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宋代是中國所有朝代中最特別的一個朝代，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的統治方式幾乎和現代沒有多少區別：它是一個文人政治，政X政治，中央集權政治，農工商貿並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痕7b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指揮與管理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其上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對中央的地方mop.com）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對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X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X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X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X和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X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X，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X。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X，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政X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X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