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維奇是個“運動群眾”的高手。應當說他實際上並不相信什麼自由民主。但如果說到對原來“主義”的態度，則米洛舍維奇與葉利欽一樣都是“主義”的背叛者，只不過他們的背叛朝着兩個方向：葉利欽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維奇走向極端民族主義。而且兩人都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走向權力峰巔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說，“已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領袖的米洛舍維奇”提出了“復興塞爾維亞國家的思想”。米氏“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他把鐵托時代“多年來塞爾維亞民族的冷漠變成了高漲的塞爾維亞熱情”。而鐵托傳統的維護者則對他的行為氣憤萬分。1989年2月南《信使報》刊登了1941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蘇•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開信，信中說：“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你濫用了科索沃塞族人與黑山人的悲慘命運，你抓到政權後就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險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關係，……已把國家推到了內戰的邊緣。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別活動的政策，是反鐵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革命的名義，你下台吧!”

　　當然，“米洛舍維奇狂□”能夠掀起決不能僅歸之於米氏的個人魅力。鐵托時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維繫了40多年的各族團結的同時，也在塞爾維亞人中積澱了強烈的不滿。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東歐劇變，凸顯了舊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在傳統意識形態失去凝聚力的情況下，為了鞏固權力就需要尋找新的合法性資源。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資源只能在兩個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義。在俄羅斯這兩者的代表是葉利欽與日裡諾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則是以舒瓦爾、馬爾科維奇為代表的南聯邦末代黨政領導與米洛舍維奇。當時南共聯盟中央委員德魯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聯盟中央比做兩列開往不同方向的火車，一列火車的火車頭是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舒瓦爾，另一列火車的火車頭是塞爾維亞共盟中央主席團主席米洛舍維奇。

　　與俄羅斯不同的是：在南聯邦由於舒、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鐵托體制下又有民族積怨，於是日裡諾夫斯基沒有成功而米洛舍維奇成功了。

　　米洛舍維奇宣稱：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爾維亞具有最悠久的國家傳統。而在聯邦中，塞爾維亞長期受壓抑、受欺侮、受剝削，而南共聯盟卻對它持漠不關心的態度；1974年聯邦憲法賦予自治省近似於共和國的權利，使塞爾維亞成了唯一一個喪失了必要國家特徵的共和國，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民族主義從來是柄雙刃劍，米洛舍維奇越是強調塞爾維亞在聯邦中受壓，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們在塞共和國中受壓。米洛舍維奇在1991年初聲稱：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則認為所有的阿族人也應當這樣。

　　米洛舍維奇用“群眾運動”一連搞垮了科索沃的兩屆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聯邦議會前議長科索沃代表庫爾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領導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澤伊努拉呼。然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三人可以說都是十分“傳統”的。米洛舍維奇搞掉他們，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國”，並選舉作家魯戈瓦為總統。“巴爾幹的甘地”魯戈瓦堅決主張獨立，但同樣堅決反對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它。但“巴爾幹的甘地”卻沒有遇到“巴爾幹的蒙巴頓”，在長達8年期間魯戈瓦一直呼籲米洛舍維奇對話，卻一直被置之不理，還數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錮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馬齊為首的“科索沃解放軍”便應運而生，他們想用武裝鬥爭來逼迫米洛舍維奇成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這時候米氏縱使願為“蒙巴頓”也難了。

　　“鐵托第二”，還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還有許多人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厭惡米洛舍維奇，是因為他是東歐唯一未垮的“前共產黨人”政權的代表。其實，如果就出身而論，劇變後東歐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前共產黨人”，甚至執政黨也是“前共產黨”的後繼黨。僅就前南地區而論，斯洛文尼亞的庫昌、馬其頓的格利戈羅夫與黑山的久卡諾維奇也同米氏一樣，不僅是“前共產黨人”，而且後兩人也是作為前共產黨的後繼黨(社會黨)候選人當選的。

今天我國一些傳媒說米洛舍維奇是“鐵托第二”。而塞爾維亞公認的第一號“鐵托分子”斯坦鮑利奇卻認為米洛舍維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們看到，米洛舍維奇鎮壓敢於違抗他的鐵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鮑利奇這樣有大恩於他的人，也毫不手軟，至少不比民主國家的統治者手軟。但由於米洛舍維奇領導的社會黨是南共組成中的塞爾維亞共盟的後繼黨，同時也是個年齡結構偏高的“老人黨”，為繼續獲得懷舊老人的支持、維持他日漸減少的組織資源，米洛舍維奇對歷史基本保持低調，並未公開指名罵鐵托或者讚揚切特尼克。這兩個傳統的一些共性（例如它們都排斥憲政民主）也為他提供了模稜兩可的空間。然而在今天的塞爾維亞，他其實無法迴避在這兩個傳統中作出選擇。不久人們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選擇的：

