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

掌握先進技術者必致富，致富者卻不必掌握先進技術。見諸《史記．貨殖列傳》的漢代富商尚有以下多家，其發財致富之道皆與先進技術不着邊際。茲亦徵引翻譯如下：

“齊地風俗賤奴僕，唯獨得刁閒歡心。狡猾的奴僕，別人以為患，唯獨刁閒收留，用他們從事鹽漁買賣。這些奴僕有的駕着大隊車馬、交結守相(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守”，諸侯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而刁閒愈加信任他們。終於得他們之力，致富數千萬。所以當時有‘寧爵毋刁’的說法，意思是說刁閒能使雄健的奴僕發財並為刁閒盡力。

“周人一般已經夠小氣的了，而師史尤其如此。趕着車子不停地奔走，在郡國各地做買賣，什麼地方都走遍。洛陽街市地處齊、秦、楚、趙之中心，窮人都跟富家學跑買賣，以買賣跑得久為榮，數度路過洛陽都不回家。師史能用這些人，所以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 ( 宣曲，地名，不詳所指，大約在西安一帶 ) 任氏的先人是督道倉吏 ( 督道，一說為地名，一說為負責倉糧路途運輸。兩說皆通。總之，“督道倉吏”者，糧倉管理員的意思 )，秦朝滅亡時，豪傑皆爭取金玉，唯獨任氏窖藏倉糧。楚、漢相距滎陽之時，民無機會耕種，米價至十萬，於是豪傑的金玉就都落到任氏手中，任氏因此而發財。富人爭相奢侈，而任氏卻折節為勤儉，致力於耕種和放牧。從事耕種和放牧業者，皆貪便宜買賤貨，唯獨任氏買揀貴的好的買。任氏致富已好幾代了，但任公立下家約：但凡不是由耕種和放牧所得者，一律不得用之於衣食，家裡的公事沒做完之前，個人不得飲酒食肉。因此而成為鄉里的表率，所以不僅富而且受到主上的尊重。

“塞外邊防之地，唯獨橋姚發財，已經有上千匹馬，又還有兩千頭牛，上萬頭羊，粟以萬鍾(鍾，古計量單位)計。

“吳、楚七國兵起時 ( 漢景帝三年 ( 公元前154 ) 正月，吳、楚、趙、膠西、濟南、甾川、膠東七諸侯王起兵反，以吳、楚為首 )，長安中列侯、封君( 列侯、封君，統指封有土地之貴族 ) 從軍參戰，尋求有利貸款，以放債為業者以為這些貴族所封之土地皆在函谷關以東，關東成敗尚未定，不肯借，唯獨無鹽氏以千金放債，無鹽氏的利率為通常利率的十倍。三月，吳、楚平，一年之中，無鹽氏就獲利十倍，因此而為關中首富。”

一般人皆以為借貸之為一種商業行當起於近代、源於西方，由無鹽氏之例可見何嘗如此。既有所謂“子錢家”，又有通常的利率，可見西漢初年貸款早已成為一行。

敘完富商大賈之發家史，《史記．貨殖列傳》末尾有數語議論，亦頗有深意，值得一讀：

“以上所述，都是特別出色的商家。也都不是倚仗爵位、封地、官職、違法、行騙等等而致富的，靠的是推敲取捨、隨時進退而獲得利益，從最基本之處入手而發財，用本錢守住財富，努力操持一切，運用知識管理，變化有則，所以值得敘述之。……由此觀之，發財致富並沒有一定的行業，借貸雙方的地位不是不可轉換的，有本事就興隆，不成器就瓦解。千金之家可以比擬一城之主；巨富者，其樂可與帝王相比。這難道就是所謂‘素封’嗎？難道不是嗎？”

漢儒尊孔子為“素王”，意思是雖不曾受封為諸侯王而等同諸侯王。所謂“素封”，亦取此意。所“封”者雖不必限於“王”而可以包括“公”、“侯”、“伯”、“子”、“男”種種爵位，實大同而小異，沒有本質的區別。司馬遷既稱大富之家為“素封”，可見其尊商不在漢儒尊孔之下。後世但凡尊孔者皆貶斥商人，而後世學術以及教育又不幸恰好操縱在尊孔貶商者之手，於是後世商人皆被排斥於教育之外，成為不受教育者，更遑論出現子貢一流於學商兩行皆出類拔萃者。既不受教育，何能“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既不能，又何足述？故自漢以降，不僅學術思想流入一潭死水，商業亦流入下流。

