後，國民黨的失敗，在經濟上肯定是有關係的，是不是當時接收敵產和長期的戰時經濟體制“哐”的一下轉到市場自由交易體制時，出現了某種併發症造成國家經濟解體。這個同胡繩講的那個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就有關聯了。這差不多是講，一個“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吧。
　　
　　Y：這樣，我們就把興趣放在對中共本身的一些特徵的考察上，並且我們講，我們的方法叫做政治行動分析。就是講，回到原本的那個環境下，去看看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最關心的是什麼，能夠做的回應是什麼？可以採取的辦法是什麼？這些辦法中間哪些它給發展下去了，哪些它給廢止了？我們認為，這些東西可以更加清楚地解釋一個政黨的興衰史。
　　
　　C：說到這裡，我想對我們這次的對談補充一點內容。就是講，中共從一出世那天起，就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組織出現的，而首先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團體出現的。那就是在中國極端“落後”的狀態下，一批具有崇高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根據俄國革命的榜樣，試圖設計一個中國富強的方案來。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到底當時中國落後在什麼地方呢？我想這可以概括為，百年中國的所謂落後，並不是別的，它的全部意涵乃是中國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滿清而後中國的命運分別是由兩大鄰國----日俄來左右的。英美等國只有經濟利益在中國，而日俄則不僅有經濟利益，還有更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即地緣政治利益在其中。所以英美可以傾向於門戶開放就行了，但日俄則着力干預中國內政，想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權。於是中國政治就變得很複雜。
　　 中國政黨，政治人物，軍事強力集團，無不以此為背景參與了中國的政治設計和政治建設。結果就一團糟。
　　
　　Y：日俄兩國的地緣政治的角逐就成為中國政治演進的最大外因。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成立，孫中山的聯俄，滿洲國的成立。這一系列的事件都有這個影子在裡頭。這就帶來了一個局面，一個持續不斷的局面，就是中國總是處在“分裂”的狀態中，處在各種力量的角逐狀態中。這個狀態，當着毛這些人揭竿而起的時候，他就從政治策略上，看到了他自己和他的隊伍的活動的可能性空間，他把這個局面準確的叫做“割據”。
　　 前期，在湘贛邊界地帶；後期，則有抗日時期形成的“超級割據”。這就是中共這樣的革命組織取得政權的可能性空間。而我們就着力研討了這個可能性是如何演變成了現實性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共取勝的原由。
　　
　　C：就中共來說，歷史的看，它也是歷代王朝之一員，它的現代性是嚴重不足的。這個不足不是體現在個別領導人的自覺基礎上，而是體現在不同參與者的不自覺和下意識之中。
　　 以現在觀之，執政五十年，它的形態幾與歷代王朝不相上下，整個官僚體系毫髮未損，而且，似乎愈加強大。但是，這些相似並不能使我們誤會，因為它具有非常獨特和鮮明的非傳統性格。這個性格的主要特徵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其根本而言，是一個主觀的運動，而不是客觀的運動；是“英雄”創造的歷史，而不是“奴隸”創造的歷史。這是它同歷朝歷代的根本不同之處。
　　 要深入的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把目光向後考察，體會一番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從發生、發展直至勝利的歷程。換句話說：基於我們對中國演變的關注，必須回到那個中國革命史，從這一點來說，歷史是有意義的。否則，那就是普遍意義上的朝代更替而已，現在要做的就是一般的制度進步而已。
　　 概括而論，一部中國革命史，是中國共產黨風雲際會，審時奪勢，走向勝利的歷史，也是一個無關經濟形態、民眾利益的歷史。它不是別的意志的反映，它僅僅是自己意志的反映。