　　2002年８月，米洛舍維奇下台後首次塞爾維亞總統競選活動開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開始想東山再起，指令社會黨再推他為候選人。但選舉委員會宣布，鑑於米洛舍維奇此前已經兩次當選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根據憲法他無權第三次參加競選。社會黨於是改提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扮演瓦爾特的老演員、社會黨人日沃伊諾維奇為候選人。誰都知道，“瓦爾特”形象就是以鐵托為原型的，社會黨顯然是想打“鐵托牌”。不料海牙獄中的米洛舍維奇聽說後大發雷霆，指令社會黨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黨任何人參選，而必須支持塞爾維亞激進黨主席舍舍利作為在野黨的唯一候選人。

　　舍舍利何許人也？他是當今既極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極右翼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領袖。他認為南共時期是塞爾維亞的恥辱，發動過要求平毀鐵托墓的運動。他也是高調讚揚切特尼克、譽米哈伊洛維奇（被南共處決的切特尼克首領）為塞爾維亞民族英雄、自命為其繼承人的角色。他的“塞爾維亞激進黨”原來就叫塞爾維亞切特尼克運動。其民兵武裝的軍服、軍銜與軍徽都仿效二戰時的切特尼克軍隊制式，而其對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殺更與當年的切特尼克一脈相承。在米洛舍維奇與西方惡鬥時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為副總理，形成反西方、鎮壓前南非塞族的“統一戰線”。對此，一般社會黨人是作為米氏的統戰策略來理解的。

　　可是現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會黨的統一戰線，而是要社會黨為舍舍利抬轎子。這自然為一般社會黨人無法接受，如果這樣，已經不太像樣的“鐵托黨”豈不完全變成“切特尼克黨”了嗎？於是塞爾維亞社會黨最高執委會進行表決，以多數票否決了米洛舍維奇的主張，仍決定該黨將從本黨成員中提名總統候選人。社會黨最高委員會隨即批准了執委會的決定。

　　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維奇龍心大怒，他立即從獄中發出指令：解除該黨代主席馬里亞諾維奇的職務，任命貝利察取而代之。並“以黨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組成“塞爾維亞社會黨主席的組織－政治委員會”，以取代黨章規定的領導機構最高委員會。一向屈從於米氏家長淫威的社會黨人忍無可忍，當天日沃伊諾維奇就向媒體發表聲明說：“米洛舍維奇不准提名本黨成員作為塞爾維亞總統候選人，而是讓本黨支持激進黨主席舍舍利參加總統競選的決定，使他同塞爾維亞社會黨產生了距離。”這樣下去米洛舍維奇遲早會與黨分手。8月27日，社會黨最高委員會執委會舉行會議，一致拒絕米洛舍維奇作出的違反黨章的決定。會議指出，最高委員會執委會根據黨章規定尊重米洛舍維奇作出的更換黨的代主席的決定。但是，他擅自組建“塞爾維亞社會黨主席的組織－政治委員會”違反了黨章，“這種在政治和道義上無視黨的領導機構的做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會議呼籲全體黨員在即將舉行的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選舉中堅決支持本黨唯一候選人日沃伊諾維奇。隨即，社會黨第六次黨代會籌備委員會也以多數票表決結果，否決了米洛舍維奇對該委員會主席的任命，拒絕米氏指定的澤切維奇，而民主選舉米尼奇為“六大”籌委會主席。

　　至此，儘管出於對獄中的米洛舍維奇的同情，社會黨儘量給米氏留面子，承認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鐵托第二”，還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經勿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搞垮了鐵托體制，經濟上米洛舍維奇上台後搞私有化也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南國家更積極。早在1992年底，塞爾維亞的3700家公有制企業已有2500家，即2/3，開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進程。到1993年，塞爾維亞已有私人企業95881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4.8%。人們很少提到塞爾維亞搞“休克療法”，那是因為戰爭與制裁帶來的困難掩蓋了轉軌的“激進”。實際上許多觀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戰爭之前，塞爾維亞的私有化進程一直遙遙領先於據說是“親西方”的克羅地亞與斯洛文尼亞等國。

　　邀寵不獲的“反美鬥士”

　　米洛舍維奇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但是，正如合理的個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維護“群己權界”的制度規範來保證一樣，民族、國家（國民）的真正利益並也不是靠什麼“主義”、而是靠維護國民權益的民主制度來保證的。不管米洛舍維奇的民族主義主觀上是否真誠，客觀上他的統治不僅傷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傷害了塞族。今天塞爾維亞執政的是米洛舍維奇的反對派，他們正如斯坦鮑利奇所說，是“同樣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只是把米氏當作‘前共產黨人’來反的人”。但是由於後米洛舍維奇時代塞爾維亞憲政民主進程的推進，“民族主義造成民族災難”的危險降低，而民族主義與國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維奇時代，非塞族的人權和利益受踐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實上也必須服從米氏的個人權勢欲，並沒有真正的“神聖”可言。