不過，《史記》雖有後世史書所不能企及之處，卻也並非完書。此不足為奇，世無完書，正如世無完人。竊以為《史記》之最大敗筆，為《李將軍列傳》。所謂李將軍者，姓李氏，名廣，因《史記》為之作傳而成為歷史上知名度極高的人物之一。或問：既然使李廣如此名垂不朽，《李將軍列傳》當是極其成功之作，何敗筆之有？曰：其所以為敗筆，正因為此。何以言之？曰：以爵論，李廣不曾封侯，雖受封為侯卻不曾有傳者可以車載斗量；以位論，李廣不過為將軍，雖位至將軍卻不曾有傳者亦可以車載斗量；以功論，李廣無功，雖因軍功受封為侯卻不曾有傳者亦可以車載斗量。於爵、於位、於功既皆不足取，然則以人物足貴，故為立傳歟？其人物竟如何？可從以下一例窺見一斑。

“……李廣在家 ( 時李廣因與匈奴戰敗，罷將軍之職，居家為平民 ) 同前潁陰侯之孫一同在藍田南山中露宿打獵。有天晚上帶着一名騎馬隨從外出，同人在田間飲酒。還至霸陵驛站，碰上霸陵尉，霸陵尉喝醉了，呵止李廣。李廣的從騎說：‘是前李將軍。’霸陵尉說：‘就是現任將軍也不能夜行，何況是罷免了的將軍！’，叫李廣在霸陵驛站住下。沒多久，匈奴入寇，殺遼西太守，擊敗韓將軍。韓將軍於是被從右北平 ( 右北平，郡名，今河北北部 ) 調走。天子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李廣從而請求天子令霸陵尉與之同行，霸陵尉至李廣所部，即被李廣斬首。”

霸陵縣尉禁止李廣夜行，乃執行其職責，如果說有所不當，充其量只是態度欠佳。既然是已經喝醉，亦無可厚非。李廣卻懷恨在心，一伺得意，立即假公濟私，殺之而後快。其為人之卑鄙惡齪、陰恨毒辣與氣量狹小可想而知。其德行既如此，而又非官高、功大、行跡有關歷史進程，無法割捨，司馬遷卻不僅為之立傳，而且於傳中歌之頌之不遺餘力。何以厚之如此？僅因李廣之孫李陵與司馬遷私交至深之故。後來李陵兵敗，降匈奴，司馬遷因曾推薦李陵而受刑，仍念念不忘為其祖父樹碑立傳。司馬遷於友情可謂問心無愧，然因私情而為小人樹碑立傳，能不無愧於史臣之職？

§138

《史記》以及之後的正史，習稱“二十四史”或“廿四史”。近人亦有加入《清史稿》而合稱“二十五史”者，竊以為《清史稿》質量極差，附之於“二十四史”之末，名副其實狗尾續貂，不若待重修者出，能刪去其“稿”字之後始合稱“二十五史”為宜。所謂“二十四史”者，除《史記》之外，分別為《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

《漢書》前文多次提到和徵引，無用復贅。《後漢書》一般標宋范曄撰，失之精確，因范曄僅撰本紀十卷與列傳八十卷，志三十卷為晉司馬彪所作，並非出於范曄之手。范曄 ( 398-445 ) 為南朝劉宋時人，就時間而言，去後漢 ( 因都洛陽，在西漢都城長安之東，故亦稱東漢 ) 之亡已近二百年，就朝代而言，去後漢之亡已隔魏、晉兩代，其不能如司馬遷之記秦、漢，班固之記西漢，能耳聞目睹者甚明，倘若不踵襲前人之作則無法成書。事實正是如此，在范曄之前，早已有成書於東漢之末的《東觀漢紀》、三國時吳國謝承之《後漢書》、晉薛瑩之《後漢記》、晉司馬彪之《續漢書》、晉華嶠之《後漢書》、晉燮沈之《後漢書》、晉張瑩之《後漢南記》、晉袁山松之《後漢書》等。《東觀漢紀》是東漢當時之史記，參予編寫者包括班固、盧植、蔡邕等多人，本僅題作《漢紀》，因編撰、收藏於名為“東觀”之殿閣，編修《隋史．經籍志》者遂冠之以“東觀”之名。范曄之《後漢書》基本以《東觀漢紀》為基礎，廣泛吸取前人之作，本無志，如今見附入書中的志，系經後人從司馬彪之《續漢書》中割取而來，而范曄卻獨擅作者之名，咄咄怪哉！《三國志》名為“志”，而實僅有“本紀”與“列傳”，既無“表”，亦無“志”，致令三國時之典章制度等等皆無可追尋。而《三國志》卻偏得後世史學界青睬，得以與《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斯以怪哉！

