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歲月

鄧小虹（鄧拓之女）

文革來了

歷史都這樣記載，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志着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對我們家而言，文革災難在此之前就已經降臨了！

１９６６年４月初的一天，媽媽把家裡當時住校的幾個孩子從學校提前叫回家，嚴肅地對我們說，“爸爸過去寫的文章中有錯誤，報上很快要登載批判文章了„„誰有了錯誤都應該接受批評麼”，“不要害怕，要和同學們一起學習討論，要相信黨。”

從那天起，我每天上學都感覺惶惶不可終日，表面上像往常一樣裝作若無其事，但心裡十分緊張，豎起耳朵聽廣播，不知哪一天會傳出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聲音。

雖然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但它還是來了！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在《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標題下，發表了一批材料，並刊發了編者按。在編者按中說，吳晗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兩株大毒草的作者，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廖沫沙是《海瑞罷官》和《李慧娘》兩株大毒草的吹捧者，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鄧拓除了在《三家村札記》中發表了一些毒草以外，還是《燕山夜話》另一批毒草的作者，他吹捧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頌古非今，借古諷今，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三家村”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是共同的反動政治思想的產物。

學校語文課和政治課的上課內容都改為批判《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我相信了爸爸媽媽的話，黨組織批判爸爸寫的文章，是為了讓他改正錯誤後繼續為黨工作。於是，我在自己寫的批判文章中表態，雖然鄧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聽黨的話，積極參加大批判，幫助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老師把我的批判文章貼在教室後面的牆報上，很快就吸引來班內外很多同學的圍觀和竊竊私語。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如芒刺在背，連頭也不敢回，盼望着大批判的日子早些結束。

原以為大批判的日子快要熬過去了。沒想到，５月８日，署名高炬、何明，實為江青一手策劃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擦亮眼睛，辨別真偽》的文章在《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發表，同時兩報還發表了林傑的文章《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這些文章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是他們這一夥的一個頭頭。”北京日報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

從１９６６年５月開始，大批判不但沒有停止，還在繼續升溫，要徹底揭穿北京市搞假批判的大騙局，矛頭直指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全國的報紙、廣播、電視公開批判“三家村”，大街小巷都刷滿“打倒三家村”的標語，到處都是“打倒反黨分子鄧拓”的口號聲，鄧拓的名字成了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詞。

在學校里，往日有說有笑的同學和我見面時臉上沒有了笑容，平常打招呼拍拍肩膀會被人厭惡地甩開，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剛想湊進去，人群就會自動合攏把我一個人分隔在人群外，無論走到哪裡我都是形單影只；就連遂安伯胡同街坊鄰居中那些素不相識的孩子們看到我走到家門口，都會沖我呼喊口號。

一位北京師大女附中同學的回憶記錄了我那時的境遇，“文革最早期，同學們都注意到鄧拓的女兒、初二（２）班文弱的鄧小虹同學在校園裡一直表情凝重，一臉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紅領巾。”

５月１２日，學校的卞仲耘書記對全校做了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要求每一個人都要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革命，捍衛黨中央、毛主席。會上邀請了一位雙目失明的西藏翻身農奴發言，他說，鄧拓反黨黑幫分子要讓我們回到萬惡的舊社會，我們翻身農奴絕不答應！我們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我聽了心裡不寒而慄。學生會的人動員我上台表個態，我說什麼也不肯去上，很害怕在全校師生面前曝光。卞書記絕想不到，８５天之後，她會被自己動員起來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學生毒打致死！

５月１８日凌晨，我的爸爸不堪忍受對他莫須有的污蔑和誹謗，憤然離世，成為這場運動中第一個倒下的共產黨人！

停課鬧革命

６月１日上午，同學們正在上課時，學校的廣播破例響起了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聲音，號召群眾起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天，當同學們收拾書包走出學校大門時，還不知道，我們的中學學業從此結束了！