　　與所謂米氏是“反美鬥士”的宣傳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維奇不僅沒有表現出一點反美反西方的樣子，而且還指望美國能為他搞獨裁撐腰，因此一度成為整個東歐最親美、親西方的領導人。當南聯邦解體、米洛舍維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時，他不僅推舉着名的親美政治家喬西奇為首任總統，甚至還專門從美國請回了美籍塞爾維亞富豪米蘭.帕尼奇來擔任總理。儘管實權仍在米洛舍維奇手中，但是讓一位美國公民當本國總理仍然堪稱奇觀。當時在東歐，外籍人士參加競選的還有加拿大籍波蘭人蒂明斯基競選波蘭總統但並未成功，只有在米氏專權的塞爾維亞真能辦成這種事。

當然，米洛舍維奇這樣做只是為了向美國和西方示好，他不會把自己的權勢真的交給別人，不管這個別人是美國公民還是塞爾維亞公民。後來米氏發現討好美國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國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卻並未終止。科索沃危機爆發後，面臨西方軍事干預的強大壓力，米洛舍維奇轉向俄羅斯一面倒，不僅提出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南聯盟三國結盟，最後甚至建議三國爭取合併為“俄白南聯邦”。儘管當時俄羅斯基於傳統聯繫和現實地緣政治利益需要而堅決反對西方干預，但俄輿論對米氏的人權與民族政策、乃至對米氏的為人也批評頗多，不願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對抗。因此任憑米氏投懷送抱，俄羅斯始終坐懷不亂。然而從另一方面講，如果俄羅斯接受了這種建議，塞爾維亞乃至“南聯盟”還有獨立、主權可言嗎？“俄白南聯邦”不會把首都設在貝爾格萊德、讓塞爾維亞人當總統吧？對於這樣一個為了維護自己的權欲，今天可以請美國人來當總理，明天可以把整個國家都送給自己的庇護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義信仰”再虔誠（我們姑且相信米洛舍維奇真的認為他與塞爾維亞二位一體，保住他就是保住塞爾維亞），能相信他的無限權力真的有助於民族利益的增進嗎？

　　米洛舍維奇不是鐵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對他之前也完全談不上反美反西方。至於說他是民族主義者，那麼親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義者”多了，例如至少在“鐵托分子”斯坦鮑利奇看來，米氏的反對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圖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義者嗎？還有人說塞爾維亞作為東正教民族與西方有“文化衝突”，這更是不經之談。在前南爭端中受到西方保護（塞族人認為是“袒護”）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蘭阿爾巴尼亞人與“西方”的文化差別，難道不比同為基督徒的塞爾維亞與“西方”的差別更大嗎？還有更為奇怪的說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詞在古代西語中有“奴隸”詞義，於是說西方反塞爾維亞就是因為他們對斯拉夫人有種族歧視，企圖把後者當奴隸役使。其實拉丁語slave一詞有奴隸之義固然是常識，也的確與古羅馬人以斯拉夫俘虜為奴有關，但羅馬人抓異族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盧人等，用這個概念來套今天的國際關係，等於說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當然也包括塞爾維亞人都當奴隸來役使，能有比這更荒唐的嗎？前南問題上與“西方”站住一邊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黑穆斯林、馬其頓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亞等國不都是斯拉夫人國家嗎？西方為什麼就不去“奴役”他們──或者他們為什麼就不反抗“奴役”？

　　可見用意識形態與冷戰思維來圖解國際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麼為什麼米洛舍維奇會與“國際社會”發生如此嚴重的衝突？這說來話長，應該是我們另一篇文章的內容。這裡要說的只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當然不是什麼“理想”政治，但也已經不是“炮艦政策”、“蠻族征服”和“春秋無義戰”的時代。道義與利益，強權與公理，都是國際政治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因素。也許“雙重標準”這一概念比較近於現實：它意味着國際政治不是毫無道德標準的“戰國”遊戲，但是大國實力與利益的因素也使得這些標準在實踐中還無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維奇的所作所為、乃至比米洛舍維奇更惡劣的所作所為如果發生在非洲也許就會被忽視和姑息（正如在盧旺達、剛果和蘇丹等地發生的事一樣），但在歐洲人們就難以容忍。這種“雙重標準”當然令人遺憾。但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發生的罪惡也能夠像在歐洲那樣得到制止，還是努力使歐洲發生的罪惡也能夠像在非洲那樣得到姑息？

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