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二（上）

Y： 中共革命史，對人們一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這個吸引力裡面，有一個相同 的 地方，不論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它奇蹟般的勝利，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人們從一般的常識上似乎難以理解，那麼一個出於絕對劣勢、幾乎完全沒有機會的政黨，是如何取得勝利的。於是，訴諸我們不能完全理解或其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的一些意識形態、歷史規律、民心向背或某種理論範式的說法似乎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訴諸那些我們完全不能準確把握的東西，也就沒有可能使我們從中得到知識，讓我們得到的，可能僅僅是一些教條而已。反過來，這種訴諸於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論”的思考習慣，也使得我們更加的偏離常識。這是一類。還有一類，就是坊間大量充斥的民間秘史，從一些未經證實的歷史細節去比附這段歷史，從而以對某些人物的神化的方式，去理解這段歷史，不論是正面的讚美還是負面的貶斥，都是如此。再有一類，就是中共本身編撰的歷史了，它可以說就是把這以上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塑造了一個似乎相當完美的歷史解釋。但是，這個最後一種解釋，有一個難以逾越的巨大困難，就是必須經常不斷的去修改，以適應現時的政治狀況。這樣，它自身就不斷的瓦解自身，使它的解釋完全不能讓人信服。那麼，是不是就沒有一種其他的方法，使我們可以靠近這段歷史，或者說，使我們在常識上可以理解這段歷史呢？這大概就是問題之所在了。

　　C：是啊，這是一個問題。你比如說，有兩個海外學者，黃仁宇和黃宗智，就是從第一種角度去進行工作的。他們都試圖發現或自認為已經發現了從更深的更遠的角度去理解的某種命定的東西。再比如說，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大量的不論是褒還是貶的秘史，都是從一種神化當事人的角度去演義這段歷史，演義到離奇可笑的程度，充滿了陰謀論的氣味。但是，這兩種解釋，都可以發現細節上的錯誤，這些個細節上的錯誤，就使得人們對這些個解釋將信將疑，這個將信將疑的源頭，還是基於人們的常識感，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Y： 所以，我們還是應該從常識的角度去進行解釋，才有可能使之可以理解。我們的“政治行動分析”方法，其實不外如此。這段歷史，是發生在我們中國這個特定的環境裡的故事，我們中國發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一個生活世界的故事，生活世界裡發生的故事，當然在常識上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世界裡發生的故事，也只有在這個世界裡獲得解釋，不論是否符合我們的期望或願景。這是沒有辦法的。

　　比如土改的問題，就是歷史上的一個神話。均分土地，從一種理論的角度，論證了農民支持共產黨的結論，從而把一個說不上是現代的中國，拉入了一個現代的解釋框架。似乎一項不同以往的經濟政策，可以使某個政黨獲得更多的選票。這個解釋同真實世界裡的故事，其實是兩不相干的。

　　C：我們要做的，就是試圖回到生活場景，從彼時彼地的具體情勢，去分析判斷。當然，我們一定會遇到一個巨大的困難，就是資料的缺乏，這個資料的缺乏，是絕對的，相對於那個時代，一定如此。大量資料的解密或發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缺乏，不能結束這個缺乏。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更多的想象與猜測，唯有如此，才使我們可能靠近歷史，有可能信度更高的還原那個歷史場景。從而，試圖發現中共神奇的力量之所在。

　　Y：最近看了一本書，是劉統寫的，關於長征途中張國燾同中央的爭執，講的也頗為詳盡，書名叫《北上》。作者曾在軍事研究機關工作，所以引用了大量的軍隊作戰檔案資料。

　　C：因為一兩本書所引起的討論，這是第三次了。預先的籌劃，總是不如機緣的動力性強啊。你說的這本書我也看了，另外原來黨史委副主任石仲泉退休之後，重走長征路，邊走邊寫，有一個系列，也不錯。這兩個人的作品，開始有了一種新意，就是努力要靠近彼時彼地的情景，從中去揣摸當事人的想法和作法。石仲泉那個系列中有一處提到他實地踏勘狗壩會議的會址，那次會議上，多數人主張打打鼓場，只有毛不同意，會後毛在半夜提馬燈去周恩來那兒做會下的說服工作，在文件及回憶中，對這件事總只是一筆帶過。但石仲泉實地踏勘，發現毛提燈夜行之途，頗長，極難走，估摸毛當時是走了大半夜的，毛之用心良苦啊。石由是感慨系之。這種寫作教人喜歡，嚴肅認真的考核史實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吧。