第二天走進校園，大家瞬間驚呆——禮堂外、鍋爐房高台、宿舍樓牆上貼了很多大字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最醒目的是一張署名劉進（其父劉仰嶠時任高教部副部長）、宋彬彬（其父宋任窮為開國上將，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馬德秀的大字報，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復習„„”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是女附中高一的學生，通過她報告，在鄧小平直接干預下，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啟立帶領團中央工作組很快進入學校，傳達了北京市委領導班子改組、彭真下台，李雪峰擔任市委書記的消息，主持成立了包括劉進、宋彬彬、馬德秀在內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劉進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各班的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宣布復課，恢復正常秩序。所謂復課，就是老師不教課了，學生每天在教室里讀報紙、學社論、念毛主席語錄，上下課鈴照常響。

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又有學生（仍然是幹部子弟）貼出了大字報，質問工作組“為什麼還不召開揭批校領導大會？”６月２１日、２２日學校連續兩天召開全校大會開始揭批校領導，會上開始有針對校領導的打罵舉動。從此全校停課，繼而全北京大、中、小學停課。

毛澤東對此仍不滿意，還嫌亂得不夠。７月２９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制群眾起來革命，毛主席講話時會場掌聲雷動；〔編者按：作者記憶有誤，毛澤東在此大會上沒有發言。〕劉少奇、鄧小平承認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於是，工作組宣布撤出師大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學校開始進入無政府狀態。

那天，在學校大操場鍋爐房的高台上，學生開始自發召開批鬥會，不僅把團中央工作組的領導胡啟立揪到台上，還把學校里幾名老北京市委的所謂“黑幫子女”揪到台上，記得有市委組織部長佘滌清的女兒佘靖、副市長范瑾的女兒俞慧聲、市委大學部部長吳子牧的女兒吳小珊„„上台揭發的人指着俞慧聲身上背着的大書包說，“你們看她背個大書包，不認真參加文化大革命、批判黑市委，和她的媽媽、黑幫分子范瑾劃不清界限，還天天學習數理化，夢想着將來考大學呢！”我站在台下的人群中，十分害怕被人揪上台，卻一步也不敢離開。

俞慧聲再沒有機會上大學，５年後她在下鄉插隊時精神失常了。她的父母都出身於浙江紹興的名門望族，家族成員遍布大陸、台灣及海外，在政、軍、學、商等各界人才輩出，是近代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家族，卻可憐她連中學學業都沒有完成就與學校無緣了！

血腥的紅八月

文革中血統論甚囂塵上是出現校園暴力的重要助推器。

８月１日，學校宿舍樓大門口貼上了一幅十分醒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據說這幅對聯最早出自於北大附中的一群軍隊子弟之手；校園裡的大字報也是“自來紅們站起來”之類的內容。血統論將學生按照出身分為三、六、九等，幹部子弟自認為是紅五類、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齊耳短發梳個小歪辮、身着黃色舊軍裝是那時最時尚的革命裝束，他們開始對其他出身的同學進行謾罵侮辱，班裡的氣氛變得肅殺和驚悚，原本和睦相處的同學之間出現了深深的隔閡，有些甚至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８月４日，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了批鬥會，不少同學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了羞辱。我們班裡批鬥戴碧汝同學的情景至今閉上眼睛仍歷歷在目。

戴碧汝是我們班裡年紀最大的學生，身世有些特殊。１９４９年，她出生在安徽老家，一出生就趕上了土地改革，她的父親作為惡霸地主在當地被鎮壓，留下了年幼的她，幸而被她的姑姑收留並養育成人。她的姑姑戴錫可出身於大戶人家，１９４０年懷着一腔報國熱情參加了新四軍，成為皖東抗日女英雄，１９６５年在北京病逝，年僅４７歲。她的姑父是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後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等要職的汪道涵。戴碧汝性格熱情開朗，和班裡所有同學關係都相處得不錯，她家住在東城，放學後我們常常一同騎車回家，一路有說有笑。她在個人情況表的家庭出身一欄始終填寫的是“地主”，卻也經常進出當時為共產黨高級幹部提供特殊服務的一些場所，如養蜂夾道俱樂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聯歡會等，和班裡的幹部子女也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鬧鬧。