　　 中共的勝利，首先在於存在一個沒有統一規則和意志的環境；其次在於有一個或發現了一個有效的動員模式；這個動員模式的控制，有賴於一種特別的扁平化的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則有賴於有一個準宗教的理念系統，價值系統；至於這個理念系統的建立，有賴於特殊的時點和人群。所以，它的發生具有偶然性，是偶然的，一小群知識分子有意為之的革命。舉一個膚淺的例子：蘇俄的革命，雖屬偶然性，但卻有一定的後驗的合理性。如同一個平衡態的化學反應，蘇共的力量就是催化劑。中國的革命，則是某種突發的奇蹟。如同一個核裂變反應。中共的力量就是引至反應的爆炸。
　　 中共的意識形態，本是中共少數中堅分子的精神支柱。在它從弱到強，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後，外化為一種國家存在的客觀形態，變成了中共統治正當性、合法性的根由。
　　
　　Y：這就是我們對中共革命探秘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這中共完全是以其“主觀能動性”創造了這個歷史。它並不存在外在於它的革命過程之外的所謂必然性和正當性。它的自在自為的過程本身就是它的必然性和正當性。當中共獲勝的時候，它理所當然的就把這個必然性和正當性轉化為它的執政的合法性。這是一個你很難看出縫隙的歷史流變過程。這是個連續的過程，中共就是依照這個過程來執行着它自己關於國家現代化的方案的。中共非常自覺這一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歷史唯物主義嗎？不是。但這句話一點沒錯，它原本就同唯物論無關。胡風在參加開國大典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首詩的名字就叫“時間開始了”。這個沒有錯啊！確確實實是時間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奇異點”，它一經爆炸，當然就開始了新的時間。它的物理定律就包含在這個“奇異點”中。
　　
　　C：王震曾經講，幾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政權，怎麼能讓那些人一鬧就給拿走了。
　　
　　Y：一方面，中共的執政方式，就是講，國家制度、政體、國體、憲政等等都是嚴重的“現代性不足”。但另一方面，它又有飽滿的合法性源泉。我為什麼對一年來學界盛行的“憲政熱”很不以為然的原因就在這裡。這些學者們都是從幾條經典的“合法性來源”作為立論的出發點，然後加上一個粗略的憲政的“技術設計方案”。恐怕他們自己也信心不足吧。
　　
　　C：這個信心不足，從本文分析上看得出來。他們自己是知道這差不多是“與虎謀皮”，但又似乎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所以以極為隱晦的語言，想指出某種“不合法的過去”。貌似建設性的進言想補足這個合法性。殊不知，中共從一開始就坦白得很，“造反有理”，革命就是合法性，“翻身”就是正當性。
　　
　　Y：所以，我質疑這個論述的起點依據。我認為我們在處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故事。這不是什麼“君權神授”，也不是“民選”等等合法性來源可以涵蓋的。你只要轉換了這個“合法性來源”的敘述角度，你就知道，“憲政熱”過於書生氣了。無論如何，從中共革命轉換到民主的共和國體制，其間的複雜和難度，怕不是這些憲政設計師們所能想象的。
　　
　　C：只要你堅持的是非革命性的轉換，或者借用一個詞，“創造性轉換”，那麼，你就必須從中共執政具備充足合法性的角度，開始你的工作。
　　
　　Y：這裡的關鍵有兩條，一個是中共作為一個革命性的政黨，它如何從自己的歷史，從自己創造的歷史，從那個苦難深處“自我救贖” ；一個是全社會如何實現對中共的“社會贖買”。這是“創造性轉換”的兩個關鍵。前者關乎一種意識形態和當下意識。後者關乎一種歷史體驗。這其實也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C：難矣哉。中共的革命，它不是一個英雄的勝利，如同一個國王的勝利，你如何贖買？它又並非一個單一的宗教，可以政教分離。一個管靈魂，一個管社會，怎麼做到？
　　
　　Y：當然是如此。可並非不可能。你有足夠的耐心，就可以觀察到一些跡象。可能並非有意識的，是下意識的。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將“下意識”，漸漸的變成“民族的自我意識”嗎？你可不能用那些“非歷史”的詞語碼出一大堆異想天開的設計，把那點“下意識”給搞沒了。這就是我想說的。而我想做的，就是找個機會講講這些“下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