　　Y：長征途中故事很多。我們在之五中是一筆帶過了。劉統和石仲泉的寫作，觸動了我再講講長征的想法。無論如何，長征正是中共這個政治組織神性的基礎，涉及到這個組織形成的許多不證自明的東西，這方面也值得細細說道說道。長征中有幾件事可以來談，一是長征之起始，一是湘江之戰，一是遵義會議，一是張國燾，一是東征，一是西路軍。這幾件事在長征途中屬於標誌性的重大事件，所以我們要一件件地談談講講。

　　C：長征的起因，我們以前說過了，就是因為軍事和經濟的情勢所迫。革命的目標是明確的，但是不是長征就是另一回事了。一開始叫西征，就是同二六軍團會師，再創新天地。那麼，一個十萬大軍的大轉移，特別是還包括一個政府的大轉移，對中共來講，的確是第一次。肯定有考慮不周的地方，這些問題還為以後提供了經驗，就當時來講，做得不錯。可以這樣說，長征是一連串的事件；一個越來越被動的過程；一段見招拆招、將計就計的歷史。

　　Y：關於長征的發動和準備，我們在之十一中已經討論過。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紅軍的兵源已經大成問題，在中央蘇區政府的極限動員之下，蘇區範圍內的“擴紅”，已經超出了鄉村起碼的社會生產所要求的底線，老人小孩也被“擴紅”。所以，八萬多參加長征的部隊，其中的五萬多人，實際上沒有一線作戰的經驗和能力。這樣一來，激烈的戰鬥一打，部隊就戰力大減，逃亡連連。

　　C：1932年以後，從國軍和民團進行兵源補充的管道不再暢通，大的起義也沒有了。由於“步步為營”和堡壘戰術，俘虜兵的補充幾乎斷絕。所以，在紅軍中有軍事素質的新兵源就斷了，幾乎未受訓練的農民補充增多。這也是1933年之後，紅軍素質大為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Y：長征大隊裡頭，二線人員及裝備和用具很多，這是後來批評者們比較指責的地方。左右兩路作戰部隊，抬中央縱隊一個大轎子，政府大搬家，於野戰要求不合，妨礙紅軍作戰，這個批評是站不住腳的。就當時中央蘇區領導層的心態和中共關於全國革命戰略的想法而言，長征固然是逃生，但首先是一次革命轉移。所謂革命轉移，就是中央領袖們始終抱着全國勝利，全國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此前的中共革命戰略，從來就不是個長程的艱苦過程，而是一觸即發，一發而就的暴動形式。就是說，它認為有個緊緻的革命張力寵罩在中國各地，通過某個區域的蘇維埃運動和紅軍對蘇維埃運動持續大幅擴張下去，一定會觸發革命的張力之網，從而點燃全國革命而一舉成功。這個革命戰略，從一開始起，武裝作戰就服從於蘇維埃運動。我很強調中共革命的“知識結構”和在這個結構下的“全國革命戰略”對中共蘇維埃運動的作用，它幾乎是全方位的無孔不入的。它至少可以部分的說明為什麼在“八七”會議之後，全黨一下子就轉入到激進狀態，並且對全國勝利有着今天看上去無論如何都完全不切實際的狂熱和信心。

　　C：我注意到，國民黨也有黨軍，但從蔣介石率黃浦學生軍東征勝利以後，軍事單位及人員的影響就逐漸占了上風，而政治人物除非與軍事單位掛鈎，否則就逐漸邊緣化。但中共在創建中央蘇區過程中，軍事負責人在決策層級上級別很低，政治人物一直保持着強大的優勢而幾乎壟斷決策層。這一點，原先僅僅是從所謂黨指揮槍來理解恐怕說服力還不夠。因為，在實際上的互動中，畢竟要看手中的實力強弱，究竟紅軍將領為什麼很聽話呢？黨性強？未必吧。我看原因就在這個全國革命戰略上。因為中央紅軍，中央蘇區其快速成長的整個過程，就是在這個全國戰略前提下進行的。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那麼任何一支紅軍部隊在純軍事意義上是絕無存活下來的可能性的，這一點軍事指揮員應當心知肚明。換句話講，部隊及指揮官的生存希望及發展前景完全寄托在中共黨組織和其推動的蘇維埃運動身上。所以政治組織和政治人員對軍事組織和人員就有巨大的心理優勢。在這個優勢之下，對軍隊幹部的布爾什維克什教育才行得通。並且又進一步強化這個心理優勢。這是在當時情況下，紅軍與中共關係和國軍與國民黨關係的一個大區別。從中我們也可以理解反AB團和其他根據地肅反時，紅軍主力部隊被政保人員整肅，幾乎束手就擒的現象。