班裡開批鬥會那天，我們正默默地坐在教室里自學毛主席語錄，班裡一群身着黃軍裝的幹部子弟氣勢洶洶地涌進教室，讓我們站起來圍成一圈，把戴碧汝圍在中間。為首的是一位開國將軍的女兒，因為父親去世插班轉入女附中不久，平素學習一般，少言寡語。她目光直視戴碧汝，厲聲呵斥道，“你這個惡霸地主的狗崽子，為什麼冒充幹部子弟到處吹牛？”與她平素的形象判若兩人。戴碧汝嘴裡小聲囁嚅着，像是在解釋什麼，只聽“啪”的一聲，將軍女兒一個大嘴巴扇過去，把戴碧汝的眼鏡打掉了，鼻孔里頓時流出了鮮血！同學們立時都驚呆了！不知為什麼那天我沒有被批鬥，只是當我因為個子矮踩在凳子上觀望時，遭到一個紅五類同學瞪着大眼的斥責。後來，戴碧汝沒有跟隨學校分配上山下鄉插隊，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決心，獨自一人去了新疆建設兵團，堅決要求在條件最艱苦的農五師採石場勞動，從此再不和班裡同學來往。

班裡另一位同學的父親羅汝正是黃埔軍校四期學員，１９４９年在新疆率部和平起義，後任新疆建設兵團農八師師長，為建設石河子，保衛邊疆做出了重大貢獻。她暑期去新疆探親前，班裡同學還和氣一團，９月份她回到北京，興沖沖地穿着一身新換發的國防綠新軍裝返回學校，沒想到那些紅五類子弟把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將領同樣視為黑五類，厲聲呵斥她立即脫下綠軍裝，讓她驚呆了！後來，她的父親被扣上“假起義、真潛伏”的罪名，經受了七年的殘酷折磨，於１９７３年含冤去世。

各班教室里都在學生斗學生，有些班甚至對朝夕相處的同學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漿糊和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學揭發父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女孩子最珍愛的自尊所遭受的踐踏言語難表。

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面臨的危險也在迫近。

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是一位１９３８年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後，調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在學校工作的十七年中勤勤懇懇，愛校如家，因為平日裡主要負責教師工作，同學們對她不很熟悉。

副校長胡志濤也是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她長期從事宣傳和教育工作，１９４９年全國解放後來到師大女附中工作。１９５９年，因為對北京市的中小學教育提了幾條意見，曾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撤銷職務降兩級，下放工廠勞動，平反回校後擔任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是應該被載入女附中史冊最黑暗的一天，也是女附中校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卞仲耘、胡志濤等校領導被一群以紅五類幹部子女為首的學生驅趕到烈日下在操場上游斗，頭上扣着紙簍，身上澆滿寫大字報用的漿糊和墨汁，有同學掄着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經過四五個小時的折磨，被木棒和亂拳毆打得遍體鱗傷的卞校長終於慘死在自己的學生手下，成為全北京和全中國第一個遇難的中學教育工作者，她那年剛滿五十歲。在她之後，一大批中學教職員工死於非命，在文革受難者中觸目驚心。

胡志濤一向性格倔犟，當學生們讓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黨分子”時，她堅決不喊，爭辯說“我不是黑幫”，一個學生說“我現在就讓你變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潑在胡校長身上。她的反抗越強烈，挨的打越重，糞水、污水、血水流滿全身，竟被打得腰椎骨折，從此穿上了鋼背心。

那天，我也被擁擠推搡裹挾在圍觀的學生中，看着眼前校領導被侮辱的慘狀，心在顫抖：“如果看到爸爸遭受這樣的羞辱和毒打，我該怎麼辦呢？”我更擔心媽媽，“她在單位里是否也會被這樣毒打呢？”後來，我躲進了操場旁的宿舍樓上，最後從窗口向下看到的情景是，卞校長衣服被撕成碎片，渾身骯髒不堪，奄奄一息地躺在一個運垃圾的手推車上被拉走了。第二天，學校通報了她的死訊。

不久，學校接到通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首都各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女附中有４０個名額上天安門。在此期間，以清華附中幹部子弟發起的紅衛兵組織，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號迅速向全市發展推進。於是，女附中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投入了緊張的參會准備工作，主要是製作紅衛兵袖章和標語牌。從各班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結果是清一色的高乾子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就是在這一天，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毛主席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宋彬彬。”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是。”

