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兒得道反咬貓：米洛舍維奇與斯坦鮑利奇

　　不少事實表明，米洛舍維奇對鐵托時代的做法久已不滿。出生於1941年的米氏，父母都是鐵托時代的犧牲品：他的父親斯維托查.米洛舍維奇是一位東正教神職人員，1945年南共在貝爾格萊德掌權不久，他便離開自己在首都郊區的家庭而獨自隱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裡自殺身亡。米氏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共產黨人，於1974年也自殺身死。沒有資料解釋她的自殺原因，但該年正是南共清洗塞爾維亞幹部的潮頭。一些塞族人說是鐵托的政策使他們家破人亡，米洛舍維奇自己倒沒這樣說，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對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響。

　　雖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並沒有影響他從鐵托時代開始從政。在講究人事背景的黨國政治中，米洛舍維奇本來並沒有“出身”優勢。但他的妻子米拉•馬爾科維奇卻出身名門並與黨內高層很熟。通過她的介紹，米洛舍維奇得到了伊萬•斯坦鮑利奇的賞識。

　　斯坦鮑利奇只比米洛舍維奇長5歲，但政治上絕對是後者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鮑利奇是鐵托的老戰友、戰時任塞爾維亞人民解放軍司令員，鐵托死後曾繼任南聯邦主席團主席，屬於最有權勢者之列。小斯坦鮑利奇作為“太子黨”也是“鐵託身邊的人”。但他與當時許多塞爾維亞幹部一樣，對鐵託過分約束塞爾維亞的政策頗有意見，因此與米洛舍維奇一見如故，引為知己。

　　此後在長達20多年間，米洛舍維奇一直追隨斯坦鮑利奇。兩人關係鐵到這種程度：米氏幾乎每次升遷，都有斯坦鮑利奇力排眾議的引薦，而斯坦鮑利奇則多次把自己升遷後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維奇接任。斯坦鮑利奇擔任察爾石油化工公司黨委書記，他把米洛舍維奇召到該公司。斯坦鮑利奇升任塞爾維亞共和國計劃與經濟委員會主席時，米洛舍維奇便接掌察爾公司。斯坦鮑利奇調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國家銀行行長時，米洛舍維奇再次來到他身邊。斯坦鮑利奇當了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便推薦米洛舍維奇當貝爾格萊德銀行聯合會主席。1984年斯坦鮑利奇再升塞爾維亞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薦舉米洛舍維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書記的大位。1986年5月，斯坦鮑利奇改任塞爾維亞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即共和國總統）──他一生最後一個高位時，又把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給了米洛舍維奇。最後，他的塞爾維亞總統位置也由米洛舍維奇接任了。──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不再是他引薦米洛舍維奇，而是米洛舍維奇藉助街頭的“大民主”把他趕下了台。

　　事實上，米洛舍維奇雖然富有演說才能與政治魅力，但因作風粗暴也得罪不少人，更由於他在民族問題上越來越出格的言論屢屢使鐵托傳統下的黨機器大驚失色，因此他的最後幾次體制內升遷，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維奇當選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大會上，米氏開始時曾遭到多數與會者的反對。是斯坦鮑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連續三天作了筋疲力盡的說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維奇在這次據說是“塞爾維亞共產黨歷史上最緊繃的選舉”中以微弱多數勉強過關。

　　然而，這是米洛舍維奇最後一次求助於斯坦鮑利奇了。僅僅兩年後，斯坦鮑利奇就領教了米洛舍維奇“用‘內情外泄’、發動場外示威的手法在許多高層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的厲害。他與黨國體制下“挑選接班人”遊戲的許多失敗者一樣，嘗到了“貓兒對虎把道教，虎兒得道反咬貓”的苦果。

原來，斯坦鮑利奇作為塞爾維亞領導人雖然對鐵托時代“自治省”權利過大不滿，但作為米氏後來抨擊的鐵托時代“機關權勢分子中的遺老”，他基本上還是希望在鐵托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爾維亞極端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早在鐵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護科索沃塞族與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權利，並表示不害怕為此被對手扣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帽子。此後他又在1986年南共聯盟13大上率先提出修憲建議，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權過大”的問題可以在協商的基礎上先在塞爾維亞議會形成決議，提請聯邦議會修改憲法的有關條款，即通過合乎法理的漸進改革方式來解決。但他反對拋開聯邦、由塞爾維亞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對把當時正在興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極端民族主義的群眾性歇斯底里，以免導致鐵托遺產的徹底喪失。