　　Y：這樣的情形下，當中共決定長征時，它的全部準備工作着眼點還是換個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再建一塊根據地，繼續推行蘇維埃運動，以期下一次點燃全國革命。

　　C：就像嘗試點燃一個大爆仗，一次沒點着，再點一次。不會去想想爆仗或許就根本是一截木頭棍子。

　　Y：那是不可能的，當時他們怎麼會有這個先見之明呢？如果有的話，怕是多數人就離開了吧。他們沒有與此相關的任何知識，說到底，在毛成功之前，所有的革命史都沒有這樣的知識。所以中共人員也不可能做如是想。他們就是認定，換個地方再幹個一年二載，沒準就成功了。所以，好不容易建立的全國蘇維埃運動的機構和人員架子，是十分可寶貴的。是不能放棄的，而且紅軍還必須對此提供不可動搖的保護。如果沒有這些人員和設備，就是部隊輕裝上陣，那還不是變成了完全絕望的逃亡嘛。有些學者從今天的位置和知識去看當時的情形，指責博古他們“三人團”帶政府錙重大隊，是沒有理由的。

　　C：理解了這個全國革命的戰略，也就可以理解長征在遵義會議之前，前進路向的幾次變化的依據，那就是尋找一個觸發全國革命的新根據地。這個戰略指導作用到遵義時，就開始變化了。

　　Y：這先按下不表。從長征準備到開始，紅軍作戰部隊狀況和它保護蘇維埃運動的作戰任務，直接導致了“湘江之戰”。“湘江之戰”，紅軍折損過半，大部分是那些無戰鬥力的紅軍新兵員逃亡造成的，究竟是損失還是被迫輕裝還不好講。我傾向於認為湘江之戰強行解決了一個難題，就是長征大隊的輕裝化，如果沒有這樣一場戰鬥，任何輕裝的建議都在政治上站不住腳。這一仗造成了輕裝的事實，而又無須進行任何政治爭論，如此惡仗打完，除了犧牲的人，沒有任何人受到指責和批評。傳說中毛澤東這個時候開始批評中央的指揮，我表示懷疑，即便是毛有這種批評，恐怕他也不會去指責湘江之戰的，畢竟從長征開始到湘江之戰，不過一個半月。況且，在此之前，長征很順利。他主要是對五次反圍剿及相關的人事安排提出指責。

　　C：說到軍事路線的錯誤，也就是第四、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到目前為止，分歧還是很大。想來，怎麼可能分歧不大呢？前段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張召中不是一直在納悶兒這個“人民戰爭”怎麼就沒見着，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怎麼就沒有發生嘛。這可是軍事專家啊。當然，可以講他是因為其他原因才這樣說的。我倒是以為更可能是這樣，他就是這麼一個思考模式，張召中這類軍事專家，就是在一種所謂的“人民戰爭”模式下訓練出來的，已經成了思維習慣了。一點辦法都沒有，一說到戰爭，他的所有想象都變成了“人民戰爭”神話的延伸了，彼時彼地的具體性對他完全不起作用，所以，我們一方面可以從他對美軍裝備的細節描述上得到技術知識，另一方面則完全不能從他的戰況分析中得到任何戰場知識。同樣的，當我們看中央蘇區軍事失敗時，也就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游擊戰的放棄。我們在之五里也講到此點。四、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有一個最應該注意的地方，就是作為紅軍，它同國軍作戰的方式，是因為國軍的變化而變化的，強敵之下，只有如此。所以，同前三次就不會一樣，這是常識。