毛主席又說：“要武嘛！”

那天，能見到毛主席大家都非常激動。我們班的張小艾同學（其父張愛萍為開國上將，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組織領導了“兩彈一星”大會戰）還給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記得第二天，她來到教室，對大家說，昨天毛主席和我握手啦！同學們蜂擁而上，攥住她的手，仿佛還能感受到領袖手上的餘溫„„不久後，她的爸爸也被打倒、批鬥，囚禁達６年之久。

８•１８大會是在文化革命運動已經出現暴力行為時召開的，中央卻沒有對這些過激行為採取任何批評和制止。當天下午，一位記者采訪了宋彬彬，之後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毛主席一句“要武嘛！”成為紅衛兵、造反派從開會批鬥“走資派”“黑五類”發展為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催化劑。８•１８之後，紅衛兵運動在這樣的教唆下進入了暴力殺戮的高潮，北京陷入“紅色恐怖”的無底深淵。

抄家、破“四舊”

很快，學校的紅衛兵開始成幫結伙，騎着車，呼嘯着衝出校門，到社會上造反抄家、破四舊。那時，不是人人都有自行車。一天，我剛進入學校大門，一個外班的紅衛兵就從我手中一把搶過自行車，說，“給我用用！”說罷騎車揚長而去。我不知什麼時間到哪裡去找她，甚至叫不出她的名字，只能天天步行到學校去守候，盼着哪天能碰上她要回我的自行車。

進了學校西大門，從南向北是被稱作大庫的幾排高大的平房，那些日子裡，從房子裡有時傳出有人挨打時淒厲的慘叫聲，據說那是紅衛兵在毆打從社會上抓來的流氓。據官方統計，僅僅一個月內，北京的紅衛兵就打死１７７２人。

紅衛兵還以破四舊的名義隨意闖入私宅抄家。多年後，我見到班裡一位後來移居香港的同學，她出身於書香世家，父母都是學校的老師，家裡有豐富的藏書。她回憶起班裡的紅衛兵到她家裡抄家，把所有的書從書櫃裡扔到地上，揚長而去；全家人嚇得膽戰心驚，天天腳踩着一尺多厚的書籍在家裡走來走去，竟然不敢撿起一本來！我這才知道什麼叫文明掃地！

米鶴都曾經著文分析過文革“破四舊”運動的緣起。他說，所謂“四舊”，是“十六條”中說的“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其載體是“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開始只是砸招牌、改路名，馬上就轉向了抄家、打人、遣返為主要內容。到了破四舊打死人的“紅８月”，人民日報８月２９日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題為“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其中說道：“紅衛兵上陣以來„„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炎黃春秋》２０１２，（５）：５２－６，２２）

在“文革”“破四舊”過程中，全國總共約有１０００多萬人家被抄。１９６７年６月２日，“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戰果展覽會”在北京展覽館正式開幕，僅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市就有１１•４萬多戶被抄家，８•５萬多人被趕回原籍。散存在民間的奇珍異寶、字畫、書刊、器皿、古籍在火堆中消失的不計其數。北京在１９５６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６８４３處文物古蹟，竟有４９２２處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９月間全部被毀。（中國國學中心２０１６年８月出版的《國學研究與傳播》總１３期）

天下大亂

８•１８之後，外地學生強烈要求來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毛說讓他們來，也可以讓北京的孩子出去。於是，從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１１月，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八次接見了紅衛兵和群眾，總人數約１１００萬。毛澤東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揮動着他手中的綠軍帽，個人崇拜的狂濤巨浪席捲了整個天安門廣場。同時，全國大串聯開始了！串聯的學生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紅衛兵打砸搶開始向全國蔓延，有些地區甚至升級為武裝衝突。

很快，劉少奇、鄧小平也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打倒了。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被拉到學校大會上表態，呼喊口號——“砸爛鄧小平的狗頭！”學校里陸續傳出幾位教師自殺的消息，其中包括一位曾經給我們上歷史課的老師，他講的那些生動的歷史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

