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孔丹談這代人的“政治交代”

曹國星

習王時代的反腐浪潮，在周永康和徐才厚落馬之後達到了一個高潮。不久之前，習近平的“6.26”講話中，習“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信誓旦旦的宣言，讓中國政治觀察者對習王所代表的“頂級紅二代”的意識形態思路充滿好奇。金融家孔丹2013年底出版了口述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為外界了解這一目前掌握了中國最高權力的團體提供了難得的管中窺豹的機會。

孔丹的父親孔原，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中共情報部門的最高負責人；母親許明，長期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孔丹還曾是紅二代組織的紅衛兵保皇派“西糾”的“司令”，也因此捲入文革早期的政治鬥爭。68年底，孔丹和習近平等一代人一道上山下鄉，78年，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師從吳敬璉。80年代初，由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經歷，孔丹差點被打成“三種人”，他這代人的父輩已經復出掌權，在陳雲等人的拍板下，紅衛兵經歷並未影響他的仕途，他長期在光大集團工作，後又進入中信擔任總經理。

2014年2月23日下午，孔丹及其友人在北京一處俱樂部舉行了《難得本色任天然》讀書會，並與到場讀者友人進行了交流。演講中，孔丹談及他和王岐山、秦曉等政見不同，地位各異的“頂級紅二代”的思想交流，更觸及了不少敏感的政治話題。

首先是如何看待“文革”，作為紅二代，家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孔丹自然對文革不會有好感。

孔丹書中說了一段掌故。80年代初，中共鄧小平等人籌劃“關於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說，草稿出來後王震的小兒子王之看到了，發現文件里有一句說到“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好的”，他覺得不妥，建議中央不要用。後來這個話轉到鄧小平那兒，他接受了這個意見，這句話沒有了。孔丹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對文革這麼重大事情的一個文件，居然沒有其動機和出發點作一個正面描述。”

但作為前紅衛兵領袖，以及多年的體制內精英，孔丹現在卻認為，文革也有“一定戰略考慮的合理性”。

在他看來，“文革”提出的問題其實就是為了解決共產黨會不會變質的問題，只不過可能是把火力針對了共產黨的高幹，而且估計過度，手法偏激。某種程度上，孔丹正是從這個角度，解讀當前同為紅二代的習近平王岐山主導的反腐運動。

孔丹說，“現在的腐敗問題，有些事確實讓人感到觸目驚心，覺得問題嚴重，腐敗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是我覺得腐敗現象的背後，更嚴重的問題是變質，現在這一代黨的領袖正以極大的決心來處理這些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很有希望的。”

演講中，孔丹談了與主張政治改革，普世價值的老朋友秦曉的分歧和爭論。秦曉和孔丹在“西糾”時代就是老朋友，秦曉也是紅二代，他的父親秦力生、三舅閻揆都是中共早期革命者，秦曉也長期在中信就職，退休之後創辦“博源基金會”，出版推廣自由主義經濟學。孔丹和秦曉的爭論此前網上有不少轉述，但中國國內公開媒體似乎未見報道。

他們的爭論，孔丹說，“（我們）爭什麼呢？就是爭中國到底應該走什麼路的問題。我說還是要堅持共產黨領導，比如秦曉批判富國強兵政策，我覺得他是在搞民族虛無主義，秦曉說‘五四’以來思想解放運動被救亡運動給阻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又被發展主義政府給阻斷了，我說你這些是歷史虛無主義。”

因此，對八九民主運動，孔丹自然極力貶低，他說，“每當我想起1989年的那場動亂，看到今天那些搞顏色革命的國家的街頭政治、廣場政治以至暴亂，我就想到我們上一代的領導人是何等的艱難和英明。”

孔丹指責秦曉，兩個虛無之外還有三個“主義”，就是普世價值觀、利伯維爾場經濟外加三權分立多黨輪流執政，就是西方價值觀、經濟觀和政治觀的原教旨主義。

孔丹自認為，正確的道路應該是“兼收並蓄，吸收人家優秀的東西，然後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融會貫通，不能照抄照搬，不能只是一味地頂禮膜拜人家西方的東西。”

根據孔丹的說法，當前習、王體制，正是體現了他的觀點。他說：“我同意和跟隨現在的中央方案。這個方案很明確：在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有質疑者在演講會現場就提出，“一黨執政解決不了對自我的監督問題，如果犯了錯誤就只有等到自我反省的時候才能夠糾正。”

對此，作為經濟學家的孔丹的回應有些無力，但卻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紅二代精英居高臨下的自信。孔丹說，“我相信，解決自我監督問題有多種方案，並非一種方案。反過來說，如果是僅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來個多黨輪流執政，從實證的角度你把當代那些多黨執政的案例都拿來看看，他們（如印度）都解決了嗎？這些腐敗問題、制度制約問題解決了嗎？世上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無缺的。我們選擇制度不能離開我們的實際現實，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這個制度內去努力解決。實際上，這也是我跟秦曉爭論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