　　Y：對，比如講，這湘江之戰，如果一三軍團集中兵力去運動戰的話，中央縱隊就完蛋了；如果中央縱隊也完全運動起來的話，就沒有蘇維埃了；沒有中樞指揮機構了。前三次反圍剿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當時的中共組織本身就是一支軍隊，不是一個“國家”政權。按“南征北戰”的說法，沒有罈罈罐罐，跑就是了。帶足一個基本量的糧食彈藥，就地解決給養，打土豪，用繳獲和俘虜來補充損失，很簡單。但當部隊人數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後勤保障就是一個大問題，這法子就不靈了。給養還是就地打土豪，就勢必分散兵力，給足補充的時間。如果誘敵深入的話，十幾、幾十個縣的統治區域，搞堅壁清野很難做到。而且，敵人是步步為營，又如何誘敵深入呢？勢必要守住一些重要的地域，不能放棄，否則就統治失效，原來的地域統治作廢，這就是當時反對的“流寇主義”。解放戰爭的時候，華中華東戰場的後勤保障還是要靠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就像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幾乎完蛋。

　　C：所以，關於在湘江之戰之後，毛澤東開始從軍事上清算“三人團”的說法，我表示懷疑。才過去沒幾天嘛，仗究竟能打到什麼程度，大家都該心中有數的。國軍的那套戰法，使紅軍沒有多少空間，這既不是李德的錯，也不是將軍們無能，情形所迫罷了。湘江之戰後，整個隊伍有一種失望甚至絕望的氣氛。這種氣氛之下，毛的一系列“風涼話”就開始起作用了。說到底，湘江之戰後，三人團沒有什麼錦囊妙計。那個時候除了革命大義支撐着大家的精神，其實誰都差不多，無計可施。毛也沒有什麼例外。

　　Y：但是任何被支撐的精神都要受到現實的挑戰，從湘江之戰到遵義會議，其間又是一個月。紅軍幾次改變路向，都沒有能達成建立新根據地的意圖。特別是失去和二、六方面軍團會合在湘西建新根據地的希望，使整個紅軍和中央相當的灰心。按前面的比方說法，爆仗是不是截木頭還不知道，但點爆仗的火柴沒有了那倒是真的。

　　C：這時候對革命本身有無悲觀失望不好說，對革命策略的懷疑怕是無疑的。

　　Y：差不多是這個意思。總之，一種恐懼開始瀰漫於這支空前絕後的堅定隊伍里，即那個所謂的全國革命戰略還有希望嗎？或者講，我們這支隊伍還有希望去實踐這個全國戰略嗎？這種恐懼感一旦產生，在彼時彼地的兇險環境下，就很難壓下去了，中央當時發現這一點時，也試圖用以前的政治手段予以壓制，總政治部和保衛部當時發了很多指示，也抓了不少人，但沒有成效。這種感覺就像傳染病。

　　C：你是說，有了恐懼感？誰？紅軍戰士？革命家們？這個恐懼感可能使決斷力下降，決策層的自信心是下級所能感覺到的，這很要命。這點我們很有體會的，上級下令時的信心同下級執行的信心是相關聯的。

　　Y：不論你何以名之，反正它開始侵蝕中共長征隊伍的肌體了。這也很好理解。如此大的挫折，高級領導人，就那麼幾十個人吧，互相如何議論呢？如何向中級指揮官解釋呢？指揮官們又如何向士兵們解釋呢？到黎平會議時，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說是到黔北建根據地，怕是連自己都保不了。所以一到遵義，就改口講去川西北與四方面軍會合了。這期間不過半個月時間，如此，你讓中下級幹部和士兵怎麼想呢？

　　C：中共到此為止，有兩代領導人了。老一代，不論年齡大小也不論出身高低，大都是些老於事故的江湖油子。他們這些人，如陳、李、張國燾、毛澤東，是在成年以後，轉入共產黨的。在他們成人教育過程中，他們是做為傳統知識分子來培養的，而不是作為共產主義戰士來培養的。他們是在成人之後，才因了各種緣由轉入共產黨的。他們往往深思熟慮，意志堅定。因為信了邊緣化的共產主義，所以往往性格中有着一條道兒走到黑的勁頭，也有一種要證明自己偉大給熟知的朋友同學看的那種偏狹。這就使他們對困難能作較有韌性的鬥爭。第二代領導人，典型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則是在成人教育過程中就是作為共產主義戰士來培養的。他們這些人身上少了江湖氣，多了書生氣，更加由於蘇維埃教育體系的特點，使這些人特別的純真，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們衝動而敢於犧牲，但缺少獨立思考，不怕困難大，就怕困難長，沒有韌性，缺乏耐性。這點，當時從博古身上看很典型。四方面軍的陳昌浩也是個典型。