《晉書》函蓋西晉、東晉，並以列傳和載記的標題記載了“五胡十六國”。繼東晉之後建立在南方的“宋”、“齊”、“梁”、“陳”，史稱“南朝”；繼“五胡十六國”之後建立在北方的“魏”、“齊”、“周”、“隋”，史稱“北朝”。“南朝”與“北朝”基本共存，故亦合稱為“南北朝”。因南朝與北朝各有一“齊”，故史稱“南齊”與“北齊”以相區別。“魏”亦稱“北魏”，以別於三國之“曹魏”。“周”亦稱“北周”，以別於三代之“周”。南北朝以隋的統一而告終，故亦有不列隋於北朝或僅算未曾統一以前的隋於北朝者。《南史》與《北史》皆唐人李延壽據《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並其父未成之稿綜合刪節而成，僅有紀傳而無表志，其人物傳記無視朝代更換，純以門閥 ( 門閥之意，說見前，此不復贅 ) 為經。《舊唐書》本名《唐書》，修於後梁之時，因宋代歐陽修、宋祁等另修《新唐書》，故改稱今名。歐陽修、宋祁皆文字高手，然並乏史才，故《新唐書》徒以文字見長；而《舊唐書》多據唐代本朝國史、實錄編撰而成，故以史實取勝。因各有所長，故兩書並行不廢。《舊五代史》原本稱《五代史》，成書於宋初，因分《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五部份，分別函蓋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故最早亦稱《梁唐晉漢周書》。後因歐陽修另撰《五代史記》，為便區別，《五代史》遂改稱《舊五代史》，而《五代史記》亦改稱為《新五代史》。新、舊兩五代史之優劣也如新、舊兩唐書，然《舊五代史》不如《舊唐書》幸運，《新五代史》既出而《舊五代史》漸廢，至明代而亡。今本《舊五代史》系由明代所編《永樂大典》摘抄而出，已非原貌。《宋史》、《遼史》、《金史》三史皆成於元，由元丞相脫脫領銜編修，中國二十四史的八分之一居然皆出於蒙古人領銜，大奇。《元史》成於明，近代有《新元史》出，然未見有取代《元史》之勢，亦未見有改稱《元史》為《舊元史》之跡。王莽之新，武則天之周，則皆無史書以紀其年月，而由異族入侵或割據而建立的北魏、北齊、北周、後唐、後晉、後漢、遼、金、元，卻竟然占據中國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亦大奇。明亡於滿清，《明史》雖由漢人領銜編撰，而所謂漢人者，必然為漢奸無疑焉，卻未見人視《明史》為漢奸之作，亦大奇。或曰：年代久遠、事過境遷，昔日之為漢奸者，皆不必深究而可與摘帽平反。倘若誠如是，則何妨不曰：早知將來，何必當今？難道今日之日於將來不為時代久遠者？難道今日之事於將來不為事過境遷者？

§139

是否有人仔細通讀過“二十四史”？柞里子料想答案或為否定。是否有人能完全讀懂“二十四史”？柞里子敢肯定答案必為否定。即使撇開素來號稱難讀的“書”、“志”不談，能完全讀懂“紀”、“傳”者，亦必無其人。不言而喻，成書年代越早者，難度也就越高；成書年代越晚者，難度也就越低。不巧的是，成書年代越早者，可讀性越高；成書年代越晚者，可讀性越低。換言之，越容易讀者，也就越不值得一讀。所幸的是，但凡不以歷史為專業者，《史記》以下皆不必讀，即便是《史記》也不必通讀，更不必統統讀懂。囫圇吞棗般讀一遍《史記》，其獲益絕對在囫圇吞棗之上。