那時，從學校回家往返天天要經過長安街，途中經常會見到“黑幫”遊街的大卡車從街上駛過。印象深刻的有兩次。

一次是鬥爭彭德懷。只見一輛敞篷卡車上站滿身着綠軍裝的年青人，不斷高呼“打倒彭德懷”的口號。彭老總頭戴紙糊的高帽，頂端飄着長長的紙條，表情呆滯，他腳下踩着凳子高高地站在車頭後面，胸前掛着一塊大牌子，白紙黑字寫着“反黨分子彭德懷”，“彭德懷”三個字上用紅色打着一個大叉子。想當年井岡山反圍剿、八路軍抗日、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戰功的大元帥，竟然受一群在他出生入死打下的天下享受和平生活的年青人如此凌辱，心中無限淒涼！

另一次是鬥爭趙爾陸。他是開國上將，擔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為我國原子彈的研製和生產做出過重要貢獻。在他遊街的卡車上，那些“革命群眾”一直在高喊“打、打、打，打倒趙爾陸！”口號聲震耳欲聾。很快就傳出了他去世的消息。

紅衛兵開始聯合外單位的造反派揪人到學校里批鬥。一次，著名的全國勞模、清潔工人時傳祥被拉到學校大禮堂批鬥。他是一名出生在舊社會的貧苦人，一位普通的掏糞工人，解放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使他對黨充滿感激。他把掏糞當成十分光榮的勞動，不怕髒、不怕累，“寧願一人髒，換來萬人淨”，在１９５９年全國群英會上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接見。劉少奇握着他的手說：“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就因為這個原因，他被誣為“工賊”、“糞霸”受到批判。我站在台下，看到他雙手被人扭在背後成噴氣式的姿勢挨斗，豆大的汗珠和着眼淚從他古銅色布滿皺紋的臉上滴落在地上，洇濕了一片。聽說，１９７１年他帶着一身傷病被遣送回山東老家，三年後抑鬱而終。

紅衛兵都在忙着造反、串聯，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同學無事可做，於是自發組織起來下鄉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記得一次在順義城關的大營村勞動，同學們分散住在農民家裡。我住的那家貧農有個女兒也是中學生，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卻仍然對我很和氣，這讓我很受感動，還與她保持了一段通信來往。

每天早上出工前，村民都在村口大槐樹下的毛主席語錄牌前集合，向毛主席做“早請示”。一個小腳老太婆來晚了，還認真地向毛主席“請罪”，原來是她的雞圈門沒關好，雞跑出來了，抓了雞，關到圈裡，人就來晚了。等人齊了，小隊長開始帶頭早請示，“毛主席呀毛主席，現在我們向您老人家請示活茬。今天的活茬有搰捋（hulu）苗、耪地。”我強忍着沒敢笑出來，心裡想，毛主席真是日理萬機，連搰捋苗、耪地都要管，太辛苦啦！

多少年後，這個畫面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揮之不去，甚至忘記了是發生在什麼時間？在哪裡？總以為是在夢中。４０年後我在順義參加北京市衛生監督工作會議，順義的監督所長對我說，文革初期我下鄉勞動住在他大姨姐家，她一直記得我，很想再見到我。於是，我們一起驅車來到村里。剛一進村，就看到村口有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槐樹，那情景就和我腦海中的記憶一樣。

我問他，“你們這里有沒有一種農活叫‘搰捋苗、耪地’？”

“有啊！”

“你們村口大樹下原來是不是有個語錄牌？”

“有啊！”

原來那不是夢境，是真真切切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荒誕！如今，這個村莊因為城市發展已經從地圖上徹底消失了。

外出大串聯需要學校開具紅五類的證明，不是紅五類不給開。但我們也很想通過步行大串聯，鍛煉自己，表示我們跟黨幹革命的忠心。於是，我和班裡三個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學，決定去北京郊區順義的焦莊戶參觀抗戰遺留下的地道戰遺址。

那天，我們一大早就到東直門集合，背着背包，沿着公路，向６０公里外的焦莊戶徒步前進。途中，身旁有大轎車經過，司機停下車熱情地招呼我們上車，都被我們拒絕了，堅持自己步行，直到天黑才走到了焦莊戶村。