　　Y： 這些人走近了看,你不會喜歡的。他們都太自以為是了, 很討厭。如這個陳昌浩,後來灰頭土腦,解放後任職編譯局局長。據榮敬本回憶, 這個陳局長搞起來運動來, 還是熱衷的很。我看不是陳昌浩愛整人,他不是那種人。他就是太自以為是了。骨子裡頭認為自己真理在手。

　　C: 這幫人有群膽, 作不了孤膽英雄。特別是，自九月份，因上海局和上海大功率電台被破壞以後，同共產國際地聯繫就中斷了。這些留學生，向來以國際為靠山，氣壯得很，現在同國際聯繫中斷了，他們就如同斷了線的風箏。

　　Y：除了李德在回憶錄中大談由於國際聯繫中斷而對中共的後來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以外，其他各類回憶錄及作品都對此點不提。但是在陝北1935年底，林育英帶國際指示到陝北後，中央去電張國燾講，同國際聯絡上是大勝利。可見這其實是個大事情，只是後來留蘇派被壓，大家就不便講當時失去國際聯絡後人們的沮喪心情了。

　　C: 所以在湘江之戰後，他們在精神上就垮了。倒不是被湘江之戰的慘烈嚇着了。

　　他們不怕這個，而是他們相信的那種全國戰略沒有指望了,原先蘇維埃整套架子全丟了。那樣多的戰士就嘩啦啦地跑掉了。這是一種只有他們這樣的人才會感到的革命孤獨感。這個對他們來講就太可怕了。博古絕望之下,甚至想自殺。還記得嗎？《戰爭風雲》裡面，有個叫胡班的潛艇艇長，打仗不怕，深水炸彈一來，就崩潰了。這個崩潰的到來，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他認為自己一直是勇敢的。可能，讓他當一個陸軍軍官，他依然是個出色的軍官，但在漆黑的大海深處，除了向上帝祈禱之外，他發現自己一點也沒有辦法的時候，崩潰了。反而，那個卡斯特，平時不顯山不漏水的玩女人高手，一個輕鬆和鎮定自若的傢伙，成了大家的主心骨，成了艇長，後來還成了一個水下英雄。而在此之前，胡班是英雄。那種絕望、孤獨是更加讓人恐懼的。相形之下，苦難、挫折、犧牲等等，都不是問題。

　　Y：確實，文學家們總是能夠再現一些沒有“證據”的場景。而這種場景恰恰就使我們走進歷史的大門。這點在博古身上就可以看到。博古年輕，狂熱，勇敢。但當湘江之戰失敗時，儘管紅軍還有四萬人，他卻在絕望與孤獨之下崩潰了。在這之後，他就當然不算數了。除了給毛幫點用不着的忙之外，他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了。飛機出事還算成全了他。不像那個李立三，快要勝利了，還跑回來，到處講“我就是那個立三路線的李立三啊。”讓人恥笑。你分中共領導人這樣兩代，很有事實依據。第二代人，從湘江之戰到遵義 會議期間，就開始逐步退出歷史舞台而讓位於第一代人。一句話，還是要有“中國功夫”，要有中國底子。否則，你哪來那種自信呢。

　　C：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開始有市場了吧。

　　Y：說不上，毛手中又無可售之計，何來市場之說呢？我想強調的是，一定要放棄從事後看的這個觀察角度，不能因為知道毛後來成功了，於是就倒推上去，認為毛一直就是成竹在胸的，似乎他有妙計，只是錯誤路線不讓他講出來，或者是不讓他來干。革命沒有這樣簡單，生活也不是這麼個邏輯。我們要從當時的環境和體驗去猜測，想象。