不以歷史為專業而對歷史興趣濃厚者，囫圇吞棗讀罷《史記》之後，不妨再囫圇吞棗般讀一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亦簡稱《通鑑》，北宋司馬光 ( 1019-1086 ) 主編的編年體通史，上自戰國之始，下迄五代之終，函蓋年代近一千年。古人稱史書，素來“史(記)漢(書)”並稱；自《資治通鑑》出，則罕有不以《通鑑》匹配《史記》者。兩千年來屈二指可數的史書作者皆姓司馬，亦大奇。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皆為太史令，故司馬遷既是家學淵源，亦堪稱科班出身。司馬光則並非如此，其父司馬池，科舉出身的行政官吏，與史學無緣；其編撰《資治通鑑》亦出於偶然，而並非志在於斯。所謂“偶然”，因司馬光本志在於“立功”、“立事”，其編撰《資治通鑑》出於奉宋英宗 ( 1064-1067年在位 ) 之敕，之所以能有十九年的閒功夫集中精力於《資治通鑑》的編撰，因與英宗的繼承人神宗 ( 1067-1085年在位 ) 以及王安石的變法之見不合，不得不蟄居洛陽，處身於政局之外。待神宗皇帝死，司馬光得以執政之時，《資治通鑑》業已大功告成，而司馬光既執政不越年而卒，其所欲建樹者，且不說將為功、將為過，只得以天不假年、時不我予感嘆之。

司馬光死後，變法派重新得勢，司馬光所作所為之一切皆遭否定，《資治通鑑》刻版亦幾遭不測，賴其序言為神宗皇帝御製，書名亦由神宗皇帝御賜方得以倖免。司馬光死時對於一身一世之命運如何着想？以不能得嘗所願為恨亦未可知。然司馬光倘若受知於神宗，得以早居相位，焉能復有閒暇致力於《資治通鑑》之編撰？而其所謂相業者，即使當時燦然可觀，身後必然化為烏有一先生，焉能若《資治通鑑》之永垂不朽！故其不遇，實正其所遇。

對歷史興趣欠濃而有心於泛文化者，瀏覽《史記》之餘，不妨取《世說新語》一類的“筆記”、“小說”讀之。“筆記”與“小說”之上所以加引號，意在提醒讀者，此“筆記”非如今所謂之筆記，此“小說”亦非如今之所謂小說。歷史上所謂之“筆記”與“小說”，除談鬼怪神仙者外，其餘大都如今之所謂“野史”。此“野”有多種含義，既指編修之不經朝廷，亦指體例之非正式，復指內容之未見得的確等等。是否經朝廷認可、是否合於一定程式，其不相干與不必介意，不言而喻。倘若不喻，則即使是所謂正史者，雖讀之亦無益。至於內容之或有漏誤，意既在獲取文化印象而不在考史，亦不必以為意。

《世說新語》，南朝劉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記載了自東漢之末至東晉之末朝野聞人的言談軼事。其體裁既不以時代為經，亦不以人物為緯，而是按行為、性格，能力等等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豪爽”、“簡傲”、“排調”等共計三十六門，頗具新意。仿《世說新語》之體例而所述時代限於唐代者，有北宋末王讜所撰《唐語林》。體例不同於《世說新語》，成書早於《唐語林》而可讀性頗高者，有唐劉□所撰《隋唐嘉話》，其人其書，前文業已言及之，此不復贅。

野史至宋以降而極其流行，身為達官貴人、文人騷客，或身雖不為名流而有機會耳聞目賭名流之言行者，大都有筆記傳世。近人丁傳靖輯宋、元、明、清四代有關宋人之筆記著述等五百餘種，勒為一書，名曰《宋人軼書匯編》，於了解宋代社會種種皆大有俾益。《宋史》於“二十四史”之中，最為煩瑣冗長，難以過目。倘無丁氏《宋人軼書匯編》以助飯後茶餘之興，柞里子於宋代歷史必然目不識丁。不以時代為限、亦不以人物言行為限，而尤留意於明、清兩朝掌故者，有清人王士禎所撰之《池北偶談》。王士禎，前文已略介紹，此不復贅。專意於都城社會生活者，南宋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首開先例。繼而效仿者有《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東京夢華錄》所記為北宋都城汴京，餘四種皆以南宋京城臨安 ( 今杭州 ) 為對象。仿此例而記錄明、清首都北京者，有《長安客話》、《藤陰雜記》、《天尺偶聞》等。以上所舉或不免掛一漏萬之譏，然竊以為倘若能一一過目，亦足以免孤陋寡聞之譏。