„„

老三屆

１９６８年是我們入學的第四年，停課已經兩年了，所有的學生都長大了兩歲，卻不知未來將何去何從？弟弟妹妹還一直滯留在小學沒有升入中學。

從暑期開始，班裡個別同學離開學校去部隊當兵了，這是當時的頭等出路，只有少數家長沒有問題的軍人子弟有此殊榮；第二等是留在北京當工人或當老師，除了要求出身好、父母身旁無子女照顧外，名額也非常有限；極個別的同學因為跟隨父母被紅衛兵趕出北京遣返回原籍，悄無聲息地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毛主席發出的動員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到處都是大標語和宣傳口號：“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於是，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在北京的生活很壓抑，我很想離開北京換換環境。

學校開始一批又一批組織下鄉插隊。先是去東北兵團，從小學語文課文里就介紹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挺來勁兒！可是，說是靠近蘇聯邊境，擔心出身不好的人越境逃跑，因此不讓去，只好作罷；第二批是內蒙古，想想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就很誘人！又說內蒙古北鄰外蒙、蘇聯邊境，出身不好的人還是不讓去；第三批是山西雁北的山陰縣，哥哥到陸軍連隊當兵就駐扎在那裡，他來信告訴我，歌詞里唱“人說山西好風光”，真正是天上好風、地上好光，在地上挖個四方的坑就是豬圈，上廁所就蹲在坑角上，到了冬天冷風一吹屁股凍得受不了不說，坑裡的豬順着糞便凍硬的斜坡還一股勁往上竄着要舔屁股，真是太可怕了！於是決定放棄了。

終於，等來了去延安插隊的消息。

媽媽１６歲就離開天津的父母家庭，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隊伍，延安在媽媽心目中是一方聖潔的土地。聽說有去延安插隊的機會，媽媽非常高興，很支持我去。我馬上就報了名，要求去延安！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那天，開赴陝西的知青專列停在北京火車站的第一站台上，家裡的兄弟姐妹都來車站送我。站台上擠滿了送別的人群。很多人在傷心地落淚，我卻滿心歡喜。想也沒想，再成為北京人將是１０年之後了！

如今，人們把“文革”爆發時在校的、本應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畢業的三屆高中學生和三屆初中學生稱為“老三屆”。女附中最後一批女校生——老三屆就此從學校的歷史上淡出了，卻給這所學校的歷史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一頁。

四十年後的追思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校友們的倡議和資助下，一座卞仲耘校長的紀念銅像安放在了實驗中學會議室，銅像大理石底座刻有“卞仲耘１９１６•６•１９—１９６６•８•５”和“原北京師大女附中部分師生敬立”的字樣。遺像旁題寫了兩行醒目的詩句：

黃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綠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

我也參加了捐款並出席了塑像的揭幕儀式，見到了劉進、宋彬彬等文革中女附中的風雲人物，大家都深切悼念在文革中慘死在自己培養教育的女學生手下的卞校長，我也為校長老師遭受毒打時自己的冷漠旁觀而懺悔。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女附中召開了一次老三屆師生見面會，劉進作為女附中文革期間工作組任命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在工作組撤走後，未能有效阻止校園暴力，造成卞校長不幸遇難的八五悲劇，向卞校長、受害的校領導、老師表示深深的道歉。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她也經歷了坎坷的人生，回想自己在文革初期所作所為，她說，“在文革前長期接受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教育，使自己的思想片面僵化，帶有明顯的個人迷信色彩，聽到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毛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趕快把這個壞蛋揪出來，保衛毛主席。”“一次廣場上的大會，一次接見所產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種誘發因素，而十幾年的暴力鬥爭教育，對‘敵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為的思想基礎。”

胡校長的女兒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她說：“我親耳聽到媽媽生前多次表達對文革這一段經歷的看法，她強調的是，那些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文革這麼大的事，組織上要負責任。”

文革風暴是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青年學生作為開路先鋒，從學校推向社會，從城市推向全國城鄉的一場發動群眾參與專政的運動，所有參與其中的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在最高領袖的煽動和蒙蔽下，以其對生命的極端漠視和對法制的

粗暴踐踏把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