　　C：做到這點是很難的，幾乎可以說革命史研究最難的就是做到這一點。因為除了很少的當時的資料外，大多資料都是事後弄出來的。這一系列的回憶都打上了此時的烙印而失去彼時的合理。因此，我們發展“政治行動分析”這個方法，就是試圖找到一種去貼近彼時場景的途徑。去建構一個想象的卻是合理的場景和場景演變推進的過程。這是沒辦法的事情。說到底不僅是革命史，其他的歷史，不也是需要如此地被觀察被分析一番嗎？如果沒有這番功夫的話，那麼毛就只能被神化，而其他的領袖就都變成一群屑小了。就如同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我們的錯誤都是由於不聽主席的話，我們的成績都是照主席指示辦，那樣一來歷史就沒有了。在革命史研究中，林彪講話的這種思想模式非常頑強地存活在幾乎全部的黨史研究和領袖研究工作中。國內如此，海外亦如此，幾乎沒有例外。

　　Y：這期間，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長征前半段，毛與黨中央關係的歷史敘述。我們的想法是，先看看，毛當時有什麼辦法嗎？我們認為他也沒有什麼辦法。放棄北進與二、六軍團會合，不僅是毛的想法，也是其他多數人的想法。放棄北進，並不是因為有個更加有確實希望的替代計劃而僅僅是北進路上何健已布好了口袋陣，沒有把握打過去。向黔北發展，僅僅因為在黎平附近同黔軍打了一仗，看到該軍完全沒戰鬥力，與桂軍、湘軍沒法比，全都是“雙槍兵”。於是向弱的方向發展。這無須諸葛亮式的神機妙算，只要認帳，只要還想活命，就可以做到。除非你事先不知道有“口袋陣”，一頭要闖進去，自取滅亡。再然後，要看看，這支紅軍大隊在“湘江之戰”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湘江之戰”中發生的大規模士兵逃亡，挑夫大隊全散了，那些體現蘇維埃運動成果的輜重丟掉了，打後衛的主力34師成建制地給扔在湘江對岸，過江前後，士兵逃亡持續不斷。在領導層，博古的自殺企圖折射出當時的絕望心情，等等這一切，都是現在可以想象到的。所謂兵敗如山倒。

　　C：諸葛亮也非神機妙算，那是《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中，總有那麼種把凡人神化的意圖，強烈的意圖，這是題外的話了。說到這支部隊的變化，要結合到他們當初的計劃。中央是34年5月定下戰略轉移計劃的，目的地是賀龍所在的湘鄂邊根據地。他們為此在8月份指示肖克、王震率部放棄湘贛根據地，帶上全部蘇維埃政府輜重先行出發去湘鄂邊，儘管一路艱辛，但紅六軍團也很順利地在一個半月後與賀龍會師。這個小規模的但成功的西征對三人團和中央是有很大的心理支撐作用的。等到黎平會議時，認識到北上去湘鄂邊完全不可能時，對部隊的打擊非常沉重。就是說在半年多前仔細籌劃並預作準備的全部計劃的核心：去湘鄂邊，破滅了。這怎麼得了呢？成了沒頭的蒼蠅了。再一點，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無法再取得國際的指示了。國際是在5月份批准了西征的戰略計劃的。九月以後，同國際聯絡中斷。但執行的是國際批準的方案。到了黎平時，執行原方案不可能了。要改變計劃了，但改變計劃，又無法取得國際的指示，只能中共自己決策了。李德是最後一個堅持北上去湘鄂邊的領導人，原因就在於他的信心在共產國際身上。其他的留蘇學生們雖然沒有他那樣堅持，但內心對於改變國際批準的計劃是沒有底的。但情形所迫，又只能改變。那種心理空落落的感覺，使他們的政治強勢地位開始崩塌了。

　　Y：儘管關於這一段的現場資料很少，但我們並不難去體會到這些心理、心情的變化。關鍵在於，這三個月當中，具體到長征隊伍，不管是中共還是紅軍，其中有個大的主題的變化。就是從革命到“逃亡”的變化。因為，長征開始的時候，它依據於中共全國革命的戰略，但經歷兇險征戰，這個全國革命戰略開始動搖了。這種動搖一經產生，便一下子就衝垮了你的“革命想象”。畢竟那個全國革命戰略是中共組織的核心驅動力。信仰一打破，你就只有現實問題了。那就是原先長征出來時，指望以新的革命來挽救這支革命隊伍的前途。現在新的革命不可指望了，那麼這支隊伍的命運就只有靠自己了。於是，“革命”就變成了“逃亡”。這是長征途中最重要的革命心理變化。事實上，如無此變化，則毛澤東在後來發展的長期鬥爭道路就不可能得到全黨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