　　而米洛舍維奇呢，他想的卻是藉助塞族人對鐵托民族政策的不滿發動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不但徹底壓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和（伏伊伏丁納的）匈牙利人，還可以順勢把共和國高層那些“因循守舊的老官僚”和“軟弱的機關權勢分子”一鍋端了，來個政治大換血。進而發動塞族“改造”聯邦，清除“袒護”非塞族的領導層，從而使塞爾維亞人不但對下可以擺平科索沃，對上可以控制聯邦，在全南斯拉夫“當家作主”，徹底出出鐵托時代所受的鳥氣。而且憑藉如此功勞，他也可以贏得塞族人的喝彩，從而在即將到來的民主化大潮中頂住自由派的壓力而占據主動。

　　這種實質上是顛覆鐵托體制的大塞爾維亞主義“革命”當然是斯坦鮑利奇無法容忍的。於是這對20多年師徒與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發生塞阿兩族衝突，斯坦鮑利奇向聯邦建議讓米洛舍維奇前去做安撫和調停工作。沒想到米洛舍維奇到了科索沃，卻在塞族大會上發表了震驚全國的“科索沃波列演說”。他批評過去聯邦壓制塞族偏袒阿族，並表示將發動全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來聲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鬥爭，“塞爾維亞人再也不會被別人打敗，他們將打敗別人！”

　　米洛舍維奇的如此作為使許多高層人士怒不可遏。於是在塞爾維亞共盟八中全會上，以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德拉吉薩.帕夫洛維奇為代表的不少人指責米洛舍維奇“輕率許諾激進的解決辦法”。米洛舍維奇則罵帕夫洛維奇軟弱，要求撤帕的職。斯坦鮑利奇這時破天荒地第一次沒有支持米洛舍維奇，而是對兩人進行調解。但是自認為羽翼已豐的米洛舍維奇這次不依不饒，在連續30個小時的會議上沒有占到便宜後，米洛舍維奇竟然讓人在電視台上廣播了會議發生分歧的消息，號召塞爾維亞人起來抗議把他們的利益“出賣給阿爾巴尼亞人”的官僚們。結果在示威群眾包圍下，會議被迫罷免了帕夫洛維奇和所謂保守派的一批領導人，幾天后斯坦鮑利奇本人也被迫辭職。

　　這場近似政變的“逼宮”鬧劇後，斯坦鮑利奇與米洛舍維奇的關係徹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維奇的政策把國家拖入深淵，斯坦鮑利奇逐漸由沉默變為米氏的堅決反對派。十多年前聲稱不怕被對手說成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他，現在公開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義者”。他在貝爾格萊德組織反戰團體，譴責塞族武裝的暴行。更為轟動的是在波黑戰爭期間，斯坦鮑利奇不顧風險，出現在塞族武裝包圍與轟擊中的危城薩拉熱窩，對波斯尼亞人民表示聲援。他被暗殺後，着名學者康斯坦丁諾維奇着文悼念：“感謝這位塞爾維亞賢人，伊萬的血與斯雷布雷尼察（按：慘遭塞軍屠城的波黑城市）兒童的血流在了一起，與武科瓦爾和薩拉熱窩被狙擊手打死的孩子們的血流在了一起，伊萬在這些孩子們中，伊萬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們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鮑利奇出版《走向絕境》一書，他不但嚴厲抨擊米洛舍維奇的幾乎一切作為，也譴責米氏的反對派陣營中那些同樣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只是把米氏當作“前共產黨人”來反的人。斯坦鮑利奇說他的使命是要告訴塞爾維亞人民：“在米洛舍維奇之前，有一個完全別樣的塞爾維亞”，那就是鐵托的南斯拉夫聯邦中和平和繁榮的塞爾維亞。這些話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人對米洛舍維奇斷送“鐵托遺產”的痛惜。但他也談到，正是因為舊體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結構，才使鐵托的一些錯誤無法糾正；人治式的推薦幹部（例如他自己對米洛舍維奇的推薦）之弊，導致不負責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議制和憲政程序欠缺，使得公眾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間陷入怪圈。

