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儒教資本主義的反思——《國權與民權的變奏》翻譯之緣起



作者：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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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譯這本書，還是在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時，興起了“文化熱”，文化反思、文化比較成了顯學，言必談“文化”，談得頭昏耳熱之餘，冷靜地一想，還是讀讀書吧。所以，在“文化熱”中，我沒有熱起來，選了兩本日文書，就開讀了。
其中一本，《文化類型學》，高山岩男著，是我導師劉澤華先生推薦的。劉先生從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出發，確認中國文化為政治文化，中國文化的質是王權主義，而高山岩男在談到中國文化類型時，也把中國文化看作政治文化。
而另一本，就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松本三之介著，是我自己選的。我很喜歡這本書，一來喜歡他的風格，簡明扼要的寫法，平易近人的敘述，顯示了日本文化的“簡潔心”和“市民心”；另外，我也贊同他的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可以說是從市民生活出發的自由主義，他用這樣的眼光來看明治時代，指出了以國家主義、平民主義和個人主義三位一體的明治精神的缺失，他看得很準。
我以為，他的思想在中國有現實意義，他有許多觀點值得我們借鑑，例如，他指出，以儒學為根柢的武士道，是明治精神的脊梁，當武士在文明開化中向紳士轉變時，儒學也開始走向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走向國家主義的儒學發展為儒教資本主義，而走向民主主義的儒學，走到個人自由時就裹足不前了。後來，明治精神如痴如醉，全面走向軍國主義，這一點，能否歸咎於儒教資本主義？
這是當時我所關心的問題。因為八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蹟和東南亞經濟起飛，都被歸結為儒教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與儒教倫理，儒學與現代化的話題下，新儒學再度崛起，他們從儒教資本主義里，找到了儒學現代化的依據，堅信不僅從儒教裡面能發展出資本主義，而且從儒學裡面還能發展出自由主義。
而我對於新儒學的懷疑，除了基於“中國政治思想史”，再就是所謂“日本奇蹟”。我一直以為，談中國文化不能繞開“王權主義”，談“日本奇蹟”不能不談軍國主義，而談軍國主義，同樣繞不開儒教資本主義和武士道的根柢。正好松本三之介先生的《國權與民權的變奏》回答了我思考的問題，於是，我將書借來，一邊讀，一邊譯，然後，將自己的心得寫成一篇長文“論明治精神的構造——走向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儒家精神”，對自己這一段時間的思考作了交代。
然而書的出版卻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擱下了，一擱就是十幾年。這十幾年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儒教資本主義的“天下”，從經濟奇蹟變成經濟泡沫，真是恍若隔世。尤其是日本，從一度叫囂“收購美國”，“給自由女神穿和服”，到企業紛紛破產，金融體系推倒重來，日本再一次被擊倒了。
但是，我堅信，被擊倒的不是它的自由經濟制度，而是盤踞在制度里的儒教幽靈，一旦幽靈被擊出了竅，日本還會重新站立起來，創造新的奇蹟。
在這場世紀末的東西方經濟大戰中，自由主義打敗了儒教，就像一百多年以前那樣，歷史以喜劇的方式重演了一遍，儒教之弊也重現出來。它從制度內部導致官商勾結，從而破壞制度；它用“天下觀”，動搖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
在我個人的經驗里，當一個商人不老老實實的做生意，而以“儒商”自居時，多半就要出問題。因為“儒商”這塊招牌，在市場上是沒什麼用的，可是在官場上卻能呼風喚雨，在官場壓倒市場的經濟形態里，“儒商”也就大行其道了。
可是，市場畢竟有其自身的規律，無論官、商如何勾結，也不能取締經濟規律，經濟規律的作用一旦顯現出來，大至國家，小到個人，都要出問題。
松本三之介先生，以一個學者的訓練有素的眼光，看到了日本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他在本書裡，談的雖然是明治精神，可那裡面卻包含了日本國家的理想，那理想不僅照亮了明治時代，還指引着此後的昭和時代，不僅給日本民族帶來過福音，還給其他民族包括它自身都帶來了災難。以後呢，還會帶來什麼？
當然，松本先生的反思還沒有涉及到世紀末的經濟大戰，但他指出的明治精神的構造，不僅為我認識日本明治時代至“二戰”的歷史，而且為我理解世紀末的經濟大戰指引了門徑。本書的譯作，已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作為譯者，我欣慰之餘，更希望本書，能為我們當前了解日本的國家主義，有所裨益。