§140

兩晉、南朝號稱尊老莊、尚玄談，而《世說新語》三十六門卻以孔子授徒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為首，可見當時並非不尊孔，只是不獨尊之而已。《世說新語》三十六門中之“排調”，正《史記．滑稽列傳》之遺意，可補後世正史無“滑稽列傳”之缺。茲舉一例如下：

“王渾與妻鍾氏共坐，見武子從院子裡走過。王渾高興地對其妻說：‘生兒如此，實在令人滿意。’其妻笑道：‘要是我能嫁給參軍，生出來的兒子就會不止如此。’”

前文提到兩晉、南朝門閥大興，而門閥之中又以王、謝兩家最盛。其實，王有兩族，一為琅邪王氏，當時名聲最著者如王戎、王衍、王敦、王導；至今日仍不失為名人者有王羲之。一為太原王氏，當時權貴如王昶、王渾、王濟、王坦之、王國寶、王恭等；如今為聞人者則無有。以上引文中之王渾屬太原王氏 ( 琅邪王氏另有一王渾，為號稱“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之父 )，西晉開國元勛之一，官至大將軍、司空，堪稱位極人臣。門閥形成的因素之一，即因婚姻。王渾既出身如此，其妻非尋常百姓人家自不在話下。引文中之“鍾氏”，即出自魏、晉之際的顯赫之家。其曾祖鍾繇，仕魏官至太傅，如今以書法傳。其叔祖鍾會，滅蜀的主要謀臣及統帥，既滅蜀則謀反攻司馬氏，死於兵變，因《三國演義》而廣為人所熟知。鍾氏，名琰，史稱“美容止，善嘯詠”，為當時大家閨秀之典範。“武子”，王渾之子、王濟的小名。王濟以風流倜儻著稱，尚晉武帝公主。“新婦”，當時妻對夫之自稱，無論新婚伊始抑或老夫老妻皆如此，不可與如今之“新娘”混為一談。“參軍”，指王渾之弟，王倫。史稱王倫“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著有《老子例略》，時為大將軍司馬昭之參軍，故以“參軍”相呼。王渾對其妻夸子，十足可笑，然不因滑稽而因呆。王渾妻鍾琰的回答則調侃十足而令人笑。倘若以滑稽或幽默論高下，則王渾去鍾琰遠矣。王倫既“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想必談吐不俗，無怪乎鍾琰心儀之。公然對其夫作如此調侃，如今號稱開通之世亦未嘗見人勇於為之，而當時時論不僅不以為非，而且流傳以為美談，當時社會於男女關係至少就思想而言，其開通在如今之上可想而知。

今人談及北宋都市生活，罕有不首舉“清明上河圖”為例者。“清明上河圖”的藝術價值自無可貶損，然其對於汴京生活的寫照實遠出《東京夢華錄》之下。即使志在研究“清明上河圖”者，倘若僅知按圖索驥而不知參閱《東京夢華錄》，則實為外行。《東京夢華錄》所記汴京各街市食肆、酒樓、茶館、妓院、肉鋪、藥行等等等等，名目之多、生意之盛，名副其實令人目不暇接於彼，因而亦名副其實不勝枚舉於此。《夢梁錄》記臨安之種種大抵與《東京夢華錄》所記汴京相仿佛，可見南宋雖為偏安之小朝廷，其經濟生活水平並未曾下降。兩書皆有關於防火之記載，文字不長，茲引述於下：

《東京夢華錄》：“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下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之類。每遇有遺火去處，則有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

《夢梁錄》：“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尺寸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多為風燭之患。官府坊街，近二百餘步，置一軍巡鋪，以兵卒三五人為一鋪，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森立望樓，朝夕輪差，兵卒卓望，如有煙焰處，以其幟指其方向為號，夜則易之以燈。…¨帥臣出於地分，帶行府治內六隊救撲，將佐軍兵及帳前四隊、親兵對、搭材隊，一併聽號令救撲，並力撲滅，支給犒賞。若不竭力，定依軍法治罪。”

多年前在某歷史學術會上，某英人問：中國歷史上的建築大多土木結構，如何不曾發生倫敦1666年般的大火？當時柞里子不曾讀《東京夢華錄》、《夢梁錄》，以為“消防”屬於清代洋務運動之產物，無以開吾喙。所謂“開卷有益”，誠非虛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