　　2000年大選前，對米洛舍維奇和“那些同樣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只是把米氏當作‘前共產黨人’來反的人”都極為不滿的斯坦鮑利奇一度計劃出山參選。他勝出的機會雖不大，但作為左派候選人會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會黨的選票，對米洛舍維奇很不利。於是就在後來導致米洛舍維奇下台的這次大選前一個月，斯坦鮑利奇神秘失蹤。有人看到他被“紅色貝雷帽”綁架。3年後他的遺體被發現，綁架、殺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維奇夫婦。這時米洛舍維奇已經下台並被海牙國際刑庭關押，塞爾維亞法院遂傳訊米氏夫人米拉.馬爾科維奇，後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無法參加此次在塞爾維亞舉行的米氏葬禮。我國一些同情米氏的網民對此十分不平。不能參加丈夫的葬禮當然很不幸，不過塞爾維亞輿論更多的卻是另一種批評，即塞爾維亞現當局實際上無心追究此案，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前共產黨人”司空見慣的內部殘殺，他們關心的只是米氏對非共人士的暗殺。如此看來，斯坦鮑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無論如何，斯坦鮑利奇與米洛舍維奇這兩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體後的政治風雨中都以悲劇告別了人生。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相會時將如何了結那些恩怨呢？

　　“米洛舍維奇狂□”與南聯邦的解體

　　“誰是米洛舍維奇?”──1985年塞爾維亞共盟中央全會會場外許多人問道。在這次塞共和國與兩自治省領導人發生爭論的會上，因斯坦鮑利奇舉薦而新任共盟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的米洛舍維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講博得熱烈掌聲，一顆政壇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維奇在全聯邦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的轉折出現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眾集會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說，掀起了一場全南範圍內塞族、黑山族人聲援科索沃塞族、聲討“聯邦主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並且創造了一種動員數萬塞族群眾在各城市、各共和國間進行大串聯、大“進軍”的運動方式。就在這次風潮中，過於“溫和”的斯坦鮑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眾運動手段一舉推翻，同時倒台的還有帕夫洛維奇等一大批中委。

此後的一年內，群眾性大示威、大串聯與逼迫罷官之風在塞爾維亞全境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領導人由於批評米洛舍維奇，反對煽動、組織數萬名外地塞族、黑山群眾“進軍”伏省首府舉行“抗議阿族迫害”的示威，被米氏動員的群眾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團集體辭職，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的伏省成員克魯尼奇也被罷官。緊接着此風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貝爾格萊德。在導致黑山、科索沃等地黨政議會幾套班子全部大換班之後，米氏又把矛頭指向了全南黨政領導層，包括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舒瓦爾、聯邦政府總理馬爾科維奇、聯邦主席團主席德爾諾夫舍克等。

　　在使聯邦黨政機構癱瘓、從塞共和國、自治省直至市、區各級執行鐵托時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領導幾乎全部換成塞族強硬派之後，米洛舍維奇又想對各共和國下手。他組織了10萬塞族與黑山人發動“向盧布爾雅那進軍”，宣稱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亞人控訴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舉震驚全南！讀者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科索沃與斯洛文尼亞分處南聯邦南北兩端，這次橫貫全南的“大進軍”顯然不僅要衝擊斯洛文尼亞，途經的克羅地亞、波黑等共和國也會受影響。斯洛文尼亞當局立即採取防範措施阻止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維奇狂□”。而塞爾維亞當局則抗議斯洛文尼亞的措施“破壞人權與自由”，並下令塞所有經濟組織與機構和塞人控制的聯邦企業對斯實行經濟封鎖……

　　與此同時，塞爾維亞當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毀1974年聯邦憲法，不與聯邦機構打招呼便廢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權，強行解散並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議會，儘管這屆政府和議會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發動的“群眾運動”中新更換的。這樣對待一個聯邦主體，自然引起了同為聯邦成員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共和國的抗議，引起了馬爾科維奇總理等聯邦領導人的反對。後來斯、克等共和國走向獨立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國“科索沃化”。

　　的確，如果一個共和國能夠單方撕毀聯邦憲法而剝奪另一個聯邦主體的權利，那誰還敢與它聯合?

　　於是短短兩年內，鐵托等老一代南共領導建立的南斯拉夫聯邦土崩瓦解了。客觀地講，導致聯邦瓦解的原因很多，僅就民族主義而論，也是幾乎每個共和國都有，每個共和國都做過有損於聯邦的事。但直接導致聯邦大廈倒塌的，無疑是米洛舍維奇煽起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群眾運動，是米氏對科索沃自治權的剝奪。平心而論，在東歐當時的大氣候下，南聯邦很難避免解體的命運，就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也未能避免這種命運一樣。但它解體得那麼快，那麼殘酷而血腥，則無疑與“米洛舍維奇狂□”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